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崇德：清朝疆域形成與歷代疆域的關係

在中國歷史上，邊疆是一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對於中原地區的「四夷」，其地域並不確定。以後由於中國疆域的逐步拓展，邊疆的概念才逐漸明確，至18世紀中葉，一個清晰完整的中國邊疆展現在世界面前，並給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帶來巨大的影響。

在清代，談到邊疆的統一，往往稱之為「拓展邊疆」、「開疆拓土」。昭連在《嘯亭雜錄》中說：清朝「三載之間，拓地二萬餘里，天山雪窟，無不隸我版圖」。1這裡所說的「開疆拓土」，顯然是在歌頌清王朝完成國家統一的功德。對於這個問題，現代一些研究者卻將清代統一國家的行動稱之為領土擴張。詹森說「清朝統治者在亞洲大陸執行積極擴張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從而確定了近代中國的疆界，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此項政策在18世紀中葉尤為積極」；還有一些國家竟然提出，中國的邊疆地區是「無主土地」，從而實行強行侵佔。2

在這裡，需要首先明確的問題是中國的疆域是清朝通過擴張疆土、征服別人土地得來的，還是歷史形成的?

疆域指疆土、領土，是一個民族、政權或國家活動的歷史舞台。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疆域範圍大小不一，其形成也是千差萬別，中國疆域形成的背景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較複雜，大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探討。

第一，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是中國疆域延續二千多年的基礎。

在歷史上，文明大體是和國家同時產生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史和文化史兩個方面。在人類古代文明連續性方面，劉家和等先生曾作過深入的研究，3本文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這裡作進一步的探討。

從政治史上看，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幾個最古老的文明發生於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和三千年代。其中以尼羅河流域的埃及與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地區文明發生最早，約始於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黃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克里特島上的愛琴文明，發生於公元前三千年代晚期。但是，上述古文明，大多數沒有能保持政治史上的連續性。爾後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出現了雅利安人的國家，在伊朗高原出現了波斯國家，在愛琴地區出現了希臘諸城邦，在義大利出現了羅馬國家。同樣的是，這些國家和文明也出現了政治史上的斷裂。公元前二千年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中斷，有的甚至暫時退回野蠻狀態。

公元前一千年代，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開始失去政治上的獨立，從屬於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波斯征服了整個西亞、北非的最古老文明地區，甚至達到印度河流域，古波斯成為古老文明的繼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4世紀後期，波斯被馬其頓希臘人所征服。到公元前2世紀，馬其頓希臘人又先後落入羅馬人統治之下，羅馬擴大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但是到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亡於日耳曼人，羅馬文明作為古代地中海地區產生最晚、影響最大的文明，也中斷了政治史上的連續性。4

和世界上其他幾個古代文明相比較，發生於公元前三千年代的黃河流域的夏文明一直較完整地保留著中國古代文明的傳統。當然，中國古代歷史上也出現過文明斷裂的危機，西周末葉至春秋中期，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到落後的部落和後起的文明的威脅，但是這次危機沒有導致中國古代文明的中斷。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佔了優勢；元代，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擊敗西夏、金、宋，建立了元朝。以上的政權儘管最高統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傳統。對於中國在政治史上的連續性，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牟復禮認為：「中國在2000年或更多的時間裡，一直是一個賡續無間的概念明確的國家，世上其它任何國家在這點上皆無法與之相比。從公元前221年奠定英文中稱為中華帝國的統一王朝時起，就一直存在著適於治理統一中國的特殊政府形式。這個政府始終抱定一種觀念，認為全體中國人民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政府，縱然做不到這一點它也不放棄這一觀念」。5

