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們的名字都是這麼起的
有句話叫做「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可見取名乃是人生大事。《左傳·桓公六年》里就說，取名的原則是為「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翻譯過來，就是用出生時的生理特徵、嬰兒相貌所表現出的徵兆、嬰兒相貌特徵、嬰兒出生時發生的事物、嬰兒出生時與父親相類似的方面來取名。與此同時，春秋戰國時期取名還講究六避：即不用國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隱疾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幣名。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鄭莊公出生時，是腳先出來，謂之倒生、逆生、難產，使他的母親武姜驚嚇不已，於是其父鄭武公就給他取名「寤生」，符合「以名生為信」的原則。又譬如孔子的兒子剛生下來時，恰巧有人送來大鯉魚祝賀，孔子非常高興，就給兒子取名「鯉」，乃是「取於物為假」的體現了。
戰國之後，中國進入了漫長的帝制時代，期間最重要的一個名字當然是屬於九五之尊——皇帝的。這並不只是指的是皇帝的至高地位，還因為皇帝的名字對整個社會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因為避諱制度。
避諱始於周代，「周人以諱事神」，只是諱死者之名。進入秦、漢時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征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隨著時間的推移，需要迴避更改的文字自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如此這般避諱，實在是防不勝防，連皇帝自己也覺得「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為了盡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從西漢至東晉，皇帝普遍採用單名（這樣比雙名需要避諱的字減少了一半），並傾向採用冷僻字取名，譬如漢成帝劉驁、晉穆帝司馬聃之類。
無論如何，這也算是體恤民生了，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兩漢魏晉時期，單名佔了統治地位，這從《三國演義》里看的最清楚了，從劉關張到諸葛亮，幾乎都是單名，甚至小說里的江東豪帥嚴白虎，其實也是原名「嚴虎」，別號「白虎」，只是西晉「八王之亂」後，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才逐漸多了起來，並在封建社會的後期成為主流——明清兩代的皇帝，皆用雙名。
實際上，清人入關之前的帝王名字是不避諱的，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兩代，連名字都是根據滿文音譯的，自然無需避諱。順治帝的名字福臨其實也是個滿文音譯，但用漢文解釋倒是很有開國吉祥的寓意。野史傳說順治帝曾言朕有福，不能因此令天下人無福，故不須避諱。若真如此，這件事也算是頗值得嘉許。
康熙皇帝是清代第一個名字是漢文的皇帝，結果「避諱」也從此開始，而且越來越嚴。康熙帝名叫玄燁，結果凡寫字刻書，都要以元代玄，以煜代燁，連兒童發矇所用的《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黃」也要改成「天地元黃」，實在滑稽。到了乾隆時期，河南商販劉峨將《聖諱實錄》賣給應試的秀才，這本書本來是教人們如何避諱的，所以勢必列出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大名，結果因此獲罪丟了性命，這位劉峨實在是比竇娥還冤。
乾隆帝在位時期，還規定從他的兒子輩開始，愛新覺羅子孫按「永綿奕載」的順序排輩分，他的曾孫子咸豐皇帝又續了四個字曰「溥毓恆啟」，結果大清皇帝到「溥」字輩就宣告終結，愛新覺羅·溥儀就在1912年退位成了末代皇帝，雖然清皇族仍在沿用「溥」字之後的「毓恆啟」，但困擾了中國人二千年的避皇帝諱的取名問題就此宣告壽終正寢，至少從理論上講，每個人愛用什麼字起名都不會因此獲罪了。
末代皇帝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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