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古商路上的逆差貿易（上）——從所謂「絲路山水地圖」談起
原標題：秦暉：古商路上的逆差貿易（上）——從所謂「絲路山水地圖」談起
春晚上故宮博物院院長「獻國寶」的表演與大商家傾囊購得「國寶回歸」的豪舉，立即引發學界嘩然。起因是《絲路山水地圖》之定名招來不少學者紛紛吐槽，吐槽者都認為，為了附會「一帶一路」的當今政策而給古圖改名，未免過於媚俗。絲路（通譯「絲綢之路」）本是德國人李希霍芬清末提出的概念，用以表述「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而這幅據說是明代的地圖，繪於絲路得名之前數百年，又在漢代此路貿易繁榮過去千年之後、西域通道相對荒廢最甚之時，怎會以「絲路山水地圖」為名？如果可以這樣根據今人需要隨意給古畫古圖改名，那《富春山居圖》是否應該改名《富春江5A景區圖》，《清明上河圖》是否應該改名《偉大首都繁榮圖》？
除了這一共同的不滿外，此圖還引發了種種議論並且不乏爭議。有人提到此圖本非最近發現，它自民國初年流出內府，曾在琉璃廠售賣，後被一日本人所得，當時就是一普通的書畫交易，中日兩國均沒有人視為「國寶」外流。而在好多年前，此圖就被一中國商人從日本購回，很長時間也是默默無聞，甚至無法出手，在拍賣會上因無人問津而流拍。此圖後被北京大學西域研究專家林梅村教授重視，為之出了一本書叫《蒙古山水地圖》，但林教授仍是基於考究其中地理地名的學術興趣，並未從收藏市場價值及政治含義去解讀，更沒有以「絲路」名之。最後居然是某房地產鉅賈「慧眼識珠」，據說是花巨資（應該也是從中國人手中）購得此圖並「捐獻」給了故宮。這當然也是好事一件。不過有人質疑：既然此圖早就為國人所有，從國人手中購得怎麼就叫做「國寶回歸」了呢？把一件國人久已持有而且曾經流拍的無名古圖弄成了價值連城的「國寶」，當然也可能是實際價值的發現，但商業利益的考慮就沒有嗎？而在這兩種意義之外再去開發其政治意義，又有多大必要、多大的可信度？
關於此圖的性質、內容和原名更是眾說紛紜。原名不可能叫「絲路山水地圖」，看來是不會有爭議了。但究竟叫什麼？據說琉璃廠書畫商當時在畫背面標名曰「蒙古山水地圖」，林梅村教授也採納了此名。考慮到此圖所繪的嘉峪關到紅海這片地方在元明之際都屬於大蒙古帝國（包括窩闊台、察合台、伊爾諸汗國和北元、帖木兒帝國等蒙古人統治的地區），此名不是不可能。但林梅村先生推測說此圖可能還有四分之一已被切掉，原圖應該是畫到「魯迷」（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個從未淪陷於蒙古人的地方）為止。假如真是這樣，就不應該叫「蒙古山水地圖」了。又有人認為此圖一直畫到「天方」（麥加），因此應該是一幅中國穆斯林西去朝覲的道路圖。
但是，筆者覺得最可信的還是一位匿名作者的考證，他指出原圖是否曾畫到「魯迷」實不可考，但今圖也並不止於「天方」，在天方以遠還繪有西海（紅海）和一處叫「戎地面」的城池，這「戎地面」曾見於明代史籍。同時他又考證出清代皇宮輿圖收藏目錄《蘿圖薈萃》中載有一圖名為《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而清人于敏中在其《國朝宮史正續編》中也恰巧收錄了該圖，且記載了該圖的尺寸，此尺寸與春晚所展示的那件所謂國寶也驚人地相近。鑒於所謂國寶的起終點正是嘉峪關與戎地面，其中又標示有所經的巴達山城、天方與西海，加上尺寸如此吻合，所以此圖應該就是《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
於是網友們建議故宮應該查查是否收藏有此《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如果有，則所謂國寶應該就是此圖的臨摹贗品，如果沒有，則今圖可能是一度流失出內府的該圖真品，但也可能是根據流失真品摹繪的贗品，應做進一步的鑒定。但無論如何，它都不可能是什麼「絲路山水地圖」。
而就其內容來看，作為繪畫，它其實類似一般地圖，沒什麼美術含量。所謂山水也就是示意而已，有人說屬於「吳門畫派」，其實很牽強。而作為地圖，其地理信息之標註又遠不如兩千年前馬王堆、放馬灘等古地圖之準確與科學，全圖沒有比例和方位感（上述古地圖早已有之），基本就是直線排列、簡單雷同的一個個方塊城池示意符，而且基本都是想當然的中國式城池。筆者注意到它還多處把非城的地名也畫作城池，如所謂巴達山城，史籍常作「巴達克山」、「拔達克山」、「巴達哈傷」或「八答黑商」，即今塔吉克的巴達赫尚自治州與阿富汗的巴達赫尚省，它既不是山也不是城，就是今塔阿兩國分屬的帕米爾高原一大片土地。而圖上卻「望譯生意」地把它處理為一個中國式的方塊「山城」了。
