全球史與跨國史：法國革命研究的新動向
摘要
新世紀以來，全球史與跨國史的範式被應用於法國革命史研究，相關成果層出不窮，為學術傳統悠久的大革命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與跨國史視野下的法國革命史研究側重從全球經濟的發展、殖民地與法國本土的互動、帝國間的全球競爭、跨國啟蒙運動等角度探討革命的起源以及發展動力問題。在20世紀後期的革命史學中，以經濟與社會因素為中心的正統派逐漸讓位於強調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現的全球史與跨國史範式，在保留政治與文化因素的同時，試圖在更廣闊的空間內重新考察經濟與社會結構問題之於大革命的意義。本文通過爬梳相關著述，探析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起源學說，解讀殖民地與大革命的關聯，歸納全球轉向下不同法國革命史研究路徑的特徵與得失。
【關鍵詞】全球史 跨國史 法國大革命 大西洋革命
作者簡介：龐冠群，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法國史。
本文原載於《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01期，注釋省略，感謝龐冠群老師的授權！
林?亨特（Lynn Hunt）
新世紀以來，法國革命史研究領域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向，其中頗為引人矚目的是，冠以「全球的」、「跨國的」、「大西洋的」等修飾語的著作、論文以及文集日益增多。同時，林?亨特（Lynn Hunt）、傑瑞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和皮埃爾?塞爾納（Pierre Serna）等一批頂尖的法國革命史專家，積極嘗試以全球的或跨國的視角考察法國革命。可以說，全球史與跨國史已經成為推動法國革命史這一傳統研究領域向前發展的新動力。對於大革命史研究的這種新取向，一些歐美史學家已經著手進行討論與反思。2013年，法語期刊《法國革命史年鑒》刊發了訪談文章「全球轉向之際的法國革命」。文中，法國學者卡里納?朗斯（Karine Rance）與四位關注全球視野下法國革命史的歐美專家切磋交流。 五位學者著重討論了「全球轉向」究竟為大革命史研究帶來了哪些新進展，同時探究帝國史、殖民史對此的影響以及全球視野下的革命史分期問題。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法國史專家大衛?貝爾在《法國歷史研究》雜誌上刊發評論文章「質疑全球轉向：以法國革命為例」。 作者要給過熱的「全球轉向」降溫，並批駁了傑瑞米?波普金和皮埃爾?塞爾納等人研究中的一些具體觀點，他最後指出全球視角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法國革命的諸多層面，但其他研究路徑依然重要。這股潮流很快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 在此，筆者力圖通過閱讀新近出版的相關著述並結合自身對於法國革命史學史的積累，嘗試探析在法國革命史學傳統內部生成這一轉向的根本動力，梳理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起源學說，解讀殖民地與大革命的關聯問題，歸納全球轉向下不同革命史研究路徑的特徵與得失。
一、「全球轉向」
與法國革命史的範式轉換
大革命時期法國疆域圖
隨著當代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歷史學者希望從具體的歷史層面理解全球化進程。在這一背景下，作為傳統國別史研究的法國史出現了歐洲化、跨國化以及強調大西洋視域的新傾向，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研究即充分體現了這種傾向。 以全球或者跨國視角考察大革命並非是對於學術時尚的簡單跟進，而是滿足了法國革命史內部範式更新的迫切需求。