從文化史來看，中國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發展連續性，在整個世界史中尤其顯得突出。文化史上的連續性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一是學術本身發展的連續性。如果從這兩個方面來衡量古代的各個文明，那麼看來只有中國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最具有完整意義。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發展過程中從未發生斷裂的現象。從甲骨文到金文，從金文到篆字，從篆書到隸書，從隸書到楷書，從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全部發展過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如果知道了這樣連續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那也就掌握了認識金文、甲骨文的鑰匙。中國古代學術傳統的連續發展，是從三代開始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發生過南北分裂，但是學術傳統從未中斷。如南北朝時期，北方最混亂的十六國的史學不僅未中斷，而且相當繁盛。6

由此可見，至鴉片戰爭前，中國古代文明從未經受過外來勢力提出的根本性的挑戰，從沒有出現因為外來力量入侵而中斷的現象，「關鍵的一點是，在中國人自己眼裡，中國政治結構具有從未受到威脅和挑戰的無以倫比的發展連續性」，7中國古代文明體系始終保持著前後遞進、陳陳相因的延續性。

中國政治史上的連續性是中國疆域形成的保障。中國疆域的發展變化表明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歷史。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政治上曾出現過種種的動蕩和危機，周以後，朝代更替，民族相爭，但是商征服夏又繼承夏，周征服商又繼承商，從夏、商、周到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歷代相沿基本不變，並未發生政治史上的斷裂現象。政治史上的連續性在疆域上表現為持續的穩定性。

同樣，中國疆域空間上陳陳相因的不斷拓展，又為政治史、文化史的連續性提供了堅實、厚重的基礎。劉家和先生提到：「文明在時間中的縱向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它在空間中層延的情況相關。就單個的文明來說，一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常常伴隨有自身在空間中的一定的拓延；反之，如果一個文明由於某些原因而在空間中逐漸縮小以至消失，那末它也就要失去自己在時間中的連續性。」5正如劉家和先生所說，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即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連續性與中國古代疆域的延續和不斷拓展二者之間是互動、互相促進的關係，兩者缺一，中國古代文明就像其他地區文明一樣，出現斷裂，乃至中斷和消失。中國古代文明在時間中發展與空間拓延的關係，表現在政治史的連續性和國家疆域的關係上。探討中國古代文明連續性必須與中國疆域不斷拓展相聯繫。中國疆域猶如墨漬式的不斷由中心向四周拓延，中國古代文明也隨著疆域的拓延而展延。從有關歷代疆域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夏王朝的中心活動區在汾河下游和伊洛地區，其疆域南疆為三苗(長江中游洞庭至鄱陽湖一帶)，東疆為夷族諸氏族部落(包括今河南東部、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山東全部及河北南部)，西疆有西戎崑崙、析支、渠搜三國(今甘青地區)，北疆不詳，其勢力也可能到今河北涿鹿。商朝前期的疆域，略同於夏朝，商朝後期的疆域有較大發展，其北疆已到達今河北整個北部和遼西一帶，南疆也已遠及江、漢、湘、贛流域。

秦漢王朝致力於邊疆的開拓，在夏商周疆域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對我國版圖的奠定和疆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漢時期，中原與四鄰的關係發生變化，匈奴呼韓邪單于向漢稱臣，匈奴的領土貝加爾湖、阿爾泰山及其以南地區成為漢朝的北部邊疆。西域諸國臣屬於漢，漢朝的西部邊疆包括天山南北和天山以西的烏孫、康居地區，東北邊疆到達朝鮮半島，東南邊疆從東海、南海之濱深入到海南諸島和越南半島地區，西南邊疆包括了今雲南。三國、兩晉、南北朝，曾多次發生幾個民族政權同時並存、割據對抗的局面，如十六國至北朝，中國北方處於混亂狀況，各小國政權幾乎都不穩定，北方民族佔了優勢，其間除西晉真正統一的20餘年外，其餘時間均處於割據。

