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的溫度 說一個給你聽的故事

用我的溫度 說一個給你聽的故事

Eva Wang

這個世界上，發生著許多事情。這個世界，從來不是美好的。但是這個世界上，每一天，溫暖的太陽依舊照常升起，活著的人繼續他們的柴米油鹽，平凡卻篤定。生而為人最大的恩賜，大概就是有一雙有溫度的眼睛——我們訴說著，講述著，把混亂賦予意義，給凌厲加上溫情，是為人性。

這個世界需要有人擁有講述的天賦，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太多的日子，太多的事件，如果不經歷講述者的編纂，數據之龐大，定難以閱盡；二就是講述者的溫度——通過講述，總要有些立論，有些態度，標誌出人之所以為人，脆弱的身體究竟能承載下多麼宏大的內核。作為講述者，訴求絕不只是記錄，而是傳達出自己對所見所聞的評判。

餐廳可以用明爐烤制鴨子或者乳豬，因為想讓你看到其廚藝之高超，但是墳場火葬的焚化爐絕對不會。事實是，從過程上，這二者並無二致，皆是一個生命體的焚燒成灰而已。但是重點恰在於此，人類，從來不是只由事實構成的。因為人性的參與，人類需要體面，需要迴避，需要對特定的人，講特定的故事。製造爐子的工匠也是講述者，他們知道餐廳需要的爐子是什麼樣的，墳場需要的又是什麼樣的。餐廳里目睹食物的製作過程是對食客最強有力的說服，能夠促進其大快朵頤；但至親之人如果目睹了火葬的殘酷，腦海里一定不會再有所愛之人的音容笑貌，即便這個過程展現了那個所謂「最真實的過程」。或者說，「真實」這個詞都用錯了，二者都是真實，只不過有沒有選擇「赤裸裸地呈現」而已。

說到戰爭也一樣。如果讓你用兩個小時來展現一場為期兩天的激烈交火，你會從這所有的48小時素材之中，選出什麼呢？血腥暴力是其中的「真實」之一，但從來沒人說過，是「真實」的全部，是必選素材。

一個智慧的敘述者會大概先問一個問題：這個故事要說給誰聽。

中東國家，戰事頻仍，少年誤入了歧途，想要為了錯誤的信念走上戰場。他的父親拿出一摞戰場上拍到的，被炸彈炸得殘缺不全，血肉模糊的肢體給少年看，被熱血沖昏了頭腦的少年終於看清了戰爭弒殺的殘酷。

午後的房間里，六歲的孫女讓爺爺給自己講抗戰的故事，爺爺可能講述了自己的戰友如何為了保護百姓而死，講到淚流滿面。但爺爺不會提起，自己的戰友死狀有多麼慘烈。他知道，他浴血沙場半輩子的目的，就是讓自己的後代不再經歷那種慘烈，並且，他要給他的戰友，留下最多的光輝，最多的體面——在爺爺腦海里，戰友永遠定格成了被炸彈命中後肢體不全血肉模糊的樣子，但是爺爺希望在後人的記憶中，戰友依舊瀟洒，依舊玉樹臨風。

一位經歷過真切戰爭的退役士兵，會在其之後人生的數十年，不斷地想起他戰友被炸得只剩下一半的臉，然後從噩夢中驚醒。他們都曾是為了守護一方百姓而戰，但每個深夜的驚駭，依舊是真的。即便是訓練有素的特種戰士，在第一次見識過血肉橫飛之後，也只有一半的可能性再次拿起武器，走上生殺毫不容猶豫的戰場，因為他會記得，垂死之人眼中光芒消亡的全部過程，不管對方是敵是友。總有地方發生著戰爭，總有人為了自己所篤信的「意義」，挺身而出，用武裝來捍衛信仰。面對這一切，我們能爭辯的，只有這些所謂「意義」的正義與否，而永遠不是對武裝的力量歌功頌德。只要是拿起了槍支，就算目的再正義，凡扣動了扳機，就有生命被強行結束：這樣的事情沒有是非，無需爭辯對錯。

有些事實，是瘟疫一般自帶著凌厲的，這些事情如果赤裸裸地被目睹，它們可以跨過人的意識，對人的靈魂直接產生影響——這是一個被動的、沒有思考參與的過程。性慾是人類的正常生理需求，但是在談起性是時候人們往往不會明目張胆肆無忌憚，更不會把做愛的全過程展現出來供人參觀，因為有些事情太過凌厲了，過度地釋放，就是會對人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血腥和暴力也一樣。作為講述者，這些事實一定是在使用時要格外慎重的。文明時代的政府想要教化民眾遵守交通規則，不會拿出交通事故中腦漿橫飛的屍體來給民眾看；想要讓大家注意消防安全，也不會直接展示火災中的焦屍。因此，我無法理解，為何拿出恐怖與戰爭最凌厲的樣子來給人看，才是真正的反恐反戰。

去年英國有兩部優秀的戰爭題材影片（《敦刻爾克》和《至暗時刻》），但沒有任何一部歌頌武力的神勇，甚至沒有強調丘吉爾的正確。《敦刻爾克》的導演諾蘭說：「有關這部電影的一切，都是帶著主觀色彩的。這部電影想要呈現的只是經歷戰爭時，被動地被暴力影響，被殘酷恐嚇，但是卻無法從中找到更多、更深刻的意義的情形，由此讓人們去反思些種人性中的事實：當你陷入個體生命渺小到失控的狀態之時，總是需要時間去消化這一切。」

《敦刻爾克》中，無數次看到戰爭的硝煙全景，無數次看到人群，看到敵方和我方同時都在經歷著痛苦，卻依舊堅持的士兵，看到戰爭之下人性的掙扎——但是對於血腥的特寫以及武力（暴力）被使用的全過程，導演卻用得極為謹慎。這樣的敘述者是值得尊重的，他即便清楚納粹的殘暴，清楚所謂的正義與邪惡，卻依舊選擇把視角放到了更宏大，更有長遠價值的角度上。講述者選擇了在冷酷當中，給人性保留了溫度，給不論是敵還是我的死者保留體面，把故事講完過後反思的矛頭，全部指向戰爭本身。對戰爭的講述當中，能夠走向深刻，挖掘出那麼一點意義的，大概全在人性。生殺這件事，要麼屬於神性，要麼屬於獸性，此二者，都不應該被凡人過多地目睹，對凡人產生過多的影響。世界大戰這樣的混沌如此，小規模的維和，更應如此。

講述就是這麼一回事：用我的溫度，說一個給你聽的故事。坐在黑暗的電影院里，聽著《紅海行動》結束時觀眾中爆發出的，不知道是為了褒揚什麼的掌聲，我只覺得有些寒冷——許是影院里暖風開得不夠足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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