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暴露的城市
原標題：過度暴露的城市
節選自《城市文化讀本》
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主編，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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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60 年代初，黑人聚居區暴動，費城市長就此宣布：「從現在起，州邊境轉移到城市內部。」這句話不僅說明了所有受歧視美國人的政治現實，而且考慮到1963 年8 月13 日在德意志帝國古老都城的中心修建的柏林牆，它還指向一個更寬廣的背景。
從那時起，這則斷言就一再被證實：不久前，貝爾法斯特、倫敦、德里就出現一些街道拉起黃色帶子，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隔離開，雙方不能越界，讓一道豎起鐵網的無人帶更加明確地劃分彼此社區。更有像貝魯特這樣的城市，東、西區分裂，內部界限紛爭不斷，地道縱橫，而且在大街上佈雷。
從根本上說，美國市長的聲明揭示了一個剛開始衝擊各首府以及外省城鎮和鄉村的普遍現象，即強制性內傾現象，表現為城市承受按工業企業的路線建立跨國經濟的初期影響，發生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重新部署，很快促成如英國的利物浦和設菲爾德、美國的底特律和聖路易斯、西德的多特蒙德等一些工人密集城市的內部破壞。而這一切發生時，其他地區正圍繞宏大的國際機場建造都市叢—像達拉斯—沃思堡那樣的大都市複合體。自從20 世紀70 年代，世界經濟危機開始，這些機場的建設又進一步採取了抵禦空中劫持者的必要措施。
建築不再簡單地遵循傳統技術限制。規劃已經意味著要權衡「恐怖主義污染」的風險，並設置離港消毒帶和到港非消毒帶。一時間，所有裝載和卸載形式—無論是乘客、行李還是貨物—和所有機場中轉方式都得服從內部和外部交通管制系統。這樣建造出來的建築物與建築師的個性已沒有多少關係。相反，它的出現是領會公共安全要求的結果。
作為通往國家的最後門戶，機場已經相當於早期的要塞、港口和火車站。隨著機場被變成進行必要的交流管理的舞台，它們也成為醞釀和測試控制與空中監視高壓實驗的場地，實驗以新型「空中與邊界偵察機」為對象， 並由它實施。在距離德國數千英里外的摩加迪沙劫機事件中，德國GS.G9 邊防軍的介入使這種偵察機的反恐業績開始得到大肆宣揚。
當時，限制病患和嫌犯的戰略讓步於中途攔截的戰術。實際上，這就意味著要檢查乘客的衣物和行李，因此在所有限制通道上，一時間，攝像頭、雷達和檢測器激增。當法國人建立「最大安全監舍分區」時，他們採用了機場已擁有多年的磁化門。荒謬的是，這項保障旅行最高人身自由的設備竟成了監獄囚禁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許多居民區，維護安全專門靠與中央警察局接通的閉路電視系統。在銀行、超市和主要高速公路—那裡的收費站就像古老的城門入口—通行不再斷斷續續，它變得無所不在。
以這個不帶界限的新視角來看，進入城市不是走城關或是凱旋門，而是通過電子接收系統。道路使用者不再被當作是居民或有特權的居住者。他們現在是處於永久過境狀態的對話夥伴。從此刻起，連續性在空間不再中斷，不管是城市地段的物質空間，還是房產稅記錄的司法空間。從此，連續性在時間上斷裂，在這個時間，經歷一系列的干擾，如工廠倒閉、失業、臨時工和相繼或同時的短期行為，先進技術和工業的重新部署得以不斷實現。所有這些足以造成城市環境的重組和瓦解，甚至引發周邊地區無可挽回的衰落和退化。里昂附近的住宅開發就是一例，那裡居民的「輪換速度」非常之快—人們住上一年，然後搬遷—以至於破壞了每個居民都滿意的一個地方……