秦漢統一時期的邊疆先後為不同的政權所統治，使這一時期疆域形勢呈現出複雜紛紜局面，但是在政治上它們沒有打破漢魏以來的政治傳統，基本上都是活動於原秦漢統一時的疆域之內。元朝的皇帝是蒙古民族，元朝統治者提出「祖述變通」的建政綱領，政治制度基本以中原王朝傳統的儀文制度為主幹，又揉和並保存大量蒙古舊制的成分，總體上仍然遵循以前各代的政治傳統。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政治史上出現的變動在本質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問題，即使像元代和清代，是以邊疆地區蒙古族和滿族為最高統治者的王朝，但這些王朝和以漢族為最高統治者的王朝一樣，在本質上都是各族上層統治者的聯合政權。中國古代政治史的連續性和中國疆域的拓展變化是一致的。

第二，歷史上活躍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數民族對中國疆域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

民族因素極大地影響著當代世界許多國家的各種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同樣，民族因素也極大地影響著歷史上許多國家的形成和疆域的範圍。中國古代民族的格局和民族關係與中國疆域的形成密切相關。

自夏商周以來，周邊地區(當時王朝的邊疆地區)，包括當時中原王朝未能控制的地方，已經形成許多民族族體。《伊尹四方獻令》記載了商朝邊疆地區的民族分布：正東有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前]發、文身；正南有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正西有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閣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正北有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其龍、東胡。9這些居於四方的民族又被稱為「四夷」，分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秦漢時期，在四方民族集團的基礎上，北方出現和形成了匈奴、渾庾、丁靈、鬲昆、新犁等族體；東北方形成了東胡、烏桓、鮮卑、朝鮮、夫余、高句麗、挹婁等族體；西域形成了36城邦和烏孫等族；西方和西南方存在著眾多的氐羌和西南夷；南方存在著百越系和百濮系諸族。魏晉南北朝是民族混雜融合的重要時期，東北有夫余、高句麗、勿吉；北方有匈奴、羯、鮮卑、柔然、高車；西域有眾城邦和烏孫；西方有氐羌、吐谷渾；南方和西南方有蠻、僚、俚、烏蠻、白蠻等。隋唐時期北方和西北方有鐵勒、突厥、回紇、薛延陀、黠戛斯和西域城邦；東北有契丹、奚、室韋、高句麗、渤海；西方有吐蕃、吐谷渾、党項羌等；南方和西南方有俚、徭、僚、溪洞蠻、烏蠻、白蠻、濮、金齒、銀齒等。宋遼金時期，東北有契丹、奚、室韋、渤海、女真等；北方有乃蠻、阻卜(韃靼)、沙陀、蒙古各部；西北有党項、羌、突厥、回鶻(畏兀兒)、黠戛斯等；西和西南有羌、吐蕃、烏蠻、白蠻、施蠻、順蠻、么些、合泥、尋傳等；南方有苗、徭、僚、仡佬、僮、黎等。10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上述民族或部族有的延續下來，有的卻消失了。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許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不斷的接觸、混雜和融合，不斷出現的分裂和消亡，逐漸形成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統一體。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11就是對中國民族關係和民族格局問題在民族理論上的精闢概括。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民族與國家疆域問題上，有兩點對清代國家統一與版圖奠定起著決定性作用：

首先，從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經歷了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的兩個歷史大循環。

第一個大循環是從秦漢的統一到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統一；第二個大循環是從隋唐的統一到五代宋遼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統一。在這兩個大循環中，中國廣闊的疆域經歷了三次民族大混雜、大融合，中原地區的漢族深入到「夷狄」所居住的邊疆，而「蠻荒異域」邊疆民族也流人中原地區與漢族融為一體。元、明、清三朝是由中國三個不同的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和滿洲兩個邊疆民族先後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由此國家對邊疆地區實行有效的管轄，大批漢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邊疆，部分邊疆民族內遷，極大地加強了邊疆民族與漢族融合的深度和廣度，為中國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礎。

