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97 張永 | 1929年朱毛之爭與紅軍的權力結構演變
原標題：No.697 張永 | 1929年朱毛之爭與紅軍的權力結構演變
目 錄
一、紅軍初創時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權、軍政分權
（一）官兵平等
（二）士兵委員會
（三）黨內民主：委員會和代表大會
（四）軍政分權
（五）民主分權的副作用
二、 1929年「朱毛之爭」
（一）朱、毛的原則分歧和個人風格差異
（二）「吃豬事件」和軍委問題引發的爭論
（三）紅四軍「七大」與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
三、中共中央對民主問題的認識和對毛澤東的強力支持
（一）中共中央對民主問題的認識
（二）陳毅上海彙報與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的支持
四、古田會議與政委權力的上升——紅軍中的權力集中趨勢
五、結語
關於紅軍的這段歷史，較早的成果是韓榮璋、陳朝響、陳立旭合著的《毛澤東與古田會議》（1995），較新的成果有蔣伯英的《1929：朱毛紅軍和古田會議》（2009年）、賴宏的《毛澤東與紅軍·從井岡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會議》（2006年），他們的成果詳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較全面地敘述了那一時期的紅軍歷史和古田會議前的爭論，但是對於核心的權力結構問題，沒有集中力量進行深入分析。毛澤東、朱德、陳毅、周恩來這幾位紅軍主要創始人的年譜和傳記作者，也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研究，披露了許多沒有全面公開的史料，但是由於為尊者諱的傳統，對於當年那場激烈的爭論，年譜和傳記一般都做了淡化處理，有時甚至把原因歸於林彪、劉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時限於年譜和傳記的體裁，對這一問題也不可能展開深入的分析研究。1984年龍岩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輯的文集《重評古田會議》，收集了如肖克、賴傳珠、吳仁聲等親歷者的回憶，還有張國琦、黃少群、蔣伯英等的研究，這些成果對於後來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文不是對紅軍那段歷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單刀直入，緊緊抓住「權力結構」這一關乎紅軍命運和中國政治制度發展的核心問題，集中力量搜集材料，進行窄而深的研究，力圖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創建的充滿民主氛圍的軍隊，如何在中國當年的殘酷落後的現實條件下，為適應險惡環境不得不發生轉變，逐漸走向集權。筆者深信，對這一深層歷史問題的實證研究，有助於理解推動中國近現代政治制度演變的內在力量。
一、紅軍初創時期的高度民主：
官兵分權、軍政分權
1927年到1928年是紅軍創建的初期，此時的紅軍非常弱小，其中最強大的朱毛紅軍也不過幾千人，而此時全國各派軍隊的總數近二百萬，最大的派系蔣、馮、閻、李、張各有數十萬軍隊，很難想像這支弱小的紅軍能夠在二十年中發展壯大，最終奪取天下。但這樣的事情最終竟難以置信地發生了，為什麼呢？這是歷史研究者無法迴避的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紅軍是一支全新的軍隊，遵循完全不同於其他軍隊的原則，使得這支軍隊具有一種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和難以限量的生長潛力。
民主——是這支新型軍隊最為獨特之處，或者說在紅軍創建初期，軍中的權力結構是高度分散的。眾所周知，軍隊的權力結構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發達國家的軍隊也是如此，軍隊中通常是等級森嚴，權力高度集中於上級，下級對於上級只能嚴格服從，普通士兵被訓練服從上級、服從命令。但是初創的紅軍卻與眾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骨幹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運動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當這批「五四青年」著手創建軍隊時，民主的理念就被帶到紅軍中來，使得創建初期的紅軍有著濃厚熱烈的民主氣氛，是世界軍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軍隊。
紅軍中的民主改變了傳統軍隊中士兵的消極被動角色，使得每一個成員都成為軍隊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權力，這種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級幹部、戰士發揮出更大的熱情和主動性，大大增加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同時，這樣一種分散的權力結構，也帶來嚴重的弊端，常常造成眾說紛紜、紀律鬆弛，在瞬息間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勢下，甚至危及生存，這使得建軍初期的民主氣氛難以長期維持，最終逐步走向集權。
（一）官兵平等
紅軍初創時期的平等精神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獲得尊嚴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質條件極其困苦的情況下也不願離開。當年的新戰士朱良才提到：「毛黨代表給我們這些新參加紅軍的同志講話，提到繳獲的現洋時，他說：我們是工農的軍隊，不是軍閥、資本家的軍隊。他們的錢都歸上級裝腰包，我們從上到下都是一樣，一塊都是一塊，一毛都是一毛…… 第二天在永新點名發錢。第一名點朱德，第二名點毛澤東，以後點大家。每人發的都是一塊現洋。」[1]江華也提到，大柏地之戰「繳獲許多槍支彈藥，所以動員#紅軍全體幹部戰士，凡是能背槍的都背上槍，有的戰士一人背兩三支，毛澤東同志也背著一支大槍同戰士們走在一起。」 [2]朱德更是以與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稱，「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頭，同時到現在『伙夫頭』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諢號。」 [3]
在楊開明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重點介紹了紅四軍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紅軍中最好的現象，就是在民權主義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員會參加軍事管理，官長士兵的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廢除肉刑」，「官長有不是處，士兵可以開會反對之，所以士兵的生活雖然苦，而看到官長也與自己沒有絲毫的差別，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們的人生觀因此也相當的受了影響而改變了些。每每俘虜過來的士兵，他們常常有感覺現在生活滿意的表示。他們感覺得雖然在軍閥底下物質生活比較好些，可是精神上實在痛苦，官長的生活與士兵對照，截然兩樣，官長有小廚房，官長可以去賭錢打牌，討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幾塊錢的餉還沒有發，有時還要被官長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還不許你叫屈，完全過的那供人驅策的牛馬機械生活。他們一到我們軍中來一看，完全別有天地，與他們原來的社會，完全兩樣，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明，他們的精神上當然是愉快的。」「所以我們些小的對敵宣傳工作，啟發敵兵的民權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變來歸的事常常的有」。 [4]
（二）士兵委員會
紅軍民主的重要保證是士兵擁有分享權力的常設機構——士兵委員會。陳毅在1929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士兵委員會制度：「四軍士兵的組織，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各級士兵委員會執行委員按人數比例選舉，「軍士執委選五人或七人為常委。團舉五人或七人為常委，營舉三人或五人為常委，連無常委機關。軍、團常委均設機關於政治部內日常辦公，營常委不設機關。各級士委的任務規定是下：1、參加軍隊管理。2、維持紅軍紀律。3、監督軍隊的經濟。4、作群眾運動。5、作士兵政治教育。」 [5]
士兵委員會類似於北伐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和農會，既是發動組織群眾的機關，也是群眾起來以後的權力機關，在一段時間裡它還承擔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楊開明報告中提到：「紅軍中的士兵委員會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參加了軍事管理，不過是在軍事長官和黨代表的指導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機關。有了士委而軍中才有民眾，官長有不是處，他們可以開會說話反對，甚至處罰之（士委會中官長也參加在內）。有了士委會可以解決軍中許多的麻煩問題，如經濟公開（軍中的經濟由士兵委員會組織經濟委員會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長士兵同等待遇，沒有什麼差別。管理上，士委會可以負擔相當之責。有了士委會，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寫標語，貼標語，發傳單，演講宣傳，組織群眾，由士委督促自動的去干，比設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強得多。士委會是由兵士選出代表，由代表會議產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組織，在我黨影響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參加軍事管理。」 [6]
士兵委員會在紅軍中的權威很大，有時甚至會超越許可權，左右作戰計劃，1929年決定紅四軍命運的大柏地之戰中，士兵委員會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華回憶到：「我記得，這一天是2月9日，正是農曆除夕。敵人也未來騷擾。當夜即在大柏地宿營。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隊繼續前進。這時擔任前衛的三十一團三營不走了。那時，部隊內的民主還是相當大的。三營的士兵委員會到各處聯繫，堅決表示不能讓敵人趕著跑了。要走，你們走，三營是決心不走了，在這裡決一死戰，打垮尾追的敵人。前衛部隊不走，其他部隊也無法行進。三營黨代表羅榮桓同志、營長陳明同志（一說叫陳正春）見此情景，即向毛澤東、朱德同志報告。前委緊急研究」，認為地形有利，可以伏擊敵人，於是作了戰鬥部署，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柏地之戰，紅四軍從此擺脫了瀕臨覆滅的危險處境，轉入大發展時期。 [7]
士兵委員會有時甚至掌握了選舉各級軍官的大權，比如在廣州起義余部組建的紅四師中，師長是由士兵委員會民主選舉產生的。民主選舉師長即使在紅軍中也是非常罕見的，紅四師的官兵主要是原武漢中央軍校學生，知識分子氣質濃，民主精神更強。陳同生回憶到：「部隊攻佔了花縣，進行整編，並自己命名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師（後簡稱『紅四師』）。這支剛剛誕生的紅軍非常民主，師長葉鏞是由士兵委員會選出來的，黨代表王侃予是由黨員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其他負責同志也是經過群眾的選舉」。朱道南回憶到：「紅四師的領導人，是民主選出來的。官兵平等，薪餉一律，上自師長，下至士兵，都親如手足，團結友愛。戰士可以隨時找師長談話，找黨代表提意見、反映情況。」 [8]
（三）黨內民主：委員會和代表大會
