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旭：中國疆域若干問題研究
中國疆域沿革史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源遠流長，早在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邊疆史地材料的記載；先秦的文獻已有關於周邊史事和風俗的記錄；漢代以降，研究邊疆史地的專門篇章和記載邊疆史地的專書相繼出現。可以認為《漢書?地理志》就是邊疆史地的濫觴之作。此後，歷代正史皆奉為圭臬，另有大量專論當代地理沿革、疆域的地理總志和方誌。
中國疆域沿革研究的第一個高潮是在鴉片戰爭以後，邊疆危機引發了抵禦外侮、鞏固邊陲、振興民族和開發邊疆的時代強音，邊疆史地研究應運而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邊疆史地論著，如魏源的《聖武記》、徐松的《新疆識略》、張穆的《蒙古游牧記》、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等，都對中國疆域史的某些專門問題進行了很有價值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民族危機再次加重，經過幾千年拓展鞏固起來的廣袤的疆土岌岌可危，從而引發了中國疆域史研究的第二個高潮。論著有葛綏成的《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夏威的《中國疆域展拓史》、蔣君章的《中國邊疆史》、顧頡剛的《中國疆域沿革史》等，激勵了抗日時代中國的奮起；1949年以後，中國的邊疆並非太平，如中蘇邊界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等等，即使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仍有現實意義。簡言之，中國邊疆史的研究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它與現實有著密切的關係。
無疑，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疆域史的研究，以便更好、更加穩妥地解決邊界爭端，更有力地回擊大小霸權主義者的挑釁，更全面展開中國疆域史的教育和宣傳，提高全民族的國際問題意識，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和諧環境建設，並成為當代政治地理學界的一個重要任務。本文就中國歷史疆域的範圍和疆域形成的機製做一簡要論述，乞正於方家。
一、中國疆域的範圍問題
研究我國古代民族與疆域，即所謂「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是指用什麼標準來判斷中國古代疆域的範圍。關於這個問題，曾經出現有以下五種意見：一是以鴉片戰爭以前清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二是以今天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三是以歷史上不同時期形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四是以接受了漢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區作為中原王朝的疆域，即以文化標準來判斷疆域的範圍；五是以漢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其中第四種意見近年來很少聽到了，最後一種意見已經消聲匿跡，爭論集中在第一種和第二種意見。反映了在中國疆域史問題上學者們認識的逐步一致。
歷史事實證明，民族、國家和疆域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民族和國家，才有民族和國家的疆域，這是不言而喻的。歷史上的民族、國家與疆域是發展變化的，不同的歷史時期結構的模式在發展變化，其內容與思想在發展變化，其幅員的大小也在發展變化，不能以一個固定的模式定版圖範圍，歷史發展的真實是，在歷史上的版圖範圍，如日月盈昃。對歷史上邊疆民族與疆域研究的準則，應從歷史唯物主義和實際出發，尊重歷史的本來而貌，包括各民族、政權和土地在內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疆域。這就是研究我國古代民族與疆域所應遵循的依據和標準。有了依據和標準，還必須有嚴謹的科學態度做保證，因此要求對每一民族，每一件事，每一地址，每一觀點，都要在實際操作中做到論據確鑿，分析準確，出言有理，實事求是。只有這樣，才能使研究的依據和標準落在實處。
學術界對於中國疆域問題研究多集中在歷代疆域變遷、邊界、邊防、歷代王朝邊疆政策、中國邊疆學構築以及海疆等方面。如周偉洲：《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民族問題》、張博泉、魏存成主編：《東北古代民族?考古與疆域》、林甘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與愛國主義教育》、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1]等對「中國」和歷史上中國的疆域發表看法；何錫光的《述的邊防觀》、田子馥的《試論遼金元清的政權屬性――兼評所謂「中國征服土朝」論》、彭建英的《明代羈縻衛所制述論》[2]等對某個朝代的邊疆和邊防問題進行了探討。