關注這一領域的同行都知道，以喬治?勒費弗爾、阿爾貝?索布爾等法國史家為代表的法國革命史的正統派，用社會、經濟的因素來解釋革命。20世紀中後期，在英美以及法國內部出現了挑戰正統研究的修正派，他們強調「法國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導致社會結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產生政治後果的社會革命」。對於法國修正派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孚雷（又譯傅勒）而言，政治在大革命中居於核心地位。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修正派已經成為新的正統，並在「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的影響下發展出了曾長期支配法國革命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路徑。深受孚雷影響的美國歷史學家基斯?貝克（Keith Baker）和林?亨特，在建立這一研究路徑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種研究路徑關注的不再是經濟與政治領域實際存在的複雜關係，而是抽象的公共輿論、政治話語和社會想像等問題。政治文化研究為大革命以及舊制度研究注入了活力，但是也日益顯露出局限性。其中，最大的缺陷在於對經濟與社會維度的忽視。面對這樣的問題，一些研究者倡導綜合不同的研究路徑。比如，美國著名的大革命史專家蒂莫西?塔克特試圖將社會經濟因素與文化史的視角相結合來考察革命政治文化的形成。
世紀之交，美國的法國史學界明顯感受到了範式危機。1997年，傑伊?M.史密斯撰文批評基斯?貝克那種注重語言分析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徑，並將之歸結為「語言的遊戲」。 蘇珊娜?德桑坦言，經典的社會史沒能捲土重來，孚雷的路徑亦不能繼續支配這一領域，法美兩國均未產生法國革命史的新範式。 芝加哥大學的簡?戈德斯坦甚至認為，新世紀之初並非研究法國革命的大好時機，此時的大革命史學缺乏明確的方向。 與此同時，戈德斯坦也為美國的法國史研究者指明了前景：將法國史放置在更廣闊的世界中進行考察。
儘管正統派與修正派存在研究路徑上的顯著差異，但是他們基本上都從法國歷史中挖掘革命的根源，並不認為一系列革命事件深受外部世界的影響。唯一的例外是，20世紀中葉，也可算作修正派的帕爾默（Robert Palmer）與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觀點。他們認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西洋兩岸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共同構成了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但是，這一理論當時被視為冷戰的產物，在隨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被人遺忘。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林?亨特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倡導法國革命史的全球轉向。這一趨勢在進入21世紀後愈加明顯，其中北美的法國史專家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原來致力於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些學者轉而探討全球史與跨國史視野下的革命史。這一轉變克服了法國革命史研究的兩個缺陷：其一，不必像正統派和修正派那樣，或強調經濟趨向與社會結構，或聚焦於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而是將二者融合於全球史的框架之下；其二，改變了僅關注法國革命的世界影響，而否認革命起源與動力之國際維度的做法，真正多層次地展現了作為世界性歷史事件的大革命。
二、從全球因素
看法國革命的起源及動力
革命起源問題一直是大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先後出現了討論大革命思想起源、政治起源、經濟起源、文化起源以及宗教起源的著作，但是這些研究都是從法國內部看問題，基本不考慮外部因素。近年來，從外交關係、「原初全球化」（primitive globalization）等角度探討革命起源與動力的著述為革命史增添了新意。
01
外交與內政
