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的最後一年：撥開纏繞在《安魂曲》周圍的謎團

《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美] 霍華德·錢德勒·羅賓斯·蘭登著，石晰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

1984年，電影《莫扎特傳》（Amadeus）上映，旋即成為導演米洛斯·福爾曼（Milo? Forman）在《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之後最為成功的電影，不僅獎項斬獲上可謂豐收，同時也在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美國電影學會百年百大電影（100 Years... 100 Movies）的評選上，本片高居影史第五十三位。《莫扎特傳》不僅成了古裝人物傳記電影的典範，同時也和《巴里·林登》（Barry Lyndon）一起，之後二三十年內被奉為歐美十七、十八世紀年代戲的標杆。

《莫扎特傳》海報

電影《莫扎特傳》改編自1979年彼得·謝佛爵士（Sir Peter Shaffer）的同名戲劇，此劇在英國甫一上演，便大獲成功，第二年就進軍美國百老匯，首版製作即上演了一千一百八十一次；1985年，翻譯家英若誠還將其譯成中文，名為《上帝的寵兒》，第二年在北京人藝首演，英若誠、林兆華導演，梁冠華、張永強、宋丹丹、楊立新都參演了這一版。作為大眾接受音樂家形象的莫扎特的主要媒介，《莫扎特傳》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

可同時，《莫扎特傳》也給本來就對古典音樂文化日漸疏遠的觀眾，帶來了很多錯誤印象。比如很多觀眾或許會深信莫扎特的創作總是一氣呵成，不會有任何塗改；又比如，薩列里（Antonio Salieri）的妒火中燒最終導致了莫扎特的離世；觀眾也會對那個廣為流傳的傳奇故事——充滿了死亡陰翳的神秘黑衣信使委託莫扎特創作了《安魂曲》——深信不疑（電影中甚至說黑衣人就是薩列里偽裝的）；而莫扎特的愛妻康絲坦斯（Constanze Mozart）更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不善治家的傻妞形象。

但就在彼得·謝佛的戲劇1980年開始紅遍全球之際，音樂學界和熱愛古典音樂的媒體人就對謝佛筆下神神叨叨的莫扎特頗為不滿，更感到《莫扎特傳》對薩列里極為不公的描繪需要糾正。而H.C.羅賓斯·蘭登（H.C. Robbins Landon）於1988年出版的《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1791: Mozart"s Last Year），可以被看成學界對作為影視作品的《莫扎特傳》最早的綜合性回應。在本書前言中，蘭登就直言不諱地指出「（《莫扎特傳》）作為一部電影引人入勝，但它的內容與莫扎特實際的生活並沒有什麼關係」。而蘭登這本關於1791年莫扎特去世之年的著作，無疑是我們全面了解這位音樂史上青年天才作曲家的「晚年」生活細節最詳盡、最權威的一本著作。

1791: Mozart"s Last Year

H.C.羅賓斯·蘭登1926年生於美國波士頓，高中時期便喜歡上了古典音樂，於是本科期間他先是在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學習樂理與作曲（在那裡他甚至還跟隨著名英國詩人奧登修習過英國文學），因為現在看起來無傷大雅的桃色事件，他被宗教氣氛濃厚的學院開除後，便轉至波士頓大學學習音樂學。畢業以後，蘭登本準備去哈佛進修碩士學位，但歐洲作為古典音樂發祥地的無盡魅力使他奔赴歐洲。在那裡，蘭登做過駐外記者、廣播員，甚至還加入了維也納駐地美軍，成為一名軍官。憑藉著這些工作機會，蘭登系統地在奧地利、匈牙利等地搜羅各種音樂檔案、樂譜和資料，並且大力地推廣這些作品。他甚至把自己編纂的樂譜推薦給了當時剛剛逃脫盟軍「納粹審查」的指揮家卡拉揚和EMI的當家人瓦爾特·萊格（Walter Legge），協助他們錄製了很多海頓交響曲。