譚其驤先生認為處理歷史上的中國的標準就一條，即「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3]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和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和政權。其理由有二：一是「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一是「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他不贊成以今人的國土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認為這種主張等於承認沙俄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割讓的鳥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的地方本來就不是我們的地方。換句話說，「現在的中國疆域，己經不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了，而是一百多年來資木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我們的部分領上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疆域。與譚先生持同一種意見的學者較多，茲舉一二。葛劍雄認為：「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國-一清朝所達到的最大疆域為範圍。具體地說，就是今天的中國領上加上巴爾喀干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它能比較全而地反映中國疆域發展變化」[4](P39-40)。劉宏煊在此基礎上，更在理論上明確提出了以下根據和國際範例來加以論證：「其一，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理論與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都是以資木帝主義破壞這些國家的獨立以前的疆域，作為其歷史疆域的」；「其二，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和疆域概念，是近代國際斗一爭的產物，是資木主義市場經濟發育的成果。因此，中國以元代或元代以前朝代疆域作為中國歷史疆域也是不妥當的」；「其三，直到19世紀初，經過數千年發展的中國疆域，才有了一系列國際法(主要是邊界條約)保障，成為舉世公認的國家疆域」[5](P4-6)。
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疆域和邊疆在正式的國際法和國際社會共同接收的邊界條約限定下才是固定的，這個過程是伴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完成的，現代國家和地區的疆域是進現代國際鬥爭的產物。在此之前，各個國家和地區依靠武力或者文化認同形成的疆域只能是歷史問題。邊疆史的研究必須尊重這個事實，並以此為問題的出發點。
關於其他幾種意見，「以今天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的觀點，更多的是關注現實，追求現實條件下國際和平和國家的周邊穩定，但忽視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疆域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這一基本概念；「以歷史上不同時期形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的意見，筆者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問題，當然可以研究，但是和第一種意見相比，對現實的意義不大。
二、中國疆域形成的機制問題
在中國疆域形成的機制方面，學術界的研究比較薄弱，孫進己在《我國歷史上疆域形成、變遷的理論研究》[6](P78-83)一文中，回顧了半個世紀以來我國疆域研究取得的成就，分析了有關論述觀點的得失，並就我國歷史上疆域形成及變遷的有關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劉宏煊認為：中國疆域的形成和發展，有著一系列獨特的民族的與社會的、經濟的與文化的、歷史的與地理的規律。[5](P9-15)葛劍雄先生認為統一的中國疆域的形成是歷史的必然，並把原因歸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奮鬥、生產力發展的推動和順應潮流的政策等方面。
中國疆域的形成機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是多要素互相影響的結果，也是歷史的必然，受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制約：
（一）地理環境大勢是討論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的基本國界圈和範圍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居於一個獨特的地理單元之內，有一些天然的地理屏障，這些屏障有些是可以逾越的，有些是在當時的自然條件下無法逾越的。自然地理屏障及其形成的地理環境提供了文明發生髮展的基本舞台和地域。早期中華文明的發生圍繞著黃河中下游地區進行，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中華民族逾越這些屏障的能力在不斷增強。表現為疆域的不斷開拓和擴大。夏代，中原王朝的活動範圍大致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所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7](卷129)至商代，疆域基本上在易水流域和淮河流域、太行山伏牛山脈和泰山之間，這些地理屏障決定了商王朝的基本疆域；至周代，周人的統轄區開始越過遼河、汾河、漢江、長江和秦嶺。
