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出身德國貴族的傳教士，明清時期在中國生活了47年
馬可波羅，中世紀的旅行家，1275年從義大利來到了中國，並遍遊了中國各地，在此待了16年後就走了。回去並寫了一本書，名叫《馬可波羅遊記》。這本書詳細記錄了元代中國的政治事件、物產風俗，描述了中國如何如何的富裕，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看美國一樣，去了都能撿黃金。因此，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同時也吸引了很多人對財富的覬覦。
在中國的明清時期，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出於快速擴張的需要，同時也因為當時的交通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因此中西方之間的交流也日趨頻繁。在這些來自西方的人中，除了商人之外，傳教士也是其中人數比較龐大的一支。這些傳教士來華的目的主要是傳教,擴張天主教在東方的勢力。
為了傳教他們還學習中國的漢語，把中國文化往西方介紹，同時並把西方的文化介紹到中國來，其中起到了一個橋樑交流的作用。明朝後期開始，來自義大利的利瑪竇和德國的湯若望等歐洲傳教士先後來華，與徐光啟等人合作開展翻譯活動，把歐洲的天文、數學、地理等著作介紹到中國，同時把中國的《大學》、《論語》等典籍介紹到歐洲。
今天，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湯若望這個人物，他是出身德國貴族的傳教士，明清時期在中國生活了47年。他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出眾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華47年，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
19歲那年，湯若望加入了耶穌會，宣誓終生安貧、貞潔、服從。隨後，搬到了羅馬耶穌的聖·安德烈奧修道院，當一名見習修士，接受嚴格的修士訓練。並加入了靈采研究院，探索著不斷發展著的新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
安德烈奧修道院有一個圖書館，館裡藏著許多經過印刷，裝訂成冊的海外耶穌會士寫給總會的年報、報告、信函，湯若望經常到圖書館翻閱這些材料。早期傳教士在東方在中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讓他激動不已。
他欽佩利瑪竇在中國採取的適應中國文化習俗的，所謂合儒的傳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結合。當他聽說利瑪竇神父以其數學天文學的智慧，驚倒了中國人，並且受到皇帝的優禮和敬重，為上帝的教會開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領域時，他為西方的數理天文這在中國獲得這樣的價值而欣喜若狂。
25歲的時候，湯若望以最優秀的成績完成了在羅馬學院的學業，並晉陞為神父。1618年在金尼閣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等22名傳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義派遣，從里斯本啟航東渡。從此，便踏上了前往東方的旅途，並便將根扎深深的扎在了中國。
1619，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這些傳教士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的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
1620，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為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氏的傳教路線，採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了南京教案，大量傳教士們被驅逐，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為了順利在中國傳教，並站穩腳跟，1622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中國人的服裝，把的德文姓名亞當改為發音相近的湯，翰改為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他重視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並將西方的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來。在當時以徐光啟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積極引進西學，並與來華的傳教士合譯一些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新了新的生機。
湯若望第一次來到北京後，他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在住所內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湯若望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後來，他被派到去西安傳教，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他研究了從西安通向中亞、中東和歐洲的交通道路問題。為此，他不斷向過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國朝廷進貢的附件小國的使團，打聽和記錄他們行走的路線，經過的國名、地名、驛站名以及來往商品的名稱、貿易狀況等等。他據此寫山詳細的研究報名，寄往歐洲。他還花了不少時間考察了歐洲長期爭論不休的契丹和北部中國的關係問題，理清了在中國的北部並沒有所謂契丹的地方。
在西安傳教幾年後，湯若望於1630年再次來到了北京，並繼任已故教士鄧玉函的職位。湯若望精通天文歷算，他以對月食的準確測算贏得了戶部尚書張問達的賞識。當時中國曆法已經不太精確了，經常出錯，湯若望利用修訂曆法博得了朝中大臣以及皇帝的信任。
明末戰事頻繁，後來明軍越來越處於劣勢，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湯若望幫助了明朝用西方的辦法督造戰炮，他口述了有關製造大炮的相關技術。崇禎九年時候，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造了大炮20多門，這個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滿族在東北打仗的時候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644年，清兵進入北京，攝政王多爾袞命令內城的居民三天之內要搬出。但湯若望給多爾袞寫了一個摺子，他說：「為了保護教堂和天文儀器以及圖書資料的安全，請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時他把自己從事的傳教和修歷工作做了簡要的介紹，第二天他的奏請得到了恩准。
隨後湯若望被多次召進皇宮內，他對皇帝和攝政王說《新曆法》的優點，並呈現瞭望遠鏡、渾天儀、地平晷這些天文儀器。當時滿族人剛到北京，都沒見過這些，覺得特別好玩，好奇。而且湯若望用西洋的新法準確地預測了順治元年即1644年農曆八月初一的日食。
攝政王一看，果然不錯，就讓他把《崇禎曆法》再改一改，湯若望就奉命對《崇禎曆法》進行修訂，將原來的修曆法137卷修訂改成103卷，連同新編的一些新曆本呈現給清政府。多爾袞被他說服後，清廷下令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撰的新曆定名為《時憲歷》，在全國實施。
湯若望繼承了利瑪竇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今天的農曆是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曆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曆。他還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緣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學東漸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滅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