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場一瞥︱新見樓適夷致施蟄存信札

樓適夷致施蟄存信

文︱羅 遜

自2005年起，樓適夷致施蟄存信札不定期現身拍場。兩人是舊相識，1931年，樓適夷從日本回來不久，就發表了《施蟄存的新感覺主義——讀了〈在巴黎大戲院〉與〈魔道〉之後》，自此施氏被劃入「新感覺派」。緊接著阿英在《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里助拳，杜衡以《「第三種人」的出路》反擊，直到1933年，施先生才在《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中鄭重聲明：「因了適夷先生在《文藝新聞》上發表的誇張的批評，直到今天，使我還頂著一個新感覺主義的頭銜。我想，這是不十分確實的。我雖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覺主義是什麼樣的東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說不過是應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說而已。」

這批信自施家流出，寫於1981-1983年之間。恩怨已過去半個世紀，信中談的大多是現今的事，這封也不例外。

蟄存同志：

您在春節寫的信，一直擱在社裡，我到前幾天才收到，同時也收到了承蒙寄贈的《燕子龕詩》，非常感謝又不及及時作復，為歉。從前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寄來《外國獨幕劇選》，早已收到，我不知是您寄贈的，亦未及復謝，甚罪。

曼殊詩自幼愛讀，但現在已幾十年未接觸了，您編這套文庫，介紹古今中外藝文精品，很有意義。關於曼殊身世，這裡收錄的柳亞子《新傳》，是1928年之作，後來是有訂正的，即關於曼殊為日本人之說，是誤信曼殊自撰而故作玄虛的《潮音跋》及《斷紅另簡記》故事所作錯誤結論，後經調查核實，作了重大更正，確定曼殊是蘇傑生與日女若子所生之子，是中國人。另作《蘇曼殊傳略》及《重訂蘇曼殊年表》推翻前說。這是我最近偶然翻閱81年6期《人物》雜誌，見到柳無忌《關於蘇曼殊》一文才知道的，請參閱。曼殊的小說《斷鴻另簡記》、譯詩《海潮音》，如有可能收入《文庫》也好。

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是1932年（33？）為左聯籌款，由我編輯的，各篇都是名家專寫的，收日人一篇是魯迅先生指出叫我譯出的，我早已見不到此書，您看看是否值得重印，由您決定好了。

您一直在勤懇地寫作、翻譯與編書，非常欽羨，身體一定很好吧！我在一個冬天，只能閉門籠火，偶有小的活動，工作也只是一天打漁，兩天晒網，沒什麼成績，連僅有的余年也在蹉跎，很慚愧，只望春暖後好好振作一下了。專覆 即頌

健壽

樓適夷

二，二三

信落款沒有年份，依據正文提到的兩本書，考證不難。《燕子龕詩》，蘇曼殊著，施蟄存輯錄，為「百花洲文庫」一種，1981年9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發行；《外國獨幕劇選》第一集，施蟄存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可知寫信為1982年2月。

信封正面

施蘇交往，除曹旭先生《施蟄存、蘇曼殊和我》以外，成文不多，依據沈建中先生編撰的《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可輯錄相關事迹。說是交往，並不確切，1918年2月，蘇曼殊於上海逝世時，施蟄存時年十四歲，就讀於松江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兩人從未謀面或書信往來。儘管天人永隔，從施氏的用功用心而言，神交倒也不為過。

《燕子龕詩》引言里說，大概十歲時，施蟄存在《南社集》中讀過蘇曼殊的詩後，立即成為蘇氏的崇拜者，在他眼裡，蘇氏「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韻」而自己「幾乎每一首都能背誦」。不過，隨著年齡漸長，浪漫漸退，認同也有了微妙變化。

《燕子龕詩》

1925年，施蟄存就讀於大同大學三年級，當年他的投稿重地《世界小報》，刊登了《金君珏致施眉子書》，提及「兄詩瓣香定公，可謂探驪」。「定公」是龔定庵，此乃褒獎，施蟄存卻不認同，四天後回復《奉金君珏書，眉子拜上》， 開篇就是「足下謂弟詩似定公，果何所據。不覺其似定公於萬一也」；意猶未盡，順手掃了一下詩界前輩，「上至蘇曼殊，下至朱鴛雛，莫非學定公者，然而皆但得似其格調，而不得其境界也」，「陳小蝶亦步定公，然而敗矣」，字裡行間可知當時態度。

