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易｜隨筆｜故鄉與異鄉
《故鄉與異鄉》，李平易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故鄉與異鄉
李平易隨筆集選篇
《商山》。選自清代道光休寧縣誌。
商山行
上月有事往休寧縣洪里鄉之溪洲村。溪州為數百人之小村莊，原先四面環水，故名。今日四面皆陸路相連，然溪洲之名不改，亦不可改也。雖然水涸陸連，然三月盛春，此村四周新茶吐綠芽，樹花展繽紛，且幾無車鳴，遑論世聲。不覺為之傾倒。不日天又晴好，內子一周辛勞，欲往野外放鬆身心，想起上周往洪里時率水河對面之商山。商山之於我本不同於洪里，早聞其舊時盛名，只是緣份未到，尚未能睹其面爾，雖然舊年有事，五城片諸鄉也跑過大半。說走就該走，便上了去往五城方向的車，此時正應該是午飯時分，車上滿是譽滿屯溪的五城香乾和簍筐之類，只是此五城香乾皆是活動人形，喧嘩不斷。說笑了，車上滿是來屯溪賣五城豆腐乾的小販們，趕早辛勞的苦，半日兜售的小心，此時都開始發泄出來，說不清是一車人聲還是一車蛙聲，抑或一車鑼聲。話語里少不了粗野內容，說出來的卻是婦人居多，男人們倒只是嘿嘿地笑，最多附合一下，或是調逗一番。此小生產者苦中作樂之趣，非經過者不知其趣也。亦非文人雅士酒桌說黃、混混們網上販黃可比。
見到路左側率水河上那座橋，便知道應該下車。下車處名瑤溪，此處到商山約一公里余，只有三輪車可以載人，於是上三輪過橋往商山而去，過橋後見那公路路面反而好了起來，路兩側為水泥砌就之水渠，有清流潺潺，據三輪車主雲，此處為農業示範區，且頗具規模。然獨不解大橋既已通，為何不直接通客車，豈不是資源浪費。旋車已至村口，問究竟要到哪兒下車，答雲到老房子處。其實並不知哪裡有老房子，有多少老房子。於是那車主心照不宣繼續前行，不久停下說：此即為老房子也。抬頭果然房子既老且大。於是下車進屋。屋中有婦人，說一聲看看，婦人雖在幹活，卻並不厭煩，放下手中活計，陪我們觀看她長住之屋。問此屋是否此村中最老最大之屋，回答說是的；並說常有人來此觀看。我們先看到的是架有極粗大冬瓜梁之舊房子的前廳，此廳的樑柱板壁皆一律被煙熏火燎得如塗上了黑漆，前廳板壁上寫有極拙劣的仿宋之紅字，內容是文革時普及到每一個角落的毛語錄。邊上又有布告欄一類，想必這屋子因為大，當年作過生產隊的會議室，再往前推，一定是燒過真正的大鍋飯的，也就是說是辦食堂的所在，不然，何以熏得如此漆黑？婦人又說，這冬瓜梁本來還要更長一些，某年鋸掉了一截。斗拱樑柱之間，自然是有木雕的，八仙過海，五福齊全之類，黑漆漆的獅子嘴巴仍然大開。問婦人可有人來買過古董，說是有的，有一張桌子賣過一千多元，又有一個小物件賣過八百元。更有某個人曾來商量要將這房子整個木頭框架買去，出價是一萬四千元。大廳後面還有兩進，婦人稍帶熱情地帶我們進去看，她說兩進之後，原先還有建築的，只是拆掉了。又告訴我們這屋子原先的主人姓汪，後代都在外面，甚至在海外的，全都是地位很高的人，有一位在教育部，又有一位在更重要的機關。我注意到漆黑的柱子上殘留有幾個不知寫於何年的字，那紙和柱子連成一體，也成為黑色，字自然也就無法辨認了。沒有顯示文雅的對聯，也沒有表示地位或功名的匾額，這可以斷定屋子的最早的主人只是尋常有錢人家，或者正是因為這一點此屋才在戰亂中保住了吧。出門四處轉悠，這村子裡各種房子之間還都是廢墟，廢墟上各種蔬菜長得極茂盛。確實沒有什麼老房子。有一些看起來老的房子，其實從它們剝落的牆皮看，也只是在過去的某個年月，從廢墟上拾掇了些舊磚爛瓦將就蓋起來的。在那之前的商山的繁華和這些所謂的老房子無關。我們一直往上走，這路是水泥鋪就的，迎面碰上一面牆，牆上是黃顏料寫就的「上門路重修出資出工一覽表「，只見這上面姓氏極為複雜，一些本地少見的姓氏多榜上有名，而此地原有的汪、孫等姓氏在這個一覽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有什麼優勢。看看一些簡陋的舊房子門口堆就的許多磚頭，石墩，石鼓等廢墟中挖出來的「古董」，然後又看看一些牆皮剝落的地方仍然寫著的「萬歲」一類幾十年前的標語，復看看不多的幾幢新建的三層或四層砌有瓷磚的民居，聽著那些幾乎家家洞開的門戶內傳出的麻將聲，數百年的滄桑歷史似乎在此凝聚了。彷彿一場春夢，有一種今昔是何年的唏噓。於史有名的商山淪落久矣。行之前曾翻閱《休寧縣誌》，知道此鄉在清後期即劃為丙級鄉，顯示尊嚴與文化之一座石坊也於近年拆去。
