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戰略學者之：彭維剛與蔡文彬
直到世界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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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維剛（Mike W Peng)
彭維剛教授（邁克）應該是在戰略管理領域裡華人學者中引用率最高的學者。他的學術發表包括學術研究期刊、商務暢銷期刊、學術專著以及全球暢銷的教材。邁克從上海外院附中升入大學部沒讀完就移師美國讀大學去了。本科畢業時，一直對外貿感興趣的邁克想到國際商務較強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博士。但陰差陽錯，鬼使神差，他成了Charles Hill的入室弟子，出落為正宗的戰略管理學專業博士，雖然現今他在國際商務學界可能更加有名。
他的首篇重要發表正好發生在他博士畢業那年，開啟他用制度學派理論研究戰略管理的航程，用東西方比較的方法研究轉型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增長路徑選擇（Peng & Heath, AMR, 1996）。該文首先回顧了組織演化（Evolutional Perspective）、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和組織間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等重要的理論視角，然後將西方企業的增長路徑歸結為三種戰略選擇：內生擴展（Internal Generic Expansion）、兼并與併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以及利用組織間網路增長（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與這三種選擇對應的組織和治理方式分別是需要由能力較強的管理者掌控的內部階層（Hierarchy）、有效的外部市場（Market），比如資金市場和企業監管市場，以及既非階層又非市場而是主要依靠信任和互相理解的所謂混合型制度安排（Hybrid）。
然後，他們引入東歐及中國等原先採用計劃經濟體制但正在經歷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為情境，分析這些國家的制度現狀對於上述三種戰略選擇的影響和制約。計劃經濟時代的制度特色是中央集中計劃與官僚體系控制。轉型中的制度現狀是缺乏正式的產權制度、缺乏戰略資源與企業監管市場以及不穩定的政治結構與氛圍。但在轉型中還存在著第三種制度力量，那就是非正式的勢力，比如集體主義觀念，社會網路與個人關係與交易等。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無論是自我擴張（由於缺乏管理資源）還是兼并與併購（由於缺乏相關的基礎設施）都不可能。唯一可能的選擇是通過網路關係去拓展邊界（Boundary Spanning），利用日益增長的非正式制度力量去尋求企業增長。
也許，這是國際主流的管理學界企圖解釋原計劃經濟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企業行為的最早的嘗試。比錢穎一、許成鋼和林毅夫他們在經濟學界頂尖期刊上對類似題目的發表晚了將近十年。這大概也是管理學人與經濟學家在國中影響力的差距。
使邁克真正成名的是他在同一個題目上的後續發表（Peng, AMR, 2003)，使之成為用制度理論研究企業戰略的標誌性人物。而此前的Christine Oliver等學者主要是關注組織理論的社會學家（Oliver, AMR, 1991; SMJ, 1997）。邁克在此文中再次演繹了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整個進程中制度安排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力量。他的主要結論是，隨著轉型的深化以及相應的制度變化，原來的依靠個人關係的網路型發展模式成本越來越高，收益越來越小。與之相反，更加市場化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行為模式將會越來越流行，因為其成本逐漸降低，收益逐漸增強。他還詳細地探討了這種企業行為與增長模式的轉換對於國企、新創民企以及在華外企的影響。