從《蘿圖薈萃》可知，清代內府中此類輿圖可謂車載斗量，該圖說不上有什麼特別，它過去一直籍籍無名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筆者不是古地圖專家，不想就此圖再說什麼。但是就這些年來的「絲路熱」則想說：今天我國搞的「一帶一路」完全是一個新的「藍圖」。把它與歷史上西方人定義的「絲綢之路」強加比附，其實是完全多餘的。進而論之，就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李希霍芬的視角與這類古商路的實際情況，也不是一回事。
絲綢無疑是秦漢時代「西方人」（當時典型的就是羅馬帝國的人們）對傳到他們那裡的中國特有產品中印象最深的一種。李希霍芬因此把當時這條商路謂之絲綢之路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人們不要因此產生一種錯覺，似乎這條商路就是為輸出絲綢而開的，絲綢是這條商路上中國主要的輸出品，而西方對中國的輸入則是無足輕重的。
其實，不要說張騫以前就已存在的中西交通（早就有人提到張騫並非「鑿空」，而遠古以來小麥、馬及馬車、冶金術等文明因素沿著河西走廊及周邊地區「西來說」雖然曾遭政治性的嚴厲批判，但並沒有被真正駁倒），也不要說張騫通西域及西域諸民族的回應主要是基於政治-軍事動力（打擊匈奴等），通商只是副產品。我們在這裡只要指出一件事，那就是在張騫通西域後，這條商路確實前所未有地繁榮起來。但在漢代（至少是西漢一代），這條商路（其實應該是一組商路，包括天山南北及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為表述方便，本文仍稱為「這條」）對中國（指當時的漢族地區）而言是一條「貿易逆差」之路——那時我們買人家的東西在交換價值上要遠遠超過人家買我們的東西。因此如果當時存在著今天這樣的貿易額統計，那中國的絲綢「出口值」在所謂的絲路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是不會很大的。
張騫出使西域雕像
當然，古時並沒有海關統計，我們沒法知道這個比重確切有多大。但是我們知道的一件事是：當時中國輸出的絲綢價值遠不足以抵償我們從西邊輸入的各種商品，其中的「逆差」主要是中國用「幣」支付的。而這些中國用以支付逆差的「幣」主要就是黃金。有人套用古籍中的原詞，說那時的商路應該叫「金帛」之路（王宇星：《從金帛之路到絲綢之路：漢代絲路的物資及文化交流》，《文史知識》2018年第2期），從中國輸出的角度講，這確實比「絲綢之路」更準確。只是黃金並非中國特有，西方人提到中國輸出品時只想到絲綢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時的「幣」不一定是鑄幣，但作為交換媒介與今天所謂貨幣基本同義。有人說「幣」原訓為禮品，也不錯。但禮品不是自己消費的，送禮應非強制而是自願，並且講究「禮尚往來」，於是就演變為交換媒介之意。至少在商路上，那就是指貨幣了。黃金在漢代是法定通貨，20多年前我在《漢「金」新論》中已詳論之。而在遠距離國際貿易中，黃金作為貨幣更具有絕對優勢。布帛在中古固然也有為「幣」的，但在西漢作為貨幣經濟的一個峰期，「布帛為幣」比此前的先秦和此後的魏晉隋唐都更少見，長途跨國貿易更是如此。銅錢在漢代國內使用當然最普遍，但跨越幾千公裡帶著低值沉重的大堆銅錢做生意，怎麼可能？白銀還勉強，「絲路」中也確實用過，但漢代在國內，金的貨幣功能就遠過於銀是毫無疑問的，國際貿易就更不待言。所以「絲路」上頻頻出現的「黃金」、「金帛」、「金幣」就不用說了，即便史籍言「幣」而未明指為金，在絲路的背景下理解為金，一般也是不會錯的。
《史記?大宛列傳》稱：「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有朋友說這裡的「漢幣」不可以黃金解。其實也未必。這段話下面還有：「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這是說當時的內地商人多冒充「漢使」，以「紅頂商人」身份牟利，被「外國」識破而生厭惡。所謂「不貴其物」，可以理解為不再把「漢幣」視為附有政治意義的官方禮賜，只當做一般牟利手段，也可以理解為「漢使」輸出的「漢幣」太多，以致貶值，甚至可以理解為不法奸商假冒偽劣失信於人而招厭。但所有這些理解都與「幣」的物質含義無關。我們無法判斷這段話中「外國」所「不貴」的究竟是黃金還是絲綢，但無疑，「不貴」絲綢與「不貴」黃金都不能看成正常現象，否則「黃金之路」固然不能成立，「絲綢之路」又怎能成立呢？
實際上史籍中對「絲路」交易內容記載不多，但在這不多的記載中多數是「金」「帛」並提，而且多是首提黃金，還有隻提黃金的，而只提絲綢的倒是沒有見過（西方人只提絲綢可以理解，已如前述）。張騫出使，據說就「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史》《漢》同記而無異詞。以後，又有「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這就是純粹用黃金買駿馬了。