紅軍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軍隊，「黨指揮槍」是一條基本原則，雖然當時軍隊中黨組織是秘密的，但各級黨組織和黨員是紅軍的骨幹，即使士兵委員會中也滲透著黨組織的影響。在當時紅軍的黨組織中有著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級領導機構都實行委員會形式的集體領導，稱為前委、軍委、師委等，各級委員會中都必須包含普通士兵黨員。軍中經常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選舉領導人，決定重大問題，黨內民主是紅軍民主分權的骨幹結構。
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會師成立紅四軍後，6月中共中央明確指示紅四軍實行委員會制的集體領導形式：「中央認為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同時即是最高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 [9]
黨代表大會是紅軍中最重要的民主決策機制。1928年4-11月紅四軍剛成立的半年多時間就先後召開了六次代表大會，由於當時在戰爭期間，會期都比較短，有的代表大會其實更接近于軍委擴大會議，但是重大決議都要代表大會通過。其中關於第六次代表大會的記載比較詳細：「六次大會於11月13日開預備會，14日開正式會，15日閉會，計到代表79人。四軍全軍的支部除三十二團一營遠在永新派代表來不及外，均有代表參加。各代表所攜提案計30餘種，經一度整理將意見相同者合併計得17種。大會中討論了政治、經濟、黨務各重要問題，尤其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有長時間之辯論，這是六次大會的特點。關於提案因各代表身負重責急須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討論，乃決定移交新軍委討論執行。新軍委選舉，最初由大會主席團提49人候選名單，經大會選定23人為六屆軍委委員，組織執委會進行一切工作。」[10]紅四軍六大還規定「軍委對內是軍中黨的最高機關。隸屬於前委；對外即是邊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 [11]
（四）軍政分權
紅軍中雖然實行委員會集體領導制度，但是軍事主官和政治主官由於具有突出才能和歷史威望，常在委員會中佔有突出地位。紅軍中的各級政治主官就是各級黨代表，黨代表的設置本來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已經開始了，但當時各級黨代表地位不高，軍中權力低於同級軍事主官。紅軍建立初期，由於黨代表在紅軍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威信越來越高，逐漸取得與軍事主官平等的權力，這為後來紅軍建立政治委員為首的領導制度奠定了基礎。
國民黨著手建立國民革命軍時期，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模仿蘇聯紅軍建立了名義上「軍政平等」的黨代表制度。1926年11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的《修正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規定：「黨代表之權能與軍隊長官同，其所發命令，凡部屬人員一律執行之」，「黨代表有會同指揮官審查軍隊行政之權」。 [12]但是，由於國民革命軍多數來源於舊軍隊，軍事長官獨裁的傳統很深，所以實際上黨代表並沒有取得平等的權力，軍中地位遠低于軍事長官，常被取笑為「賣膏藥的」、「姨太太」。國共分裂之後，擔任黨代表的共產黨員都被驅逐甚至殺害，政治領導制度雖未完全廢除，但改稱政治幹事後，地位就越發下降了。國民黨軍政工幹部周上凡的回憶鮮明地表現出這一點：「我分配任第11師31旅63團政治指導員（時改稱政治幹事）。不管是政治指導員，或政治幹事，這裡的軍官毫不例外地叫我們『膏藥』。有次我碰見一個同學好友李福田（西沅陣亡），他剛剛調來第五十九師當營長，見面互敘離別後，他說：『你也來賣狗皮膏藥啦！你為什麼要鑽進這個死胡同？！』他舌頭一舔繼續說：『你去找箇舊長官，搞個帶兵官是不難的，或者當個參謀也好啦！這裡對政工看不上眼，比帶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聽你吹，你為啥要干這玩藝兒！』好友直言關注，使我無限苦悶，什麼『七分政治』，不過是鬼話騙人的把戲。不幹不行，一天挨過一天，混日子。」 [13]
而在共產黨剛剛創建的紅軍中，卻恰好出現相反的趨勢，政治幹部的地位在艱險鬥爭中越來越高，陳毅的經歷很說明問題。陳毅沒趕上南昌起義，追上南下的起義軍後，周恩來任命他擔任73團政治指導員。起義軍在潮汕地區失敗後，朱德帶領余部退入山區，當時情況非常艱險，部隊瀕臨潰散。粟裕回憶道：「我們這支隊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豐一帶時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對革命悲觀動搖，離隊逃跑，特別是那些原來有實權的帶兵的中、高級軍官差不多相繼自行離去，給部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使部隊面臨著瓦解的危險。」「這時候，在師、團級政工幹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團指導員陳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積極協助朱德同志帶領部隊。陳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開始和堅持工作的。那時候他來到部隊不久，上下關係都很陌生，職務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當時政治工作人員是不被人們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敗之後，部隊面臨著極端嚴重的處境。在這一系列的不利情況下，陳毅同志完全以他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實際行動，逐漸在部隊中建立起威信。」 [14]但在朱毛會師成立紅四軍前，在朱德部隊中仍有較多舊軍隊傳統，雖然陳毅作為政治幹部的地位顯著上升，但仍不足以與朱德比肩，所以陳毅在給中央報告中說：「四軍未成立前」，「黨在軍隊中不能起領導作用，軍權高於黨權。」 [15]
1928年4月在紅四軍成立後，紅軍中政治領導的影響繼續上升，逐漸取得了和軍事長官同等的地位，毛澤東和朱德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時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還略佔上風。楊開明1929年的報告也特彆強調紅軍黨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實告訴我們，哪一連、一營、一團的黨代表好，哪一連、一營、一團的士兵就好，就會作戰，問題也少些。哪一連、一營、一團的代表弱些，哪一連、一營、一團的士兵也要壞些，作戰也不行些，問題也多了。」 [16]
（五）民主分權的副作用
紅軍中上下級之間、軍政之間的分權和集體領導制，充分體現了民主精神，但是在殘酷戰爭時期也帶來不容忽視的弊端甚至危險。陳毅1929年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寫到了軍中民主帶來的副作用：「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時常發生職權上的糾紛」，「士兵委員會的運用不好，有時士委超出職權的範圍」， [17]「上級的命令未經下級討論，下級便不執行或者說上級包辦，說上級是家長制。軍事機關的命令也常有託故不執行的毛病。」 [18]紅軍中政治領導地位上升，與軍事長官平等分享軍隊的領導權，但因為最後決定權不明確，常常引發紛爭和決策困難。陳毅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常常發生糾紛」，這種「結髮夫妻」式的軍、政平等，「結果是天天要吵嘴」。 [19]
集體領導常造成眾說紛紜，決策困難，高明的見解也不容易通過，傑出的領導人難以發揮才能，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會場上有時難免垂頭喪氣；上下級之間的分權使下級有較大發言權，有時會使得決策難以執行，甚至下級批評不得，導致紀律鬆弛；軍政之間平等的分權常會產生政治領導和軍事長官之間持續的爭論，沒有統一的重心，有時甚至會引發軍隊分成兩個派別。
中共早期集中力量創建的海陸豐蘇區很快發現了問題，教育程度不足的工農同志運用民主制度問題更多：「實施民主制之觀察：自從黨反對機會主義之後，對黨之組織上採取民主制，至今已有五個月矣。在這頗短的時間中表現了許多好與壞之現象，好的使工農能對黨負責人加以批評、督促，每個同志都能盡量發表意見，黨之策略主張能使黨員明白。壞的方面，誤將事事都要由大家決定，如黨下一命令下去，要十個黨員干一件事，有六人反對，因而反對命令——以農工同志居多」，「本來民主制是來反對人包辦的，不過在事實上各區本有工農分子之常委，打理日常事務時流於散漫，所謂秘書長者代包辦一切，無形中代替了從前書記之職員[務]，甚至來支配常委。」 [20]
劇烈戰爭中的決策需要豐富的實戰經驗和專門的軍事才能，只要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就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用開會、表決這樣民主的方式來指揮戰事顯然並不合適。1929年7月中旬，湘贛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特委書記鄧乾元提出紅五軍進攻安福，彭德懷力陳攻城的困難，「但鄧乾元不聽彭德懷的意見，強行表決通過要求紅五軍攻取安福的決定，彭德懷只好服從多數的意見」，結果攻城失敗，紅五軍損失慘重，重要幹部縱隊長賀國中、軍參謀長劉志治犧牲，十一個大隊長，九個負傷。 [21]
上下級之間分權，特別是士兵委員會權力過大，有時造成下級不服從命令，軍官難以執行紀律、管理部隊。李志民提到：「現在連隊士兵委員會有一種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比如，軍官在行政管理上嚴格一些，操課的時間長一些，有的士兵委員會就提意見；個別連隊甚至有士兵委員會舉手通過打連長、排長屁股的事，這樣下去會使連隊幹部不敢大膽管理，把連隊的正常秩序搞亂，削弱黨的領導。」 [22]龔楚回憶紅四軍時也談到：「自軍隊民主推行以後，紅軍內部發生了很多問題，主要的是：連以下幹部及士兵對上級發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實執行，甚至發生反抗事件，他們要求上級一切行政措施，甚至軍事決策均須以『民主集權制』由下而上的經過討論決定，然後再交由上級頒布及監督施行」。 [23]
在紅四軍的實踐中，民主分權的種種弊端彙集起來，在1928年引發了著名的「八月失敗」，29團全團潰散，紅四軍損失三分之一，井岡山根據地幾乎垮台。雖然事件發生在1928年7、8月間，但其實4月份朱、毛會師不久就露出了端倪。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紅軍只有1600人，朱德領導湘南起義後帶上井岡山的紅軍、農軍總共有約1萬人，這是迅猛壯大紅軍的重大戰略機遇。毛澤東氣魄大，本想把紅四軍一舉擴編為三個師，但是由於湘南農軍鄉土意識太強，而朱德迎合了這種群眾意識，毛澤東的宏大計劃被否決、極為失望。龔楚回憶到：「紅軍整編問題，原決定編為三個師」，但「耒陽、郴州兩縣負責同志均提出反對」，他們認為赤衛隊只能打游擊，策應主力紅軍，「將來一有機會即須返回原籍各縣游擊」。「各縣負責人並強調：若前敵委員會強迫改編，則必招致不良後果。毛澤東當時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朱德是精兵主義者，他倒同意各縣負責人的意見。」「毛澤東雖很不滿意，但又不能強迫改編，他乃起來說：這次改編可照各位的意見進行，但各位須要明白，我們是革命者，紅四軍是現時中國主要革命武裝隊伍，應以加入紅四軍為榮，你們部分同志的反對意見，完全是農民意識、地方主義在作祟，此後必須要糾正。」 [24]
後來由於井岡山給養困難和湘南地方幹部要求，決定大部分湘南農軍返鄉打游擊，只保留29團。但是回到湘南的農軍在嚴酷環境下無法堅持鬥爭，很快潰散，事實證明少數派毛澤東是對的。當時擔任農軍幹部的黃克誠後來痛惜地說：「拉到井岡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來少量幹部和第二十九團少數部隊外，其餘都損失掉了，沒有能形成一支武裝力量」，「讓各縣武裝返回湘南打游擊的決定，過於匆忙，欠缺周密的考慮」。 [25]陳毅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軍委常委是嫌紅軍人數太多沒有辦法整理，看見他們要走便讓他們走，以致他們回去大部受了損失，紅軍日後沒有人補充。這個舉動引起黨內極嚴重之批評。」 [26]