其次，邊疆民族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廣闊版圖的奠定，形成具有深厚凝聚力的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邊疆民族大多數生息、勞動、活躍在中原王朝的四周，他們是最早開發、拓展邊疆地區，或者率先統一了中國邊疆的部分地區，為實現全中國的統一奠定基礎，或者進而擔當統一全中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及其對統一的中華民族國家的貢獻說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不是由漢族一個民族單獨締造的，而是各個民族包括那些已經消失的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古代文明持久、穩定的統一，既表現在中原文明不斷擴展，不斷聯合和統一上述邊疆民族的趨勢，也表現在邊疆民族不斷增強的凝聚力。

古代各個文明都有民族的區別和矛盾的問題。古代希臘人把非希臘人稱為「蠻族」，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把非雅利安人稱為「蔑戾車」。中國先秦時代的華夏族稱非華夏族為夷族。這些稱呼里都含有重己輕人的意思。但是，實際上到西周、春秋時期，所謂的華夏族已經是多族融合的結果，而所謂蠻、夷、戎、狄也並非與華夏族沒有關係。至春秋晚期，人們已經不可能以血統作為區分夷、夏的標準，只有從文化上區別了。戰國晚期，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廣大農業地區各國都成了華夏族，這是戰國能夠走向統一的基礎。兩漢時期，不僅鞏固了已經形成的華夏族，而且加快了中原與邊遠地區民族的接觸和聯合。西晉王朝滅亡以後，北方一度出現許多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中的領袖謀求統一，無疑又促進了民族間的聯合和融合。

對此，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說過：「且自古中國統一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12雍正帝無疑是站在滿洲統治者的角度做的分析，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邊疆各民族對中國疆域形成的影響。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民族對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連續性及疆域的延續性基本保持著向心力，對此牟復禮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說：「中央集權的政治秩序必須伸展到整個中國文明的廣闊疆域。必須包納所有作為中國文明的分子的全體子民，不論其屬於哪一個民族，這種觀念即使在中國或異族的統治者互相爭鬥的時候，也從未受到過挑戰。中國國家的政治形式，也從未受到過來自內部或者外部的否定或嚴重挑戰。」13

第三，地理環境是影響一個國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地理環境對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疆域形成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古代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連續性以及多民族統一和融合的趨勢及疆域範圍，也受到客觀條件，即地理環境的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東端，西面有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為屏障，不像某些古代文明那樣處在民族遷移的交通要道上，而是有一個民族活動相對穩定的環境。對此，古代中國人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東部是漫長的海岸線，太平洋一望無涯，波涌際天，無垠的水域，長久以來被中國古人視為「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14難以橫渡的「大瀛海」成為中國人與外界隔絕的障礙。北方，「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15戈壁沙漠、亞寒帶原始森林嚴密地閉鎖了人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稱其地「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以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16天山、阿爾泰山、昆崙山等雪峰橫亘，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儘管有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但交通險阻，古人視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唐古拉山、岡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脈造成的地理障礙，更甚於其他地區。

從中國內部來看，各地區之間有地理上的間隔和區別，尤其周邊地區與中原地區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條件局部的獨立性，造就了若干個並存的經濟、政治中心。由此看來，邊疆民族政權的形成是有其客觀條件的。但是，從整體來看，中國地理條件有其統一性。各地區之間地理上的間隔和區別並不能阻斷相互間的交通，而就整體來說，由於天然特點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向中原輻輳而自成一個自然區。中國地理條件整體的統一性和政治形勢有密切的聯繫，它是維繫國家統一的一面。

地理條件的獨特性，對中國疆域的形成影響很大。在中國這個自然區域中，各個社會集團的活動主要受到整體的影響和約束。周邊地區各民族建立政權，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地理條件和經濟條件，但是由於東、南瀕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條件的阻隔，向內地發展比向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內向性，這種自然的內向性是形成國家統一和疆域完整的條件之一。對此，清朝中央政府和邊疆大吏看得很清楚，鍾廣生在《新疆志稿》中論述新疆的地理位置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時說：「新疆東捍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藏，西倚蔥嶺，以為固居神州大陸之脊，勢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則足以屏衛中國，鞏我藩籬；不得則關隴隘其封，河湟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17鍾廣生所述新疆與蒙古、衛藏、蔥嶺等地區在地理上的互相牽制及對中原地區的屏輔作用，很清楚地表明了當時人們對地理條件與國家疆域關係的認識。