美國歷史學家拜萊?斯通在前人所做的外交史研究的基礎上，推出了兩本著作：《法國革命的誕生：一種全球-歷史的解釋》（1994）、《重新解釋法國革命：一種全球-歷史視角》（2002）。 這兩本書大致的觀點為：大革命的爆發以及隨後跌宕起伏的十年乃是國際與國內政治壓力交相作用的結果。斯通將地緣政治與社會、政治層面的因素綜合在了一起，指出大革命的降臨一方面是政治、社會、思想文化長期演進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因為絕對君主制無力滿足其精英在國際舞台上大顯身手的野心。與斯通一樣，澳大利亞學者傑里米?懷特曼也認為，要理解革命起源需要關注內政與外交雙重壓力的共同作用， 不過他更強調革命初期內政與外交決策層面呈現出的不同面貌。2003年，懷特曼推出了《改革、革命與法國的全球政策，1787-1791年》一書。在此，全球政策不僅包括對外政策，「也包含大西洋範圍內的海事、商業與殖民政策」；該書致力於解讀決策者們的所思所為，而不是探討公眾輿論發揮的作用。 這樣的研究目標決定了懷特曼不會從政治文化的路徑探究大革命與法國的國際抱負之間的聯繫，而更多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詳審細察。作者認為，「法國人對於國際競爭需求的回應，在促進與塑造1789年革命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懷特曼的研究表明，在外交事務、殖民政策與貿易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大多數代表了解國家的實質利益，他們講求實際，甚至是頑固的現實主義者。 革命初期，制憲議會在全球政策上儘管進行了一些調整，但大體上與舊制度末年保持了連續性 ，與大膽的國內政策形成了鮮明的比照。這一研究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法國革命的激進性問題，同時也修正了托克維爾所塑造的革命精英的經典形象：一群缺乏政治經驗、抱持啟蒙觀念的理想主義者。
《改革、革命與法國的全球政策，1787-1791年》
全球經濟與革命起源
02
2010年，美國學者保羅?切尼出版了《革命性的商業：全球化與法國君主制》，此書將啟蒙運動思想史、大西洋經濟史和法國革命史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作者的核心觀點如下：18世紀，基於殖民地種植園制度與大西洋貿易的「原初全球化」，對於法國既定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結構形成了挑戰。在這一背景下，以孟德斯鳩為首的一些關注經濟問題的學者發展出了一種「商業科學」（science of commerce），它旨在使建立在商業基礎上的新政治秩序與具有法國特色的政體、社會結構與習俗相調和；換言之，它力圖令法國從新的財富增長中獲益，同時限制其導致的革命性後果。 然而，法國的君主制度無力實現這樣的調和，法國大西洋經濟增長所引發的矛盾推動了1789年革命的爆發以及1792年立憲君主制的倒台。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切尼明確指出，在革命史研究中，往昔割裂政治與社會的做法以及片面強調抽象話語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徑都是錯誤的，而其作品則實現了對經濟、思想、政治與社會層面現象的整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過研究大西洋經濟、殖民地事務，切尼為資本主義發展與大革命的關聯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
《革命性的商業：全球化與法國君主制》
蘇珊娜?德桑與林?亨特共同主編的論文集《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2013年），也同樣關注全球經濟的早期發展如何導致了大革命並塑造了革命的動力。其中，邁克爾?克瓦斯的文章「全球性的地下活動：走私、叛亂與法國革命的起源」可謂獨闢蹊徑，將看似不相干的全球貿易、武裝對抗以及制度改革問題勾連到了一起。 作者指出，隨著法國政府對於全球貿易的控制，出現了大量以走私新大陸煙草和印度棉布為主的非法經濟活動，一些走私團伙甚至全副武裝，它們與被君主賦予監管權力的包稅公司發生了激烈衝突。由走私活動引發的暴力反叛，在舊制度最後幾十年廣泛存在，直接挑戰絕對君主制的重要支柱——包稅公司。這些反叛活動引起了啟蒙精英的關注與思考，他們力求改革國家的重要制度。由此，克瓦斯認為，國王政府積極投身的世界貿易，卻導致了民眾的抗議，削弱了制度的合法性，促進了革命的來臨。
《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
03
財政危機的跨國因素