1928年7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發動會剿，紅四軍決定分兵兩路拒敵，毛澤東帶領31團、32團，朱德帶領28團、29團。不料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的鼓動下，湘南農軍編成29團士兵7月12日召開士兵委員會，竟擅自議決返回湘南，朱德勸阻無效，「毛澤東使專人送信來，他預料到我們必同意杜修經提出的湖南省委的計劃，他認為絕不可行，希望我們幸勿冒險，致遭損失。但軍中各級軍事幹部均不以為意，堅決照既定計劃準備行動」， [27]最終導致慘重失敗。
楊開明報告對整個過程有極為生動的敘述：29團過不慣井岡山艱苦生活，思鄉心切，到酃縣後「突然於12號晚士兵紛紛開士委會，一不通知上級官長及黨代表，竟決定13號由酃縣去湘南，私自找好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軍委（四軍黨的最高機關）得訊即召集軍委擴大會，士兵代表會，多方面解釋阻止，無效。後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講，亦無效，他們總是要去，他們說官長如果不允許他們去，他們就繳了槍單身去。因為那時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軍隊如去湘南，邊界有立即喪失的危險。所以軍隊當時負責的同志都感覺到非常棘手，後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之危，再行回湘南不遲，勉強將軍隊開動。14號由酃縣城開至沔渡（酃縣境內到寧岡路），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亂，軍心渙散，組織解體，如果途中遇著敵人定是不能作戰，馬上潰散。二十九團在四軍中槍支雖較少，作戰能力頗強，黨亦較好，可是這一次黨完全失去了作用」。「軍至沔渡後，二十九團士兵仍要求回去。軍委看了這種情形，覺得如果勉強留住他們，不能作戰也是無用。」「軍至水口（酃縣）複決定準二十九團回湘南去，同時恐怕二十九團單獨回去，孤軍奮鬥為敵所算，乃複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團兵士不大願去。17號由水口動身，向湘南進發，24號到達郴州，與范石生部激戰，初勝後敗。二十九團系湘南農民，全部潰散。二十八團當時也打坍了，死傷數十，槍支損失六七百枝。大部二十九團的士兵皆回家或散而為匪，小部分（約百餘枝）為敵人奪去。這次二十九團要算完全潰散了，只有幾十條槍歸隊的。」[28]事後朱德沒有檢討自己的責任，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為後來的「朱毛之爭」埋下了伏筆。
綜觀上述各種弊病，我們可以看到，在具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中國、在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中，要有效運作來自於西方的民主分權制度，必然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其中最主要的是缺少民主制運行所必須的法的精神和法治基礎。具體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談，
一、分權制中各權力機構的權力界限必須清晰，有明確的運作規則——也就是「法」，各權力機構嚴格依法運作，才不至於產生衝突和失效。本來在紅軍的規定中，士兵委員會並沒有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但在中國傳統中，法僅僅約束弱者的，強者向來為所欲為。在「八月失敗」事件中，強勢的29團士兵委員會越權擅自議決回鄉，蔑視書記毛澤東的來信和軍長朱德講話，使得紅四軍的指揮系統完全陷於癱瘓，最終導致井岡山根據地歷史上最慘重的失敗。
二、在法治的體系中，法高於人，即使在特殊時期授權給個別人，以後仍能收回授權。比如二戰時期，邱吉爾作為英國戰時首相獲得了極大的權力，但戰爭剛結束，就被英國人民選下台，失去了權力。
很多決策都需要特殊的才能和經驗，盲目的集體領導使很多沒有資格的外行參與決策，必然導致嚴重失誤。比如在紅五軍進攻安福問題上，鄧乾元為代表的多數否定了傑出將領彭德懷的意見，強行表決通過，結果攻城失敗，紅五軍損失慘重。又比如在紅四軍整編問題上，朱德和湘南幹部缺乏毛澤東那樣深遠的戰略眼光，導致紅軍喪失了迅猛擴大的極好機會，八千湘南子弟絕大部分回鄉潰散，紅軍又只剩下三、四千人。因此，在這些需要特殊才能和經驗的問題上，確實需要授權給擁有特殊才能和經驗的人。
但是，由於中國有深厚的人治傳統，缺少法治傳統，人高於法，一旦授權給個彆強力人物，就很難有效監督，更難以收回授權，往往最終走向個人崇拜和獨裁。這個問題在紅軍初期還不嚴重，但也已經顯露出一些跡象，楊開明報告中已經提到：「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 [29]這一問題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又有很大發展，給近現代中國帶來深遠巨大的影響。
二、 1929年「朱毛之爭」
紅四軍幹部逐漸認識到分權式民主制運行中的種種問題，開始嘗試一些調整，特別是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人傾向於權力集中和嚴格管理，但朱德為代表的多數人仍堅持分權和保障民主氣氛。兩派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再加上一些個人因素的作用，終於在1929年春夏之交導致了紅四軍歷史上著名的「朱毛之爭」，其結果是在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失去多數支持，被迫退出紅軍。
（一）朱、毛的原則分歧和個人風格差異
1928年4月底朱德率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成立紅四軍後，兩位志向遠大的革命家總體合作良好，兩支部隊也逐漸趨於融合，但是毛澤東和朱德在領導原則和個人風格上都有明顯差別，逐漸開始產生分歧，積累矛盾。在原則上，分歧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民主分權與集權的矛盾；二、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這同時也是軍事領導與政治領導的矛盾）。在個人風格上，毛澤東嚴厲細緻，讓下屬畏懼，有獨立見解，對上級不完全服從，生活上有些特殊化；朱德慈祥寬厚，有時粗心大意，對下屬寬容，對上級完全服從，生活上和士兵打成一片。
毛澤東能力很強、責任心也很強，較早感覺到分權制的弊端，痛感他的很多好想法由於意見紛雜無法實現，他的出眾能力無法充分發揮，認為如果在關鍵決策上失誤就將導致慘重失敗，已經傾向於集中權力，加上當時能力強的幹部少，所以毛澤東也越來越習慣於獨斷專行。杜修經在報告中就談到：「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 [30]朱德雖然是舊軍人出身，但是後來在西歐遊學多年，對民主制信仰很深，認為民主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即使遇到一些困難也不能犧牲民主原則。當時擔任29團政委的龔楚在回憶中談到朱毛的不同：「毛澤東處事獨裁，一切軍政措施均由他個人決定，不想他人干預，而且個性固執，不接納他人的意見；朱德則有民主作風，凡事都和大家商量決定」。 [31]
在軍事上，朱德是紅四軍中威望最高的領袖，此時文人出身的毛澤東還處於學習軍事時期，中共中央當時也認為：「毛在政治上強，軍事上朱強。」 [32]軍隊畢竟是要在戰場上決生死的，軍事能力自然極受推崇，朱德是久經沙場的戰將，早在1916年護國戰爭期間已經成名，正當壯年（43歲），那些後起的名將如林彪（22歲）、粟裕（22歲）等當時還只是經驗很少的毛頭小夥子。1928年保衛井岡山的龍源口之戰險象環生，在朱德親臨火線的領導下終於打敗了楊池生、楊如軒帶領的五個團，井岡山轉危為安。當1929年2月初軍部在圳下村遭突襲朱德失散時，粟裕「覺得像天塌了似的」， [33]可見朱德當時在紅四軍威望之高。
毛澤東原來是一個擅長寫文章的知識分子，完全不懂軍事，從1927年秋收起義以後才開始領導軍隊，在建軍初期毛澤東還只是一個軍事上的學徒，也沒有帶兵打贏過什麼真正的硬仗，所以軍事上的威望有限。1928年3月周魯到井岡山誤傳中央開除毛澤東黨籍，只能當師長，毛澤東向指戰員承認「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希望大家幫忙，群策群力。 [34]毛澤東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還說到：「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 [35] 可見那時他在軍事上還沒有自信。蕭克也曾經談到：毛澤東當時「指揮作戰方面沒有那麼多經驗，在井岡山時很多大仗都是朱老總指揮的。」 [36]這也是毛澤東與朱德矛盾激化以後，陳毅等許多人傾向於朱德留下，毛澤東離開的重要原因。
朱德長於軍事，擔負主要軍事領導責任，就難免主要從軍事觀點來考慮問題，這也是長期職業軍人生涯養成的習慣。毛澤東長於政治，擔負主要政治領導責任，當然更多地從政治觀點來考慮問題。這裡就產生了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同時也就是軍事領導與政治領導的矛盾。具體說，軍事觀點就是以打仗為中心，對於宣傳工作、發動組織群眾工作相對就比較輕視，只要能打勝仗，其他不用考慮那麼多，只要是勇猛善戰的幹部、戰士，紀律方面有些毛病就不強求了。政治觀點則要儘力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以壯大革命力量，這就必須制定並嚴格執行能夠得人心的政策，通過嚴肅的紀律加以保證，比如不能侵犯農民，這樣才能得到佔中國人口多數的農民的支持；不能侵犯商人，這樣才能保證蘇區的貨物供應；不能侵犯俘虜兵，這樣才能瓦解敵軍鬥志，補充兵員、繳獲武器。
毛澤東抓工作很嚴格也很細緻，雖然表面好開玩笑，但實際上性格剛烈強硬，如果達不到要求就要遭到嚴厲批評、甚至嚴重打擊，常常讓下級感到畏懼。後來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談到：「毛主席是很嚴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執行，看起來講話風趣，實際上處理事情很嚴格。」 [37]賴毅談到毛澤東派紅軍出去做群眾工作時的細緻和嚴格：「毛委員又規定每一路單獨行動的部隊，或營或連，不分大小都要組織起行動委員會。行動委員會由軍事首長、黨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幹部組成。行動委員會三、五天就要檢查一次工作」，「檢查工作是很嚴格的。有一次，我們殺了土豪的一頭豬分給群眾，留下一部分較好的肉和豬肝改善生活。這事讓行動委員會檢查出來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38]毛澤東嚴格細緻的工作作風，從他後來為制訂土地政策在尋烏、東塘、興國、長岡鄉、才溪鄉等地進行的農村調查也可以看出來，這些精密細緻的調查報告至今仍是極有價值的社會史研究資料。
朱德性情寬厚仁慈，愛兵如子，深受下屬愛戴，但幾乎沒人怕他，而朱德領導工作常常大而化之，不夠細心，這樣軍隊紀律、甚至軍事行動的執行有時會出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八月失敗」。 1932年周恩來在關於紅軍指揮權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也提到朱德的缺點：「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39]
毛澤東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獨尊的傾向，要求下級嚴格服從，但自己卻並不嚴格服從上級，認為上級不對就不執行。他還有一些特殊的生活習慣，需要別人來適應他，比如喜歡夜晚工作，起床很晚。據胡喬木說，在長征途中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幾點鐘起床，到時候吹號」，毛澤東勃然大怒，說：「哪裡來的新兵？朱總司令也沒有禁止過我！」[40]可見，毛澤東的這個習慣從井岡山就開始了，延續了一生，大家都得適應他。從後來「朱毛之爭」中朱德對毛澤東特殊化的批評來看，朱德等不少人對這一點是很不滿的。而朱德打仗的時候是剛毅的將領，平時與人交往中卻很謙虛，對上級嚴格服從，對下級也很平等，喜歡和戰士們一起打球，甚至幫助戰士補草鞋，這種樸素博大的人格得到了全軍的愛戴。
（二）「吃豬事件」和軍委問題引發的爭論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為避開湘贛兩省敵軍的重兵圍攻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和閩西，但是遭到江西敵軍的持續追擊，處境非常危險，有些矛盾開始顯露，朱德舊部28團和毛澤東舊部31團差一點分家。2月上旬，紅軍在大柏地之戰打敗追兵。3月以後，國民黨內部爆發蔣桂戰爭，紅四軍處境顯著改善，在閩西擊敗郭鳳鳴，佔領長汀，4月又相繼佔領瑞金、於都、寧都，紅軍在連戰獲勝的情況下，軍事觀點抬頭，和毛澤東堅持的政治觀點發生衝突，加上中央派來的高級幹部劉安恭的挑動，「朱毛之爭」在5、6月間爆發了。
