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大師誕辰！天才的朋友都是天才

看死君：路易斯·布努埃爾是西班牙國寶級電影導演，20世紀最偉大的電影大師之一，超現實主義電影之父。布努埃爾有很多影迷，也是很多電影工作者心目中的神，他不僅在戛納和威尼斯獲獎無數，更讓超現實主義真正得以發揚光大。

回溯1929年，他和西班牙著名畫家薩爾瓦多·達利合作拍攝的短片《 一條安達魯狗》，被譽為超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影片充斥著大量隱喻，一經放映便引起軒然大波，有力地抨擊了當時的社會形態。今天是布努埃爾的118歲誕辰，讓我們共同來緬懷這位超現實主義大師。

作者 | 麻贏心

公號 | 看電影看到死

首發 | 吾棲之地

看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好友回憶錄，本是為了其中談布努埃爾（Luis Bu?uel）導演的部分，不料順藤摸瓜地翻出了一個更為死忠、更為狂熱的粉絲，胡里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同學, 也是意外之喜。

（從左至右）科塔薩爾、富恩特斯、布努埃爾在墨西哥

不過故事呢還是要從富恩特斯開始說。布努埃爾的電影生涯大約可以分為墨西哥時期和法國時期，富恩特斯就是他住在墨西哥時的一位重要朋友，是拉美「文學爆炸」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盛名不在馬爾克斯（ García Márquez）、科塔薩爾和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之下。

墨西哥國寶級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

富恩特斯是這樣形容布努埃爾的，「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有熱度和最有幽默感的一個，他很驕傲，但又勇於自嘲。」然而他又說：「我和布努埃爾學到了沉默的價值」，那是一種難堪的相對……好啦，其實他們只是可以相對而坐十分鐘，彼此一言不發，僅僅看著對方，或喝酒。

這的確是老友才能達到的狀態，富恩特斯說：「那是友誼的高峰形式」。那麼有話可說的時候，兩個男人的話題是什麼呢？「性像一個帶毛的蜘蛛，可以吞食人，你不能跟它離得太近。他（布努埃爾）常和我說，罪惡的概念極其重要，他尊重這一點。他說過，沒有罪惡感的性，就像沒有鹽的雞蛋。」（嗯，這就是藝術家之間的日常。）

隨後富恩特斯結合自己的觀察，開啟吐槽模式：「所以他總是用很模糊的方式拍攝性，避免裸體，除了一些特殊情況，裸體讓他反感。他好像過著一種和尚的生活。他和我說過，某個五十歲的老男人跟在一個年輕女孩後面，就像是他拿自己開涮，一個荒謬的唐璜。你可以看見他的電影里有很多這樣的角色，由費爾南多·雷依（Fernando Rey）扮演，布努埃爾總是想像他自己是一個老色鬼，當然他本人不是那樣。」

布努埃爾與費爾南多·雷依、凱瑟琳·德納芙在《白日美人》片場

吐槽歸吐槽，富恩特斯有多愛布努埃爾呢，在1973年給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西班牙，天主教，超現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路易斯·布努埃爾的審慎魅力》中，他說：「布努埃爾為真正的電影自由設立了最高的標準」。

在後來的訪問中，他進一步肯定了布努埃爾的江湖地位，他是這麼說的：「最偉大的超現實主義不在法國，法國只是其誕生的地方，並且只出產了理論，一種笛卡爾式的超現實主義，而德國的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和西班牙的布努埃爾，他們進入了自己的文化深處，從中提取出超現實主義的世界觀。

充滿大量隱喻色彩的超現實主義電影《一條安達魯狗》

布努埃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代超現實主義者，他身後的是戈雅（Francisco de Goya），巴耶·應克蘭(Valle-Inclán)，塞萬提斯，惡漢小說（17到18世紀在歐洲很流行的一種小說形式），非凡的西班牙文化滋養了他。

