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首任總行長竟然是壽縣人！曾稱霸整個上海灘！
原標題：中國銀行首任總行長竟然是壽縣人！曾稱霸整個上海灘！
晚清政府的高官中，其子弟能夠在實業界有所作為的，實屬不多。
其中比較著名的，首推李鴻章的終身幕僚、兩江總督周馥的子孫——周學熙、周學輝、周叔、周志俊、周今覺等等。
他們三代人前仆後繼，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家族實業集團，在北洋時期頗能呼風喚雨；
其次大概要數壽州孫氏家族了，出了孫傳樾、孫多鑫、孫多森、孫多鈺、孫多炎、孫元方、孫豫方、孫煜方、孫晉方等企業家，亦形成了有實力的家族集團。
周家的實業領袖是周學熙，孫家的首領則是孫多森。
他們有著得天獨厚的政治背景，原本是吃穿不愁的公子哥兒，但他們沒有學晚清」八旗子弟」的樣子，而是選擇了一條艱苦的實業之路。
孫多森，安徽壽州人，李鴻章哥哥李翰章的外孫，孫家鼐哥哥的孫子。
也就是說，孫家鼐的哥哥與李鴻章的哥哥是親家。
孫家鼐，是清朝咸豐九年的狀元、光緒帝的老師，也是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的創辦人。
他這一輩人中兄弟五個，都是讀書人，出了一個狀元、三個進士、一個舉人。
所以安徽壽州有副對聯講孫家：」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
按說這樣一個書香門弟，後代中應出大學問家才是，然而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使孫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實業。
這其中與孫多森的母親李太夫人大有關係。所謂李太夫人，是李鴻章的侄女（即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小姐）。
受李鴻章辦洋務的影響，思想頗為開放，她不主張子孫後代走科舉的老路，而要他們學洋文，辦洋務。
她曾教育孫多鑫、孫多森兄弟：「當今歐風東漸，欲求子弟不墜家聲、重振家業，必須攻習洋文，以求洞曉世界大勢，否則斷難與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
孫多森及其兄孫多鑫，按照其母的指引，在其父孫傳樾去世之後，發奮創業，先去揚州，向姑夫何維鍵（著名鹽商、揚州何園的主人）借了鹽票辦鹽；
賺得了第一桶金後，1900年，孫多森、孫多鑫兄弟集資20萬兩銀子，選擇蘇州河西段叉袋角河邊，購地80畝，興建了當時全國第一家民族資本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日產麵粉2500包。
當時孫多森一眼就看準了機制麵粉市場的利潤空間和廣闊前景。
他首先調查了當時海關進出口貨物的情況，發現外國機制麵粉的進口數量日見增多，每年要賺去國人 70 到 150 萬兩的關銀。
雖然洋麵粉的售價是土麵粉的 4 倍，但因其色澤潔白、粉質細膩，仍然很受國人的歡迎。而當時，國家為了鼓勵工商，還對麵粉業給予免稅的優惠。
雖然人生地不熟，但兩兄弟還是毅然決定揮師東進、搶灘上海。
他們把廠址定在蘇州河邊，這裡水陸交通便利，且地價便宜。同時，他還考察了英國人的增裕麵粉廠。
這家外資廠光緒二十三年（1897）剛剛落成，正在試機出粉。孫家竟然有本事說動英國人，答應他們拿 300 擔國產小麥試驗。
孫多森派人在該廠呆了兩天一夜，詳細掌握了制粉的全過程，計算了成本和贏利，為孫家麵粉廠刺探了軍情。
光緒二十六年（1900），經過了兩年的籌辦，阜豐麵粉廠正式開張了。
孫多鑫花 5 萬兩銀子從美國買回機器，有鋼磨16部，每天可出粉2500包，是英商增裕麵粉廠的3倍。
除了外國設備和技術，精明的孫氏兄弟還敢於大膽吸納國外人才參與管理，使阜豐廠的管理水平迅速提升。
麵粉上市需要一個商標，孫氏兄弟想來想去，竟然叫作「自行車牌」，因為在當時的上海，自行車是個時髦的玩意，代表著速度，把自己的麵粉事業比作自行車是個蓬勃向上的好兆頭。
為了讓自己的麵粉迅速佔領市場，孫家兄弟一上來就打了個價格戰。
當時外國人的麵粉廠用的全是進口的洋麥，阜豐廠則用洋麥和國麥混合，更適合中國人的口味，而且價格便宜很多。
他們把麵粉拆成幾斤裝的小包，一家家飲食店、點心店去推銷，很快就成功地打開了局面。
至抗戰爆發前，日產能力已經上升至26000包，約佔當時整個上海日產麵粉產量的20%左右，是全國最大的麵粉廠。
之後，孫氏兄弟又在黑龍江、河南、山東、江蘇等地創辦分廠，孫氏兄弟也成了國內名副其實的「麵粉大王」。
之後他又辦起了銀行，一是參與創辦了中國銀行；二是創辦了孫氏家族的中孚銀行。