「朱毛之爭」的導火索之一是「吃豬事件」，此事大概發生於5月中旬從寧都回瑞金途中。當時在朱、毛身邊工作的江華和曾志對此事都有回憶，兩人多年以後的回憶在時間地點上都有含混不清之處，但此事引起了毛澤東和朱德的直接衝突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可見這件事影響不小，當時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41]曾志的版本是這樣的：「在紅四軍回師瑞金的行軍途中，我和朱軍長走在一塊。那天傍晚，部隊快到宿營地的時候，我們看到田野不遠處有四隻很大的肥豬在覓食。我聽到軍長身邊的一個戰士驚訝地說：『哇，這麼大的肥豬，一頭足有三百多斤。這一定不是窮人家養的』，『我們把它沒收了』，」「到了晚飯的時候，我們果然就吃上了久違的豬肉」。「第二天早上剛出發，就有人來告狀，說他的豬被紅軍殺了。後來一了解，那豬不是地主的，而是富農經商買賣的豬。毛委員聽了彙報後很生氣，命令有關部門向那商人賠禮道歉，並退還了豬款。晚上，毛委員召開幹部會議，對此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怒斥「我們不作調查就殺了商人的豬，就違反了黨的商業政策，是土匪行為！」劉安恭「聽了毛委員的批評後很不滿意，覺得這次批評是沖著朱軍長。因為朱軍長知道此事，卻沒有制止，也有一些責任。會後，劉安恭在軍長面前挑撥離間，說毛委員對你怎麼能這樣，說前委書記在政治上干預太多了。軍隊是司令部對外，政治部門不能對外，政治部門不能直接干預軍隊的事，等等。」 [42]
劉安恭是奉中央委派，5月上旬在寧都與紅四軍軍部會合的。劉是四川人，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電機工程系，在歐洲加入共產黨，1924年回國在川軍楊森部任參謀，1926年幫助朱德在楊森部從事兵運，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奉派到蘇聯紅軍高級射擊學校學習，1929年初回國。劉安恭是中共中央作為高級軍事幹部來培養的，由於紅四軍對中央的信任以及高級幹部人才缺乏，他剛剛到達就被委任為軍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為剛恢復辦公的臨時軍委書記。劉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鄉，又有共同的留歐經歷，還曾經在楊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天然親和力，劉安恭和朱德在觀點和感情上都比較親近。同時，見多識廣的劉安恭也並沒有把沒留過洋有些土氣的毛澤東放在眼裡，這使他成為「朱毛之爭」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後，在朱德等的支持下，立即毫不客氣地向前委書記毛澤東發起了挑戰，在軍委會議決議「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實際上架空了前委和毛澤東。蕭克回憶到：「對這條決定，許多人就覺得不合適，下級怎麼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從而議論紛紛。」 [43]在5月底福建永定縣湖雷舉行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爭論正式爆發了。劉安恭、朱德等批評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是「家長制」， 這當然是直接針對毛澤東的。毛澤東等人認為，當時工作的重心還是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應取消軍委。當時爭論激烈，意見無法統一，也沒有做出決議，但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已經難以繼續工作。 [44]
紅四軍一邊打仗一邊爭論，為了吸收更多人參加討論，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開擴大會議。在會上毛澤東發動反擊，正式提出書面意見，並且情緒激烈地提出辭職。毛澤東認為，在軍委分權架空前委的情況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批評他的反對者「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後又要反對且歸咎於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然後激烈地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45]朱德認為，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極端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並認為紅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 [46]這次前委擴大會議應該是前委書記毛澤東組織召開的，前委不過十多個人，白砂會議擴大到了四十一人。同時，劉安恭剛到紅四軍就擔任要職並挑起爭論、破壞團結的做法，也引起包括陳毅在內的很多幹部不滿。會議以36票贊成、5票反對的壓倒優勢決議撤消臨時軍委，劉安恭的軍委書記當然自動免職，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職也由李任予（後由陳毅）接任。
（三）紅四軍「七大」與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
但是白砂會議並未解決問題，紅四軍中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參加爭論的範圍也越來越大，不同意見尖銳對立，嚴重影響了軍隊的團結。6月19日第三次攻佔龍岩後，紅四軍領導人決定年6月22日在龍岩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希望大會能夠解決爭論、統一思想、實現團結。
在四軍「七大」之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已經完全公開了，毛澤東、朱德、林彪、劉安恭等都寫了公開信，發表在《前委通訊》上。這四封信中，只有毛澤東的信見於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但是根據毛澤東、朱德、陳毅的年譜、傳記中公布的資料，他們爭論的問題和觀點基本上是清楚的。這幾封信是由林彪的第一封信引起的，一縱隊司令（原28團團長）林彪本是朱德的舊部，但在這次爭論中他站在了毛澤東一邊，6月8日白砂會議前，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信中提出「黨管理一切」的主張，旗幟鮮明地支持權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領導。 [47]信中也有一些人身攻擊的成分：「現在四軍里實在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 [48]林彪在信中還鼓勵毛澤東不要消極辭職，應與不良現象鬥爭。
林彪的信給困境中的毛澤東「很大的感動」， 毛澤東6月14日給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在信中，毛澤東迴避了集權、分權問題，重點談了軍事觀點和政治觀點的衝突，並對朱德等做了一些偏於個人意氣的攻擊。 [49]
毛澤東對單純軍事觀點提出了深刻批評，認為：「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有些同志「在會議時候最厭煩的是討論宣傳和組織問題，在游擊工作中發展單純的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對於建設湘贛邊界武裝問題，因為要從紅軍中撥槍，歷來成為一個鬥爭，這是軍事觀點、群眾觀點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發生出來不同見解的表現。紅軍的遊民成分產生了流寇思想，同時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負責同志亦顯然發出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軍紀破壞一些城市破壞一些也沒有什麼大要緊；另一種則與此相反。對於軍紀破壞一事，有同志以為寧可沒有這次勝利，不可有這次軍紀破壞；還有同志則沒有這種深刻的感覺，馬馬虎虎嘆息一下就算了。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但因一種人主嚴，一種人主寬，效果便相消了。」 [50]
但在另外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毛澤東隱瞞了自己的集權主張，也沒敢公開批評極端民主化，這顯然是民主氣氛高漲情況下一種委曲求全的策略，對於針對他的「家長制」的批評，他只是被動地進行了辯解。毛澤東只是說：「至於攻擊四軍黨內的家長制，這個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四軍黨的集體的討論，從支部到前委歷來是如此的，各級黨部會議，特別是前委縱委兩級會議，不論是常委會、全體會，應到委員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員的負責同志參加。假若少數同志們患了善忘病的話，現在各縱隊的會議錄（三縱委有從去年五月起的全部會議錄，不差一次）、前委會的會議錄（有從今年起的會議錄，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問題，如井岡山之出發問題討論，東固之分兵討論，此次之爭論及分兵問題討論等等，總是徵求群眾意見的。說四軍黨內只有個人命令沒有集體討論，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吧？！」 [51]
朱德比毛澤東晚一天，在6月15日也寫了公開信，表示不同意「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如果真要實行此口號，必然使黨脫離群眾，使黨孤立。認為「此口號——黨管理一切——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黨的組織最高原則，請看第六次大會的組織決議案（已印發），我們不能有絲毫的修改。至於我個人如稍有不合原則的，即可以鐵的組織紀律決絕。」「過去有黨代替群眾機關直接管理一切的問題。如寧都、永新、遂川游擊時，已成通例口號。我們反對此口號，是因為擁護共產黨的組織最高原則，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歸支部，此原則我是極端擁護的。黨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則的實行。鞏固黨的基礎，要打破家長制及包辦制。一切實際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開聯會開了數日，各級黨部坐等命令到來，以便遵照辦理，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 [52]
在爭論期間，朱德對於毛澤東以個人凌駕於黨組織的傾向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指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表意見，自由漫罵同志，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行」。[53]
劉安恭則把紅四軍分成兩派，認為朱德是擁護、執行中央指示的，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的，為了反對家長制，應該限制毛澤東的權力，進而提出「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 [54]
紅四軍各級幹部、戰士都積極熱情地參加到討論中來。蕭克回憶到：「各縱隊、支隊黨委討論得更熱鬧了，甚至連朱毛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四軍駐新泉的七八天，連以上尤其是支隊、縱隊幹部天天開會，老是爭論這麼幾個問題：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當時，領導上號召大家發表意見，放手爭論。但得不出結果，大家覺得該由上邊領導人來管了，多數幹部希望停止爭論」。「蔣桂戰爭已結束，蔣馮已妥協，我們意識到敵人要來進攻」。「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著這樣的目的召開的。」 [55]