綜上所述，清代並不存在有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所說的邊疆擴張問題，清人所說的「開疆拓土」，只是繼承了中國歷代王朝和周邊各民族政權的領土遺產，完成國家的統一，對邊疆地區實行有效的管轄。

對於清代疆域與歷代中原王朝疆域的關係及歷代中原王朝疆域與現代中國疆域的關係，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至今沒有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意見。有的認為，應該以中國歷代王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範圍；18有的認為，應該以今天中國疆域為基本範圍；19也有的認為，應該以18世紀50年代清朝統一全國奠定的疆域版圖為基本範圍20等等。

對於第一種意見，孫祚民先生曾這樣論述過：「我認為，在處理中國古代史中祖國疆域和少數民族的問題時，應當採取歷史的態度和辨證的方法：一方面，從今天的角度說，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範圍為標準，凡處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範圍以內的所有民族(包括過去歷史上的)，都是我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它們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過去的歷史階段，則應當以當時各該王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範圍。因而，凡在當時還處在各該王朝的疆域之外的獨立民族，就不應該包括在當時中國的範圍以內。在當時，它們對於中原漢族王朝來講，就是外族和外國，只有等到這些獨立民族國家由於某些原因而逐漸與漢族融合，或者統一於漢族王朝以後，它們才開始成為中國的民族成員之一，它們的歷史，也就成為祖國歷史的一部分。」21

上述以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說法有很大的缺陷。

首先，既然認為歷史上活動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範圍以內所有的民族(包括歷史上的)，都是我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它們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卻又將它們的疆域劃在歷代國土之外，既承認它們的存在，而又不承認它們活動的空間，顯然是矛盾的。如歷代疆域範圍中，夏朝的疆域：「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22商朝的疆域：「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彰釜，前帶河，後背山」。23周朝的疆域：「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地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24秦朝的疆域：「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25唐朝的疆域：「東至安東府，西至西安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府」。26宋朝的疆域：「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關。」27元朝的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28明朝的疆域：「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29

在清王朝建立以前，除元朝以外，其他各中原王朝的疆域都不能把歷史上生息、勞動在祖國邊疆地區的各民族包括在內。

其次，孫祚民先生提出的「只有等到這些獨立民族國家由於某些原因而逐漸與漢族融合，或者統一於漢族王朝以後，它們才開始成為中國的民族成員之一」的說法，也值得商榷。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既有漢民族王朝對國家的統一，也有其他民族對國家的統一，除漢族以外，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滿族所建立的王朝對國家的統一也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第二種意見，白壽彝先生說：「第一，前一個辦法(指類似孫祚民先生的觀點——引者)顯然還受著傳統的歷史觀點的支配，就是還受著皇朝歷史觀點的支配……第二，前一個辦法很容易引導我們的歷史工作陷入大漢族主義的偏向。因為在這個辦法處理下的地理條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國史的內容，要使它成為單獨的漢族的歷史或漢族統治者的歷史，要在『漢族』或『漢族統治者』和『中國』之間划上等號……用皇朝疆域的觀點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是錯誤的辦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範圍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是正確的辦法。」30

白壽彝先生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歷史上我國各民族人民生息、勞動、開發的疆域範圍要比現在國土的範圍大。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歷史上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疆域範圍，而是1840年以後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我國領土的結果。如果以白壽彝先生的觀點來確定歷史上中國的疆域，那麼，如何解釋沙俄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讓我國的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的地方；又如何解釋歷史上我國大漠南北蒙古地區的疆域範圍及俄國策劃的1911年和1921年兩次蒙古獨立事件，最終導致外蒙古獨立，脫離中國的歷史問題。顯然，按照白壽彝先生的觀點就等於承認了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宰割。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即譚其驤先生提出的「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我們應該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的觀點。31

