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述論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述論
吳 剛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是指達斡爾人用滿文滿語創作的作品，不同於用滿文拼寫達斡爾語進行創作的文學作品。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歷經17—18世紀萌芽、19世紀興盛、20世紀衰落的發展過程，而敖拉·昌興、頓吉納、胡格金台等人的作品具有重要地位。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促進了達斡爾族母語書面文學和達斡爾族漢語書面文學的發展。
關鍵詞：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達斡爾語書面文學
一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是指達斡爾人用滿文滿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不同於用滿文拼寫達斡爾語而創作的文學作品。達斡爾族最早的書面文學是用滿文滿語創作的，但此類文學作品存世不多，要了解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的發展歷程，則需要把奏文、家譜、碑刻、歷史典籍納入我們的考察視野。
17世紀中葉，因沙俄入侵，達斡爾人從黑龍江北岸遷至嫩江兩岸定居。達斡爾上層階級為了在朝廷做官，學習滿文，普通百姓也廣泛接觸滿族文化，用滿文記錄家譜。如，《敖拉姓總族譜》滿文序言之漢譯文載：「多新屯敖拉氏原祖呼力爾肯，原址多新屯人，姓敖，前朝時德都爾屯主人，綽號昂古拉，率其九子在清國崇德年間投於奉天。在編織族譜與多新屯敖姓人呼力爾肯給三品阿思汗哈方，銘其領族人云，又自黑龍江山河移時賞與世世相襲保碩若尼章京三員使該子孫相傳世襲，居住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布特哈地方管理區事務。續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正月姓敖之多新族眾會同設立族譜送於外務部上奏於著冊而置。」[1]658筆者認為，把這段記載敖姓達斡爾人的歷史材料可視為達斡爾書面文學作品，達斡爾人滿文家譜可能是達斡爾書面文學開端。有了滿文，達斡爾人才把祖先的記憶書寫在案。目前，學界發現的滿文家譜有《郭布羅氏莽乃莫昆族譜》《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譜》《布特哈鄂嫩氏總族譜》《布特哈莫日登哈拉族譜》《布特哈達斡爾德都勒氏家譜》《布特哈郭布羅氏塔溫淺族譜》《布特哈達斡爾蘇都爾氏家譜》等。[2]5-6但筆者未能查閱到這些家譜的具體內容，難以判斷這些家譜是否從17世紀傳承而來。達斡爾族家譜是了解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的重要材料。
清代達斡爾官員的奏文多數以滿文書寫，其中有些文本涉及達斡爾歷史文化，且其書寫具有一定的文學特色。如，瑪布岱為蘇都日哈拉人，康熙年間任齊齊哈爾總管，建齊齊哈爾城及達斡爾族披甲時任副都統官銜。他呈文建齊齊哈爾城：「我等祖、父等自黑龍江來嫩江歸順聖主以來，四十餘載，逢遇太平，散居六百餘里，隨意逸樂。今聞厄魯特、喀爾喀相互征戰，若眾巴爾呼等窮寇得知我等諸村散居而肆意侵擾，則欲保妻孥，亦非一時所能收，且皇上之事，亦將難以適量採獲。據此，我等請願披甲，於我等住所附近，擇一形勢之地，築城聚居。」[3]410這篇奏文反映達斡爾的遷徙及其嫩江流域生活情況，可視為一篇滿語書面文學作品。
那麼，十七八世紀有沒有其他形式的達斡爾人滿語書面文學作品呢？1953年，孟希舜收集整理的《達斡爾族詩歌集》中有多篇滿語作品。其中《在兵營》《到甘肅當兵》值得探討，但這兩篇沒有具體作者和創作時間。《在兵營》記錄駐防墨爾根城(今嫩江地區)的達斡爾族官兵生活。恩和巴圖認為，根據內容，該篇應該在雅克薩戰爭之前，至少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之前問世的。[4]按此說法，《在兵營》可成為目前發現最早的達斡爾人滿語書面文學作品。當然，僅依靠內容很難下定論，對其創作年代，有待於進一步的考證。《到甘肅當兵》記錄到武漢購買兵器的事情，因此也譯作《湖北行》。有些學者根據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之前達斡爾族士兵駐防伊犁三年一換防，以及該作品在內蒙古地區廣為流傳的情況，認為《到甘肅當兵》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前創作的。