事實上，從最早的圍牆開始，邊界線的概念經歷了無數的改變，無論是關乎門面還是它正對的鄰區。從柵欄經由石牆到屏障，邊界面記錄了無數顯而易見和難以察覺的變化，其中最新的變化就是接合面的出現。我們不得不再次考慮進入城市的問題。比如，大都會擁有自己的門面么？城市什麼時候給我們展現其正面？「進城」一詞代替了19 世紀「上城裡去」的說法，表明相遇的不確定性，似乎我們再也不能面對城市站在城外，而是永遠困在了城裡。如果大都會仍然是一個地方、一個地理場所，那麼，傳統的城鄉對立和中心與外圍的對立對它來說，就毫無意義了。城市不再被組建成一個局部化的有軸心的地區。雖然郊區促成了這種解體，事實上，城市內外對立的崩潰是伴隨著運輸革命和通訊與電訊技術的發展。這些都促使分散的都市邊緣地區合併成統一的城市整體。
實際上，我們正見證一個建築材料的不透明性化為烏有的反常時刻。隨著鋼架結構的發明，用輕質透明材料（如玻璃或塑料）建造的幕牆代替了石牆，正如設計階段用描圖紙、醋酸纖維和樹脂玻璃代替不透明紙。另一方面，由於電腦、電視和電話會議使用屏幕界面，至今不見其深度的圖文表面成為一種「距離」，一種新表現的景深，一種無須面對面的可視性，古老街道上的迎面相遇就被抹煞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位置差異逐漸模糊成融合和混亂。失去了客觀界線，建築元素開始在電子世界裡漂浮遊盪，沒有空間範圍，但是表現出在瞬間擴散的奇特臨時性。從此以後，人們再不能被有形障礙或時間距離所阻隔。隨著計算機終端與視頻監視器接合使用，這裡和那裡的區別再無任何意義。
邊界線和對立概念的突然逆轉在日常共用空間中引入了一個迄今只出現在顯微鏡世界的元素。不存在充滿物質的空間；空間不是充滿了物質。相反，一個廣闊無垠的領域在機器的光芒中出現。因此，建築空間出現在電子界域內，這裡，透視圖和數字形象網格圖革新了城市地產劃分。古老的私人或公共隱匿，以及住房與交通的區別被一種過度暴露的情況所替代，在此情況下，「遠」、「近」之別消失殆盡，就像「微小」與「宏大」之別在電子顯微鏡的掃描下不復存在。
再現現代城市再不能依靠城門的開啟儀式，也不能依靠讓群眾夾道觀看的遊行隊列。從此，城市建築必須與新「科技時空」的開啟攜手並進。就進入某地而言，遠程信息傳送取代了門口。開門的聲音讓位於資料庫的咔噠聲和技術文化的通行儀式，這種技術文化的進步被其部件和網路的無形性所掩飾。高速公路網和服務系統的交叉相連，並不在建設好的社會結構空間中進行，它們現在卻按照難以覺察的時間組織順序進行著，在這樣的時間組織里，人與機器的接合取代了作為財產分配外表的建築門面。
城門的開放一度代表著日夜的交替，而現在，我們一覺醒來打開的是百葉窗和電視機。時代變了。一個新日子被加入了天文學家的太陽日，加入了燭火搖曳的一天，加入了電燈的光亮。這是一個電子偽日，它出現在與真實時間毫無關係的信息「整流」日曆上。按年代順序排列的歷史時間，日復一日流逝的時間，被立刻暴露自己的時間所代替。在電腦屏幕上，一個時間段轉變成記錄的「支持面」。時間逐字地，或更確切地說，逐幀地表面化。由於有了陰極射線管，空間限度與傳送速度密不可分。作為不具有任何時間統一性的地點整體，城市消失在由先進技術的暫時性組成的體制的多樣性中。標示城市形狀的不再是一條劃分此地與彼地的分界線，而是變成電腦編製的時間表。
從前一個人必須通過實物城門才能進城，現在人們只需要通過一個視聽規程。此規程中的接聽和監視方法甚至已經改變了公共問候和日常接待的方式。在這個視覺幻象地帶，人們佔據運輸和傳送時間而不是居留於空間，惰性往往更新舊時的足不出戶，導致城市地點持續不變。有了新的瞬時傳播媒體，到達取代了出發：沒有必要出發，一切瞬間「到達」。
直到最近，城市一直把它的「內部」人口和城外的人口分開。現在，人口的劃分依據時間面貌。原來要整個「市區」才能顯示漫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現在只須短暫的片刻。此外，新科技時間與大事日程表和集體記憶無任何關係。它是純粹的計算機時間，有助於建立一個永久的現在，一種無限的、永恆的強度，它正在摧毀社會逐步退化的節奏。