譚其驤先生提到歷史上的「中國」與今天中國的概念。首先應當對歷史上的「中國」與今天中國的概念加以區別和分析。古代的「中國」與現代中國既有連續性又有很大的區別。古代「中國」具有多種意義，「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周武王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佔有了商的京師，「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32在這裡，「中國」是指王朝京師之地。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齊、韓、趙、魏、秦、楚、燕等國都稱為中國，秦漢統一後，其疆域內的大部分地區也都稱中國。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後，其統治的中原地區叫中國，而周邊地區或周邊以外的地區就不稱為中國；當國家處於分裂狀態時，「中國」就成為王朝法統的同義詞，成為分裂各方爭奪的主要目標。如南北朝時，南北雙方都以中國自居，否認對方的中國地位，唐朝統一後，又把它們都看成是中國的一部分，認為都是中國。歷史上「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的，但是歷史上「中國」的概念始終沒有脫離「中國」就等於中原王朝，凡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都是「中國」和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為「中國」的傳統觀念。

到清代前期，「中國」的概念仍舊沿襲傳統的說法，即把清王朝所能達到的直接統治區域稱為「中國」，如：

康熙十二年(1673)，「吐魯番國王瑪墨忒賽伊忒汗，遣陪臣兀魯和際等進表貢方物。又奏，臣國向以方物進貢中國已久，及聞天朝統一寰區，不勝忻喜」。33

康熙十三年(1674)，「差往雪山大京巴喇嘛處員外郎拉篤祜，喇嘛丹巴德穆齊還奏云：臣等奉命行至西安，厄魯特墨爾根台吉攔阻雲，前雪山大京巴喇嘛往北京時，我班禪差人問雪山大京巴喇嘛安，中國以為額外遣使，不令行走故我今亦攔阻」。34

康熙二十二年(1683)，「噶爾丹問曰，聞中國有寇賊今已平定」。35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上曰：鄂羅斯國，人材頗健，但其性偏執，論理亦多膠滯，自古未通中國，其國距京師甚遠，然從陸路，可直達彼處」。36

中俄在簽訂《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時，清朝是以「中國」的名義簽訂兩國條約。

清朝在1644年人關以前，從未被其他邊疆民族政權稱作「中國」，也沒有自稱為「中國」。清朝入主中原以後，吐魯番、準噶爾都稱清朝為「中國」，清王朝對俄羅斯也自稱中國，實際上，清朝對「中國」稱呼的使用並沒有脫離歷史上習慣稱呼中原王朝為「中國」的觀念。

清人關以後，關於「中國」的稱呼也是很混亂的，有時是指整個清朝，和今天的概念一樣；但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範圍，即內地的十八省，而不包括邊疆地區。如昭連的書中有「初，策零拉布坦欲叛中國也」。37魏源《聖武記》中說「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3817世紀以來的西方人和他們的著作中有的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來稱呼中國，有的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如果對此進行認真的分析，可以看出，當時西方人對中國概念的認識也混淆不清，也和當時的中國人自己一樣，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對於歷史上的中國的討論，前面已經比較明確，即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的變化和擴大的。

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夷、狄、蠻，就不是「中國」。直至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才成為國家的正式簡稱，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理範圍，包括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

其次，清王朝是怎樣處理其與歷史上中原王朝和邊疆民族的疆域關係的呢?