因此每當富恩特斯和布努埃爾說，我們這些作家，不知道多羨慕你的視覺想像力，布努埃爾就幽幽地說，我是站在巨人們肩膀上啦，電影是個易碎的小東西，過於依賴技術的發展啊，直到「電影只是詩歌的特權工具」：「像被點燃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人類自由的未曾料及的風景，以及超越由傳統、中產階級的道德和金錢所強加的邊界。」

電影《被遺忘的人們》劇照

富恩特斯無限讚美布努埃爾的才華：「布努埃爾法國時期的電影非常流暢，優雅，而墨西哥時期則是一種homemade類型的電影，缺少資源和一切，有時一部電影只能拍攝5天，儘管如此，你還是會看見他驚人的天賦。」

電影《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片場照

富恩特斯的唯一「怨念」大概是，布努埃爾和墨西哥文化不親近。「布努埃爾從來沒有融入墨西哥文化，墨西哥的一切對他來說是奇怪的，他的房子有一面帶著玻璃的牆壁，以便小偷無法進入。

對於墨西哥文化和政治，他是疏離的，他的身上是厚重的歐洲文化，尤其是西班牙文化。然而他拍攝了墨西哥最好的電影，《被遺忘的人們》是普世的，他一直想反抗天主教的獨裁體制，即教堂外沒有拯救和恩典這種說法，他想要一種基督新教的超現實主義，恩典可以直接到達人們，如同在他的電影《納薩林》和《維莉蒂安娜 》中那樣。」

電影《維莉蒂安娜》劇照

富恩特斯和布努埃爾可說是出雙入對的好基友，他們一起去威尼斯，那一年富恩特斯自稱「能夠發生在一個影迷身上最壞的事情發生在了他身上」，他要去電影節當評委。而驕傲的布努埃爾不肯陪他出席由《俄狄浦斯王》製片方組織的電影派對。令富恩特斯意想不到的是，當他走入派對會場，大運河上的一座宮殿，牆上掛著一幅布努埃爾的巨型照片，布努埃爾從高處看著他。

除了一起去電影節，兩人還常常一起去電影院。回到墨西哥後，他們一起去看了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萬王之王》，當看到耶穌基督被撒旦引誘的場景時，迪士尼式的背景處理讓布努埃爾突然飆髒話：「操，迪斯尼給了他什麼好處！」，觀眾嘩然，倆人被溫和地請出放映廳（這種能夠靜靜地看你發瘋並不離不棄的朋友還是值得交的）。

電影《萬王之王》劇照

除了富恩特斯，布努埃爾的擁躉中還有另一名文學巨匠，對他也是愛得深沉又激烈。科塔薩爾同學和電影一直有著不解之緣，他的短篇小說《母親的信》、《親密的公園》等曾被阿根廷導演馬努埃爾·安丁（Manuel Antin）搬上大熒幕。

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

而這僅僅是開始，他的小說後來還有許多被改編為電影（數量之多，有一些他自己甚至沒有看過），其中最著名且最成功的可能是由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執導，曾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的《春光乍現》（Blow-Up，也有譯作「放大」）。

安東尼奧尼電影《放大》

科塔薩爾作品中的詩意和畫面感常常散發齣電影氣息，他作為一個不愛社交的宅男（富恩特斯回憶過他非常不好約，是個謎一樣的男子，後面我們會寫到他們第一次線下見面，即科塔薩爾同學令富恩特斯驚為天人的全過程），電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消遣，而對布努埃爾的愛自《黃金時代》埋下種子，此後一直與日俱增。

電影《黃金時代》劇照

1962年7月，在《泯滅天使》首映後，科塔薩爾給好友安丁寫了封信，由於擔心自己的語調過於興奮，在信的一開頭，科塔薩爾就致歉說，不好意思啊，我現在的樣子可能像受了啟示一樣，不至於是那樣的事情，不過確實，兩個小時前我看了《泯滅天使》，現在在家中，激動的心情還是難以抑制。