在《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文集中，林?亨特發表了「1789年財政問題的全球起源」一文。 眾所周知，法國政府因支持北美獨立戰爭致使國庫嚴重空虛，其財政危機具有國際因素。不過在具體研究中，學者關注的仍是赤字規模、債務償還能力以及稅收改革等內部問題。亨特則把財政問題放置在法國全球商業擴張的進程中來考察，發現法國財政危機的核心問題並不是赤字規模過大，而是政府對控制借貸成本無能為力，法國政府的借貸利率明顯高於英、荷政府。她指出，存在「兩個相交叉的全球進程改變了政府的財政」：18世紀後期的法國正致力於擴張其全球商業帝國，結果「越來越依賴國際資本市場為實現其野心甚至日常運轉提供資金」。換言之，一方面，法國政府深信建立全球商業帝國有助於增強國力；另一方面，由於越來越多地從國際債權人手中借款，「政府失去了對於財政的控制能力」。
1790年發行的紙券
啟蒙與革命觀念的跨國起源
04
從全球視角考察革命起源，並非僅關注外交、經濟、財政等領域，而忽視文化與思想領域。林?亨特通過研究人權的觀念，發現法國革命精英對於人權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法、美之間思想觀念互相交流傳播的結果。她指出，「關於個體自治、人的身體不應受到侵犯等新觀念，是在18世紀60年代以後於大西洋世界形成的」，法國的盧梭、伏爾泰、義大利的貝卡利亞、英國的普賴斯、美國的傑斐遜都參與了交流和傳播。 同樣，大革命中頒布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從德意志、荷蘭、瑞士、義大利思想家的作品中汲取了養料。 亨特的研究反映出，啟蒙運動有其國際維度，大西洋兩岸的知識精英、閱讀公眾廣泛參與其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安妮?茹爾當最近也撰文展現了這一景象，她尤為重視來自小國的革命流亡者對於巴黎政治精英的影響。根據茹爾當的研究，大革命前夕，一大批在日內瓦、荷蘭等地發動革命失敗的「愛國者」流亡到了法國（僅來自荷蘭的「愛國者」就有4000人左右），與米拉波、布里索等人形成了思想交流的網路，他們敦促法國人設計新憲法，甚至起草革命計劃。
威廉?馬克斯?尼爾森考察了革命中的一個核心觀念「再生」，認為此觀念的形成與法國殖民史密切相關。依作者之見，革命政權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便是，「如何改造人民使之能創造出革命領導人想見的那種嶄新的未來？」 在革命爆發之時，法國各地在語言、法律、習俗等方面存在著深刻差異，因此，「革命領導者希望找到一些方法來培育革命新人」，從而將法國人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一個更加均質化、更為統一的民族。 在此方面，許多政治精英從產生自殖民地的觀念與實踐中汲取經驗。比如，在18世紀末，一些學者提出通過跨種族通婚的方式改良殖民地的人種，並將其視作「再生」問題的一部分，關於人之「再生」觀念正是伴隨著這樣的討論進入到革命政治話語之中。
綜上，要理解法國革命的起源及發展動力，不能僅在法蘭西的疆界之內探析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與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實際上，複雜的外交問題、新興的全球經濟、各項殖民地事務以及跨國傳播的思想觀念，與內部因素相互交織，共同推動了革命的降臨並塑造革命的動力。
三、邊緣與中心：
殖民地和法國革命的互動
《黑皮膚的雅各賓派》
對於法屬殖民地以及海地革命的考察，原本屬於法國殖民史的研究範疇 ，這是一個單獨的研究領域，很少引起法國革命史專家的注意。在海地革命研究領域，早就有學者思考殖民地的革命與法國革命的關聯問題。1938年，C. L. R. 詹姆斯出版了《黑皮膚的雅各賓派》一書，作者將聖多明各的起義放置在法國革命的背景中考察，並且指出法國的革命者在面對殖民地黑人時並沒有真正遵從自由、平等的革命理念，倒是受壓迫的黑人們為了革命理念而奮鬥，從而推進了法國本土在自由、平等價值觀上的發展。 法國學者伊夫?貝諾於1988年推出了《法國革命與殖民地的終結》，力圖證明殖民地的奴隸制問題在法國革命的政治中頗為重要。 這本書出版於大革命二百周年前夕，但是當時並未受到法國革命史專家的關注。那時，無論是正統派還是修正派都認為殖民地問題對解釋法國革命而言無關緊要。
自20世紀90年代以降，由於受到移民問題、種族問題的困擾，關於革命時代的加勒比海殖民地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同時，對於海地革命的分析也成為全球史維度下法國革命研究的重要分支。研究者們不僅關注法國革命對於殖民地的影響，而且更側重考察奴隸制問題、殖民地騷亂在大革命的政治討論中所佔據的位置。
海地革命，1790-1804