[5]筆者認為，對這兩篇作品的具體創作時間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18世紀，另有兩位達斡爾族官員的奏文值得研究。一是布特哈副總管奇三的奏文。奇三生活於乾隆、嘉慶年間，是黑龍江省訥河滿那屯郭布勒哈拉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奇三體諒民眾疾苦，不顧個人安危，反抗貪官污吏，攔御駕為民請命，上交狀文。這就是流傳於達斡爾民間的「奇三告狀」事件。這篇奏文在達斡爾民間以滿文手抄本形式流傳，在《布特哈副總管奇三的上奏文及其處理經過》中有詳細記載。二是阿那保的奏文。阿那保生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其奏文反映了阿那保家族從黑龍江遷徙到訥河滿那屯的過程，是研究達斡爾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奏文名為《布特哈達斡爾族勤勇公阿那保紀恩錄》。[6]33-35
二
19世紀初期，在達斡爾族中出現了偉大的文學家敖拉·昌興(1809—1885)。他一生創作大量文學作品，主要以滿文滿語或滿文拼寫達斡爾語而創作。其成名作《京路記》《依仁堂記》是用滿文滿語創作的。敖拉·昌興用滿文拼寫達斡爾語(也稱「達呼爾文」)創作烏欽*「烏欽」又稱「烏春」，是達斡爾族一門說唱藝術，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開創了達斡爾族母語書面文學的先河。在敖拉·昌興烏欽作品中，除了滿文拼寫達斡爾語的作品之外，還有滿語詩，滿語、漢語和達斡爾語混合詩。據《達斡爾文學宗師敖拉·昌興資料專輯》[1]，敖拉·昌興滿語烏欽有22篇：《趙雲贊》《善惡篇》《祝願友情似海深》《陋室頌》《孔子贊》《孔明贊》《關公贊》《海拉爾一杯酒》《細雨難潤干支杈》《無題》《哀雙親》《關羽頌》《中國史話》《寡婦怨》《諸葛亮頌》《隱士》《關公吟》《喜筳頌》《帝頌》《喜筳之歌(一)》《喜筳之歌(二)》《威福利苦》，滿語、漢語和達斡爾語混合詩1篇：《四季頌》，另有滿文拼寫達斡爾語的作品38篇。這說明，19世紀以敖拉·昌興為代表的達斡爾詩人既能用滿文滿語創作，又能用滿文拼寫達斡爾語及漢文創作。此外，敖拉·昌興《壬辰年間鄉村長老共議村事紀要》等滿文滿語作品在民間留存。散文《官便漫遊記》用滿文創作，其中有21首滿文詩歌。敖拉·昌興是以滿文滿語創作為主的達斡爾族作家。
19世紀中葉，達斡爾族當中又出現一位文學家頓吉納(1845—1919)。頓吉納原名德海，姓剛，黑龍江齊齊哈爾人。頓吉納七八歲入學學習滿文，13歲熟練掌握滿文並開始學習漢文。17歲任披甲，同治二年(1863年)，跟隨吉林將軍金順入關作戰，轉戰陝甘寧等地，隨後入駐伊犁。《頓吉納見聞錄》第二冊題記寫道：「昔，清朝光緒八年三月十三日，吉林省金(順)將軍率領大軍進駐伊犁時，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城達斡爾人頓吉納來到伊犁，未能返回原籍。在煩惱憂慮之際，為了安慰自己，我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頓吉納我18歲離開家，在內地各省與賊作戰百次，其後來到伊犁，不覺已將近20年。」[7]168安定伊犁之後，頓吉納因病未能隨軍返回，留住伊犁，在新疆錫伯族地區生活了大半生。《頓吉納見聞錄》系滿文手抄本，現已搜集6冊，各冊內容之間並無聯繫，整理者將其編輯冊序。該見聞錄主要記載作者個人經歷，幾乎每部開頭都記錄自己的身世和來伊犁的原因。《頓吉納見聞錄》還記載筆者在東北故鄉、軍旅生活中的奇聞軼事，以及駐留伊犁期間的歷史事件，在記敘中穿插了其對歷史與時局的感懷。其詩作《頓吉納》是一部感懷述志的滿文詩，共10節，40行，內容主要介紹自己身世和來伊犁的原因，描繪水磨溝的自然美景，在異鄉遇同胞引發思鄉之情，以及對金戈鐵馬崢嶸歲月的追憶。[7]166-170
19世紀末期，在達斡爾族中出現了文學翻譯家春祥(1883—？)。春祥又名蘇格傑布，內蒙古索倫旗(今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托海鎮郭布勒哈拉人。他曾用滿文、蒙古文翻譯過李白、柳宗元、王勃等人詩詞及清代文學作品。[3]可惜，文稿散佚。