其一，清朝確定國家疆域的原則是：繼承歷史上中原王朝所管轄、開發到的疆域。這一點，乾隆朝在劃定西北邊界和測定地圖時是十分明確的。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乾隆帝諭曰：「漢時西陲塞地極廣，烏魯木齊及回子諸部落皆曾屯戍，有為內屬者，唐初都護開府，擴地及西北邊，今遺址久湮。著傳諭鄂容安，此次進兵，凡準噶爾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之土人，細為記載，遇使奏聞，以資采輯。」39

其二，歷史上有一些邊疆民族和邊疆政權與當時的中原王朝沒有建立關係，清王朝劃界時是如何處理疆域問題的呢?清朝的疆域觀是全國「大一統」，清王朝並不以這些邊疆民族或邊疆政權與當時中原王朝的關係作為其劃定疆域的必要條件，清朝皇帝曾屢次批評歷史上一些中原王朝的「華夷中外之分論」。

雍正帝說：「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40也就是說，應該把歷史上在周邊地區生息、開發的各個民族的疆域範圍納入國家版圖。乾隆帝分疆劃界時，遵照這一原則劃定國家疆域，準噶爾部盡入版圖。

對上述三種學術觀點的分析和討論，有利於我們清楚地了解清朝劃定疆域的原則和認識清朝與歷史上中原王朝疆域的關係，筆者贊同譚其驤先生闡述的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的學術觀點，認為：

1．歷史上中國的疆域是中國各民族人民勞動、開發，經過幾千年的拓展逐漸形成的，中原漢民族和邊疆各民族都是今天中國疆域的締造者。

2．歷史上的中國疆域既包括了漢族王朝的疆域，也包括了各民族王朝、政權的疆域，絕不能以中原王朝的疆域為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如果以中原王朝的疆域為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就把許多民族划出了中國歷史範圍，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3．也不能以今天中國疆域作為歷史上的中國疆域。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宰割了中國大片領土，這是歷史事實。

4．歷史上元朝在中亞和歐洲地區建立的王朝不能算作中國的疆域，因為這種佔領，只是歷史上的暫時現象，是非正義的。

5．清朝既繼承了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也繼承了歷史上周邊民族活動的領地，清朝的所謂「開疆拓土」，就是國家對邊疆地區實行行之有效的管轄，對邊疆各民族直接進行行政管理。

注釋：

1、昭連：《嘯亭雜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頁。

2、參見呂一燃：《駁南海諸島「無主土地」論》，《南沙諸島——地理?歷史?主權》，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參見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東西方文化研究》創刊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6頁；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頁。

4、參見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第33頁。

5、[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沈宗美校：《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6、參見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第39頁。

7、[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第61頁。

8、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第43頁。

9、參見《逸周書》卷7《王會解》。

10、參見田繼周：《中國歷代民族政策略論》，《中國歷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雍正：《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4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13、[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第60頁。

14、《莊子?秋水》。

15、《漢書》卷94《匈奴傳》。

16、《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頁。

17、鍾廣生：《新疆志稿》卷1。

18、參見孫祚民：《中國古代史中有關祖國疆域和少數民族的問題》，《文匯報》1961年11月4日。

19、參見白壽彝：《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光明日報》1951年5月5日。

20、參見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歷代中國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l期。

21、孫祚民：《中國古代史中有關祖國疆域和少數民族的問題》，《文匯報》1961年11月4日。

22、《史記》卷65《吳起列傳》。

23、《戰國策》卷22《魏策》。

24、《左傳》昭公九年。

25、《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

26、《舊唐書》卷38《地理一》。

27、《宋史》卷85《地理一》。

28、《元史》卷58《地理一》。

29、《明史》卷40《地理一》。

30、白壽彝：《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光明日報》1951年5月5日。

31、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歷代中國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32、《詩經?民勞》。

33、《清聖祖實錄》卷42。

34、《清聖祖實錄》卷48。

35、《清聖祖實錄》卷111。

36、《清聖祖實錄》卷160。

37、《嘯亭雜錄》第75頁。

38、魏源：《聖武記》。

39、《清高宗實錄》卷482。

40、《大義覺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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