電影《泯滅天使》劇照

「我正在用『一種章魚』給你寫這封信，它來來去去，用它的爪子抓著我寫下這些話。一切令人難以置信的美好又難以忍受，在紅色與女人之間，有一種瘋狂在其中。（這一段是非常科塔薩爾式的表達方法，『一種章魚』這種說法在語法上甚至不正確，不過大師就是這麼任性，當吾等凡人只能說什麼上帝之手的時候，大師說的是章魚之爪！

而紅色與女人之間是一種比喻，也是非常科塔薩爾的一種闡述，他在此將『女人』一詞當做形容詞使用，女人變成了一種顏色，但並不特指任何具有女性色彩的顏色，換句話說，科塔薩爾可以直接形容一個事物在『甘甜與樹木』之間，這種表達把文字提升到了感受的層面，只能意會，如果你不能意會，他也是不會管你的，『我就是要這樣寫，你咬我啊？』）

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

信的下半部份，科塔薩爾開始用非常傲嬌的方式表達對「老混球」布努埃爾的愛，讓人想起拉斯·馮·提爾導演也曾以相似的辭彙（「大混蛋」）「咒罵」過他的終身偶像英格瑪·伯格曼，不過大神們的告白方式均經過專業訓練，請勿模仿。信的下文是這樣的：

「馬努埃爾啊（安丁之名），布努埃爾這個老混球得逞了，我現在覺得他非常親切，情感上非常的接近…這種深刻的經驗來自一部電影很奇怪，通常是來自詩歌、愛情或者有時是某個小說，某一幅畫。以前看電影的時候，無論狡猾的安東尼奧尼，還是猶如心理學家的夏布洛爾（Claude Chabrol），乃至費里尼，我從未感到你在我身邊，但今晚，你好像就坐在我和奧羅拉（Aurora Bernárdez，科塔薩爾第一任妻子）之間，我想著，要是我們一起離開電影院，談一晚上電影，甚至著手一起搞一部電影，直到終於找到那條我願意和你們共同走的路該多好啊。」

同年10月，當得知布努埃爾有意改編他的小說《邁那德斯之夜》，科塔薩爾無比雀躍（內心OS：男神終於看到我），愛寫信的Boy馬上又給好友寫信：

「我要和你說個不能外泄的事兒，因為這事兒還沒影兒呢。布努埃爾想拍攝一個三部曲，包括延森 (Wilhelm Jensen) 的《格拉迪瓦 (Gensen)》，富恩特斯的《奧拉 (Aura)》，以及我的《邁那德斯之夜》。我剛剛從富恩特斯的信中得知這一消息...和你說這件事，除了因為我自己很激動之外，在內心深處，我感到一種詩意的公平，我一生推崇布努埃爾的《黃金時代》，直到我給《南方》寄了一篇《被遺忘的人們》的評論，相反，我沒那樣喜歡《維莉蒂安娜》....但無論如何，布努埃爾在我心中是個巨人。」

一般認為克羅諾皮奧長這樣，圖片來自網路

在1963年寫給安丁的另一封信中，科塔薩爾傲嬌又甜蜜地回憶了和布努埃爾在巴黎的短暫見面。

「可說是必然地，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克羅諾皮奧。（科塔薩爾曾有短篇集《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在故事中創造了一種有趣的生物克羅諾皮奧，並被認為是詩人或藝術家群體的別稱，用富恩特斯的話說，他們是自大、僵化和浮名的敵人。科塔薩爾本人亦被他的讀者稱為大克羅諾皮奧。）他說他將去墨西哥準備劇本，之後於六月在西班牙拍攝，他邀請我去現場，然而由於我一貫的厭世，到了那時，我可能不會去。」