這種制度下的城市標誌是什麼？不是精細複雜的柱廊或點綴著華麗建築的標誌性步行街，我們現在有的是閑散和標誌性的等待，等待機器提供服務。人人都忙著在某通訊或電信設備前等待，在收費亭前排隊，注視著領導手中的檢驗清單，守著床頭几上的電腦操作台睡覺。最後，城門通道變成了媒介和向量運輸，它的中斷所創造的與其說是空間，不如說是倒計時。其間，工作佔據時間中心，而假期和失業的非控制時間構成外圍，即時間的郊區，一種活動清除狀態，使每個人過私密和貧困的生活。
拋開後現代建築師的願望不談，如果從此城市沒有了城門入口，這是因為城牆很久前就被無數的開口和斷裂打破了。儘管沒有古城牆的特徵明顯，這些也同樣有效，起到限制和隔離的作用。運輸行業工業革命的幻影讓我們誤以為進步是無限的。工業時間管理不知不覺間補償了農村版圖的損失。19 世紀，城/ 鄉吸引力抽空了鄉村空間的文化和社會實質。20 世紀末，城市空間失去地緣政治實質，卻只為獲得其技術強度不斷擾亂我們社會結構的瞬時驅逐系統。這些系統包括在調整生產方式時，對人的驅逐、對注意力的驅逐，在人/ 機器互動水平上，對與人和與城市面對面相遇的驅逐。實際上，所有這一切都參與了一種新的「後城市」跨國的集結，最近的一些事件都表明了這一點。
然而，能源成本在上升，美國中產階級正撤離東部城市。在城市內部變成少數民族聚居區和貧民窟之後，我們此時正目睹作為地區中心的城市逐步惡化。從華盛頓到芝加哥，從波士頓到聖路易斯，主要的城市中心都在收縮。處在破產邊緣的紐約市在過去的10 年裡失掉了10％的人口。與此同時，底特律的居民減少了20％，克利夫蘭減少了23％，聖路易斯減少了27％，整個四鄰地區淪為鬼城。這些「後工業」非城市化即將來臨的預兆將會影響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流失。
根據過去40 年的預見，這種對空間管理的控制解除來自於一種經濟和政治錯覺，即建立在時間的自動化管理時代和網膜視像存留技術發展時代的地點是持久不變的。「每個表面都是兩個環境的接合面，被一種守恆運動以兩種相互接觸的物質進行交換的形式控制著」。給表面新下的這則科學定義表明接觸感染在起作用：「界線或限制表面」變成了一種滲透隔膜，就像一片吸水紙。儘管最後一個定義比從前那些更嚴格，它還是體現了限制概念的轉變。空間的限制變成了交換：徹底的分離、必要的交叉、守恆活動—一刻不停的交換活動的變遷、兩種環境和兩種物質之間的轉移。過去一種物質的邊界—它的「終止期」，變成了隱藏在無形實體中的入口。從此，各種表面的外觀遮掩了秘密的透明性，一種沒有厚度的厚度，沒有體積的體積，一個無形量。
如果這種情況適用於無窮小的實體，它也適用於無窮大的實體。當看不見的無形之物變得「有實」時，最遠的距離也能感知到。最浩瀚的地球物理疆域由於變得更加集中而收縮。屏幕界面上萬事俱備，呈現給我們瞬時傳送的直觀性。例如，1980 年，當特德?特納決定創辦有線新聞網路，建立一個24 小時全天候直播的新聞頻道時，他把用戶的生活空間轉變為世界時事的全球性演播室。由於有了通訊衛星，陰極射線窗讓每位觀眾領略到彼日的光線和彼地的事物。如果空間就是不讓各種物體佔據同一個位置，那麼這種突然的約束則絕對把所有的東西都準確地放到了那個「地方」，那個沒有位置的位置。物理或自然起伏和時間距離的枯竭壓縮了所有的定位和所有的位置，就像電視直播一樣，不同地點可以隨意轉換。
無處不在的特點的瞬時性造成了單一界面的虛空。在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之後，速度距離抹去了物理特性的概念。速度突然成了挑戰所有時間和物理測量的主要尺度。這種徹底的抹殺相當於這個環境中的暫時惰性。過去的凝聚現象隨著電訊突飛猛進的發展而消失，以便生成一種新型的集中——沒有住所的居住集中。在這種情況下，房產的分界線—圍牆和籬笆不再代表永久不變的有形障礙。相反，它們現在形成對發射的干擾，或對重複日光與建築物的影子明暗交替的電子陰暗區的干擾。電視圖像的顯見性後隱藏著一個奇怪的領域，建築設計被一個隱形剪輯的系列計劃所代替。從前安排地理空間要根據鄉村或城市邊界布局的幾何形狀，現在組織時間要根據技術時間跨度的細小碎片。在這個技術時間段，暫時的干擾代替了持續的消逝，「程序嚮導」代替了鐵絲網柵欄，如同鐵路時刻表曾經代替了曆書年鑒。