這種研究路徑，首先突出加勒比海殖民地在法國舊制度末期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革命前夕，法屬加勒比海殖民地總共約有70萬奴隸，這與當時整個美國的奴隸數量相當。 其中，聖多明各是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1789年時有50萬奴隸，全世界近一半的蔗糖與咖啡都是在這裡生產的，這兩樣商品正是啟蒙社交生活的必備之物。 除了糖與咖啡，殖民地還出產靛藍和棉花等產品。這些產品向宗主國法國出口，然後殖民地的生產者通過宗主國的批發商從宗主國進口手工製品、葡萄酒和白酒。這一體系對於殖民地的大地產者不利，他們要以高價購買需要的用品，低價出售自己的產品。 這樣的經濟紐帶是我們理解殖民地與法國革命之關聯的重要背景。
傑瑞米?波普金尤其強調殖民地問題對於大革命的影響，他斷言，「殖民地，尤其是聖多明各，在法國革命戲劇中的每個部分都出現了」。 為了釐清大革命起源問題中的殖民地因素，波普金撰文闡述了聖多明各的奴隸制與法國革命緣起之間的關聯。他指出，在1787-1789年間，「關於殖民地權利和奴隸制的辯論是那些導致大革命的種種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波普金的研究，七年戰爭之後，法國殖民地的居民像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一樣，變得越來越憎惡宗主國的統治，1768-1769年間聖多明各便爆發了一場起義。從1787年初至1789年中葉，加勒比海殖民地（尤其是聖多明各）成了騷亂的中心。在這種背景下，法國誕生了廢奴主義運動，它挑戰了許多貴族與資產階級精英從中受益的殖民地奴隸制度問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1788年成立了黑人之友社（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其成員包括布里索、孔多塞、米拉波、格雷古瓦神甫等革命中的風雲人物，他們大量討論殖民地地位問題、奴隸貿易以及奴隸制等問題。在波普金看來，「革命前夕對於奴隸制的批判實際上為以自然權利為名的政治鼓動樹立了一個重要的範例」，黑人之友社也成了大革命民主政治的重要典範。
1788年法國成立的黑人之友社
波普金展現了法國革命精英對於殖民地問題的關切，洛朗?杜布瓦則表明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反叛賦予宗主國的權利觀念以新內容，並塑造了法蘭西的共和主義。杜布瓦對被忽視的瓜德羅普起義進行了微觀研究，同時以聖多明各的發展為參照，從而揭示殖民地奴隸向公民轉變的歷史進程。杜布瓦指出，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既肯定了自由這一自然權利，同時也捍衛了私有財產權，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業主以奴隸為其私人財產，因此，賦予奴隸個人自由則違背了業主的財產權。在革命時代，鮮有法國白人準備立即給予奴隸全部的公民權，即使孔多塞對於無條件的立即解放奴隸的方案也持保留態度。殖民地奴隸的抗爭，則改變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使之具備了普世主義的特徵。
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波普金與杜布瓦研究側重點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體現了學界對於法屬殖民地廢奴問題的不同判斷：有人認為1794年國民公會宣布廢奴乃是法國革命中的英明決策；也有人認為法國的共和派也依然懷有種族主義觀念，只有聖多明各和瓜德羅普的黑人真正塑造了普世主義的公民權。其實，正是法國革命精英與殖民地起義的奴隸共同推進了廢奴主義觀念的發展，並且鍛造了更為豐富的人權觀念。
戰爭是法國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人們對於革命戰爭的印象往往局限於革命軍與拿破崙軍隊在歐陸的南征北戰，其實發生在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戰爭也相當重要。比如，在聖多明各，杜桑?盧維杜爾的軍隊牽制住了10萬英軍，這影響了其他地方戰爭的進程；又如，當拿破崙的軍隊遠徵聖多明各並欲重新確立奴隸制時，這支軍隊首次在陸地受挫。