在科塔薩爾看來，如果自己的小說能夠被偶像布努埃爾改編為影像，作為一個多年鐵粉，這是一種「詩意的公平」，然而這份公平最終未能得以彰顯，如同生活。最終，令人惋惜地，由於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布努埃爾不得不放棄了這個令科塔薩爾心潮澎湃的三部曲計劃，決定拍攝《特麗絲塔娜》, 這也是一部改編作品，原作來自西班牙小說家加爾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

電影《特麗絲塔娜》劇照

在富恩特斯的記憶中，有時科塔薩爾會像個盲人一樣仰仗布努埃爾、安東尼奧尼的藝術和他們的才華，讓他們為自己引路，「我還記得科塔薩爾那種等待一份視覺禮物的天真眼光。」科塔薩爾也曾破天荒地直接對布努埃爾告白過，在他那本3000多頁的書信集中，有一封是寫給布努埃爾的，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小粉絲的信有多蘇。

「親愛的布努埃爾，我愛著您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為撕掉這個愚蠢的世界戴著的那副約定俗成的、腐化的面具所做的一切。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幸親自告訴您這些，我必須要說，您的電影對我這一代的阿根廷人意義重大，《黃金時代》使我們的青春時代中浮現出一個巨大的奇蹟，我們感到，我們並沒有失去所有，仍然有您這樣的詩人和反叛者。」

電影《黃金時代》劇照

富恩特斯和科塔薩爾構成了布努埃爾的拉美基友團，不過這並不是一個爭寵的故事，恰恰相反，這兩個非常親近布努埃爾的人是一生的摯友，據富恩特斯說，他和科塔薩爾常常都會一起散步，尋找新老電影，有些老電影已看了很多次，科塔薩爾還是像第一次看時那樣熱情。

達利筆下的布努埃爾

據說天才都是一批一批出現的，最初是西班牙的天才一代們，達利啊、布努埃爾啊，洛爾加啊在上世紀20年代初一起住到了馬德里的學生公寓，譜寫了剪不斷理還亂的，不，是惺惺相惜的偉大友誼（據不負責任道聽途說，這倒可能是個爭寵的故事，哈哈）。後來這些人由於西班牙的極權和後來的內戰，跑去美國、墨西哥、巴黎，又碰見更多的大神，譜寫了更多偉大的友誼。富恩特斯曾說，科塔薩爾和馬爾克斯是他不能沒有的兩個朋友。

布努埃爾和達利

對於我這樣的拉美文學粉來說，1968年曾有一個令人嚮往的冬夜，受米蘭昆德拉的邀請，富恩特斯和科塔薩爾、馬爾克斯一起搭乘從巴黎開往布拉格的夜火車，三位大神在車上天南地北、沒有邊際地聊天，如果說聰明就是性感，這可能是文學史上最性感的組合，以及，最美好的一個晚上。

去年冬天我寫了個劇本，名為《環形廢墟》，一方面是致敬博爾赫斯同名短篇小說，一方面，劇本第一版正是受這段往事啟發，但願電影早日和大家見面（這裡真不是硬廣）。

富恩特斯和科塔薩爾最早的結識大約可算是那個年代（五十年代末）的微信好友，有共同的朋友，但是彼此認識了兩三年，一直沒有見過。那時富恩特斯是一個墨西哥文學雜誌的編輯，先是在墨西哥首次發表了馬爾克斯的虛構小說，後經馬爾克斯和其他朋友，一來二去知道了有個叫科塔薩爾的作者，這個作者自我要求非常高，常常以這個作品還不夠好為由，不肯發表，行事風格帶著一種神秘色彩。

科塔薩爾和馬爾克斯

初次見面之前，富恩特斯見過一張刊於《南方》雜誌的老照片，照片上的科塔薩爾是個老人樣子（據富恩特斯說），帶著有厚厚鏡片的眼鏡，臉很瘦，用髮膠把頭髮搞得服服帖帖，黑衣服，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樣，像極一個卡通人物Fúlmine（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搜索一下Fúlmine長啥樣）。

