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日元上面印的老頭是誰？既不是天皇也不是首相，而是一位教師

作為日元裡面額最高的一萬日元紙鈔，它上面印的人物不知是否有看官老爺研究過，我早先以為是某位天皇或者首相呢，但後來才知道，印的是一位教師，名叫福澤諭吉。

這位福澤老師在日本的歷史地位怎麼比喻呢？大概相當於明治維新的總設計師的意思吧，但是這位老師終其一生沒有真正掌握過實權，日本的立憲政體，民眾的自由獨立思想傳播，慶應大學的締造，還有我們深惡痛絕的軍國主義都是出自這位老師之手，日本自強發展之路確實是其先知一般指引方向的。

福澤諭吉出生於江戶時代中津藩，其父是一位地位不高的知識分子，主要研究漢學，但是不幸的是福澤諭吉一歲半的時候，父親去世了，不得已回到老家。青年時代天資聰穎的福澤諭吉就展現了過人的天賦，十四、五歲就已經熟讀漢學經典。後來鴉片戰爭後大清帝國在西方列強面前孱弱的表現，讓福澤諭吉對漢學感到絕望，為了跟上時代，開始積極學習蘭學，蘭學就是日本鎖國時代通過荷蘭傳入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蘭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近代科學，它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反封建思想的產生都起過重大作用。

順便提一句，福澤諭吉學習蘭學的時候，有一位要好的同學，叫手冢良仙，在人才輩出的幕末明初時代並不怎麼起眼，不過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曾孫，那就是被譽為日本漫畫之父的手塚治虫，《鐵臂阿童木》的作者。

經過刻苦的學習，福澤諭吉的蘭學成就較高，被大阪的一個專門教授蘭學的學校聘為老師，從此開啟了為人師長的重任，這老師一當就是一輩子。一次福澤諭吉去橫濱與當地的外國人交流，發現很多外國人都不在叫荷蘭語，因為當時荷蘭早已經被拿破崙蹂躪的不像樣子，失去了往日的國際地位，而福澤諭吉也發現英語已經成為主流，這次考察不僅激發了福澤學習英語的衝動，還讓福澤萌生了出國看看的想法。

後經當時幕府的委派，福澤諭吉作為外交團成員去美國考察。這次考察雖然時間短暫，走馬觀花，但對福澤諭吉觸動很大，他發現在書上看幾年都看不懂的事物，來到西方轉一圈就一下明白了，這其中包括了西方的醫院、銀行、徵兵制度和選舉制度等。福澤諭吉跑去書店，發現沒有日英字典，只找到了一本《華英通語》，憑藉深厚的漢學基礎，他楞是將其進行了整編，修正為一本《增訂華英通語》，這也是他發行的第一本書。

這次訪問給福澤唯一的感受就是，必須要想西方學習，不僅要學習科學技術，還要學政體，學制度，學思想，要用洋人一樣的思維生活。這在日本是一種重要的思想雛形，後來被叫做「脫亞入歐」。

1866年撰寫《西洋事情》，號稱日本版的《海國圖志》，從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入手，逐一詳細介紹西洋各個方面的知識，並重新賦予「自由」一詞新的意義，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時候是「自由放任」的意思，但在傳回中國時已經是：人類在自己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自己設定目標的權利。

在對外多次考察後福澤諭吉認為國家的崛起離不開人才，人才的出現必須教育先行，1868年4月，創立慶義塾，後來這所學校改了名，就是今天的慶應大學。

1876年撰寫《薦學》，在書中闡述了人民大眾應該獨立、自主、解放、自由的主張，並對一些持續很久的封建陋習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後日本政府將《薦學》部分章節收入到中小學課本，給廣大青少年留下了深刻的民族印象。

於此同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朝鮮面臨與中國日本同樣的問題，內部有各種動亂，外部也有西方勢力的不斷入侵。對此，中日兩國解決辦法都是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中國以洋務運動取得了被譽為同治中興的成績，而日本更是通過明治維新，在短短几十年就成為了列強的一員。

朝鮮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一些開明的朝鮮人將目光投向了日本，因為比起中國日本和朝鮮更為相似，都是蕞爾小國，都是自願不怎麼豐富。所以這部分朝鮮人以日本為藍本，想對國家進行強制改革，打到保守派。其中就有朝鮮的開明派代表人物——金玉均。很多日本人都表示贊同和支持，其中福澤諭吉就是一員。福澤諭吉曾會見過金玉均，並贊助了其17萬日元的活動經費，後來這筆錢被用來開辦了朝鮮歷史上第一份報紙——《漢城旬報》。

此外日本其他各界人士也紛紛慷慨解囊，共募集資金數千萬日元。有了這筆經費，金玉均經過一番準備，終於於1884年十一月發難，他在朝鮮郵政局開業典禮的宴會上帶人襲擊出席的朝鮮重要政治人物，並且在皇宮放火。同時駐朝日軍也適時出動，佔領要害關卡及皇宮，政變基本成功。

之後金玉均宣布朝鮮獨立，廢除門閥，維新改革，不再是清朝小弟了。這讓清王朝極為震怒，雖說當時清王朝被西方列強欺負的挺慘，但這個跟了自己1000多年的小弟都要變節，這讓大清帝國以後還怎麼在江湖上混，所以十一月政變，十二月初清朝就出兵朝鮮，領兵大將就是袁世凱。

這次發生在甲午戰爭前的小摩擦以袁世凱的勝利告終，因為明治政府覺得此時還未到與清朝開戰的時機，中日簽發《中日天津條約》，互相約定撤軍，不過日本若有萬一，日本有權在朝鮮提出求助後出兵的權利，這紙條約為日後的甲午戰爭埋下了伏筆。

此時的福澤諭吉對當時的中日朝局勢觸動很大，表示日本是在不幸，在西洋文明福至天下的時代，怎麼就攤上了「中國」和「朝鮮」這兩個冥頑不靈的鄰居，為了國家的前途著想，日本應該脫離和中國與朝鮮的關係，投入西方列強的懷抱。換言之就是把日本當成一個黃色皮膚的歐洲國家。

再這之後就發生了不用我多說的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國勢已近巔峰。但我們的福澤諭吉老師此後倒是沒怎麼關係過戰爭的事情，而是一門心思的繼續教育事業。1898年福澤諭吉發生了一次腦淤血，但被及時救治，並發原因是太過操勞，不僅是心力的操勞，還有體力方面的，我們的福澤諭吉老師還是一位居合切的高手，居合切就是拔刀術，是日本劍道比較厲害的一種，看過《劍客浪心》的應該有所了解。福澤諭吉每天都要聯繫拔刀一千次，這種過度的聯繫導致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兩年後他再次腦淤血，這次他深知自己的時日不多，用最後的時間在病床上完成了自己最後一本著作《修身要領》。成書三個星期後，日本一代教育家與世長辭，享年66歲。平日里為個雞毛蒜皮都能打起來的日本眾議院出人意料的破天荒的全場一致通過決議：全國內為福澤諭吉悼念。本來還有人建議為福澤諭吉進行「國葬」，但是因為去世的時候身份只是一名教師，沒有被批准。

最後作為一名中國人，對福澤諭吉的態度是矛盾的，因為作為一名教育家他是成功而偉大的，但是他提出的理論和方法也使得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整個亞洲都被其捲入戰爭的深淵，中國和日本都為此付出了血淋淋的慘痛代價。希望歷史不要重演，中日兩國人民友誼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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