在全球視野下，加勒比海殖民地以及海地革命等問題被從邊緣推至了中心。其中奴隸制與公民權等議題是法國革命精英們反覆討論的對象，甚至是在不同政治派別之間製造分裂的因素。 由此來看，殖民地的發展對於理解法國革命絕非無足輕重。不過，片面誇大殖民地問題在大革命進程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取的。大衛?貝爾針對這一傾向指出，1789年時議會代表要關注的問題很多，包括穀物價格、鄉村與城市的暴力、內戰的危險、權利宣言等等問題。這一年，議會辯論中提及聖多明各204次，但是穀物問題被提及千餘次。 阿蘭?福瑞斯特也斷言，「奴隸制從來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問題」。 由此可見，在承認大革命進程中殖民地與法國本土存在互動的同時，應客觀地認識哪些為關鍵問題、哪些為次要問題。
四、全球視野下
法國革命史研究的不同路徑
雅各賓俱樂部的集會
全球轉向影響下的法國革命史學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徑，有的翻新了大西洋革命的研究，有的從原初全球化的概念出發討論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有的在帝國危機的研究框架內考察。不同的研究路徑側重點不同，但是彼此之間又有交叉和關聯。
01
大西洋革命的研究路徑
杜布瓦認為，C.L.R. 詹姆斯憑《黑皮膚的雅各賓派》一書成為以大西洋維度研究法國革命的先行者。 上文所介紹的立足加勒比海殖民地反觀法國革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賡續了詹姆斯所奠定的研究，同時也構成了今日大西洋革命史的重要分支。如前所述，大西洋革命的論斷是由帕爾默和戈德肖於上世紀中葉率先提出的，他們認為大西洋革命是一場在西方世界傳播自由、民主觀念並且展開實踐的運動。其中美、法兩國的革命為大西洋兩岸的一系列劇變樹立了典範。 因此，他們筆下的大西洋革命更像是一場民主革命的單向傳播史，並不關注大西洋不同革命之間的相互交流與碰撞，更沒有注意到海地革命之於法國革命的意義。
2004年，安妮?茹爾當推出了《大革命，一種法國特殊論？》一書，作者將法國革命放置在歐洲乃至大西洋革命的背景下考察，否認了被前人過分強調的大革命的特殊性。 如果說帕爾默與戈德肖比較重視大西洋兩岸革命的相似性，那麼茹爾當則更強調不同革命之間的差異性。她通過比較研究，試圖證明一系列複雜的結構、局勢，創造了不同的革命進程與相異的結局，儘管各個革命存在相似的目標和意識形態。2009年，維姆?克洛斯特出版了《大西洋世界的諸革命：比較的歷史》。 作者把英、法、西班牙等帝國之間的戰爭作為大西洋革命的重要背景，在這一背景之下勾勒出美國、法國、海地以及西屬美洲的革命，並且比較了四場革命的起因、模式與遺產。帕爾默認為大西洋是自由民主的搖籃，突出革命的民主性質。克洛斯特則認為民主概念不是考察大西洋革命的恰當工具，這四場革命都並非致力於創建一個民主的社會，儘管在這些革命期間引入了民主的實踐。
安妮?茹爾當《大革命，一種法國特殊論？》
帕爾默筆下的大西洋革命主要是一場思想與政治運動，而今天的大西洋革命研究路徑則更為強調經濟因素。茹爾當把大西洋世界的革命置於商業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張力之背景中。杜布瓦在論述法國革命是一場大西洋革命時更是表明，150年的大西洋貿易的發展塑造了18世紀的經濟世界，大西洋經濟的發展深深影響了波爾多、南特、拉羅謝爾等港口城市，改變了法國的社會與經濟生活，進而推動了革命的發生。 由此可見，以大西洋革命的視角研究法國革命貌似重拾帕爾默的學術傳統，但實際上今天的做法與上世紀中葉有了很大的差異。
現代早期全球化的研究路徑
02
在法國革命史的全球轉向中，德桑與亨特等人強調，大西洋革命過分局限於地理概念，18世紀的商業、財政與殖民化發展是在全球而非僅在大西洋範圍內發生，法國革命的先決條件必須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探索。 前文提及的保羅?切尼的《革命性的商業》一書也頗為倚重「原初全球化」的概念。德桑等人編纂的文集《全球視野下的法國革命》便主要側重考察法國對於「現代早期全球化」（early modern globalization）的參與。 此文集的導論指出，各篇論文表明，「法國革命的起因、內在動力、後果都與法國參與全球化進程有關」。 編者還認為，如果不涉及法國對於全球性經濟交流和世界範圍內的地緣政治競爭的參與，便無法解釋法國革命。 由此可見，這種研究路徑強調，大革命與現代早期全球化的聯繫貫穿整個革命進程，而且最為重要的聯繫是經濟交流與政治競爭。的確，法國革命爆發的主要背景是18世紀中葉的七年戰爭，這場戰爭本質上是英法兩國在歐洲、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等地的殖民衝突與貿易競爭。同時，正如阿蘭?福瑞斯特所說，大革命期間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長期鬥爭的延續。 因此，可以說，英法兩國在參與現代早期全球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乃是推動法國革命的動力之一。不過，此研究路徑的最大缺陷恰恰在於現代早期全球化等概念本身。關於全球化的定義、起源時間以及分期問題，研究者們存在嚴重分歧。論者邁克爾?朗認為，研究現代早期的學者們沒有令人信服地論證這一時期全球體系的存在。