帶著這番心情，富恩特斯來到了約見的地方，不見老者，只見到「一個頭髮凌亂的年輕人，沒有鬍子，雀斑臉，高得不成比例，穿著卡其布褲和領口敞開的短袖襯衫，看著還不到20歲，因為真摯的笑聲顯得很有生氣，眼神無辜，兩隻眼睛離得老遠，兩條透著機靈勁兒的眉毛交織在一起，彷彿隨時準備對膽敢侵犯他純凈眼神的人施加塞萬提斯式不幸」（翻成白話就是，誰要是毀了他的純真，誰就得倒霉，以及，富恩特斯真的在短時間內觀察了好多事情）。然後，富恩特斯對對方說了一句簡單的話：「我找你爸。」而後者淡定地回答：「我就是。」一段偉大的友誼就這樣開始啦。

年輕時玉樹臨風的科塔薩爾

富恩特斯認為，科塔薩爾也是一個超現實主義者，當他鍥而不捨地想統一「外部的革命和他內心的革命」時，但同時，因為來自一種快樂的文化，本質上科塔薩爾是個非常快樂的男人（阿根廷真是一片熱土吶）。

回憶起1968年的那趟冬夜旅行，三人吃著香腸喝著杯酒，沿路談論各種偵探小說，並且「以好意去挽救那些不可挽救的事情：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春天。」在車上，科塔薩爾不斷聊起那些來自福爾摩斯、阿加莎小說和希區柯克電影里的神秘家族，詳盡地回憶電影中的鋼琴樂曲。

布努埃爾與希區柯克

和博爾赫斯一樣，科塔薩爾對音樂的愛是顯而易見的，後來三人到了布拉格，散步時在街邊遇見一群音樂人，科塔薩爾又嗨啦，「我還記得在布拉格老城區(Malá Strana, 聶魯達出生的地方)，年輕人們在彈奏爵士，科塔薩爾立刻熱烈地投入到塞隆尼斯·孟克、查利·帕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作品的最偉大的再創作中。」富恩特斯回憶道。

愛玩樂器的科塔薩爾

布拉格期間的另一件趣事是，富恩特斯吐槽馬爾克斯和科塔薩爾「算計」他，當二人被邀請去看演唱會時，富恩特斯被派了個「美差」，去跟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學生們講拉丁美洲。科塔薩爾還幸災樂禍地說：「卡洛斯（富恩特斯名字），你不怕在公眾面前說話，你可要好好講講大拉美。」

富恩特斯的演講內容無從知曉，他自稱至少在音樂上做到了文化輸出，「在捷克的工廠里，為了緩解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厭煩，人們用音響播放勞拉·貝爾特蘭（Lola Beltrán）唱片，那首《鴿子之歌》整日回蕩。」這首墨西哥民謠後經巴西歌手卡耶塔諾·費洛索（Caetano Veloso）在阿莫多瓦《對她說》中深情吟唱，構成電影中最動人的一幕。王家衛也曾在《春光乍泄》中使用這首在六十年代流行於香港的名曲。

布努埃爾與讓娜·莫羅

富恩特斯和科塔薩爾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了後者的生命盡頭，1982年冬，已病得握不穩筆的科塔薩爾仍給富恩特斯寫信，並重申，他想念他。兩年後，科塔薩爾去世的消息傳來，富恩特斯和馬爾克斯通了一通長途電話，在電話里，馬爾克斯不相信（或不願接受）好友離去的事實，對富恩特斯嚴肅地說：「報紙上的話是不能信的。」

而在確實了消息後，馬爾克斯對好友離去的最終解釋是：「科塔薩爾的過世是報紙的一種難以置信的發明，作家（科塔薩爾）教授了我們去看我們的文明，訴說它並經歷它，他仍在這裡，只有那些對克羅諾皮奧缺乏信念的人才看不見他。」 （人生得二三摯友如此，夫復何求。）

作者| 麻贏心；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首發| 吾棲之地；轉載自「深焦」，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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