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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民到底需不需要喜劇?

朱傑

周三「朱傑傳播課」,與您相約

博士,副教授,男,1981年生,湖北宜昌人。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現任教於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空·

因為2018「村晚」,我對「非洲」產生了深深的疑惑。

如果「非洲」不只是「奇特」的異域風情、「古怪」的生活方式、「搞笑」的言談舉止,那它還能是什麼呢?

換句話說,在我們習慣了的作為「奇觀」的「非洲」之外,非洲人民的「真正」日常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因為有這樣的疑惑,我找到了來自非洲國家查德的電影:《旱季》。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對於非洲並不了解——查德在哪裡,大家可能更不知道(或者還有更為「強悍」的回答:查德在哪裡,我需要知道嗎?)。

的確,較之我們更為熟悉和嚮往的「美帝」和「霓虹」、「普羅旺斯」和「濟州島」、「迪拜塔」和「芭堤雅」,查德,這是一個多麼陌生的名字啊!

這個國家的電影,老實說,我也完全不知道——這部《旱季》,是我看的第一部查德電影。

故事倒並不複雜:

持續多年的內戰告一段落,政府頒布「大赦令」,所有戰犯開釋。爺爺並不高興,因為殺害了自己兒子的仇家也由此相安無事。爺爺將手槍給了16歲的孫子阿蒂姆,命他去報仇。阿蒂姆找到仇家,發現他開了個小的麵包作坊,於是受雇成為其唯一學徒。在日常相處中,兩人似漸有父子之情,而殺父之仇卻又是阿蒂姆須臾不敢忘記的。影片最後,「和解」成為主旋律:阿蒂姆對天開槍,放過了仇人,與爺爺在沙漠中遠去。

這樣的「大團圓」或者說「人性論」結局,當然有些差強人意,但放到查德這個國家的歷史隱痛之中,卻又是可以理解的:

從1970年代中期延續至今的內戰和騷亂;在2010年的「失敗國家指數」中排名第二;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國家,超過55%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只有48%的市區人口有清潔的飲用水,可使用基本衛生設備的人口更只有2%;電力供應不足,全國僅2%的居民、首都僅9%的家庭能夠用電……

身處這樣的國家之中,渴求和平、希望「一切向錢看」,就也是有其深刻現實根源的吧。

更何況,「講什麼」固然重要,「怎麼講」似乎才是更為重要的問題。

這部電影的特點,毋寧說是「沉默」:眼盲的爺爺、需要藉助儀器才能發聲的仇家、寡言少語的少年,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幾乎「無聲」——這裡面當然有劇情的需要,但我想,那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隱喻意味,恐怕才是最讓人若有所思的。

有時候,高門大嗓,不過是虛張聲勢,內里的空洞,反倒一覽無餘。

影片沉靜、舒緩、剋制、內斂,沒有「奇觀」、沒有「窺視」,有樸實的長鏡頭、有對於我們眼裡的「貧窮」、「落後」、「骯髒」的沉著展現。

在這部對白不多的電影里,這樣的呈現,可能才有著更大的力量。

這部電影的導演,是馬哈曼特-薩雷·哈隆。

放到中國或者美國,「導演」大概不是什麼稀奇物種——每年上映沒上映的無數影片,背後都是有「導演」的。

但是放到查德,情況就不一樣了:馬哈曼特-薩雷·哈隆,再加上伊薩·塞爾日·克洛,是這個國家僅有的兩名電影導演!

而且,查德全國,只有一家電影院——自1991年以來,這家電影院就被關閉,直到2011年,查德政府才出資修繕,並使其恢復營業。

試想一下:世界上最窮困的國家、戰亂頻仍、這個國家僅有的兩名電影導演之一、「非洲人」的身份,等等,在這樣的背景里,你會有怎樣的電影觀?

在與英國《衛報》記者的訪談中,馬哈曼特-薩雷·哈隆曾說過這樣的話:

他說,查德幾乎沒有搞電影的,如果我不拍,你就沒法在電影里看見查德——我有責任使查德能為世人所見。

他說,如果非洲人民無法在銀幕上看見自己的形象,他們就會遭受「形象的殖民」,因此,即使只能用手機拍攝、即使只能有很少的預算,只要能改變那不好的非洲形象,我們就應該努力。

但是什麼樣的形象,或者說什麼樣的表現方式,才能呈現「不一樣的非洲」呢?

非洲有個國家,奈及利亞,學習「好萊塢」模式,創造出了「諾萊塢」,它也成為非洲第一電影大國,其搞笑喜劇尤其風行。

看來,自娛和娛樂,乃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但是馬哈曼特-薩雷·哈隆並不這樣認為。

他反問:當非洲的一切都如此沉重、嚴肅時,非洲真的需要喜劇嗎?

對他來說,電影絕非某種享受或者奢侈,它也不是一種娛樂的藝術——搞電影的人應該做的,是喚醒民眾,並思考非洲的未來和非洲人民的命運。

這樣的電影觀,離我們的「寓教於樂」和「市場經濟」,似乎非常遙遠。

但馬哈曼特-薩雷·哈隆所關心的,其實正是「表徵的危機」。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寫道:「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賽義德在《東方學》的「題記」里引述道:「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這裡的「代表」和「表述」,就是represent,就是「表徵」

今天再說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談,但現實的教訓似乎告訴我們:多說一句也無妨。

以馬哈曼特-薩雷·哈隆為例,他的電影作品,除了《旱季》和《格里格里》,你在網路上就無法找到更多;而另一位查德導演伊薩·塞爾日·克洛的作品,你就更是無從找起。

如果無法看到,似乎也就談不上了解——或者說,你能看到什麼,實際上也就決定了你能了解到什麼。

1980年代,我們還會出版「非洲文學叢書」這樣的東西,你真要了解非洲,這倒也是途徑之一。

當然,今天我們已經不太看書或者說看字了——我們有關於非洲的道聽途說,或者「歡樂」喜劇,似乎也就夠了。

可是,非洲人民,真的需要這樣的喜劇嗎?

編輯:鸚哥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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