在達斡爾族書面文學研究中，19世紀的達斡爾族歷史、軍事著作，以及碑刻、奏文也值得重視。達斡爾族書面文學的形成發展與史籍書寫關係緊密。目前，留存最早的達斡爾族滿文文獻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花靈阿撰寫的《達斡爾和索倫源流考》。*《達斡爾和索倫源流考》，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文件號：第115492。花靈阿，生活於清嘉慶、咸豐年間，莫日登哈拉，布特哈正黃旗尼爾基屯人，是研究達斡爾族歷史的開拓者和奠基者。《達斡爾和索倫源流考》曾長期以抄本形式在民間流傳，其自序云：「以愚謹而思之，於木有本，於水有源。任何民族之人氏，必有自古國以降之源流。追溯我們達斡爾、索倫之根源，雖不咸獲明載之全書，然而必定不會沒有根源。故余由青年時期誠心尋求，躬查昔之史乘、今之檔卷，結合長老們之傳言，略獲我們達斡爾、索倫之根源頭緒，結合現今所集事迹，斗膽粗略地編著為一冊書，以俟嗣後博學多識的明了同心者訂正。」[8]這篇序言屬於記敘散文。正如漢、滿等民族文學的形成發展與歷史書籍的書寫有關相同，達斡爾文學形成與發展也與追溯族源的《敖拉姓總族譜》等歷史文獻有著密切的關係。
此外，在達斡爾族書面文學創作中另有兩個人物有重要地位。一是薩爾嘎蘇，19世紀90年代，在原索倫營擔任筆帖式等職，用滿文書寫了關於新疆歷史的著作，名為《史記》，其中描寫了19世紀60年代，新疆形勢和索倫營達斡爾等民族的歷史發展情況；[3]422二是穆騰阿(1824—1884)，布特哈正白旗滿那屯郭布勒哈拉人。他生在官宦世家，受學堂教育，精通滿、漢兩種文字，生前著有《楹聯錄》《演練炮陣圖說》《諸葛兵法》等。穆騰阿是有謀略的將領，長於整飭軍務，熱心興辦書院。[9]672
清代達斡爾地區碑文多用滿文書寫。咸豐二年(1852年)，敖拉·昌興為海蘭察將軍立碑，題寫碑文。其第一塊石碑碑體正面上部橫書「萬古流芳」四個漢字，在其左下方豎刻「芝田」兩個漢字。碑文正面滿文12行117個字，將其漢譯如下：「乾隆壬子年(1792年)，從我方居京城副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征戰廓爾喀，得勝班師時，從西藏恭請達賴喇嘛袈裟，由索倫右翼臣吏軍民等，在為祝聖主萬壽無疆而建的寺廟中祭祀之。常年香燭未斷。繼而嘉慶壬戌年(1802年)呈報黑龍江將軍府於建寺廟經過，幸被賜號光遠寺。噯！政論永轉，誠願聖主萬壽無疆。佛意澤達，永承聖恩。」第二塊碑文有正背兩面，部分漢譯如下：「眺望山河千年奇，人物豈知逝幾多。勿能辯明其尊跡，誰將再拓奇功名。」立碑時間，滿文漢譯為「大清咸豐壬子年(1852年)黃道吉日」。[1]911，913咸豐三年(1853年)，敖拉·昌興請活佛和藏醫，開發阿爾山時，確定32個泉眼的醫療性能，築廟立碑，題寫碑文。碑文原文為滿文，部分漢譯如下：「同時為了感謝仙境之天地及協助良醫們的恩德，特修建一座小廟及一塊紀念石碑，祈禱千萬牧民的身體健康，神泉萬古長青。負責修建者：佐領常興……咸豐三年八月吉日。」 [1]911-913，744敖拉·昌興書寫的這三塊碑文很有代表性，文學性比較強。還有部分達斡爾官員的墓碑碑文用滿文書寫，如，《昭武大夫得依奔墓碑》系其後人華靈阿等所立，可惜碑文年久模糊，不易辨認。[2]9
19世紀，博多羅等人的奏文反映了達斡爾社會歷史狀況。光緒十六年(1890年)，布特哈副總管博多羅等人呈文，反映了布特哈地區達斡爾人沉重的負擔和黑龍江統治當局的弊端。該奏摺名為《布特哈副總管博多羅等人的上奏文》[6]35-37，1956年，達斡爾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在莫力達瓦旗搜集到該奏文滿文抄件，其記載內容有助於了解當時達斡爾社會歷史發展情況。
至20世紀，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依然存續。胡格金台(1900—？)，布特哈正黃旗第十八牛錄人，1948年去台灣居住。1977年，胡格金台寫有《達呼爾故事滿文手稿》。[10]該書序言寫道:「這些事迹，大多是因地居邊陲遙遠，又缺乏文字記載，流傳不易，純賴口頭流傳，供作後人茶餘酒後，或者閑時談論資料而已。達斡爾人雖然有的使用自己的語言，但在清朝時期，大多數人從小讀滿文，故以滿文書寫時，無不家喻戶曉，茲擇達斡爾故事17則，流傳於後代。並供學者參考，疏漏之處，尚祈不吝教正。」[11]作者以17世紀達斡爾族人民抗擊沙俄的事迹為背景，講述達斡爾族少年英雄巴圖的故事，該「手稿」共由17段構成，依次為：巴圖在戰亂中遇上阿倫；在為公勞動中相互稱呼兄妹；巴圖、阿倫結為夫妻；離別新娘子參軍出征；運用策略與計謀報了仇；雙喜臨門；勇敢征服敵人英雄聲譽傳開；開荒種地備足軍糧；阿倫借璦琿發生麻疹之際離開了璦琿；好心變成仇人；娘兒倆在惡劣的環境被迫逃離住地；回憶舊事同時遇上新事；為兒子死心去參軍而離開了璦琿；征戰取勝後請假前去探尋母親；遇見姥爺同時又遇見了父親；一封信中了解了詳情；全家團圓同時又增添了新媳婦等。上述17段文字內容前後連貫，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達呼爾故事滿文手稿》獨創性較強，不屬於民間故事，而屬於小說。