在這場充滿民主精神的討論中，支持朱德的人佔了優勢。到6月中三打龍岩的時候，前委已經被架空，毛澤東被孤立，被迫退出軍事決策圈。江華提到，「軍委在小池開會研究部署三打龍岩的作戰計劃，通知譚震林參加，而黨代表毛澤東沒有接到通知。當時，譚震林同志建議毛澤東同志也去參加，毛澤東同志說，沒有通知，怎麼好參加。」 [56]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在龍岩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由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支隊幹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其實和白砂會議規模差不多，大會匆匆忙忙只開了一天，通過了陳毅主持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57]決議否定了前委下再設軍委的意見，批評劉安恭「把四軍黨分成派，說朱同志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創體系到不服從中央指示。這完全不是事實，是憑空臆斷的」。決議也批評林彪的信「是不對的」，「不要離開黨而談黨的嚴重問題，因為這樣不但不能解決黨內糾紛而更之加重」，信的內容「未免過分估量，失之推測，這是錯誤的」。 [58]
七大決議認為毛澤東、朱德都有錯誤，對他們各打五十大板。毛澤東的錯誤有七條：「英雄思想；固執己見；過分自信；不接受批評；有報復主義；對同志有成見；工作態度不好；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朱德的錯誤也有七條：「相信私人；有迎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工作不科學，無條件，無計劃，馬馬虎虎；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決議結論是：「此次爭論，朱毛兩同志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之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關於朱毛的去留，決議提出：「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派人來以前可繼續工作。」決議給「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 [59]大會選舉了陳毅、毛澤東、朱德、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縱隊士兵代表等13人組成的新前委，陳毅當選新的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毛澤東明確表示不同意決議：「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60]
陳毅主持的紅四軍「七大」希望通過調和主義統一思想、促進團結，但並沒有實現目的，兩派原則上的分歧並未解決，甚至已經無法再繼續共事。毛澤東落選後不願在前委繼續工作，激憤地要求離開紅四軍，到福建地方工作，準備去蘇聯留學，支持毛澤東的譚震林、江華、蔡協民、曾志等也隨同離開。據曾志回憶：「在爭論期間朱軍長曾找過我，問我的觀點如何。我當時只憑著自己入黨學到的一些理論知識和實踐體會，回答說：『黨在軍隊中應起核心領導作用，大革命時，黨在人民群眾中，在國民黨軍隊中都是如此。』這樣，在紅四軍的『七大』後，我被划到毛澤東那一邊去了。我看已無法再呆在紅四軍，也就跟著毛委員去了福建。」 [61]江華也提到：「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岩出發時，把我的馬也扣留下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 [62]紅四軍「七大」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在三十年以後的廬山會議上，他還余怒未消地說：「司令部惹不得，黨委不能討論，不然叫越權」，「還是舊軍隊東西，名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軍事。」 [63]
雖然由於幹部戰士認識水平和民主素質等條件限制，紅四軍「七大」沒能達到結束爭論、加強團結的目的，但它所表現出的民主精神在整個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親歷者蕭克多年以後還興奮地回憶到：「那時侯，不管上級還是下級，有意見在黨內指名道姓批評。好不好？我看好，一個組織，如果主要領導人講了定性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就沒有人敢講話了，那就危險了，如果犯錯誤就是大錯誤。四軍『七大』的決議案批評四軍在位的黨的主要領導人是有利於黨的事業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談過，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們黨還保持像四軍『七大』那樣一種批評精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許就搞不起來。」 [64]
三、中共中央對民主問題的認識和對毛澤東的強力支持
（一）中共中央對民主問題的認識
中國是一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建黨初期的中共黨員雖然是在中國較早接受民主觀念的新青年，他們同樣缺少運用民主制的經驗。在六大前後，紅四軍在運用民主制中遇到的問題並不是孤立的，無論是蘇區還是白區，很多黨組織都出現了類似的內部紛爭，比較突出的有北方順直省委的長期紛爭、江蘇省委的派別活動，甚至還出現了陳獨秀領導的托陳派的分裂活動，這些問題嚴重削弱了共產黨在嚴酷環境下的生存能力和鬥爭能力，已經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重視，著手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反對極端民主化。
順直省委是中共在北方的領導重心，指導範圍有好幾個省。但是從1927年開始，順直省委陷入了長期的紛爭，特別是工、學矛盾尖銳，以彭述之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幹部和工人幹部難以合作。國共分裂後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提拔工人幹部，政治局委員蔡和森解決順直省委紛爭時，於1927秋到1928年初兩次改組順直省委，大批工人幹部提拔上來，知識分子幹部受到排擠，引起彭述之等的強烈不滿，雙方激烈爭鬥，甚至出現保南另立省委事件，黨的工作在內鬥中基本癱瘓。後來中央派高級幹部陳潭秋、劉少奇到北方解決順直省委紛爭，都沒有成功，直到1928年12月周恩來到天津，經過耐心細緻的說服，紛爭才基本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1928年11月28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順直省委：「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視以至六次大會前，省委經過兩次改組，但順直的黨，不僅沒有進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藥」。「組織上則極端民主化，用金錢收買同志，鬧經濟問題，小資產階級意氣的爭，派別的糾紛，在京津黨部中，鬧得一塌糊塗，因此群眾工作多被放棄，省委對下級黨部又失信仰，對外縣多失聯繫，保南則自立省委與省委對抗」。「中央政治局因為順直之錯誤，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應負最嚴重的責任，決定開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開除藻文仲一兩同志中央委員資格」。 [65]
1928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用了很大篇幅討論組織原則，其中第一條要反對的就是「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其中談到「從前組織上有一種『家長制』的形式，黨員群眾對於黨部，下級機關對於上級，只有機械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及到改造黨的時候，許多地方又走向極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對於黨的決議，可以隨便不執行。上級機關發一傳單，沒有交支部通過，支部居然提出質問。同志不得黨的許可，可以自由行動。這種小資產階級極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黨的組織打的粉碎，以至於消滅。」 [66]
在1929年6-7月舉行的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上，極端民主化問題成為重要議題之一。在7月9日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的不正確觀念中，第一就是「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批評「有些同志不顧黨的主觀條件如何，不顧黨的秘密存在與嚴厲的白色恐怖，要求無條件的實行黨內民主化，甚至常藉此反對指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鬧黨內糾紛問題，削弱指導機關的威權，」認為在「黨員政治水平線低微的條件下，加以客觀上白色恐怖嚴重，黨內民主化的執行限度是應當有條件的」，提出「最高機關的決議，下級機關應當無疑地執行。在必須的時候下級黨部的要（委）員與書記，上級黨部可以指派。」 [67]共產國際代表給東方書記處的信中也提到：周恩來「在同極端民主化辯論時寫道，對黨內平等的要求是小資產階級傾向，民主，這根本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爭取群眾的手段。」 [68]
1929年也是黨內托陳反對派活動最為激烈、走向最後決裂的時期，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組織原則的民主和集中問題，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這種劇烈的內部鬥爭已經威脅到了黨的生存。8月5日陳獨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中央「老是固執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蠍，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黨報上公表出來」。陳獨秀進而要求「在組織上，儘可能的擴大黨內需要的德謨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區委都實行選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黨員對於黨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黨部開會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黨員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黨報上發表。」 [69]
9月20日，在中共江蘇省委會議上，托陳派的彭述之三次發言，與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激烈辯論，聲稱「鐵的紀律」是「廢話」、是「官僚壓迫群眾」的工具。托陳派還積極活動，「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 [70]托陳派「要求公開討論一切不同路線的意見，要求把反對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意見都公開在黨報上發表，要求從支部到中央都實行民主的選舉」，抨擊中共中央「命令主義」、「一貫的命令主義」。中共中央1929年10月5日反托陳派的決議則認為：「黨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據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客觀的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時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幫助俄皇憲兵』（列寧這樣說過）的辦法」。 [71]為了維護黨的嚴密組織和戰鬥能力，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全黨的公開信，抨擊托陳反對派「積極進行破壞黨的一致和分裂黨的活動」，「以極端民主化來鼓動同志反對上級指導機關之指導」。 [72]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陳獨秀、彭述之等五人的黨籍，這是這一時期中共中央與極端民主化鬥爭中採取的最嚴厲措施。與中共決裂以後，主張民主化的托陳派無法適應殘酷的鬥爭環境，絕大多數幹部很快被國民黨捕獲，政治上迅速趨於消亡。
