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肌膚給她的意義：迷失混血兒

被忽略和被歧視的歷史

「當人們問我的背景時，我總會花很長時間來解釋：我的母親是俄羅斯人，我的父親是迦納人，我出生在保加利亞。」

攝影師Liz Johnson Artur說。

1960年代，蘇聯為了在冷戰中從非洲大陸爭取更多的支持，並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開始大量接納非洲留學生來蘇聯，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當然，這也是為非洲的局部代理人戰爭儲備軟實力）。

Liz Johnson 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他的父親從迦納來到了保加利亞，學習生物化學。不過很不湊巧，因為一起突發事件（迦納留學生跟當地警察發生了衝突），所有的迦納留學生都被強制遣返回國。

1964年，父親被遣返後幾個月，Liz Johnson 出生，開始了沒有父親的成長曆程。

Liz Johnson 和母親在德國、保加利亞度過了自己的童年，隨後在1990年遷居英國。

Liz Johnson 的父親沒有機會來到歐洲，他回國後就一直待在迦納。直到2010年，Liz Johnson去非洲尋找，才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父親，而這時她已經46歲了。

那次非洲之行，改變了Liz Johnson 的生活，也激勵她開啟了一條新的攝影生涯。她決心去記錄下所有散落在俄羅斯廣闊土地上的非洲裔或者加勒比裔俄羅斯人，找到那些所有缺失了父親的後代。

那些跟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單親孩子們，以及那些被父母拋棄，在孤兒院長大的黑皮膚孩子們，便是她所要追尋的對象。在他們的內心，黑人身份和俄國身份一樣，是個人存在、個人意識的歸宿。

所有這些被歸類為「非洲裔俄羅斯人/Afro-Russian」的群體，從沒有像普希金祖先一樣，能被沙皇所賞識，並有機會從優秀的黑奴變為國家的中上層。

他們生活在一個排斥和不理解黑人的環境里，也很少跟其他黑人接觸，所以完全沒有機會像美國和英國的黑人一樣，形成一個強大的族群，進而促成一種黑人亞文化的出現。

每個黑人混血下一代的個體經歷，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共同身份中，都有一種與歷史和現實對抗的元素——在一個有很強排外性的社會裡，不斷向俄羅斯人證明自己是俄羅斯人，也不斷抵抗社會歧視的擠壓。

在LizJohnson的眼裡，俄羅斯是這些二代混血人群的家園，他們不可能隱藏在社會裡，等著忽視和被歧視。她希望這些記錄，能夠讓歷史造就的一代人，找到自己的身份和歸屬。

Marie-Therese/瑪麗·特蕾莎

我出生在聖彼得堡，我的父母都為聯合國工作。我的母親來自一個俄國家庭，父親有法國和瓜德羅普（法國在加勒比的一個殖民地小島）血統。我母親的家庭在十月革命後離開了俄羅斯。

因為我父母工作的緣故，我小時候在非洲國家待了有十年：剛果、加彭、衣索比亞。我中學快畢業的時候搬回了法國，之後我又讀了一個法學學位。當時擺在我面前有兩個選擇：去孟加拉國，還是俄羅斯。我選擇了俄羅斯，於是我在1995年的時候來到了俄羅斯。

最開始的時候，我在做法律顧問的工作，後來我有讀了一個經濟學位，所以我就開始在大學裡教授經濟學。

我和我的11隻貓生活在一個小一居裡面。生活馬馬虎虎，但是我喜歡這裡。我覺得在這裡會有比法國更多的就業機會。

Gera/傑拉

1961年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的父親曾經參加過古巴革命，後來他來到莫斯科學習哲學。他曾經和切·格瓦拉、菲德爾·卡斯特羅並肩作戰。當我一歲的時候，他回到南美繼續參加游擊戰，和格瓦拉一起戰鬥在玻利維亞。

我一生只見過他那麼一次。

我的母親、我的弟弟還有我住在一個狹小的筒子樓裡面。當我5歲的時候，我的媽媽生了重病，她在醫院沒法照看我們，於是我們就被送去了孤兒院。我和弟弟在孤兒院裡面住了3年。等到了上學的年紀，我媽媽才把我們接回了家。

我的童年挺心酸的，但我對於擁有黑人血統還挺自豪的。從小到大，我都是關注的「焦點」，當然這種聚焦在俄羅斯並不是意見好事兒。

俄羅斯是一個非常沙文主義的國家，身為一個黑人在這裡的確不好過。

Amina/阿米娜

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的母親來自俄羅斯，不過她來自西伯利亞，圖瓦共和國。我的父親是奈及利亞人，他們在莫斯科大學遇見的。

在我快5歲的時候，我的父親離開了俄羅斯，因為一些原因，他再也沒有回來。

當我完成了我的學業，我決定離開莫斯科。我上學的地方，同學身份複雜，他們來自全球各地。我在那裡感覺到自在和放鬆。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時候也不錯。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城市的郊區，那裡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氛圍。我在市中心還不會擔心安全問題，但一離開市中心，我就覺得非常不安全。