其中春秋戰國在中國疆域形成過程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童書業先生認為這個時期形成了中國疆域的「本部」，「戰國時中國疆域已有今內部十八省四分之三，漢族疆域漸次完成……由夏至商，商至周，以至春秋、戰國，漢族卒有今中國本部之大部。戰國以後，可見歷代疆域之消長。」[8](P23-47)中國「本部」是中國疆域範圍變遷的基礎，也是建立於其上的歷代王朝的統治根基，只有在確立「本部」牢固統治的前提下，才能開疆拓土，經營四方。
秦人的邊疆更有所擴大，在南方越過了南嶺，西北越過了河套屏障，北方地區的屏障一般認為是長城，長城實為人工建造的邊防設施，當為半濕潤和半乾旱區的界限；至漢代，在南方地區，邛州海峽的天然屏障業已不再話下，經張騫鑿空西域，使西部邊疆的地理界限大大延伸，北部也可越過大漠，疆域空前，以後歷代都在此基礎上有所增益。西部邊疆的地理屏障米爾高原、阿爾泰山，北部的茫茫沙海，萬里戈壁，東北地區的外興安嶺和黑龍江以及烏蘇里江等等都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儘管有些朝代偶有逾越，但統轄時間一般不長，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管理困難，一些中原王朝設置的機構旋設旋費。近代邊疆地區的國土淪喪，除去清朝國力衰弱、清政府腐敗無能等原因外，也與地理屏障造成的諸多問題有關。在西南青藏高原地區，這一屏障直到元代才有改觀，而實質性的統治和管轄到明清代才開始。東南海疆問題上，三國時期，克服了台灣海峽的屏障，但也是直到清代，中原王朝政府才開始對台灣實施有效的管理。應該說，中國疆域的形成和穩定，與所處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
（二）民族融合和民族關係的恰當處理是疆域形成和穩定的深厚根基
中國疆域是中國各民族在共同的勞動、共同創造、共同鬥爭的過程中共同締造的，與世界上一些依靠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形成的國家疆域有著本質的不同。沒有中華民族的不斷融合，沒有全國各族人民血肉聯繫，就沒有中國疆域的形成和穩定。其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中國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這個過程也是民族融合的過程。大致說來，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民族融合的第一高潮，奠定了統一國家的疆域基礎，秦漢的大一統又大大深化這一疆域內的民族融合。第二個高潮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三百多年的大分裂對當時的人民無疑是巨大的災難，但中原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展開的波瀾壯闊的鬥爭和五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使長城失色，原來的華夷觀念受到空間的挑戰，中華民族又注入了新的血液而更加強大，隨之而來隋唐疆域的擴大，又是這次民族大融合的必然結果。五代十國和兩宋金、西夏時期十中華民族融合的第三個高潮，接踵而至的是元明清600餘年的大統一，元朝和清朝更是少數民族主持的中央政權，又反過來加強了民族間的融合。最後一次大融合是鴉片戰爭以後的百餘年時間內發生的，近代的邊疆、民族危機是這次民族融合的誘因。中華民族以血肉之軀鑄就了新的偉大的精神城牆，是一場中國歷史上自覺性最高、目標最為一致、規模最大、凝聚力最強的民族大融合，中國各民族真正融合而成為「中華民族」，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堅實基礎。
第二層意思是，民族關係處理的恰當與否和邊疆政策對邊疆的開拓的鞏固邊疆的穩定有重要意義。從張騫出使西域到唐代與吐蕃的和親，從元代設置宣政院院到清代與蒙古族的結盟，無一不是正確處理民族關係的典範，對開疆拓土、鞏固邊疆意義深遠。歷史上存在的羈縻州、府、安護府等也是恰當處理民族關係的行政設置，直到今天，我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可以視為歷史上正確處理民族關係的延續。在邊疆政策上，開放的態度、開拓與固疆相結合、移民與實邊都可以起到疆域的穩定作用。
（三）邊疆的穩固與行政機構的組織形式有密切關係