綜上可見，中共中央從實踐中認識到極端民主化的危害，為了維護黨的組織和戰鬥力，已經傾向於集中權力，這種縱覽全局的高度是在深山裡掙扎奮鬥的紅四軍幹部難以達到的，這是中共中央能夠指導紅四軍解決「朱毛之爭」的重要前提。
（二）陳毅上海彙報與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同時也因為當時紅四軍確實處境艱難，中共中央對紅軍鬥爭的形勢做出了悲觀的判斷，在「二月來信」中提出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把紅軍分散成若干小的游擊隊，以便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圍攻。中央在4月的指示信中仍要求毛澤東、朱德準備離軍，先派重要幹部到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代表前委於4月、6月兩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對紅軍分散，但在中央派出替代軍、政領導人的前提下，同意朱、毛離開紅四軍。紅四軍「七大」之後，新當選的前委書記陳毅承擔了到上海向中央彙報的任務。在去上海之前，陳毅專程到蛟洋向毛澤東徵詢意見，並請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但是「兩人在交談中又爭論起來，各執己見，未能統一」， [73]毛澤東不同意回紅四軍，所以8月上旬陳毅離開紅四軍後，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在陳毅到上海與中共中央接上關係之前，中共中央已收到紅四軍七大文件和內部紛爭的報告，並於8月21日發出了周恩來起草的《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雖然由於工作人員的失誤，紅四軍並未收到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共中央經過幾年實踐對於黨組織權力結構問題的認識深度。指示信不僅明確批評朱德的極端民主化傾向，而且認為毛澤東也沒有勇敢地捍衛集權制：「玉階主張固然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便是潤之的答覆也還不能對於軍隊中之黨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轉戰千里之紅軍中黨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確的答覆。對於集權制沒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與敵人肉搏的環境中所絕對必需。」 [74]
陳毅經廈門、香港，於8月17日左右達到上海，21日以後才和中央接上關係。陳毅在上海寫了五個的書面報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在《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的最後，陳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兩人替代，則朱、毛可同時離開，如果不能派出兩人，可「先派一人擔任前委書記，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 [75]中央對紅四軍的經驗非常重視，政治局決定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委員會，專門研究相關問題，並提出決議草案。在上海期間，陳毅把紅四軍在艱苦奮鬥中創造的獨特經驗提供給中央，同時在與周恩來和李立三的深入討論中，也開闊了視野，了解到黨的全面情況，自我感覺是上了一個學習班，特別是深刻認識到極端民主化已經是對全黨的嚴重威脅，紅四軍的紛爭也是出在這個問題上，心悅誠服地轉變了觀點，接受了中央對極端民主化的批評。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陳毅執筆起草，周恩來、李立三、陳毅討論定稿，史稱「九月來信」。「九月來信」嚴肅批評了紅四軍中的極端民主化問題，大大加強了紅四軍中政治領導以及毛澤東個人的權威，對紅四軍乃至整個紅軍政治委員集權體制的確立具有深遠的影響。
指示信明確提出紅軍應集中權力：「紅軍不是與工會農會同等的組織，他是經常與敵人在血搏狀態中的戰鬥組織，他的指揮應該集中。固然紅軍的兵士應該以政治教育發動他們自覺向上，但絕不能動搖指揮集中這個原則。軍隊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導下存在，並且實行的限度必須依據客觀條件來決定伸縮，不應漫無限制，以妨害軍紀之鞏固。」 [76]
關於紅四軍中部分人針對毛澤東的「家長制」批評，指示信明確支持毛澤東：「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 [77]
對於紅四軍通過自下而上的黨代表大會解決爭論的民主傳統，指示信提出了嚴厲批評：「紅軍是生長在與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對於朱毛兩同志問題，沒有引導群眾注意對外鬥爭，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前委自己鑄成這個錯誤，這是第一點。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別誰是誰非，只是在組織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這次擴大會及代表大會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第四，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提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使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發生影響。再則一般同志對朱毛的批評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測，沒有從政治上去檢查他們的錯誤，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只有使糾紛加重。」 [78]
指示信要求立即建立強化政治領導的政治委員制度：「黨代表名稱應立即廢除，改為政治委員，其職務為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軍隊政治領導，副署命令等。軍政治委員可由前委書記兼」，[79]並且明確指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 [80]。雖然指示信對朱毛兩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溫和的批評：「兩同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 [81]但是毫無疑問，指示信的主旨是在「朱毛之爭」中強力支持了毛澤東，要求在紅四軍建立權力集中的政治領導，並明確指定毛澤東以前委書記和政治委員的身份成為政治領導的核心。
「九月來信」
四、古田會議與政委權力的上升
——紅軍中的權力集中趨勢
紅四軍「七大」之後，毛澤東離開紅軍，不久取代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的陳毅也去上海彙報，紅四軍的政治領導明顯削弱了。代理前委書記的朱德領導作風很民主，但是由於當時紅軍還是一支創建不久的農民隊伍，幹部戰士各方面素質都很有限，甚至相當多的人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缺乏組織的民主卻使紅軍陷入眾說紛紜的混亂之中。
9月下旬朱德率紅四軍攻佔上杭，在上杭太忠廟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但是紅四軍「八大」在缺乏組織領導的情況下並未解決任何問題。後來擔任紅四軍軍委書記的
熊壽祺在1930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七次大會直到九次大會，前委的指導路線都不是集體指導一切問題，一切問題都擺在會場上讓大家來討論，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動計劃也好，請調工作也好，都毫不準備意見，到會場來爭，往往爭議終日得不到一個結論。八次大會前後，前委為了請調工作問題（當時很多同志請調工作），常常討論幾個鐘頭，無法解決。每次開會都要各縱隊負責同志到了才能解決問題。各縱隊同志在會場上為了調人調槍這些問題，當然要為自己說話，於是爭論起來了，沒法解決。前委負責人，只說些調和話。常常都是這個樣子開會。當時有許多同志說，前委是各縱隊聯席會。但是前委的負責同志還以為要這樣才對，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會時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總之，當時前委什麼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干就怎樣！前委事先對於選舉沒有絲毫意見，結果選出來的八屆前委，又是同從前一樣，而且更甚的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對政治分析也是大家來緩議，各級同志又沒有報看，哪裡議得出！在上杭時天天為調人調槍爭論。這樣極端民主化的領導，一直到陳毅同志回來之後得著中央指示，才改變了一大半。」 [82]
在紅四軍「八大」之前，毛澤東曾收到開會通知，但高傲的毛澤東在思想沒有統一的情況下拒絕到會，回信說：「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後來大會命令毛澤東必須到會，正患嚴重瘧疾的毛澤東服從了命令，坐擔架趕到上杭，但到達時大會已經結束。「大家見他身體虛弱，渾身浮腫，讓他繼續養病。」 [83]毛澤東這次病的確實很沉重，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黃琳（即江華）8月29日給福建省委的信，毛澤東感染瘧疾後，「因無西藥醫治，延長到（以）今更為沉重。毛同志已帶數名同志伏在山中休養。他的身體經過數年軍隊的艱難跋涉，弱及不勝風飄，須要長期休養。而休養時沒有西藥醫治，真急得我們束手無策。」 [84]共產國際刊物甚至誤信傳聞，發表了毛澤東的死訊。10月18日朱德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毛同志久病，現雖起床，尚不能行走。」 [85]
10月下旬，朱德率紅四軍南下出擊東江，半路正好遇到從上海回來的陳毅，朱德、陳毅連夜召開了前委會，陳毅傳達了中央指示，前委致信請毛澤東回紅四軍重新擔任前委書記。10月31日，紅四軍在廣東梅州遭遇嚴重挫折，撤回福建。毛澤東的病情已經逐漸好轉，11月26日在福建長汀與紅四軍匯合。11月28日，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就準備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貫徹中央指示達成了共識。當日毛澤東心情愉快地致信黨中央：「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86]
為了「九大」能夠取得成功，前委進行了細緻深入的準備工作，12月上旬在連城新泉整訓期間，毛澤東等每天召集調查會，調查紅四軍存在的問題。據吳仁聲回憶：「參加調查會的，有各縱隊、大隊、大隊政委，連隊支部書記和士兵。每次到會十餘人，在一間民房的小廳里開會。」毛澤東「要求到會同志如實反映平日所見所聞的官兵思想情況，作為整頓軍隊的依據」。當時軍隊風氣民主，官兵們「大膽發言，知啥說啥；說到好笑處，就哄堂大笑，無拘無束。記得羅榮桓和賴傳珠同志反映的情況最多。羅榮桓同志平日很留心部隊官兵的思想情況，經常作詳細的筆記。調查會上，侃侃而談。」 [87]
由於敵情變化，紅四軍12月中旬轉移到上杭古田。剛到古田，毛澤東就招集各級黨代表召開了紅四軍「九大」的準備會。據賴傳珠回憶：「開到古田的後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軍部開會。到了軍部一看，各支隊、縱隊的黨代表全到了。此外還有一部分大隊的黨代表」。毛澤東宣布「這次會議是為了徹底肅清四軍黨內存在著的各種不正確傾向」，「毛黨代表講話之後，便分組討論。我參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組織觀點的小組。」「在毛黨代表的親自領導下，經過十多天的討論，大家不但對錯誤思想的產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認識，而且找到了糾正的方法。這次會議雖然才開了十多天，但是我卻感覺到就象進了一次學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隊之後，立即召開了支部委員會，傳達了會議的精神」。 [88]熊壽祺也談到：「九次大會的各種提案都是在大會前由前委召集支隊以上的書記、宣傳、組織開會起草，前委審查以後提到大會的。」「這樣一來，九次大會便有精神了，只開了兩天，決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線，絕不像八次大會時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 [89]
