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完人曾國藩：雖能應時而變，卻也當過憤青

近代以來，曾國藩可謂聲名顯赫。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出版書籍中，若以讀者和印數計，恐怕第一之名，非曾國藩莫屬。無論國內外、古今各類學者和專家們，都從各個層面對他作了全面解讀。本著「獨闢蹊徑」的精神，今且單論其應時變之精神實質和一次特殊的「憤青」事件。

年輕時為儒家。曾國藩出身於地主家庭，六歲入塾讀書。八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十四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同年參加長沙童子試，成績列為優等。道光十三年（1833年）入縣學為秀才。翌年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同年中舉人。此後赴京會試，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貢士，旋赴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選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職京師，結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鑒等。十二年以不到三十七歲官至工部右侍郎，創下湖南省「最年輕副部紀錄」。此時其無論做事做文做官，皆以其先祖宗聖曾子為尊。

壯年時為法家、兵家。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二十歲的咸豐皇帝毫無準備，指揮混亂，布置失措。本以謹慎聞名、時年四十歲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為罕見、今日看來相當「憤青」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於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摺，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此舉能在朝廷中引發直言之風。曾國藩此舉可謂極大的政治冒險，因為清代皇權體制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為恭順，極少諫諍之語。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咸豐皇帝對曾國藩這一「憤青」舉動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

後來，當曾國藩以二品大員，湖南士林領袖身份回鄉為母「丁憂」時，正值太平天國事起，心憂天下的曾國藩應時而起，大辦團練。在此期間，曾國藩鑒於天下民亂四起的形勢，祭起「治亂世用重典」的大旗，輕斬「亂民」，殺人如麻，且攻破「天京」後更是縱容湘軍燒殺搶掠，遂有「曾剃頭」之名聲。他在家書中即自稱「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有詳細記載南京城破：「……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湘軍大將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後兩次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當時金陵士大夫有隱語：「昨夜諸侯今庶人，江寧民家盡死人！」。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頭」、「曾屠戶」等詞稱呼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太平天國天京城破三十餘年後，譚嗣同在南京仍聽當地人說：「（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

當功成名就之時又為道家。當湘軍攻下天京，曾氏兄弟「功高震主」之時，為明哲保身，在清朝上下疑其有「野心」之時，遽撤湘軍，「揮刀自宮」，一舉而取得了清朝統治者的高度信任。自此無論是其家書，還是與朋友的書信，均表現出「老莊」的消極之氣。

當其晚年之後又成為改革家。當曾國藩地位穩固，曾氏家族立足已穩，朝野上下，多為其黨羽時，又開始大辦洋務，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開啟近代製造業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自古成就大功業者皆善於審時度勢，應時而出，擇機而動，視情而變。然其所謂「變通」者，必以「忠心」、「正心」、「良心」為主線始可行之，否則必落後世罵。曾國藩之所以成為後代官場楷模，因其「守身以正」、「謀國至忠」、「為友至德」，是以能行之久遠而不壞其名，既立大功而不傷其身。今為官謀功者，當知其中之要義。觀曾國藩其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而當其於朝中為官時，敢於以直言形勢上書皇帝，直陳皇帝之失，這樣的勇氣，在清朝一朝極為少見。尤其在咸豐這樣年輕氣盛的青年皇帝面前，曾國藩的選擇不啻於一次巨大的政治冒險。但是，也正是這樣的「憤青」之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曾國藩的政治抱負和勇氣擔當，而這種政治抱負和勇氣擔當，則是其後建立不世之功的性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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