「照相機已經成為了我們最好的檢驗員」，約翰?F. 肯尼迪在達拉斯的大街上遇害前不久說道。實際上，照相機讓我們參與到某些被拍攝的政治事件中。不妨想想侵入現象或衍射現象，前者讓城市任由自己毫無保留地被窺視，後者使它的形象在大氣層外能到達的空間最深處反覆出現。而內窺鏡和掃描儀則讓我們看見了生命的最深處。
這種過度暴露的特點之所以吸引我們的注意，是因為它呈現了一個沒有對峙地也沒有隱藏面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晦暗不透明只是暫時的插曲。請注意身臨其境的幻覺如何好景不長。從前，城邦曾經用它的集市和廣場開闢了一個政治舞台；而現在只剩下陰極射線屏幕，社會的各種陰影和幽靈在上面時隱時現，走向消亡；電影製作在上面播放城市化的最後景象，一個缺乏城市性的城市規劃的最終形象。在這裡，電視的影響戰勝了交往策略和往來關係。召開電話會議讓遠距離會議有了不挪動位置的優勢，而電話談判反倒在討論中製造距離，即使對話雙方就坐在彼此旁邊。這就有點類似那些電話瘋子，對於這些人，在遙控攻擊性的匿名狀態下，電話聽筒能引起一段段言語幻想。
沒有城門的城市是在哪裡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逃亡的焦慮之中，那些剛從長假中歸來的人，想著也許即將看到大批不受歡迎的郵件，或自己的家被破門而入，屋裡空空如也，心中難免不寒而慄。它開始於人們想要逃離片刻的迫切願望，他們想躲開壓抑的技術環境，重獲知覺、重拾自我。空間上的逃離是可能的，但時間上的逃避人們卻無能為力。除非我們把失業下崗看作是「安全艙口」，是帶薪休假的終極形式，是針對我們剛開始感到其負面影響的後工業幻影的提前逃亡。介紹到社區新興部分的「工作共享」理論—給每個人提供一個選擇機會，讓與人分享的工作時間能夠輕易導致全新的對空間的共享—已經反映出一種無窮外圍的規則，即宗主國和殖民地將會取代工業城市和市郊地區。不妨想想社區開發工程，它推動了以社區力量為基礎的當地開發工程，並且被用來促使英國城市內部的再合併。
外緣城市的邊緣是從哪裡開始的呢？沒有城市我們在哪裡能找到城門呢？也許在對高樓實施瞬時摧毀（利用炸藥）的美國新技術里，也許在對突然被認為「不適合法國新生活方式」的住房工程—如在維尼蘇、拉古爾內佛或加尼等地的住房工程—實施系統毀滅的政策中。一項由社區發展協會發布的近期法國調查顯示：
為期5年，對30萬住房單位的拆除將每年花費100億法郎，同時創造10萬份新工作。此外，在拆遷/重建結束後，財政收入將達到超過公共資金投入的60億到100億法郎。這裡出現了一個最後的問題。在經濟危機時期，成批摧毀大城市建築是否會取代大型市政工程的傳統政策？如果真是這樣，經濟—工業衰退與戰爭就不存在根本區別。建築還是後建築？最終，這場圍繞現代性展開的智力辯論似乎成了現實感喪失現象的一部分。現實感喪失同時涉及表達準則、表現方式和交流方式諸方面。當前媒體關於特定政治行為及其社會交流的激烈爭論浪潮也涉及建築表達。建築表達是世界交流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確切地說，它甚至遭受各種各樣「交流手段」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如汽車和視聽系統的影響。
根本上講，有建築技術，就有技術的建設，技術就是對日常生活經驗和當代生活審美表現進行不斷重組的空間和時間變異的集合。建築空間因而不僅僅是建築物具體的物質性實質，不僅僅是建築元素的永恆和都市規劃細節的構思原理。它還作為突然擴散的不斷增殖的特殊效應而存在，與對時間和距離的意識一起，影響人們對環境的感知。
各種環境在技術上解除管制也具有拓撲學意義，因為它不是構建一個看得見、感知得到的混沌狀態，就像意外事故、衰老和戰爭包含的退化和毀滅過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一個難以覺察的秩序，雖然無形，卻像磚石工程或公共高速公路系統一樣實用。很可能，我們堅持稱之為城市化的這一過程的實質就是由這些轉移、過渡和傳送系統組成和分解的。這些運輸和移動網路的非物質結構反覆地進行著土地清測的組織和紀念性建築的建造。