由於中央的指示信和長達近一個月細緻的準備，紅四軍中關於重要問題已經基本統一了認識，接受了中央的指示，所以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召開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實質性的工作在會議召開前已經完成，古田會議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認可，所以只開了兩天就順利結束。古田會議決議案涉及了很多方面，但中心內容是關於權力結構的兩個方面，這部分內容也是列在決議的最前面：第一，紅軍權力應該集中；第二，權力應該集中於政治領導。
第一，紅軍應集中權力，決議是通過批評「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點」來闡述的。決議指出：「紅軍第四軍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減少了許多。例如黨的決議比較地能夠執行了；要求在紅軍中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項錯誤主張，也沒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減少，只是一時的和表面的現象，還不是極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肅清。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1 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2 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3 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90]
第二，權力應集中於政治領導，也就是各級政治委員，是「黨指揮槍」，不是黨和槍平行，更不是槍指揮黨。關於這一點，決議是通過批評「單純軍事觀點」來闡述的。決議嚴厲地批評「軍事領導政治」的傾向，指出：有些同志「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強調「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決議批評某些軍事領導：「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 [91] 在決議的最後，規定了「軍事機關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員須副署」， [92]這在制度上確立了政治領導的權威。
重新當選前委書記的毛澤東1930年1月6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十二月一個月前委的工作」是「（一）召集九次大會接受中央的指示」，「（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傾向」，毛澤東欣慰地說：「此一月的光陰易過，紅軍在表面中在於政局沒有驚人的動作，但於今後的鬥爭，卻建立了基礎。」 [93]中共中央在2月1日給廣東省委的信中談到：「四軍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問題已解決。潤之來信很積極，發展方向他們亦接受中央指示」，「潤之現已復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94]
值得注意的是，古田會議除了集中權力的方面外，還有一個分散權力的方面，這就是為了保護普通士兵人身權力的「廢止肉刑」。或者說，決議一方面在高層加強了政治領導的集中權力，同時在底層強化的士兵的基本權力，從而壓縮了中層幹部的權力空間，改變了以往中層幹部對上可以抗拒領導，對下可以打罵士兵的權力過大現象。中層幹部的權力過大是造成部隊組織鬆散的主要方面，普通士兵的的權力保障加強了士兵對紅軍的忠誠，加強了紅軍的凝聚力，士兵能夠對軍官起到監督作用，所以紅軍中屢有叛變的幹部，但是一般都無法拉走軍隊。另一方面，在保障士兵人身權利的同時，士兵可能干預決策的組織——士兵委員會的權力卻逐漸縮小，後來被中共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明確提出：「原有士兵委員會的組織，要使他的許可權逐漸縮小一直做到消滅。」 [95]
古田會議是紅軍中政治委員制度確立的關鍵一步，據當年在紅軍中擔任紅七軍政治委員的龔楚回憶：「政治委員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公開代表，他的職權是：監視軍事指揮員及所屬部隊，執行上級給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規定的任務，以鞏固黨對紅軍的控制，並領導所屬軍隊裡面黨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實施。為要保障政治委員在紅軍中的職權能夠施行，硬性的規定各軍事指揮員（指揮員就是軍事主官，如軍長、師長等）所發布的命令、訓令及對上級報告，均須政治委員副署（簽名或蓋章於指揮員姓名之左邊），方能生效。有關行動的口頭命令，除了在戰場上執行已定的作戰計劃、戰鬥行動外，均須得政治委員的證明，方能生效。否則，上不承認，下級亦不執行」。 [96]從古田會議開始，政治委員的地位越來越高，到後來擁有了凌駕領導集體的「最後決定權」。
古田會議染層林 （王路，1972年作）
五、結語
中國共產黨在南昌起義初創軍隊時期，來不及改造國民黨軍隊的傳統，缺乏嚴密組織和精神力量，這樣的軍隊在優勢敵軍的圍攻之下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潮汕潰敗幾乎是必然的。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余部的改造才是紅軍——這一新式軍隊誕生的關鍵，在毛澤東、朱德、陳毅、葉鏞等紅軍領導人的艱苦卓絕的探索中，在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紅軍建立了宏大的政治理想，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權力結構，在這種民主氣氛中幹部、戰士煥發了主動精神，被塑造成有信仰、有尊嚴的革命者，以黨代表、黨委、黨支部為主體的政工制度則是紅軍的真正靈魂，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在極端險惡的鬥爭生存下來，並抓住有利時機迅猛地發展壯大。
但是高度民主的權力結構在嚴酷的鬥爭中也暴露出決策困難、迎合群眾落後意識等弊端，並造成了嚴重損失，到1929年紅四軍領導人朱德、毛澤東等在紅軍的建軍原則上發生重大分歧，毛澤東傾向於集中權力，而朱德堅持高度民主，在紅四軍七大的民主討論中，毛澤東失去多數支持，被迫離開紅軍。同一時期中共各級組織中普遍發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問題，常常造成組織的癱瘓甚至分裂，以周恩來、李立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在「朱毛之爭」中支持了毛澤東，1929年底召開的「古田會議」是紅軍走向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的關鍵一步，而政治委員制度的貫徹意味著權力逐步集中於政治領導人，「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這種體制之下大大強化了。1930年以後，隨著紅軍規模的擴大，這一權力集中於政治領導人的趨勢不斷加強，甚至不得不經過殘酷的代價高昂的肅反，才終於把紅軍打造成一支高度集中統一、具有鐵的紀律的、有強大精神力量的軍隊，這支軍隊最終決定了中國的命運，這一時期形成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指揮槍等原則至今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基石。
然而，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卻給建國後的和平年代埋下了隱患。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的平衡應隨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偏於集中是險惡環境中必需的；到了和平建設年代，過度集中就不適應了，最終導致了大躍進、三年困難和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了偏於集中的傳統，但民主機制也始終發揮著作用，在某些重大歷史關頭，甚至發揮著扭轉乾坤的決定性作用。這特別體現在1935年遵義會議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兩次充滿民主氣氛的會議都撤換了不稱職的領導人，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領導集體，新領導集體帶領中國共產黨走出了困境，開闢出嶄新的大發展期。
1927至1949年的革命戰爭持續了二十多年，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進入和平建設年代已經有六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人民教育水平顯著提高，大學招生人數從1977年的二十多萬增加到2013年的七百萬，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生存和發展的內外環境都已經發生不可逆的深刻變化。自從鄧小平建立起最高領導人退休機制以後，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已實現規律性平穩交接，長期受嚴酷環境壓抑的黨內民主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民主與集中複雜關係的深入研究，可以豐富和深化中國人的政治智慧，為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培育現代政治文化、建立現代政治制度提供非常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1朱良才：《井岡山上的故事》，《星火燎原》（1），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9年，第250頁。
2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頁。
3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8頁。
4楊開明：《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頁。
5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8-9頁。
6楊開明：《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63頁。
7 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頁。
8朱道南口述、於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7、188頁。
9 《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1928年6月4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21頁。
10 《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11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99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頁。
12 《修正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油印件，黨史館藏：一般465/100.1。轉引自：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第197頁。
13周上凡：《陳誠部在第四次「圍剿」中被殲記》，《「圍剿」中央蘇區作戰秘檔》，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頁。
