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康熙是如何巧妙地「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

酷暑中亂翻書，就讀到了日人佐藤一郎的《中國文章論》。佐藤一郎為著名漢學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此校便是由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10～1901.2.3）所創建的。現在，慶應義塾大學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立高校之雙雄。該書為20年前所買，今日方才讀到，也要感謝這酷暑才對。

該書重點論述唐宋以後的古文，和我國常見的文學史不同，它為王陽明、戴名世、曾國藩設了專章。而提到清代的文學，則對文人墨客影響巨大的文字獄是不容迴避的，也是今日編寫文學史者所不能不知的，比如戴名世（1653～1713）。

當年，戴名世與方苞同為桐城派的雙璧。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興《南山集》文字大獄，「一時連坐達三百人」，戴名世於次年被處死，享年虛歲六十一歲。自此之後，戴名世的文字便在中華大地上被禁絕。方苞因給《南山集》作序，也被論斬，後在李光地的辯護下始免於一死，並被康熙召入南書房，「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召入南書房」。按理，被清代皇帝禁絕的圖書與作者，到了共和國，應該解禁才對。其實不然——

但難以想像的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名世似乎再次被菲薄。清朝壓制言論事件的犧牲者的他，在新中國是不應該給予低評價的，可北大及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學史》中連他的名字都找不到，這是為什麼呢？推測其中事情，是他的文學理論性的支柱稍微弱了點，因此文學史上便難以編理吧。不然的話，想是文學史家錯失了其價值，也就無可奈何了（《中國文章論》第四章第三節）。

作者進一步寫道：

還在明政權掙扎以保余命的順治十八年，庄廷鑨搞到了朱國禎的遺著，以《明書》之名出版，因而以庄氏一族為首的關係者七十四人被處死刑。此是文字獄之始。康熙六年沈天甫偽作明末文人詩集，被棄世。康熙二十一年朱方旦因稱邪說而被殺。康熙五十一年戴名世事件，一時連坐達三百人。進入雍正年間，又有呂留良、曾靜、張熙等大逆事件及其他。最後有禁書目錄《清代禁毀書目》《清代禁書知見錄》等列出官禁之書約一千五百種（同前）。

這些基於殘酷歷史事實之客觀表述，在我們的文學史中絕無僅有，不知為何？莫非清代文字獄之淫威，迄今未散？

基於此，作者剖析康熙這個人：

但一般來說，康熙帝是作為古來少見的英明君主而知名的。他在尊重漢民族及其文化的同時，又很巧妙地運籌如何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他一方面以減稅、科舉考試來收攬人心，另一方面又為壓制民族主義傾向而強行剃髮，訴之於文字獄、禁書令等壓制言論的手段。總之，由於明顯地軟硬兩手分而使用，康熙帝便能圖明君之名了（同前）。

「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軟硬兩手分而使用」，如此君王，可真夠「英明」的了！

作者感嘆，「在這樣一個專制君主之下，作為臣子如其言論、行動不是極其謹慎的話便難以生存下去」。而戴名世恰恰做不到小心謹慎，「仆古文多憤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戴名世《與劉大山書》），所以在六十一歲時被殺。佐藤一郎懷著複雜的心情寫道，「但是當他被容於世之時，已是不可能翻身而成為今天我們所見的戴名世了」。

在無比同情因言獲罪的戴名世時，他對揭發戴名世的左都御史武進趙申喬則毫不客氣，「這個清官雖知守法，但遺憾的是缺乏民族意識，還有性格上的差異，於是名世之言行便一一成了問題」。不僅此也，1993年作者訪問桐城，專門去拜謁戴名世之墓，「1993年偕佐藤先生同訪桐城，謁戴名世之墓，又徘徊於姚鼐手植大樹之下，憑弔前賢，感念深矣」（顧易生《中譯本序》）。

文章是時代之產物，所以影響時代之大事件就不能不提。可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學史編寫者，就真的能視而不見，可嘆也哉，可悲也哉。

因了先生的紹介，我就找戴名世的文章來讀。《清朝文字獄檔》遍尋不見，不知躲藏到哪裡去了。手頭所有的姚鼐編《古文辭類纂》、王文濡編《續古文觀止》中沒有戴的文字，當代人編就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華活頁文選》中同樣付之闕如。所幸貝遠辰、葉幼明選注的《歷代遊記選》（湖南人民出版社）中有先生的《乙亥北行日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於是如饑似渴般去讀。

作者寫從南京到北京二十幾天的旅途見聞，內容可謂豐富，既有江北農家情形，

「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間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郁然，兒女啼笑，雞鳴犬吠，余顧而慕之，以為此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

又有到達山東東阿後所見之惡俗，

「是日大雨，逆旅聞隔牆群飲拇戰，未幾喧且斗。余出觀之，見兩人皆大醉，相毆於淖中，泥塗滿面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為其夫，互相詈，至晚乃散」。還有達到京師時於盧溝橋遇見守衛者「橫索金錢」，「是日大雨，而余襥被書笈，為邏者所開視，盡濕，塗泥被體」。

雖形式為遊記，卻分明是幅當時社會之寫真！

又在陳左高先生著《歷代日記叢談》中找到先生日記四種，除了上面的外，尚有《庚辰浙江日記》（康熙三十九年1700）《辛巳浙行日記》（康熙四十年1701）《丙戌南還日記》（康熙四十五年1706）。雖曰均為日記選段，但也聊勝於無也。他在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這樣寫道：

由虎踞關出太平門，是日天氣頗暑，而道旁多樹蔭，余時時下肩輿，憩於樹下。私自念年近五旬，而無數畝之田，可以托其身。終歲傭書客游，閉門著書之想，將恐不得，遂為之慨然泣下（《庚辰浙江日記》）。

此時距他被殺還有十三年。而他的理想，不過是有數畝之農田可以謀生，然後「終歲傭書客游，閉門著書」而已。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理想，在所謂的英明君主康熙的統治下亦不可得。不知那些撰雄文、拍電視歌頌康熙者作何感想呢？於是戴名世就不得不去日本尋找他的知音了。

二O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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