亂世中出任中行第一任總裁
中國銀行總行1912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孫多森於當年12月至1913年6月，出任第一任總裁。
他在位雖然只有短短半年時間，但那是個民國初建，南北對峙、政治形勢非常緊張，財政上捉襟見肘，各種矛盾錯綜複雜， 萬事開頭難的時期。
孫多森憑自己的膽識和智慧，辦了幾件有深遠意義的事情。
其實在就任總裁之前，孫多森就做了一些實事。
中國銀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銀行。然而大清銀行並不是完全的國家資本，而是有一半的民間資本（即商股）。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銀行自然隨之垮台。作為其中的 官股部分由 民國政府接收沒有問題，而其中的商股怎麼辦？
新生的民國政權起初並不知道還有500萬商股問題，於是引起大清銀行股東們的巨大恐慌。
那時孫氏家族的親戚中，有許多人是大清銀行的股東，大家手裡捏著大把的股票，心裡非常著急，眼看有一夜間變成廢紙的危險。
這時候股東們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向孫中山先生呈文，要求新生的民國政府體恤民情，不要將大清銀行沒收，而建議改組為中國銀行，只將原有的官股改收，保留商股，使當年的股東繼為民國時期的股東，於國於民都有利。
但是新上任的財政總長 熊希齡不買「商股」們的賬，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轉換成存款存入中行，使中行變成全官股的國家銀行。
這樣一來，不僅商股股東們一下子都變成了存戶，而且中國銀行幾乎變成了一個無股本的銀行，因為原先的500萬元官股已經耗盡，全靠500萬元商股支撐。
如今商股變成了存款，那中國銀行豈不成了無資本之銀行？一個無本銀行還會有什麼社會信譽？
這不僅不會成為國家銀行，而且其生存都會成為問題。熊希齡的決定頓時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當時孫多森正在北京，他堅決支持了商股們的立場，多次為商股代表何世模出謀劃策，並向北京的實權人物傳遞信息，施加影響。
在參議院會上內定將由周學熙繼熊希齡之後任新財長時，他又抓住時機，積極向周學熙申明利害，促其拋棄熊財長的決定，而回到原先孫中山先生的決定上來。
待周正式上任時，商股聯合會舊議重提，周學熙遂作出了「如有股東不願改換 存單，仍願改換中國銀行股票者，亦聽其便」的決定，終於使這一中行初建時的巨大矛盾得以理順。
1912年9月，財政總長周學熙於財政部內設立了國家銀行事務所，派 金邦平為總辦、任命孫多森為會辦。
周學熙於當年12月呈准袁世凱，將孫多森任命為中國銀行管理（四個月後按《 章程》改稱總裁）。
除舊布新，從制度上防止重大失誤
他辦銀行，一是參與創辦了中國銀行；二是創辦了孫氏家族的中孚銀行。
孫多森上任後，鑒於中國銀行不僅在用人上大多沿用大清銀行的舊人，制度上也大多沿用舊式的 管理方法，遂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為銀行的長遠發展培養了許多新式人才……
關於總行內部機構的設置，中國銀行開始時只有營業、文書、發行三局，另設秘書2人。孫多森上任後參照 日本銀行的制度，將三局擴大為八個局。
為了防止工作人員 營私舞弊和工作差錯，他特聘請了兩位外國人擔任 稽核員和司賬員，直接向他本人負責。
這個稽核員的職位就是後來的總稽核的雛形。對於稽核工作的高度重視，後來形成了中國銀行內部機構設置上的一大特點。
孫多森還主持修訂了《中國銀行條例》30條，是由民國財政部公布的第一個中國銀行條例。
這些措施條例，無疑都從法律上很好的維護了銀行的健康發展。
做官險些送命，從此棄官從商
可是袁世凱當政的北洋初期，實在是個天下大亂的年頭，財政的極度睏乏仍是當國的第一頭痛大事， 財政部長換了一任又一任，公債發行了一批又一批，外債也一借再借，民心已喪盡。
作為國家銀行的中國銀行，日子自然也難過極了。況且袁世凱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勢力，大搞軍備，一再令孫多森為之籌辦軍餉，還拋出「 善後大借款」，又派出刺客謀殺了革命黨人 宋教仁，致使國內形勢更加動蕩。
孫多森自知這個「金融盤子」危機四伏，無心久留，在1913年5月周學熙辭去財政總長職務後，也於6月份辭去了中國銀行總裁職務。
可是「 樹欲靜而風不止」，袁世凱與南方國民黨人的矛盾終於激化，竟一下子下令罷免了國民黨籍的三個都督（廣東 胡漢民、江西 李烈鈞、安徽 柏文蔚）。