14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星火燎原》（1），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9年板，第88、89頁。
15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22頁。
16楊開明：《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33-34頁。
17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19頁。
18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25頁。
19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24頁。
20《中共海陸豐縣委關於二月至六月的鬥爭情況給省委報告》（1928年），《海陸豐革命史料》第二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頁。
21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頁。
22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99、100頁。
23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版，166-168頁。
24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第153-154頁。
25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頁。
26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27頁。
27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190-191頁。
28楊開明：《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53-254頁。
29楊開明：《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74頁。
30 《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1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31頁。
31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第206-207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頁。
33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頁。
34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頁。
35 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0日），見《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7頁。
36 蔣伯英；《蕭克將軍訪談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2期，第11頁。
37 蕭揚整理：《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張聞天》，《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頁。
38 賴毅：《毛委員教我們發動群眾》，《星火燎原》（1），第185頁
39 周恩來：《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頁。
40蕭揚整理《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張聞天》，《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頁。
41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頁。
42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
43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89頁。
44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頁。
45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78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頁。
48林彪：《給毛澤東的信》1929年6月8日，轉引自《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
49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50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9頁。
51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73頁。
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151頁。
53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91頁。
54《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6月22日），轉引自韓榮璋、陳朝響、陳立旭：《毛澤東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
55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93頁。
56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0頁。
57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93、94頁。
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第152頁。
59賴宏：《毛澤東與紅軍》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95-196頁。
60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10月4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頁。
61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頁。
62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頁。
63李銳對195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記錄稿，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頁。
64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98頁。
65《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國際的報告》（192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20頁。
6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704-705頁。
67中共六屆二中全會《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217頁。
68《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4號信》（1929年7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頁。
69陳獨秀：《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740-742頁。
70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第75頁。
71《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503頁。
72《中央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的一封公開信——關於與機會主義——反對派鬥爭的工作路線》（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543-544頁。
73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頁。
74 《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第39-42頁。
75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頁。
76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4頁。
77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6頁。
78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8頁。
79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3頁。
80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9頁。
81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8-489頁。
82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第70頁。
8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86頁。
84 轉引自（日）村田忠喜著，任常毅摘譯《1929年的毛澤東》，《黨史研究資料》1987年12期，第24-25頁。
85《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關於開往潮梅一帶游擊情況的報告》（1929年10月18日於上杭），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4），第234頁。
86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重印1984年，第26頁。
87吳仁聲：《古田會議前後散記》，《重評古田會議》，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印1984年版，第54-55頁。
88賴傳珠：《古田會議前後》，《重評古田會議》，第34-35頁。
89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第70頁。
90《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81-82頁。
91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79-80頁。
92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115頁。
93 《紅四軍前委員向中央的報告》（1930年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4），236頁。
94 《中央關於紅四軍問題給廣東省委的指示信》（1930年2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4），第238頁。
95 《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頁。
96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第398-399頁。
原文發表於《近代史研究》2013年5期，略有修改；
※No.676 許章潤 | 世界體系中的「改革開放」
※No.689 顧頡剛 | 中華民族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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