步入老年，且歷經多次運動後，施蟄存心態又有改變。如1962年，見到哈依納曼書店的當年書目，外文出版的新資料獲得不易，「閱之竟夕，亦過屠門而大嚼也」。自我滿足的同時，也念及故人，尤其是逝者。如讀到Verlaine的詩作又有出版，而中譯自田壽昌、戴望舒後，久無人繼起，於是想起蘇曼殊舊句「震旦事事不如人」，不由得不合時宜的感慨：「藝文之衰落，於今尤甚。」

三年後，讀報知西湖秋瑾、徐錫麟、蘇曼殊墓均已移至龍井，「謂風景區不當有墳墓也」。少年時偶像的遺迹不得保存，無處憑弔，只能收點私貨以紀念。友人曾饋贈四張曼殊畫作的照片，是高天梅的遺物，原畫作於1903-1909年間，早已無存。1972年，施蟄存六十八歲，「在很孤寂無聊的時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亞子印的蘇曼殊詩集《燕子龕遺詩》。重讀一遍，好像遇到了青年時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復了青春」。於是搜覓並抄錄集外詩，又匯抄了當年諸家投贈、題詠、哀悼之作，各編為一卷，「放在書架上，隨時吟詠，藉以解悶銷愁」。第二年又有跋語，「乃今之少年，幾不知有蘇曼殊，則世運轉移，人情亦變，今之少年，無曼殊之情致矣。詩人之於時代，其得失皆在於此，甚可唱也」。

《燕子龕遺詩》內頁

終於，荒唐的時代過去，《燕子龕詩》付印，印數六千五百冊，頗受歡迎，當時的文學青年萬君超，特地請施先生題籤。不過書的質量一般，萬君超說，「老人嘆息此書錯字頗多，真無可奈何」。而且編輯方面的指責聲漸起，1983年《文學遺產》第一期刊登林辰《評新編兩種蘇曼殊詩集》，提及施編不夠規範，如「輯者沒有一一註明它們的來源」；依據的本子也有問題，如最值得研究的《本事詩十首》，「這個輯本里卻面目大變，無論在內容上、在編排上，都與歷來的傳本相差很大」，而且「沒有作一字說明」；「校勘斷句上，也有一些錯誤」。 文中特地指出的《曼殊新傳》失察，全與樓適夷信中相同。口氣也不留情面，「施蟄存同志在《引言》中自述青年時代是曼殊的『崇拜者』，現在又輯錄曼殊的詩，而他竟未見這些重要本子，反而求諸坊間俗本，這倒真是令人覺得『可異』的」。

1983年《文學遺產》第一期

從出版而言，林說都是硬傷，但回到非常時代，倒也情有可原。《燕子龕詩》引言提到，這書印行的因緣，是「秘本」被一位青年朋友發現，他堅執把抄本借去，施蟄存回答：「不必了，抄一遍也費事，還是找個機會把它印出來罷」，可知此書是沿用文革時的輯錄，後來未再修訂，書後兩跋，時間還停留在1973、74年。人事屢更，復罹兵燹，施蟄存舊藏蘇詩諸本盡皆亡俟，這個輯本以新得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為主，用《沈尹默書曼殊上人詩稿》增補，後又得中央書店刊本《蘇曼殊詩文集》（林口中的「坊間俗本」）。樓適夷信中提到柳亞子改正前說的《蘇曼殊傳略》，發表於1932年上海《文藝茶話》，後又收入1933年開華書局版《蘇曼殊文集》，如前文所述，施蟄存此時對蘇著興趣索然，估計均未讀過。此外，此書輯錄時是為了自用，最多給朋友看看，並沒有想到出版，所以隨見隨抄，沒有詮次，都是遺留問題。

《蘇曼殊詩文集》

實際上，施蟄存對蘇詩的再度興趣，更多只是停留在特殊時期。讀了林文後，他曾對朋友說，林辰寫得很好；大概也覺得，這樣的事情，有能力做的人也還有。樓適夷提議「百花洲文庫」收入《斷鴻零雁記》（信中誤為《斷鴻另簡記》），施蟄存也沒有採納。1983年，遠在香港的學生古劍，要把關於蘇曼殊的文章寄來，施先生回復說不必寄了，「我現在已看不完許多需要我看的文章了」。