春秋戰國時代縣和郡的產生一般認為最早產生在秦國和楚國的邊疆地區，或者是新征服的土地，中央直接派駐官員進行有效的管理，這些邊區的穩定，可視為早期的邊疆行政機構的有效設立。唐代開始的羈縻制度，也是一種有效的管理邊疆地區的行政機構組織形式。羈縻制是屬於一體內的外製的設置。是由於民族地區社會發展與中原不同所採取的不同制和不同的統轄方法。羈摩的本意是「系聯」，引申為「約束」。其施政的方針是「因其故俗而治之」。其初是以氏族部落系聯，後又發展為以地方民族政權系聯，並實行有效的管理。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和邊疆區域的鞏固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葛劍雄指出：「確定一個地方是不是屬於某一個政權的疆域，不能只看名義，而應當看實質」。為此，他具體分析了歷史上「稱臣納貢」的三種情況：一是「小國與大國的關係」，如向中國稱臣納貢的朝鮮與中國的關係。一是以稱臣納貢為手段的通商貿易，目的是迎合統治者的自大心理和得到賞賜、獲利，不能說明這些國家是中原工朝的屬國。二是「對方完全是以平等身分派來的外交使節或貿易代表，中原王朝卻非要稱之為朝貢」，不能因此認為這些人所在的國家是中國疆域的一部分。因此，他認為「對歷史上的『稱臣納貢』，一般不能作為歸屬的根據」。[9](P14-16)所以，確定某一地方或民族是否屬於歷史上的中國，只能用一個標準，即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轄，即只有歷史上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管轄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歷史上中國的疆域和疆域內的民族。
（四）與自然環境的變遷有密切關係
有多位學者就中國自然環境的變遷和王朝興替做了分析，一般認為，中國自然環境的變遷和中原王朝的強盛與衰敗、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壓力、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關係對比關係密切，按照竺可楨先生的關於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結果，儘管這個結論學術界存在爭議，但整體趨勢應該是可信的。在暖濕期，一般會有強大的中原王朝出現，國力強盛，開疆拓土；寒冷期到來期間，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國力衰微，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迫於生存壓力，攻擊性增強，於是戰亂四起，甚至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中原地區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如王會昌認為，「就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而論，游牧文化與農業文化之間碰撞――融合的周期性與氣候冷暖邊的波動性之間存在著相互基本吻合的准同步性規律，這一點應當說是無庸置疑的。」[10](P81-84)與之相隨的是中國的疆域面積的擴大與縮小。應該指出的是，自然環境變遷對疆域變遷的影響是間接的，是隱性的，必須通過一定的誘因起作用。而且自然環境的變遷對疆域變遷的作用是有限的，決不是決定作用。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稱之歷史的深層結構，即「長時段現象構成了歷史的深層結構，它規定和制約著歷史的發展。」
另外，中國歷史上疆域的擴大與縮小，還與當時的思想文化的開放與保守、國際形勢的強弱對比等存在一定的關係。還與封建最高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個人喜好關係密切，歷史上的漢武帝、康熙皇帝等，對疆域的開拓與穩固有積極作用，如漢武帝素來胸懷大志、雄心勃勃，「夙興以求，夜寐以思」的是如何才能使漢帝國「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11](卷6)。他曾坦言：「聯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所以有「陛下(武帝)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維往古，而務以求賢」[11](卷56)。由此可見，封建帝王所具有的建功立業的強烈抱負和積極付諸於實踐的具體行為，這對制定和實施疆域政策起著重要作用，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的命運」。[12](P24)但這種個人抱負還取決於當時的其他條件，如果當時的條件具備，封建帝王的建功立業之志才能通過歷史的槓桿得以實現。從這一點來說，似乎歷史存在許多偶然又是必然的因素。
三、結語
（一）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疆域的形成是歷史造就的，是近現代以來國際資本主義市場擴張、國際、國內一系列鬥爭的綜合結果。中國的疆域正式形成應該是在鴉片戰爭前後，這是中國疆域史問題研究的基本出發點，也是疆域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和實踐價值所在。
（二）中國疆域是歷史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地理環境大勢、民族融合、邊疆政策和自然環境變遷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綜合影響、制約著中國歷史疆域的發展和最終形成。中央政府之落後腐敗[13]（P231~232）與積極開拓與疆域伸縮有著莫大的關係。
（三）一個國家或地區疆域的形成與固定是該地區「地表人文化過程」的重要指示。「地表人文化過程」一詞首先由華中師範大學龔勝生先生提出，用以表示人類活動在特定歷史和空間下的狀態及其對環境的影響，是一個綜合性極高的概念。有關於此，容另文再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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