又以「皖人治皖」的名義，叫孫多森去填安徽都督的「空」，併兼民政長，又授予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及文憲章，以示寵絡。
孫多森久在北方，對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並未深入了解，於政壇事務遠不及辦實業來得得心應手，於是糊裡糊塗上了老袁的賊船，還差點兒送了命。
他受任後只帶了三位秘書（機要秘書方煥經、文秘 顧震福、庶務於從龍）和四個隨從，共8個人輕裝赴 安慶就任。
巧的是原先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是安徽壽縣人，並且在孫家還擔任過西席（孫家孫多枚的家塾老師），柏文蔚礙於情面，與之和為貴，交待了職守。
但是其他國民黨人大為不服，在孫多森上任後的第七天，就爆發了兵變。
12月14日，國民黨人李烈鈞、黃興、 陳其美等分別在江西、南京、上海發動反袁鬥爭。
15日，安徽駐軍胡萬泰（ 旅長）在安慶發兵響應，鼓動安徽公民會及省議會要求孫多森辭都督職（仍保留民政長），擁柏文蔚復任都督兼臨淮關總司令。
16日， 都督府被圍，孫多森急電袁世凱及陸軍部，請求調派第八師即日 拔營前來救援，並電請安徽軍閥倪嗣衝出任 皖北司令。
然而，遠水救不了近火，安徽已是國民黨人的天下，胡萬泰還是率兵打入了都督府，囚禁了孫多森及其隨從，並揚言要把他們處死，以向袁世凱示威。
後來由柏文蔚出面調解，以孫之來皖「上命差遣，概不由己」，說「孫多森並無實力，殺之無足輕重，如果放了他，還能取信於天下」等等，終於倖免遇難。
最後由柏文蔚派出楚豫號炮艇，送他們到南京。而安徽方面另由國民黨人孫孟戟接任都督。孫孟戟亦是孫氏家族的人，是孫多森的族弟。
袁世凱 鞭長莫及，未表同意，亦未公開反對，反正孫多森決不能再幹了，也就算承認了 既成事實。
孫多森回到北京後再也不願過問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實業，數月才歸，此後就一心一意地辦實業，通惠實業公司、中國實業公司等均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
為了使這些公司在資金上得到保障，1916年他又創辦了中孚銀行。
創辦孫氏家族的中孚銀行
孫多森從1896年籌辦阜豐麵粉廠到1916年，創辦了許多企業，但幾乎每個企業都遇到了資金短缺的困擾，因當時的銀行業遠遠不能適應 民族工業發展的需要，放款的數額少而且範圍狹窄，利息又非常高。
孫多森意識到銀行的至關重要，為使自己的企業能「活絡」起來，在周學熙的支持下，於1916年11月創辦了中孚銀行。
他自任總經理，他在中國銀行時的老搭檔聶其煒（上海道聶緝的兒子、 曾國藩的外孫）任協理，卞白眉任總稽核。
總管理處初設在北京，總行設在上海，另在天津等處開設分行。
後來發現總行和總管理處分在二處極不方便，於是把兩者歸到天津北馬路（即解放後天津中國銀行的行址），後來又遷到萬商雲集的上海。
中孚銀行為股份制的商業銀行，初定資本100萬元，後來增至200萬元。
最初的60萬官股是從通惠公司撥來的，其餘商股都由孫多森憑他在實業界的影響，陸續招來，其中大多數是孫家和周家的親戚，以及北洋官僚的親戚朋友。
後來隨著情況的發展，中孚銀行的股權幾乎全被孫家人買去了。
聶其煒與孫多森一度合作不愉快，一氣之下一走了之，致使銀行實權全被孫家人掌握，所以中孚銀行初為官商合辦的商業銀行，後來實際上成了孫氏家族的家族銀行，為上海阜豐麵粉廠、 新鄉通豐麵粉廠、山東濟豐麵粉廠、哈爾濱濱豐麵粉廠調度資金。
尤其是在上海和武漢各以60萬元建立的中孚大廈，轟動一時，在金融界聲譽頗隆。
這一方面反映了孫多森強烈的家族利益觀念，同時也反映了他對官場的厭倦和失望。
中孚銀行雖為商業銀行，但經營的業務非常寬，有國內匯兌及 押匯、國外匯兌及押匯、 抵押放款、存款、私人保險箱、 貼現、代募各種債券、貨幣交換、買賣生金銀。
其中代辦國外匯兌業務（通過美國 花旗銀行、運通銀行和日本帝國銀行代辦），在國內屬首創，是第一家特許經營外匯的商業銀行，足可知中孚的實力。
由於中孚銀行的創立，孫氏家族中出現了一批銀行業人員，如孫元方、孫仲立、孫錫三、孫藹仁、孫觀方等。
中孚銀行雖然後來遇到過幾次大的危機，由於有阜豐麵粉廠等經濟實體作後盾，又有孫氏家族內部的合力，一直維持到全國解放， 公私合營後逐步歸入國家工商銀行。
孫多森1917年6月再次被北洋政府任命為中國銀行總裁，但因 張勳復辟，動局動蕩，未去就職，後來即被免去，兩年後病逝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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