有人可能會說：官使持金，民間商人卻未必。但其實那時的「民間商人」往往也是冒充官使的。上文所謂「其使皆貧人子，……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輕重」即價差、匯差，「言輕重」就是談買賣），就體現了這種情況。官使冒濫，導致中國輸出品（無論黃金還是絲綢）太多而貶值還是小事（因市場規律的作用，這種一時的供過於求是會得到調整的），但導致官使被人看不起就更為常見了：「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史記?大宛列傳》）不過從市場經濟的觀點看，人家不把你當官差而是當成商人，乃至不把你當「紅頂商人」而就當你是民間商戶，「必市乃得所欲」，這才合乎「商路」的邏輯不是？
所以，除了張博望、班定遠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外，那時絲路上一般官使和民商的區別其實沒有那麼大。再者，西北絲路固然多真假「漢使」，西南所謂「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發性民間貿易就更突出，官使是很少的。可是據《漢書?地理志》所言，海上絲路上的中國商人，據說也是「齎黃金、雜繒而往」的。
《鹽鐵論?力耕篇》載有當時桑弘羊與一批儒者就這種外貿關係發生的一場論戰。按文中所言，當時的外貿就是「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汝、漢當時出產黃金，而「纖微之貢」就是絲綢，漢帝國主要就用這兩樣東西與「外國」交換。
桑弘羊對這樣的貿易評價很高。在他看來，用絲綢換外國的寶貝那固然是發揮了我們的「優勢稟賦」：「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如果用黃金購買外國貨呢？那更是百利而無一害了。有趣的是，桑弘羊這個「紅頂商人」出身的統制經濟論者既重視貿易（確切地說是重視官營官控貿易），卻又輕視貨幣——不是說他不想賺錢，而是說他認為貨幣除了換來商品，本身是「無用」的「虛末」之物，所以貿易的最終目的不是積累貨幣，而是廣獲商品。於是在他看來，用黃金這種貨幣去「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無疑是「以末易其本，以虛盪其實」「而損敵國之用」的好主意。通過這種以「虛末」買「實本」的逆差貿易，就可以萬物皆備於我：「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這番話所描述的外貿圖景，就是中國熱衷於買買買、而且也有能力購買各種進口商品，如桑弘羊所言，主要是駿馬和駱駝等良畜、高檔皮貨和各種毛織品，以及珠寶美玉和琉璃（其實就是玻璃，古時中國瓷器先進而玻璃落後，西方日用的玻璃製品，到中國就成為極貴重的「琉璃」寶器了）之類奢侈品，等等。而中國用以交換的，主要就是黃金和絲綢。值得注意的是：照桑弘羊的口氣，他更推崇用「虛末」的黃金，而非實用的絲綢來進行交換。顯然，他是力挺逆差貿易的。
而作為他的論敵，賢良、文學這些儒者很不喜歡這樣的貿易。他們倒不是心疼黃金（在以貨幣為「虛末」這一點上他們與桑弘羊都差不多），而是指責朝廷熱衷於進口外國奢侈品會有害民生：「今騾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崑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崑山」即昆崙山，這裡指陸上絲路所經西域各國，「桂林」非今之桂林，秦時桂林郡地近南海，這裡指海上絲路所達的西洋南洋各地。賢良、文學指責朝廷耗費巨資從「距漢萬有餘里」的外國大肆進口昂貴而無益於民生的奢侈品，是一種弊政。
這裡我們不想去評價這兩種外貿思想的高下是非（以今天的眼光無論批評桑弘羊還是批評其對手都不是難事），只想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一褒一貶，爭論的對象都是逆差貿易，他們並沒有談到順差貿易。逆差貿易是好是壞，是個價值判斷。而當時中國的外貿是逆差不是順差，則是個事實判斷，這一點雙方並無爭議。當時中國並沒有用自己的絲綢去換取「外匯」，而是用自己的硬通貨黃金去購買外國的貴重商品。當然中國也以出口絲綢出名，但如果僅靠絲綢的那點交換能力，那條商路絕不可能如此繁榮。
TAG:經濟觀察報觀察家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