之後三十年的時間內，蘭登成為了舉世矚目的海頓研究專家，他搜羅、整理、出版了海頓遺失的曲譜、手稿，成立了海頓協會（Haydn Society）。1968年，他完成了整理版《海頓交響曲全集》，1980年又出版了五卷本《海頓：編年與作品》（Haydn: Chronicle and Works）的最後一卷，這部作品成了海頓生平研究無法繞過的扛鼎之作，康奈爾大學的詹姆斯·韋伯斯特（James Webster）直言蘭登這本著作徹底「取代」、「超越」了前代學者的成果。

自1980年代以後，蘭登開始轉向莫扎特研究，在短短十五年間，他一共拋出了五本莫扎特研究著作：1982年的《莫扎特與共濟會》（Mozart and the Masons）、1988年的《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以下簡稱《1791》）、1989年的《莫扎特：黃金年代》（Mozart: the Golden Years），1991年的《莫扎特與維也納》（Mozart and Vienna）和1995年的《莫扎特散論》（The Mozart Essays），此外他還主編了一本關於莫氏的研究提要。

但是，關於蘭登的批評也接踵而來。首先是蘭登出書太多太快，每一本的質量也難以保證。很多著作（如《莫扎特與維也納》）淪為史料摘抄集，而且摘抄得極不高明，讀者很難理解引文與作者論述之間的聯繫；同時，有些書則互相之間存在大量重複論述，如僅在《1791》之後十八個月就出版的《莫扎特：黃金年代》，最後一章與前者高度重合，且此書的分析過於依賴莫扎特的信件，缺乏交叉求證。此外，蘭登出書之快也導致很多著作不符合學術規範，缺乏應有的學術準確性和原創性。

1993年，一名所謂的德國橫笛演奏家宣布發現了六首海頓亡佚的鋼琴奏鳴曲，蘭登受命鑒別這套新發現文物的真偽。在僅僅通過照片而非原件進行鑒定的情況下，蘭登輕率地判斷這套手稿為真，並在《時代》雜誌和BBC電視台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但隨後位於科隆的海頓研究院通過書寫手稿所用的筆的發明年代、紙張年代和筆跡，鑒定這組手稿為贗品。蘭登事後並未道歉，只是簡單地表示自己被媒體的蜂起報道沖昏了頭腦，並未仔細檢視這批手稿。六年後，蘭登出版自己的自傳《吹出高音C的圓號》（Horn in High C）時，隻字未提這一學術醜聞。

《吹出高音C的圓號》

但是不可否認，蘭登對海頓和莫扎特的研究，確實已成無法繞過的學術豐碑。在莫扎特研究領域，《1791》更是兼備可讀性和學術性，在著述的結構合理性和行文準確性上，此書遠勝蘭登的其他莫扎特作品。同時，本書抓住了1791年這個標誌性的年份，使得這本書並不僅僅是一本莫扎特生平傳記，相反，它將莫扎特放置在廣闊的時代社會背景之中，讓我們看到了莫扎特之死的悲劇性。

首先，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提供了巨細靡遺的時代背景信息，無論是精確到個位數的莫扎特家的賬本、細化到「一頂睡帽」的康絲坦斯的私人物品，還是莫扎特每部作品所收到的報酬、維也納當時的生活成本分析——蘭登在挖掘歷史細節上可謂不遺餘力，並且通過這些對歷史細節的發掘，還原了莫扎特所處歷史時代的社會語境。莫扎特為了歌劇《狄托的仁慈》（La Clemeza di Tito）而遠赴布拉格的旅途過程，在蘭登這裡，更是描繪得栩栩如生：我們可以看到劇院經理是如何挑選他認為稱職的閹伶歌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如何向莫扎特最好的台本合作者洛倫佐·達·彭特（Lorenzo da Ponte）表達對薩列里的厭惡之情，蘭登甚至還通過手稿分析讓讀者得以窺見《狄托的仁慈》這部歌劇里哪些選段創作於布拉格，而莫扎特又是如何通過確定領銜主演的音域來進一步創作音樂。作者也不忘提及莫扎特人生中最後一次遠行所經過的歷史遺迹和人文風光。通過蘭登，我們可以看到，一部歌劇的創作再也不是藝術家創作欲及其才華的個人表達，作為一種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藝術產業，歌劇作品的創作，是與票房的考量、名伶的選擇、劇院的規模、社會的文化慣習、歷史時代的客觀場景分不開的。