孟希舜(1901—1968)，西布特哈正白旗小莫日登屯人，曾任莫力達瓦旗旗長。1954年，他除了用滿文寫作《孟氏重修家譜序》之外，還用滿文標出《清代黑龍江流域巡邏圖》。上文曾提到，孟希舜搜集整理過《達斡爾族詩歌集》。此外，他本人還用滿文拼寫達斡爾語創作《養馬篇》等烏欽作品。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歷經了17—18世紀萌芽、19世紀興盛、20世紀衰落的發展過程。在以往的民族文學研究中，由於達斡爾族文學學科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這方面資料收集不夠充足，還需要深入挖掘歷史文化典籍。如，康熙初年的孟額德通曉滿、蒙古、漢、俄等語言文字，代表清廷在與沙俄的外交活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是傑出的外交家、翻譯家，但目前搜集到的與他有關書面材料不多，需要進一步挖掘有關歷史典籍。此外，色楞額，生活於咸豐、光緒年間，曾任駐藏幫辦大臣，光緒六年(1880年)奏文涉及英國人在西藏的活動。類似的歷史人物資料需要進一步挖掘搜集。隨著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資料的進一步整理，相信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材料會愈加豐富。
三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是達斡爾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了達斡爾族母語書面文學的發展。敖拉·昌興創作使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進入發展高峰，推動了達斡爾族母語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融合。隨之，達斡爾族母語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許多達斡爾母語文學作品問世。如，瑪瑪格奇(約19世紀中後期人物)的長篇敘事詩《在齊齊哈爾看戲》《赴甘珠爾廟會》；欽同晉(1880—1938)《耕田賦》《漁歌》《伐木歌》《讀書篇》《酒戒》《色戒》《財戒》《氣戒》；孟希舜《養馬篇》；金榮久(約20世紀初人物)《狩獵詩》《觀黑龍江額爾古納河流域》《即興詩》等。可以說，沒有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就沒有達斡爾族母語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受滿文翻譯文學的影響之後，達斡爾族漢語書面文學開始興起與發展。在清代，達斡爾地區，八旗學堂教授滿語文課程，至清朝晚期，達斡爾人聚集地區滿文私塾教育非常普及。光緒末年，私塾教育開始教授滿漢兩種語言文字，而辛亥革命後，以漢文為主、兼學滿文。[9]371清代，在達斡爾民間，興起「唱書」活動。「唱書」，達斡爾語稱為「畢特何艾拉貝」(biteg ailaabei)，意為用達斡爾語演說小說。演說時，要以一定的調式詠唱出來。在「唱書」時，歌手所用的底本多為滿譯的漢族文學經典名著，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東周列國志》等。[9]472-473敖拉·昌興的滿語詩歌題材多來源於中國古典小說，如，《孔明贊》《關公贊》等。敖拉·昌興滿語、漢語、達斡爾語混合詩也標誌著達斡爾族漢語書面文學的萌芽。此時，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創作不僅開始向達斡爾族母語文學過渡，而且還推動了達斡爾族漢語書面文學的發展。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的興起與發展與達斡爾地區的滿文教育密切相關。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達斡爾人入官學學習滿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題准：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所轄官兵內，有新滿洲、席北(錫伯)、索倫、達祜里(達斡爾)等，應於墨爾根地方兩翼各設學一處，每設教官一員，將新滿洲、席北、索倫、達祜里及上納貂皮達祜里等，每佐領選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習書義。」[12]《黑龍江外記》載：「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八旗官學，各草堂五楹，皆乾隆九年建。」[13]八旗每佐送一名學員學習滿文。