如果今天還有什麼紀念性建築，它們當然不屬於看得見的範疇，儘管過度的建築呈現出各種離奇的變化。由於不再是可感知外表的一部分，也不屬於天底下匯聚大批建築物的美學範疇，這種紀念性建築的不對稱性現在存在於計算機終端、控制台和其他電子桌台的暗淡光亮中。建築不僅僅是一系列能為我們遮風擋雨的技術，它還是一種測量手段，是知識的總合，在與自然環境的較量中，能夠組織社會的時間和空間。現在，為所有行動界定時空一致性的大地測量能力與大眾交流方式的結構負荷力產生了直接衝突。
有兩種程序彼此對立。一種主要是物質的，由有形元素，如牆壁、門檻和平面構成，都有各自準確的位置。另一種是非物質的，它的表現、形象和信息既無地點也無穩定性，因為它們是暫時和瞬間表達的向量，帶著所有被篡改的含義和預先假定的錯誤信息。前者屬於建築學和城市規劃範疇，因為它組織並建構了持久的地理政治空間。後者偶然地安排和擾亂時空和社會的連續性。這裡強調的不是要提出摩尼教式的裁決，把物質的與抽象的對立起來，而是要在先進技術令人不安的一致性中，試圖把握當代建築，尤其是當代城市建築的現狀。如果說，建築學是隨著城市的興起和新地域的發現和殖民發展起來的，那麼那種征服結束以後，建築像大城市一樣，很快就衰落了。當人們還在繼續向內部技術設備投資時，建築已經逐步內向化，成為某種機械展覽廳、科技博物館。展出的技術來自於工業機械論，來自於運輸革命和所謂的「空間征服」。因此，當我們今天討論空間技術時，我們指的不是建築學，而是把我們送入太空的工程學。發生的這一切就好像建築學以前只是一項附屬技術，已經被其他研究出加速置換和恆星投影的技術所超越。事實上，這是一個關於建築表現本質的問題，關於建築領域在地球上的功能和某文化技術與地球關係的問題。城市作為傳統技術的溫室，其發展通過它朝各個空間方向投射，並隨著人口的集中和城市環境極度地縱向稠密化，已經造成了建築的激增，這剛好與鄉村模式截然相反。先進技術從此就通過不假思索和包羅萬象的建築擴張，尤其隨著交通工具的發展，一直繼續延長這種「前進」。
目前，從空間的軍事征服發展而來的尖端技術，已經把家庭，也許將來也會把城市本身送入行星軌道。隨著載人人造衛星、太空梭和空間站作為高科技研究和工業的實驗室漂浮在太空，帶著對後工業社會命運的奇特影響，建築也突飛猛進。在後工業社會中，由於藝術衰落，基本技術慢慢衰退，文化標記正逐步消失。城市建築真的就像過去引發特大城市崩潰的粗放式農業一樣，將成為一項過時的技術嗎？建築業會不會幹脆成為統治地球的另一種墮落方式，產生無度開採重要資源那樣的惡果？主要城市數量上的減少是否已經成為工業衰退和強制失業的轉義詞，象徵著科學唯物主義的失敗？
後現代主義專家提出依靠歷史，這只是一個讓他們迴避時間問題和技術生態系統造成的超越歷史暫時性問題的小把戲。如果今天的確存在危機，這也是與倫理學和美學有關的危機，是指人們不能在一個看上去與我們作對的環境里與發生的事件達成妥協。隨著由各種交流工具的發展引起的直接和間接信息之間的不平衡日益加劇，以及這種推崇信息乃至意義損失的趨勢，現實效果代替了直接現實。利奧塔的宏大敘事表現的現代危機暴露了新技術的影響，從此以後，要強調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有關理論因果關係的宏大敘事於是被現實機遇的小型敘事、最終是自治的微型敘事所取代。這裡爭論的不再是「現代性危機」、共同理想的逐步退化和歷史意義的原基礎，這有利於與個體自主發展有關的各種或多或少有限的敘事。現在的問題與敘事本身有關，它具有一個官方話語或表現方式，到目前為止，與普遍承認的言說、描寫和刻畫現實的能力相關聯。這是文藝復興的傳統。因此，「敘事」概念化的危機看起來是作為幾何敘事的「維度」 概念化危機的另一面，是對為大家所見的現實進行衡量的話語。