當然，蘭登並非為了騙稿費才如此不厭其煩地描摹維也納和布拉格的音樂生態。比對了大量歐洲當時的社交生活花費和莫扎特一家的收支情況之後，蘭登極為令人信服地指出，莫扎特一家並不像人們慣常印象中的那樣不善理財，一有收入便盡情揮霍。他們全家的很多支出，確實合乎彼時社交生活的合理花費，而莫扎特因為長時間脫離宮廷和宗教贊助體制，收入必須依靠獨立創作、票房和出版，而這些收入只能維持生計，並不足以讓他實現徹底的「財務自由」。彼時完善的版權制度還未形成，抄譜員暗中販賣曲譜，出版社剋扣作曲家收入的事情屢見不鮮，而作曲家同行之間甚至有時都會「摞活」——比如抄襲演奏別的作曲/演奏家創作的華彩篇章。像莫扎特這樣的演奏家，不得不把樂譜中的精彩段落留白，只在現場表演時演奏，以防被別的演奏者乃至出版商、演出方盜取。

其次，本書破除了很多關於莫扎特的神秘化敘事，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黑衣信使委託莫扎特創作《安魂曲》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早由康絲坦斯第二任丈夫所記錄：1791年7月中旬，莫扎特突然接到一個神秘的委約，一位信使匿名代人向莫扎特委約了一部《安魂曲》，並留下了優厚的訂金。其後這一故事被越傳越玄，神秘的信使被看成代表死神的使者，而《安魂曲》也不再是為那位匿名的出資人創作的作品，而成為莫扎特寫給自己的遺書……這一故事在彼得·謝佛的故事版本中變得更加戲劇化，所謂的黑衣使者直接是由作曲家薩列里假扮，目的是為了將莫扎特的創作據為己有。

但實際上早在1964年，學術界就已經基本洞悉《安魂曲》所謂的「匿名」委託人，其實就是弗朗茲·馮·瓦塞格伯爵（Count Franz von Walsegg），虛榮心過剩的他希望別人認為自己的樂隊演奏的是他自己的作品。這一舉動本來無傷大雅，雖然樂隊成員都心知肚明，自己演奏的作品絕不會是這位貴族主人所作，但也不願點破。1791年2月，瓦塞格伯爵的夫人去世，心痛的伯爵於是遣人去向大名鼎鼎的莫扎特委約一部《安魂曲》，而伯爵將保留對這部作品的所有權利。

可是關於黑衣死神使者的故事依然流傳甚廣，這個故事包含了音樂史上最偉大的天才、最神秘的故事元素（匿名委約人、黑衣使者）、看似疑竇叢生的死亡事件，以及《安魂曲》這部無與倫比的藝術作品——所有這一切，有意無意間讓人們對歷史真相視而不見。加之《莫扎特傳》舞台劇和電影的推波助瀾，更是讓《安魂曲》創作過程的事實原委淹沒於充滿神秘色彩和「喪鐘為誰而鳴」的敘事之中。

蘭登則比較系統地將大部分關於《安魂曲》創作過程的原始史料整理呈現出來，將包括《安魂曲》完成版的著作權問題、委約問題，以及揭示《安魂曲》委約始末原由的文件、沒有公布的官方禁令逐次展示給讀者。這一章節（本書第七部分）幾乎沒有多少蘭登本人的分析講解，大半內容都是對原始文件的還原。而根據解密文件的原作者安東·赫佐格（Anton Herzog）妙筆生花般的敘述，我們得以完整地看到事件另一頭的瓦塞格伯爵及其文化生活的景況。在第十一章中，蘭登也花費大量筆墨描摹莫扎特死前再次提筆創作《安魂曲》的過程，此時莫扎特自己覺得被人下毒，即將不久於人世，在去世當天對家人說：「我之前不是說過，這是為我自己創作的《安魂曲》么？」圍繞著此曲的種種神話，也隨著莫扎特的這句病榻前的喃喃自語不脛而走，當然，為銷售亡夫作品，康絲坦斯也少不了添油加醋。