03
全球帝國危機/革命的研究路徑
第三種研究路徑著眼於所謂全球性的帝國危機或帝國革命，並將法國革命置於這一背景下加以考量。克里斯托弗?阿蘭?貝利率先提出，1720至1820年間出現了全球性的危機，世界上的主要王朝都經歷了危機，這一世界性危機是各國的軍事需求與財政能力之間日益失衡造成的；軍事與財政之間的尖銳矛盾首先出現在西亞和南亞的多民族國家，1760年後這種危機在西歐與北美殖民地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因此產生了「革命會集」（converging revolutions）的現象，最終改變了全球秩序。 約翰?達爾文也認為，1750至1830年間各大洲長期存在的平衡狀態被歐亞大陸的革命一掃而光，而且這種地緣政治的地震不僅發生在歐亞國家，而是波及全世界。 2010年出版的由大衛?阿米蒂奇等人編輯的文集《全球語境中的革命年代（約1760至1840年）》，受到了上述全球危機理論的啟發，認為所謂的 「革命年代」成了「帝國革命的時代」，它應被理解為「一種複雜的、廣闊的、相互關聯的，甚至是全球的現象」。 依此觀點，法國革命是全球帝國危機的一個案例，要更好地理解法國革命，需要將其與同時代的革命及反叛進行比較，建立關聯。
《全球語境中的革命年代（約1760至1840年）》
上述三種研究路徑相互交叉，大西洋革命路徑中所強調的經濟發展因素，也正是法國參與現代早期全球化進程的例證。全球化進程又是產生帝國衝突與危機的重要條件，同時帝國之間的戰爭也在大西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這三種視角彼此勾連，並不能截然分開。法國的大革命專家皮埃爾?塞爾納在其論文「每次革命都是一場獨立戰爭」中，對上述視角都有所借鑒。 他指出，「今天，1789年革命只有作為大西洋世界革命的一個例證才令人興味盎然」；「18世紀末的各場革命是『原初全球化』（primitive globalization）之特有衝突的結果」。 塞爾納還聲稱，為解釋革命現象，必須擺脫嚴格的法國視角、歐洲中心的邏輯，甚至要脫離單純的大西洋的角度。 文章作者還強調，很少應用於法國史研究的帝國概念在此十分重要，並且提出了「舊制度皇家帝國」（l"empire royal d"Ancien Régime）的觀念。他認為18世紀巴黎-凡爾賽對於外省的控制猶如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統治，絕對君主制實際上支配著一個「內殖民」的帝國，1789年的革命可被視作一場去殖民化的戰爭，或者說是一場獨立戰爭。 總體而言，法國國內的革命史專家對於全球史視野下的法國革命研究參與度不高。然而，塞爾納積極與大西洋對岸的同行對話，吸收全球史、跨國史研究中的各項新成果，並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法國革命論。
結 語
隨著全球史與跨國史的深入發展，史學家們嘗試在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中探尋法國革命的起源與動力。18世紀後期法國的全球政策、大西洋經濟的發展以及啟蒙觀念的跨國傳播，都促進了法國革命的降臨。原本被革命史學所忽視的殖民地研究如今備受關注，加勒比海殖民地與大革命的互動被視為推動革命政治發展的一種力量。翻新的大西洋革命觀、現代早期全球化的概念以及全球革命的理論大大改變了法國革命的研究圖景，各種新的考察路徑並不是簡單推翻先前的解釋，而是通過克服正統派與修正派各守一端的局面，實現了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綜合，從而形成了更為整全的認識。應該意識到，法國革命是地方、國家與全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我們在關注全球因素的同時，不應忽視其他層面的力量。在強調法國革命與同時代的大西洋乃至全球諸多革命（或反叛）之共性的同時，不應忘卻法國革命在現代世界形成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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