只是走到村頭，沿小路下河，幾位婦女正在浣洗，同其交談，此河何名。均曰：誰知它什麼名，此為上門村，一律叫做上門溪就是了。水倒是清澈可愛，流量也顯出湍激模樣。且有小魚穿梭，不遠處就有打魚人。此場景倒是和這盎然春意相符。
回頭，復在瑤溪下三輪車。在公路上且行且看，山上映山紅極為爛漫，讓人慾摘而不忍；河邊有圓形鋼筋水泥墩，隔不多遠就是一處，其向上游傾斜之角度恰如舊時縴夫背纖然。想此處航運之消失，大約是不長遠之事。不然想不出此水泥墩有什麼用處。後又下河濯足，春水已暖，小螺螄密密佈於鵝卵石上。隨意掏摸，便得一碗，然畢竟嫌其小，復將其擲於水中。
從家中出發，到返程，除了吾與內子，始終彷彿有人影相伴，此人影為頭腦中驅不去之書中古人矣。這古人似乎為來過商山千古流芳的柳如是，又似乎是接其踵而來褒貶不一的錢謙益，還似乎有一位盲目老者策杖而行，這自然是考釋錢柳姻緣，於商山一帶乃至新安山水知之甚詳的大師陳寅恪。昔日讀古人《弔古戰場文》感動而吟詠，此商山一帶平曠之地，定然亦曾為古戰場，不然何以百多年後廢墟仍然驚心，古藤四處蔓爬，隨處是破磚爛瓦，牆上多歪扭筆劃。行腳商山更加重心中之謎，待有暇日，或可稍破解歟。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畫家：南唐顧閎中。
中年的一頓晚餐
久違八年後，去年七月又去了一趟北京。到後第二天打電話向魯院老師何先生問好，電話那頭何先生劈頭蓋臉地一頓數說：「好你個小子，到北京來了也不同我說一聲。我早知道了，住在牡丹賓館，對吧。」我甚是納悶，這來了還不到二十四小時，他怎麼就知道了。原來，何先生早上代他家鄉的朋友請客，打電話給他得意的弟子莫言、劉震雲和余華。我頭晚上幫朋友的忙，照計劃將這三位大腕兒同學請到一起談一件很時髦的事情。他們順嘴就將我到京的事溜了出來。何先生說他正要打電話給我，說是還當年在屯溪的人情，十九號請客就將一塊兒給請了。《海峽》雜誌，是一份我極為陌生的刊物，不曾向其投過稿，基本也沒讀過，口裡便有些訥訥起來。問先生是哪些客人，他說就是那莫、劉、余，還有劉恆和王朔；再加上兩三位評論家。朋友本來就想找劉恆和王朔，可是尚未找到聯繫的方法。我便答應下來，但是說還有一位朋友，要來得是一雙。何先生說著很好、很好就掛了電話。
辦這辦那，旋風般地一天多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十九日傍晚時分，我們如約到了江蘇大廈的淮揚廳，客人和主人也大多才到，昨晚見的莫言和劉震雲正在說著什麼可笑的事情，從前一起參加過幾次活動的劉恆自然也一眼就認出來了，王朔，這位文學界少有的名星自然也是很好認的。另幾位臉生的是主人和評論家。自報家門，我只能說是「從地縫裡鑽出來的」，厚道的劉恆為了免除我的拘謹，便和我拉呱起來，為了《菊豆》，他來黟縣呆過一陣子，說起今年春節，他一家人還上了一趟黃山，我便說起黃山冬遊到底也還是吸引了人。他說作為普通遊客，悄悄來去，山上景觀真是絕棒，只是吃與住都嫌太昂貴。說話只是為了等余華，這位自由作家倒似乎是最忙的人，前晚一頓晚飯，我們也等了他兩個小時，最後是在酒席上給我們回的電話，我們是在十點時才等得他到的。何先生胸有成竹地說，他肯定會來的，說定的事情。他一個電話打到余華家，余華卻說他已經吃過了，說是算了。何先生髮起了老師的態度，要學生給個面子，吃過了也得來。於是邊吃邊等。好在是分菜制式－－這種容易餓著或是噎著客人，我最不習慣的衛生文明吃法。他那一份可給留著。