Vlada/弗拉達

我在莫斯科住了7年。大多數時間，我覺得這裡是個不錯的地方，但是我還會選擇去到別的地方生活。

我旅行去過巴西和西班牙，那裡的人們非常不同，更加的友善和開放。莫斯科是個美麗的城市，但這裡的生活有時候會變得困難重重，到處都有麻煩事兒。

陌生人會不打招呼就來摸你的頭髮，這是讓我最受不了的地方。

Elena and Peter/艾蓮娜和彼得

我的名字是艾蓮娜，今年55歲。我是彼得的母親。我們住在莫斯科郊區。

我在奈及利亞大使館當一名廚師，彼得的父親是一名外交官。我一直都知道，他的父親在奈及利亞還有一個家庭。

每次他回國的時候，我都會陷入各種問題。比如發現我們家的信箱里有寄來的色*情明信片。在彼得還小的時候，我推著嬰兒車上街，人們會探頭來看我嬰兒車裡的孩子是什麼顏色的。一些朋友和鄰居，也因為我生了個黑人小孩而跟我反目了。

我送彼得去託兒所的時候，別的家長會向託兒所抱怨，為何接收一個黑人小孩。託兒所的工作人員心腸不錯，他們很支持彼得。但是其他小孩就不一樣了，他們會說，「別碰他，碰他你就會變髒。」現在情況好些了，因為他長大了，能夠替自己出頭了。

2年前，我贏得了去奈及利亞的機票，我就帶著彼得，回了一趟他父親的祖國。在那裡，和他的非洲妻子、非洲孩子住在一起。還真挺不錯的。在他家，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我現在還能記得當時的熱情，那是段不錯的旅行經歷。對於彼得來說，能夠見到他的兄弟姐妹們，也是非常不錯的事情。

George/喬治

我在10年前來到俄羅斯學習工程技術，但是我對武術和搏擊的熱愛讓我徹底轉行了。我到聖彼得堡之後和一個俄羅斯女人生了個兒子，所以我必須得去找工作了。

我在俄羅斯朋友的幫助下開了一個搏擊Studio，教人們武術和格鬥。俄羅斯朋友們對我真的非常不錯，如果是在剛果，這件事絕對不可能發生。

2004年的時候，聖彼得堡突然出現了一堆光頭黨的襲擊活動。有一個非洲學生因此而喪命，我們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我在集會上講話，然後國家安全部門FSB的人就把我拘留了兩天，來回盤問我的行為和動機。

但是這一切都不會讓我覺得絕望：我知道要想改變人們的態度需要經歷非常長的一段時間。我甚至想到過要加入安全部門，成為他們的一員。我通過了所有的考驗、測試，但最後他們還是沒有錄取我。不過我是百折不撓的，我換了一個部門繼續申請，於是現在，我以志願者的身份為安全部門工作。

我想要努力去報答我在俄羅斯獲得的一切。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去改變俄羅斯人對待我，和對台黑人同胞的態度。這是最好的改變現實的途徑。

Ivan/伊萬

我的母親是俄羅斯人，我的父親來自馬里。我跟母親住在一起，但其實我們並不合得來。她完全不了解我。之前我總是離家出走，但沒走多遠都會被別人抓住，然後帶回去交給我媽。

當她再也無法忍受的時候，我就搬去跟我外婆一起住，但事情並沒有什麼起色。

我在街頭學到了太多的東西，那是真實俄羅斯的一面：小孩會主動找我碴架，他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就是想打我。然後我就打回去，必須還手。

在我當了兵之後，我會讓部隊里的人也明白，我不是好惹的，別隨便跟我找事兒。我在部隊里開始吸毒，然後就離開了。我回到莫斯科，回到街頭，在街頭混。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光，不過這也鍛煉了我，讓我變得非常的決絕。我改掉了壞毛病，然後開始學習B-box，做一些音樂。

想不到吧，我甚至在俄羅斯的MTV音樂頻道有一個自己的show。

我想過很多次，要離開俄羅斯。但是我沒有放棄努力工作，我必須在這裡證明自己，我不能隨隨便便就放棄所有，一走了之。

未知的遠方

缺失的父親+焦慮的母親+失控的孩子。

這種組合在俄國社會裡，是黑人們或多或少都會經歷的模式。所有人都在一種不和諧的家庭中，長成了古怪的大人。

我們沒辦法預料，社會的寬容度是否能夠提升，在那個曾經為了榮譽感和祖國而奮鬥的地方，是否也會想曾經擁抱全世界人民一樣，擁抱不同膚色的人。

也許，他們會成為被歷史塑造出的最尷尬的一代混血兒，在幾十年後，徹底被遺忘在歷史裡。沒人在乎他們的喜怒哀樂，沒人在乎他們的愛恨情仇。所有被時代賦予的命運，都將隨著那個紅色帝國的遠去，而無人問津。

值得慶幸的是，有Liz Johnson以及和她一樣的人，在努力地生活並守望著屬於自己族群的身份。

這身份與認同，是來過世間的證明，也是寒冷的北方世界中，黑色的榮光。

圖片 / Liz Johnson Artur

文字 / 吳韃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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