之後，邁克還通過制度理論視角將「制度相關性」的概念與產品和資源相關性的考量相結合去解釋企業的範圍邊界（Peng, Lee & Wang, AMR, 2005）。另外，他還進一步將制度理論的視角引入到國際競爭戰略的研究中（Peng, Wang, Jiang, JIBS, 2008），並將其與產業結構分析和資源本位企業觀一同列為所謂的「戰略三角架」（Strategy Tripod）的第三隻腳（Peng et al, 2009）。邁克的其它重要學術貢獻還包括總結和梳理資源本位企業觀對國際商務與戰略研究的應用與影響（Peng, 2001）。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邁克對待學術研究的態度和職業自豪感。為什麼要做研究？為什麼有時候甚至是為了做研究而研究？答案很簡單，就是要挑戰和拓展人類知識的邊界。奧運會中的運動員跑得再快也跑不過汽車和飛機，也沒有獅子老虎追你，為什麼還要傻跑？更快、更遠、更高。挑戰人類極限。純粹的學術研究亦是如此。學術研究就是學者的奧運會。是智力、好奇心、想像力和勤奮自律的比拼。本身就有意義。
蔡文彬（Wenpin Tsai）
說到高沙爾，他從INSEAD轉戰倫敦商學院後培養了一位著名的華人弟子，來自台灣的蔡文彬教授。蔡教授也許是此系列中最為年輕的專業英雄之一，新生代學者中的翹楚。在他1998年畢業當年，師徒二者合作發表了關於社會資本與價值創造的企業內部網路分析，為蔡教授的學術旅程迎來了良好的開局（Tsai & Ghoshal, AMJ, 1998）。在該文中，他們考察了社會資本三個維度（結構性、關係性和認知性）之間的關係並將它們與企業內的資源交換和產品創新相關聯。他們發現代表結構性社會資本的「社交」以及代表關係性社會資本的「信任」對部門間的資源交換產生正面影響，並進而對產品創新產生正面效應。
蔡教授最具影響的獨立發表乃是關於企業內部門間知識傳輸對於部門創新的影響，聚焦於部門在企業內部網路中的地位（中心度）以及自身對知識的吸收能力（Tsai, AMJ, 2001）。採用某石化公司24個業務單元和某食品加工企業36個業務單元的數據，蔡教授展現了吸收能力與網路地位對於部門創新與績效的正面效應。邏輯非常清楚：處於中心地位的業務單元往往具有信息優勢以及從其它部門獲取知識的優勢。這說明了企業內網路的作用以及在網路中佔據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它賦予業務單元潛在的接受外部知識的機會。顯然，部門內部的吸收能力同樣重要，它使得知識獲取成為可能。不僅如此，網路地位和吸收能力有較強的正向交互作用。也就是是說，當一個具有中心地位的業務單元同時具有較強的吸收能力的時候，該部門的創新與業績將會尤其受到提振。
蔡教授還深入地探討了企業內部不同部門間的競爭、合作與協調對部門間知識傳輸的影響（Tsai, OS, 2002）。他發現正規的縱向階層制協調機制以及非正式的橫向協調機制（比如社交）同時影響部門間的知識傳輸。由於上級過分干預、信息失真、協調時間較長並成本較高等原因，高度集中化的縱向階層制協調（Centralized Hierarchical Mechanism）會對部門間知識傳輸產生負面影響。而橫向的非正式協調機制（Informal Lateral Mechanism）可以通過部門間的社會網路關係來增進它們之間的知識傳輸。
同時，部門間的競爭關係（對內部資源的競爭以及在外部市場上的競爭）也可能會對上述協調機制與知識傳輸的關係起到交互作用。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當部門間在外部市場上競爭激烈的時候，集中度較高的縱向協調機制會降低部門間的知識傳輸，而橫向的非正式協調機制則會促進部門間的知識傳輸。也就時說，分權化的管理與非正式的交流與溝通相結合會有助於在外部市場上競爭激烈的部門間的知識傳輸。能夠通過對協調機制的巧妙設計而促進企業內不同部門間的交流溝通與知識傳播，乃是企業能力構建的重要任務。因此，此項研究對於先前介紹的對組織能力的研究也會具有啟發意義。
蔡教授的學術發表非常乾淨優雅。立意新穎，行文流暢，清新簡潔，切中要害。他只在頂尖期刊發表文章，不在其它地方浪費時間。畢業後的二十年年來，他一直在賓州州立大學任教。溫文爾雅，為人謙和，學問精湛，成就卓然。值得後學效仿的楷模。
學者簡介：馬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發樹管理學講席教授，BiMBA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兼學術委員會主任。1989年秋赴美留學，入讀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商學院管理系，於1994年畢業，獲戰略管理學博士學位。同年秋季受聘於美國博然特商學院管理系，任助理教教，2000年晉陞副教授並獲終身聘用教職。其後，曾出任美國伊利諾依大學春田校區管理學教授，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學研究生院教授。在北美和歐洲的英文管理學期刊上已經發表近20篇論文，其中包括美國《Academy of ManagementReview》,《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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