《斷鴻零雁記》

施蟄存與樓適夷的交往，相關文章也未查到，此信恰好處於節點，不妨就此回顧。有記載的兩人通信，早在1932年1月。《文藝新聞》刊登了《施蟄存談一生之希望》，這個題目太大，不像是施先生感興趣題材，果然，這只是一封回信，題目應是樓適夷後擬。通讀全信，大概是這麼回事，《文藝新聞》寄來一封信，列重大問題數十個，請施先生回答。先生說了兩個意思：第一，國事、世界事不敢過問，也無學力過問；第二，自身之事，無可回答，「弟一生希望，只是每年能夠寫幾篇愜心的創作，譯幾本看得過去的書而已」。推辭之際，又提到視樓適夷為「有為者」，而近來自己「異常消沉」，精氣神不在一個層面；至於自己的希望，「去年如是，今年亦如是，至明年後年亦將如是」，你們如要列入文藝年鑒，「每年刊載一遍可也」。這近乎戲謔的回復，樓適夷不會讀不出來，他也不含糊，乾脆來個全信刊登，交給讀者評判。

類似的事情，第二年又來了。1933年，上海天馬書店約稿《創作的經驗》，組稿者又是樓適夷。當時的後記說，此書的目的只是「使那些專門找作法入門的人，可以有機會認識一些創作的實踐的途徑」。直到1982年重印，樓適夷在新的題記中，才正式道出實情：「當時編這本書是當作『左聯』的一項任務來做的。我們約請了『左聯』的作家，也約請了幾位不屬於『左聯』的作家為此書寫作專稿。他們雖沒有參加組織，但對『左聯』的事一向都是積極支持的」。

《創作的經驗》

這次施蟄存沒有推辭，大概是提前得知了稿費將全部捐贈左聯。約稿的成功，讓樓適夷很興奮，半個世紀後還津津樂道，他說：「這件事象徵地說明了三十年代『左聯』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不但是『左聯』本身，其中實在也有周圍許多朋友的力量。」由此信可知，此書1982年12月的再版，正是樓適夷向施蟄存建議。此書收入「百花洲文庫」第二輯，其實題材有撞車，上海書店於1982年4月也影印了此書，收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不過當時正是出版業的春天，此書作者大牌雲集，有魯迅、郁達夫、丁玲、張天翼、葉聖陶等，何況一影印一排印，倒也不為過。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影印的《創作的經驗》

而後兩人交往不多，偶有謀面，也是公務。如1954年中國作協召開「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全國應邀出席的翻譯家有一百零二人。這是文學翻譯界的頂尖會議，上海去的代表有伍蠡甫、李青崖、施蟄存、包文棣、草嬰和任溶溶， 樓適夷作為北京的代表也有出席。

之後運動頻頻，熟人尚且互相避之唯恐不及，更別說是泛泛之交。可以查到兩人恢復聯繫是1977年，8月20日，樓適夷有信給施蟄存。這也是一份回信，從內容看，施蟄存曾去信詢問社裡的存稿，並商談今後譯事的設想。樓適夷當時尚未平反，但人文社都是故舊，舉手之勞而已，他轉告外文編輯部去函聯繫。信尾他還有些唏噓：「十年辛苦不尋常，大家總算過來了一條艱危的長道，追懷不少中途逝去的友人，心裡是悲鬱的。」施蟄存談到會北京一游，樓適夷的熱情似乎有些過，「吾兄京游，希能早日成行，一抒積悃，親朋日稀，良深同慨也」，不過也可感觸到他樸實的性子。

兩人的交往，樓適夷在北京的朋友圈中也有提及，比如馮亦代。他比施樓二人小一輩，卻也是舊相識。1940年在香港時，施馮就有交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了一個暑期講習班，戴望舒、馮亦代等人都沒有這種經驗，正好施蟄存一月前抵港，被戴拉來籌備，還擔任了教課。不過後來斷了音訊，1979年馮寫信過來，談到自己現在《讀書》編輯部，想請先生寫關於《現代》和《文飯小品》的文章，還需特地提及是從樓適夷處得知先生近況的。此信還講到施蟄存必定感興趣的一件事：「望舒明年逝世30周年，京中友人總希望能做些什麼紀念他。」

1980年7月， 施蟄存七十六歲時，繼去年參加文代會後，文革後第二次來京。這次也是公幹，主要任務是帶領研究生們去北圖查閱畢業論文所需古籍文獻。上次以聽取報告，分組討論為主，這次時間自己做主，安排可以公私兼顧。一行人住在北師大招待所，每天上午八時至下午二 時，先生帶五名研究生去柏林寺分館閱書；下午2 時至3 時半在妹妹施燦衢家吃午飯，以後即外出訪友；周六、日不去圖書館，前往各處名勝遊覽。

