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稱練兵、辦海軍是「裱糊破屋」，卻稱另一件事為真正的「洋務」

作者：張海鵬，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曾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會長。季我努學社演講嘉賓。

在晚清，人們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鎮壓太平天國成功叫做「同治中興」，把同治光緒年間的「借法自強」活動稱作「同光新政」。所謂「借法自強」，是震驚於西方人的堅船利炮，表示要借用西方人的方法製造輪船和槍炮，以圖「自強」。但是，在同光時期的當事人怎麼稱呼所謂「洋務」和「自強」呢？

關於洋務，當事人有明確的所指。下面是幾個相關的例子：

1863年5月，李鴻章致曾國藩：洋務最難著手，終無辦法。惟望速平賊氛，講求洋器。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

1866年曾國藩：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為最巨。

1867年奕訢：溯自洋務之興，迄今二三十年矣。

1870年曾國藩：道光庚子（1840）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外國強盛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

1871年奕譞：惟夷務則不然，蓋其患甚久，其基甚固。

1874年李鴻章：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無非委曲將就。

1880年左宗棠：自洋務興，中國為島族所輕侮。

1882年張佩綸：道咸以來，天下有大患四，曰：粵、捻、回、洋。今為中國患者，獨以洋務耳；而東洋之患，且更逼於西洋。

由上面所舉例證看出：在19世紀60-80年代，「洋務」是指處理由於外國侵略所引發的事項。最初，這類事務被稱為「夷務」。因為「夷」對外國人有輕侮、小看的意思，在對外交涉中，外國人不願意被稱為「夷」。1860年生效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視公務應需，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這就是要求中外文書平等，對英國人不能用「夷」字，所以此後在對外交涉中就用「洋務」代替「夷務」。所謂「洋務」是指與外國發生戰爭、談判、籤條約、鴉片貿易、傳教、通商、外國人在華的民刑案件等。開始，購買、製造機器等，並不叫「洋務」，而叫「制器」，叫「借法自強」。當然，「夷務」這個詞也沒有立即取消。光緒初年編的同治朝處理外交事務的官方檔案文書，仍仿道光朝、咸豐朝，叫做《籌辦夷務始末》，收錄了清政府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文獻。開初，辦理洋務不是一個好差事，因為對外交涉總是失敗受辱，名聲很壞。1867年守舊派倭仁反對設同文館，慈禧讓他當總理衙門大臣，他感到是奇恥大辱，鬧著要辭官。過了十多年才出現變化，懂點外文、辦外交的人吃香，陞官很快，一些人要去鑽營了。王韜說：「凡屬洋務人員，例可獲優缺，濯高官，而每為上游所器重，側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識洋務為榮，囂囂然自鳴得意。於是鑽營奔競，幾以洋務為終南捷徑。其能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為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王韜的這個記述，雖不無誇大之嫌，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

大概到了19世紀80年代，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後，人們逐漸把兩個不同的概念弄混淆了，慢慢把引進西方機器生產、借西法「制器」也叫做「洋務」了。到了20世紀初，梁啟超寫李鴻章傳的時候，把李鴻章原先處理中外關係的「洋務」稱之為「外交」，而把李鴻章辦理軍事和民用工業的事情稱作「洋務」。實際上，李鴻章到死都是把辦理外交稱作「洋務」，而把借西法練兵、辦海軍等稱作是「裱糊破屋」。此後人們逐漸把引進西方機器生產的一套辦法稱作「洋務」，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五四運動」這個名詞的出現，一些注意社會經濟變革的學者便把「洋務運動」的名稱發明出來了。這時候的「洋務運動」中的「洋務」，主要是指引進西方機器那樣一種新政，對「洋務」的本意，卻有些走樣了。對「洋務」概念的本意，在歷史進程中這種不經意的修改，影響了此後學術界的討論。

洋務運動中的企業

一些學者完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從生產力的角度、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生長的角度來定義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另一些學者則從政治和經濟發展相結合的角度，從對外與對內政策相結合的角度，從19世紀60-90年代階級鬥爭和政治發展的角度來評價洋務運動，因而得出了不相同的結論。

《張海鵬史學文論精選集第二卷》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雷曉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