滿族政權的建立以及滿文教育的發展，促進達斡爾族文化的發展，推動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東北文化重鎮齊齊哈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置黑龍江將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黑龍江將軍自墨爾根(今嫩江)移駐齊齊哈爾，此後二百多年，齊齊哈爾成為黑龍江將軍轄區的中心城市。光緒十八年(1892年)布特哈達斡爾人順太編寫的《滿漢達呼爾合璧辭典》序言中明確說明，該辭典是在齊齊哈爾城編寫的。在齊齊哈爾城，還出現了著名的達斡爾族藏書家敖慶善(1867—約1938)。敖慶善，字同甫，精通滿、蒙古、漢等三種語言文字，藏書約600餘種、3 000餘冊。其藏書中有聽松樓新刻本《新刻滿漢字詩經》、乾隆武英殿刻本滿漢合璧《五經》《四書》《御制滿蒙藏漢文四體清文》、滿文抄本《三國志》、道光刻本的滿文《聊齋志異》、光緒抄本《黑龍江城事宜》等珍貴書籍。後來，敖慶善把一部分圖書捐獻給了齊齊哈爾圖書館。[14]達斡爾族文學家頓吉納亦是齊齊哈爾人。達斡爾族文學家敖拉·昌興在《巡邊詩》中提到，要到齊齊哈爾城謁見將軍都統稟報巡邊實情。由此看來，齊齊哈爾是黑龍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設有八旗學堂，滿族文化為這座城市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深深地影響了很多著名達斡爾族文化人士的成長。
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的發展不僅深深地影響到達斡爾族文學、文化，而且推動了與滿族和錫伯族滿文文學的發展。對於滿族母語文學發展，關紀新說：「由於滿文的草創(1599年)，與滿洲人舉族進入中原(1644年)二者相距的時間較短，這個短暫階段滿洲內部又處在大動蕩過程，滿洲人的母語寫作沒能得到比較充裕的發展、完善；繼而身陷中原，輝煌的漢族文學對滿洲上層知識分子很快就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作用力，滿洲人自身的母語寫作，便受到新一輪的遏制和擠壓。」[15]滿族母語文學雖然沒有足夠的發展，但在滿語文的影響之下，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乃至達斡爾族母語文學得到的充足的發展。達斡爾族傳承發展了滿族文化，當關內滿族絕大多數不能使用清文清語時，達斡爾人卻「皆以清文」為交際工具。民國時期，滿文「仍在達斡爾社會裡完整地通用」，官署向村長、屯長所發的「公文都在用滿文」。[16]「滿族書籍、滿族時尚、滿族思想，成為北方通古斯人的標準」，19世紀以來，「滿語在吉林、瀋陽和部分黑龍江地區消失之後，還在通古斯人和達斡爾人中保留著」，亦即「滿語滿文猶存而未改也」。[17]在達斡爾地區，來往書信、春節對聯、辦喪事的祭文等大多用滿文。據1957—1959年民族調查，「三四十歲的人，大多數能識滿文」。*《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概況及哈布奇屯達斡爾族情況》，第24、25頁，內蒙古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1960年編印本。正因為達斡爾民眾有此需求，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才發展起來。同樣因為歷史因素，達斡爾族作家也深深地影響到錫伯族文學。達斡爾族文學家頓吉納長期生活在新疆錫伯族地區，其滿文創作深深地影響了錫伯族文學發展，錫伯族學者認為頓吉納是「清代錫伯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錫伯化的達斡爾族作家。」[7]131，161這主要是因為頓吉納後半生生活在錫伯族人民中間，其代表作《頓吉納見聞錄》《頓吉納》反映了錫伯族生活，為研究清代錫伯族提供了重要資料。由於錫伯文與滿文接近，錫伯族文學與滿族文學發生關聯，而達斡爾族書面文學又藉助滿文興起，因此說，達斡爾族、錫伯族與滿族這三個民族的文學發展都與滿文文學密切相關；而滿文翻譯文學也影響到蒙古文學和東北滿—通古斯語諸民族文學。其中，達斡爾族滿語書面文學是滿文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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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原文載《滿語研究》 2017年第1期P98-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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