北京的故舊太多，「四窗」皆備，拜訪的人包括茅盾、張天翼、卞之琳、鍾敬文、端木蕻良、聞宥、黃君坦、黃葯眠、夏承燾，孫源、葉祖孚、張伯駒。也訪問了人文社，見了不少編輯，如孫繩武、蔣路、李易、張木蘭、王央樂、綠原、郭豫適、許覺民。當然，也有樓適夷和馮亦代。有些謀面，名頭很大，卻沒什麼乾貨，比如和沈從文先生。施蟄存後來在《滇雲浦雨話從文》里回憶：「由於我的聽覺已衰退，使用助聽器也不很濟事，從文說話還是那麼小聲小氣的，都得靠他夫人傳譯和解釋」，以致「如今也不記得那天談了些什麼」。當然，意外收穫也有。去戴望舒女兒詠絮家訪，「檢閱望舒遺物，發現了一批外國友人給他的信札，最多的是艾登伯的信，共十八封。我把這些信帶回上海，想譯成中文，供研究詩人戴望舒的青年學者參考，也讓幾位僅存的老朋友看看，多了解些望舒。」施蟄存的執行力很強，後寫成《艾登伯致戴望舒信札》，刊登於1982年《新文學史料》第二期。

1982年《新文學史料》第二期

此信還有下文。1982年4月10日，樓適夷復施蟄存函，談的還是《創作的經驗》。施先生認為此書不錯，可收入第二輯，並建議樓的舊作也可以出一本。樓適夷回答得很實在：「我沒有可供『文庫』收編的作品，舊稿年來是收集了一些，想編集子，有人約好，但我自己看看，越看越不想編……我譯的書，是不少，可能有些還有用，但都是轉譯的多，在當時還可以，現在重印就無必要了」。

當年10月，樓適夷在李易的陪同下，登門拜訪施蟄存，估計還是談出書之事。此後，兩人聯繫日漸稀少，但通過這幾年的交往，施先生對樓的本性有了認同，多年後仍有提及。1993年，施蟄存已八十九歲，在復李歐梵信中說：「樓適夷這位先生十分老實，他從日本回來，覺得我的小說很像日本的『新感覺派』，因此寫了一個書評，發表在《文藝新聞》上，當時並無什麼反應。近年來，我分辯了幾次，我說我不屬於這一類，他就寫信來表示歉意。其實大可不必。」

最後，信中施蟄存主編的兩種書，均見證了文學類圖書的興衰，也可以說一說。「百花洲文庫」看上去蕪雜，其實著眼於三個方面：新文學方面，選取絕版又沒有重印的；古典文學，側重於沒有單行本的專集、別集；外國文學，則編印短小精鍊的譯本。十種為一輯，每種十萬字左右，以《燕子龕詩》為例，單本定價兩角六分錢。

第一輯十種：《二十一個及其他》（張天翼）《邊城》《江南風景》（端木蕻良）《山谷》（劉北汜）《王昌齡詩集》《東坡小品》《燕子龕詩》《西窗集》（卞之琳）《高龍芭》（梅里美）《王后的裙子》（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從目錄看，果然是百花叢生的野洲。然好花不常，施先生1983年1月私信提到：「百花洲文庫已印出第一輯十冊，第二輯十冊春季可印出，第三輯十冊已發稿，以後恐將停止，出版社無興趣矣」。

「百花洲文庫」

1992年，歷經人事與市場的變動，《外國獨幕劇選》終於出到了第六集。此書歸屬於 「文學作品選讀」叢書，當年《外國短篇小說》一種，印數即達十五萬冊。第一集的編輯海岑，頗具傳奇色彩。他原名陸清源，是海上小說家兼名醫陸士諤次子，也是施先生的老朋友。上世紀四十年代曾在福建永安（戰時省會）行醫，醫運不壞，用行醫所得辦了個出版社，印行了不少文藝書，暢銷東南五省，其中就有施譯德國劇作家蘇特曼的《戴亞王》。這次重續舊緣，合作非常愉快。

可惜第一集出版前2月，海岑就過世了，施蟄存頗為傷感。一、二、三集先後於1981、82、83年出版，印數分別為五千三百五十、六千、四千五百冊。後面就不順了，1985年7月，施蟄存給編輯金名的信中說：「四集早已校了清樣，還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詞學》一樣，現在有些不想編書了」。直到來年6月，第四集才出版，印數銳減為一千七百冊。至於第五、六集，1988年上半年已經付型，1992年1月方才發行，印數分別為六百冊與六百五十冊。不過，極少的印數，倒也成就了舊書業的奇貨可居，在某舊書網上，這兩個當年的難產兒，現標價已達每冊四百至八百元。

《外國獨幕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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