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萬種：中國美女導演在柏林電影節上亮麗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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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八零後美女導演楊明明

本報特約記者 王鳳波

聲明：「八零後美女導演」當做標題，好俗。但這是先下手為強，不然小編在編輯時也會給我改成更聳人聽聞的，讓我老臉何處安放。而且還「對話」，也牽強：因為下面的文字，是記者會上的問答加單獨訪談綜合而成，不是一比一還原對話。當時對話是臨時在咖啡館裡進行，背景聲音嘈雜，不具備一本正經採訪的工作環境，錄音效果也無法使用，只好憑記憶寫就，如果楊明明看到，希望能夠諒解。寫成問答的形式，也是因為這種格式寫起來速度快，我只是在每天排得滿滿的看電影和參加記者會的間隙才能匆匆寫點文字出來。

《柔情史》是本屆柏林電影節上最有份量的一部華語電影，被安排在地位僅次於主競賽單元的「全景」單元。今年主競賽單元無華語電影入圍，特別展映單元有中國「大片」《捉妖記2》，特別熱鬧（但能不能再爛一點，激起我罵兩句的慾望？）。 《柔情史》以楊明明在自己的經驗和對熟人圈子的觀察基礎上，講述了北京小衚衕里一個年輕女編劇和她的愛好業餘寫作的母親的日常，是典型的中國式母女關係，是一部關於當代中國社會的帶有黑色幽默元素的日常悲劇。

問：這是一部用日常瑣碎細節而不是用戲劇化的情節衝突串起來的情節片，裡面還充滿了讓人會心一笑的機智對話和小動作，難怪有記者在提問時還說這部電影帶有喜劇色彩。但是我看完後，感到一陣透心涼，這樣的生存環境和人際關係，讓人感受不到任何「正能量」，讓人絕望。是什麼讓你這位如此年輕的電影人，作品中卻透著這麼深的悲劇精神？

楊明明：我不喜歡「正能量」這個詞，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表達。我的電影是不是悲劇或喜劇，我還真沒想過去劃分類型。對我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持我的電影表達上的真實。社會裡流動的是什麼能量，就是什麼能量。我沒有野心去想通過一部電影去質疑什麼有關宏大主題的東西。

問：女性導演自編自導自演，獨立電影製片人耐安出演主角母親，獨立電影「教父」張獻民扮演男配角，兩代女人關係。 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在中國知識女性階層中變得日益敏感的「女性主義」話題。你的這部電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

楊明明：當然，我的電影是女性視角，但這是不是就適合貼上「女性主義」標籤呢？我不知道女性主義電影該是如何表現女性的，但是你看到，這部影片中的女性並沒有多麼好。相反，她們時常表現得面目可憎，刻薄，惡毒，富有攻擊性，讓人討厭。我只想反應出她們的一種真實的生存狀態。

問：是，這部電影讓我懷疑，中國社會這個土壤上是不是不會有女性主義，只能有「心機婊」？豈止是女性，你的鏡頭裡出現的所有「小人物」都是自己悲催地活著同時在攻擊同樣悲催的他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什麼中華傳統美德與人為善，在電影中都看不到，我們只看到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惡毒、戒備、虛偽和算計。我甚至懷疑，電影中的母女，能是真愛嗎？

楊明明：的確。在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人們的生存焦慮充滿了各種社會生活空間，各個角落。影片中人物的攻擊性和無處不在的滿滿的惡意，我想主要是根源於他們都沒有安全感。比如母親這個角色，她就是所謂的「被侮辱與損害的人」那一類，過去受過傷害，所以她躲在自己的衚衕蝸居里，沒人任何人值得信賴，對自己的女兒也不敢信任。女兒與母親的關係，就是互相抱團取暖又互相排斥，在互相傷害中絕望，又在絕望中互相傷害。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文化中講究的是不離不棄，再怎麼難以相處也是一家人，過年就得一起過，一起吃飯。

問：我覺得這部電影的悲劇性就在於把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絕望揭示出來給人看。它是一種很典型的中國式母女關係，中國式的悲劇。我可以想像，如果是在德國，如果一對母女已經像電影里那樣不能好好說話了，基本上就斷絕關係不再來往了。所以你的這個電影表現的母女關係這一話題是永恆的和跨文化的，但具體的表現形式又是特別中國的，甚至是特別北京的。還有一個場景我印象深刻，就是女主角去電視台看男友作為專家參加的電視訪談節目，卻被門衛老大爺給刁難的那場戲。

楊明明：對，女主的男友就是張獻民扮演的身份是教授的電影專家張憲，電影里他是作為嘉賓參加一個電影評介節目。他是我們中國社會所說的所謂「成功人士」，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實也是個好人，也會是個好女婿。但是他的問題是有些假，女主的性格是不能容忍fake的東西。在你說的這個場景里，女主的這種張揚的性格體現出來了。

問：這個場景其實很有代表性。麻煩的門衛登記書寫，其實是權力在刷存在感，它就是要在通往具有話語權的機構的門檻處，設置沒有必要的障礙，而且是一種從過去沿襲下來的蠻橫的權利表示形式。而電視台的演播室在樓上，也碰巧有種象徵意義，象徵著像張憲這樣的成功男人，一個靠自己的知識贏得話語權的人，這樣的階層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典型產物，他們必須靠在入門處的妥協，才能贏得走上樓梯進入象徵話語權的演播間。

楊明明：對，張憲這樣的人物就是能在體制內體制外進出遊刃有餘的人物，他們很聰明，有知識，他們參與了用知識來分配權力資源的遊戲，玩得也很成功。所以他們就得會作假，妥協，所以女主角跟他不是一樣的人，他們註定要分手。我的影片中的人物的失落，失望，憤怒，無奈，可以說是人性的弱點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下的獨特體現，是中國式的。就像這對母女，她們的生活中不僅僅有互相傷害，也有很多小溫馨，小幽默，小亮點，柔情，也是在絕望中的希望。

問：但是，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絕望中能看到希望？你的電影反應了年輕的影視編劇在中國的生存狀態，這部電影還有幸參加了柏林電影節。碰巧你的同齡人也是同行胡波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此時此刻正在兩百米開外的放映廳里放映，而他本人卻告別了這個世界。

楊明明：胡波的事情非常讓我難過，我為他感到非常的惋惜。是的，不是每個人都能那麼堅強，不是那麼善於與生活周旋。這裡面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不同的性格面對同樣的壓力會有不同的反應，他採取了悲劇的方式。作為同齡獨立電影人，我和胡波本來可以共同出現在柏林電影節上，一起在這裡展示自己的作品，一起聊電影。

問：最後，你作為中國電影界的女性後起之秀，一定對今年柏林電影上的一個熱門關鍵詞「MeToo運動」有所感觸，你覺得這個話題在中國電影圈中的關注度如何？

楊明明：什麼是「MeToo」運動？（在我解釋後，作者注）哦，實在是抱歉，我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話題。你知道，這個電影是在最後一刻才搭上柏林電影節這條船的，你可以想像之前我有多忙，全身心投入這部電影的製作當中了，都沒時間關注社會新聞了。當然，你可以想像，這個話題肯定會與中國的電影界有相關性，但是我還沒有注意或感受到這個話題在中國電影界中得到討論。

王鳳波 2018年2月18日於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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