雖然關於《安魂曲》的坊間傳說並沒有因為本書的出版而煙消雲散，但作為諸多關於莫扎特生平著作中的佼佼者，本書還是基本釐清了《安魂曲》創作前後莫扎特的身體狀態、工作安排、這部作品在其身後的出版情況，以及康絲坦斯、瓦塞格伯爵、作品續寫者艾伯勒（Joseph von Eybler）和蘇斯邁爾（Franz Xaver Süssmayr）在這首作品創作流轉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信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夠像蘭登這樣，詳實且權威地全面展現《安魂曲》這部可能是宗教音樂史上最偉大作品的來龍去脈。

在本書最後一章，蘭登還為莫扎特的遺孀康絲坦斯做了辯解。莫扎特死後，無論是當時的世人、學者還是傳記作家（如Hermann Abert、Arthur Schurig和Wolfgang Hildesheimer），都對莫扎特之死抱有很多疑問，莫扎特死後更是傳出流言，說他生前欠下了三萬福林的巨額債務。康絲坦斯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為自己和兒子向皇室申請撫恤金，舉辦了各式各樣的紀念音樂會，並頗為「狡猾」地將莫扎特的很多作品（包括《安魂曲》）「一曲兩售」地賣給當時的貴族。她甚至想讓人們眾籌來印刷購買莫扎特的歌劇《伊多梅紐》（Idomeneo），可惜未能成功。

與此同時，康絲坦斯還精心為小兒子經營其音樂之路，希望讓他以「神童」的形象開始音樂生涯，甚至在節目單上大打情懷牌——她讓兒子在音樂會上演唱莫扎特《魔笛》（Die Zauberfl?te）中的唱段《我是一個快樂的捕鳥人》。而康絲坦斯再婚後，她的第二任丈夫也熱心地參與了莫扎特遺作的出版。

雖然康絲坦斯在莫扎特身後所做的一切，並不能單純視作努力保存亡夫的藝術財產，康絲坦斯需要通過莫扎特的作品來維持生計，並且撫養她和亡夫的兩個孩子，但無論從客觀還是主觀角度來看，康絲坦斯也確實不遺餘力地推廣莫扎特的藝術作品，並通過大量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為我們保留下了莫扎特絕大多數優秀作品。她對莫扎特的愛，也絲毫沒有因為亡夫的離去而減弱。

在中文世界裡，關於莫扎特的譯介就算談不上汗牛充棟，也極為可觀了。其中既有希爾德斯海姆（即上文提到的Wolfgang Hildesheimer）那樣的音樂學專業論著，也有像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討論莫扎特與神學關係的《論莫扎特》；既有社會學巨匠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莫扎特的成敗 : 社會學視野下的音樂天才》這樣的藝術社會學佳作，也有艾瑞克·萊維（Erik Levi）探討納粹如何使用莫扎特的音樂遺產為第三帝國張目的《莫扎特與納粹》，當然還有大衛·凱恩斯（David Cairns）《莫扎特和他的歌劇》這樣兼具人文氣息和專業色彩的書籍，以及美國社會文化史大家彼得·蓋伊（Peter Gay）所留下的大家小書《莫扎特》......

《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無疑能極大地豐富我們對莫扎特及其所處時代的認知。蘭登筆下巨細靡遺的史料呈現、精心架構的生平還原、娓娓道來的莫扎特「晚年」經歷，以及宏闊的社會史視野，讓我們看到了莫扎特這位絕世天才的真實境遇和充滿悲劇性的人生終點，幫助我們撥開纏繞在《安魂曲》周圍並不算濃重的謎團，帶領我們重新認識康絲坦斯這位莫扎特遺孀的堅韌與不舍。在這個意義上，《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宛如中文世界莫扎特譯介領域的最後一塊拼圖，讓我們得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這位藝術巨匠的天鵝絕響。（文/伯樵）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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