導致微型敘事出現的宏大敘事危機，最終又變成了宏大和小型敘事的危機。這標誌著一個錯誤信息的出現，即過度和不可比性對「後現代主義」而言，就像問題的哲學分解和繪畫、建築形象的分解之於啟蒙運動的誕生。維度概念化過程中的危機成為整體的危機。換言之，源於希臘古典幾何學的真實均質空間，被截面與分數在其中再次變得至關重要的偶然異質空間所取代。正如土地遭受過農業機械化的破壞，城市地形一直在為表面和易於發生各種遷移轉化的所有關係出現解體和分裂付出代價。所有形式的這種突然崩潰，這個工業化對個體屬性的破壞，在城市空間里—儘管郊區瓦解了—的感受不及在有關城市外觀的時間上的感受明顯（時間在此被理解為連續的知覺經驗）。事實上，透明性很久以前就代替了外觀。自20 世紀初始，傳統的景觀已經從先進技術的時間深度中獲得了新生。寬闊的林蔭大道破土動工之後不久，電影和航空工業都實現了騰飛。奧斯曼大街上的遊行讓步於盧米埃爾兄弟的快速電影發明；榮軍院周圍的空地讓步於城市規劃的失效。銀幕突然變成了城市廣場，作為一切大眾傳媒的交叉路口。
從穩定形象的外觀美學—作為它靜態本質的一個方面存在，到不穩定形象的消失美學—存在於用電影和攝影的手法表現飛逝，我們目睹了表現手法的轉變。只要物質條件允許就註定一直有各種形狀的體積的出現，現在卻被只在視覺範圍內存在的形象所替代。這樣一來，與其說是文丘里筆下的拉斯維加斯，不如說是好萊塢更值得城市規劃的學術研究。因為在古代戲劇城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劇場城市建立之後，好萊塢是第一個電影城。這座城市就是一個生動的影院。
舞台布景和現實世界、稅收計劃和電影劇本、活著的人和音容猶在的死人混雜交融，令人瘋狂。這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地把先進技術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合成的時空。用於拍攝的失真的巴比倫、自命不凡的工業區，好萊塢就這樣一片連著一片，一個街區接著一個街區地被建造出來，在暮色中看上去，它是魔術師的成功把戲，是像出自D.W. 格里菲斯之手的史詩大製作的崛起，在這期間還一直等待著迪斯尼樂園、迪斯尼世界和艾普科特中心狂妄自大的城市化。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攝《心中唯一》時，他運用電子技術讓演員進入到在好萊塢西洋鏡錄製廳里按實物大小建造的拉斯維加斯里（只是因為導演想要這個城市服從他的拍攝進度），他超越文丘里的地方，不是通過演示當代建築的模糊性，而是通過表現這座城市和其居民像「幽靈」的特點。
20世紀60年代，理想化的「紙上建築」呈現出了哈里豪森和特恩布爾等人運用視頻電子技術的特殊影響，當時正值計算機屏幕開始在建築公司出現。白南准說，「視像不意味著我看見，而意味著我飛翔」。有了這項技術，「鳥瞰圖」不再涉及縮尺模型的理論高度，它成為運行在現實時間裡的光電界面，對形象再定義意味著的一切。如果說航空業—它與電影業同年出現—要求我們修正觀點、徹底改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那麼，信息圖形技術同樣會強行促成現實及其表現的重新調整，我們已經在《戰術地圖繪製系統》里看到了這點。《戰術地圖繪製系統》是一張由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劃署製作的影碟。該系統提供了關於科羅拉多州阿斯彭市的連續圖像，通過加快或減慢54 000 幀圖像的速度，像變換電視頻道一樣輕鬆地改變方向或季節，把市區變成一種視力功能和武器功能彼此融合的射擊場。如果建築學對自身的衡量曾經是根據地質學、自然地貌的構造，具有稜錐、高塔和其他新哥特式特徵，那麼它今天根據的是已掌握的技術，其變幻莫測的能力把我們所有人都驅逐出地平線。如今的都市具有新地質特徵，是某個偽石器時代的「紀念碑谷」。它是一個幻象景觀，是技術與物質的可見轉換緊密結合的過去社會的化石，是一項日益令自然科學退避三舍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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