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不生？中產的焦慮與彷徨

2017年全面二孩進入第二年，全年的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相較於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最低預測的數量要低了300萬。同時，二孩出生人口的增加首次超過一孩，佔據總比重的51.2%。這種人口預期與實際的差距使得中國人口增加正式步入「存量時代」。而到底是因為什麼一再寬鬆的生育政策無法讓老百姓激發起生育的積極性呢？本文將直面這種矛盾。

第一，高昂的撫養費用和巨大的精力支出。

目前中國經濟速度放緩後，微薄的收入的增加已在高速增長的通貨膨脹面前對城市中撫養小孩的父母來說形成巨大壓力。而在撫養成本上，無論是衣食住行的開銷還是教育、醫療等費用的支出很多高於成人，而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如果還要讓自己的孩子接受那些所謂「精英」的教育，購買那些天價的學區房，那麼這些高昂的成本就也是對那些已經有了一孩的父母的形成了內在壓力，迫使他們放棄生育二孩的動力。

而巨大的精力支出主要體現在目前的適育青年主要以八五到九五年出生的青年為主，這個時間段是中國自成立以來第三次生育高峰期（雖有計劃生育政策，但是1965年至1975年出生的主力嬰兒潮均已成家立業，故而這波生育高峰被稱為回聲嬰兒潮，據衛記委的統計，這個嬰兒潮的出生人口為1.3億人）。他們在不僅在求學的過程中面臨的巨大的壓力，在工作和職場中也遇到了較大的競爭，加上高昂的房價壓力與城市生活中通勤的時間成本的損耗，無疑會更加分散他們對子女教育的時間分配和精力投入。

第二，撫養小孩的經濟收益過低。

其實從孕育到撫養的一個孩子的過程來說，對撫養其的父母所帶來的收益十分有限。根據目前的社會運行現狀來看，那些取得高學歷獲得高薪的家庭在對父母的經濟扶持上仍然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即使在大城市即使取得高薪也疲於應對撫養和各種社會性及娛樂性開銷與撫養自己的小孩身上，「養兒防老」在經濟效益上主要體現在通過使其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子女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能晉陞高階，可以有額外的金錢轉換撫養這部分的成本，否則恐怕撫養這件事是一件「虧本」的生意。

在知乎一篇題為《我們為什麼要生孩子？》的問題中，點贊數最多的那個回答的那個頭一句便是「沒有什麼比養一個孩子更能迅速有效地降低生活質量」恐怕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其實生育在社會現象中的表現其實是一種母系社會牽連下的個體的生理與與觀念的自發性和趨同性。而對於城市適育的中產來說，他們生育並悉心撫養小孩的目的不少是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獲得了在大城市獲得相對優渥的生存條件資格，他們不想在這種一直向上的代際努力下造成斷層，甚至是下墜。事實上，在目前的中國的階級格局中，搖晃的中產在還未形成梭形的金字塔的階級結構下，一場突入起來的黑天鵝式的意外和一場大病就能讓他們幾十年的積蓄和沉澱化為烏有，讓他們迅速的墜入到底層的泥沼中。正因為向上攀階的過程口艱辛而多舛，而向下的墜落深淵的危機感時刻都存在，小心翼翼的中產非常注重生育和撫養的質量，但是在目前的撫養成本下，一個孩子恐對他們來說已疲於奔命。

第三，養老保險——沉重負擔下個體的悲慘

事實上中國老年人的養老金兌付危機已經由來已久，據報道《中國社會保險年度發展報告2016》稱，目前黑龍江養老保險虧空已超200億元人民幣，該省目前已動用大量中央財政收入填補此項虧空。而在目前為富先老的中國，廣西、海南、湖北、天津、遼寧等十三個地區的養老金可支付月數已不足一年，中國的社保政策恐怕是一場龐氏騙局。而對於目前適育的中青年來說，二三十年後的養老問題恐怕會比現在嚴重的多：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的數據稱，2017年中國的出生率為12.43‰，與「十二五」時期相比，提高了0.32個千分點。但是我們不容忽視的是目前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已低到讓人髮指的地步，據2015年1％小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僅僅1.05，而同年期的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46，雖然這個數據和出生率有矛盾的地方，人口學界也存在爭議，但是據聯合國世界《世界人口》展望中截止本世紀末預測的中國人口最低值為6.13億人，人口的嚴峻程度可見一斑。

所以目前適育的中青年夫婦的困窘在於不僅經歷了學業、職場的極大競爭，晚年要把精力放在照看子女的孩子上，而且會因為養老金的兌付危機還要面臨工作到死的困境，而這每一重壓力背後都是這一代年輕人的辛酸和苦惱,這每一重壓力都是目前苦惱和糾結的適育夫婦的避孕藥。

而這些，以上所寫的全部，構成了一個全新的格局，那一個個關於新時代國家宏觀發展下微觀圖景——婚與不婚、生與不生的中年和青年人們的應對這激變時代的個體在選擇，並且這些選擇改變著這個國家的未來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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