正式開宴前，我坐在了莫言和劉恆之間，劉恆右邊是王朔，同來的朋友則坐在對面。何先生代表主人，即《海峽》雜誌的那位負責人說了幾句客氣話，無非是交幾個朋友，有機會為雜誌寫稿之類。然後就請大家舉起了杯，喝的東西有兩種，一種是經過特殊工藝擠榨出來的西瓜汁；再就是一種法國紅葡萄酒。昏黃的燈光下，兩種飲料幾乎分辨不出來。各取所需，不鬥酒，喝得煞是斯文也。但莫言和何先生大口喝的肯定是酒了，因為他們的話分明多了起來。對面三位評論家，好象比我和朋友更為拘謹，他們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也不知是喝酒還是飲汁。何先生眼見著興奮起來，開始說起圈子內僅即男人在場時才合適的話題：諸如某位前輩身體如何之好，是熟諳了采陰補陽法也；又是誰包養了誰。莫言則對老前輩的采陰補陽不感興趣，只是說起十年前先生在某次某人作品討論會上說的那番不敢恭維的發言；喝得興奮了，說起另一位老老先生，也許是老了犯迷糊，怎麼說起發現他自己發現的古人類的頭蓋骨是同類用的酒杯呢。這就把話題鍥入學術討論的範疇了，於是大家索性聽著老莫高談闊論，於是他大口喝著放心酒——其間曾插入關於法國葡萄酒有因放牛血粉而可能遭禁的新聞，他表示不屑一顧。又從周口店的猿人頭蓋骨說到自己單位的「三講」，說起自己一位間接上司，因為不聰明惹怒了眾人，居然得到幾千條意見，因此真的被「講」下來了。我和坐在對面的朋友互相望望，似乎有點不相信。一面聽老莫亂說，一面我也隔著劉恆、劉震雲和王朔聊了起來，在座的所有人就算他最有紳士風度了，說話慢慢地，而且他也有意要和我和朋友兩位陌生人說幾句，十年前在魯院的樓梯上，我和他曾經擦肩而過，當時和我走在一塊的還有另一位他認識的同學，同學告訴我，那就是王朔。提起舊事，他當然不記得。但是他對安徽的事情都似乎極有興趣。說到一定份上，他才流露出來，原來他的夫人是合肥人。我們便說起安徽作為一個省，其南北差異之大小，又說起蚌埠話和天津話在某些方面相似，都挺「嘎」的，他好象也聽誰說過，原來這和李鴻章的操練北洋海軍有關係呢。自然我們斷續的談話淹沒在莫言的高談闊論之下。劉震雲則仍和從前一樣，話不多說，菜不多吃，酒更不多喝。偶爾點一根自己帶來極便宜的紅河煙。不斷地上菜撤菜。到空著的余華座前堆滿盛菜的小碟子時，余華老師終於來了，他仍然穿著一件胸前印有福克納頭像的簡單Ｔ恤，——昨晚他也是穿著這麼一件衣服。老師將他數落一頓，當然是親切的，善意的甚至帶著些討好色彩的。於是繼續接上剛才的話題，余華也不插什麼話，只顧低頭吃剛才為他留下的一大堆佳肴。最後大家擦擦嘴巴，說是都吃飽了。吃飽了也就沒什麼事可以幹了，何老師張羅著在一塊照張相，這張照片據說是要登在刊物的什麼地方的，對於這主人唯一的具體要求，客人們當然不便推辭，自然也不會推辭。
再接著就是告別了。沒有尋常太多的客氣，再見之類的話總是要點的。雖然知道這輩子要在同一時空下會齊這群人物（他們當然都是人物嘛），簡直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人群散盡後，站在大街上，我和朋友都感覺肚子里似乎還是空落落的，簡直是只填了個小窟窿。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舒服感，也許就是一種壓抑感吧。於是就想到了放鬆，要放鬆可以到朋友陳墨那裡，在陳君那個圈內，他也完全可算是大腕極的人了，中央電視台上也去當過幾回佳賓，目前唯一讓他困惑的是去北大讀博士還是在本單位當博導。但因常回家鄉和我們打牌，雖然出版的著作——包括再版和海外版的摞起來差不多有一人高了，我們對他的感覺和態度卻沒有變化。到了陳君家，陳太已經出差，於是我們打開他家的冰箱，邊喝啤酒邊打牌，暈暈乎乎，到天亮時啤酒喝完了，才想起還有正事沒有辦呢。
中年的一頓晚餐，我吃出了自己對光陰的虛擲，人應該怎樣活著才好呢。
原作於1999年
國畫《明人詩意圖》。畫家：盛文運。
故鄉與異鄉
兩年前初夏時節，新體散文作家龐培來此作文學旅遊，正是大雨滂沱，新安江水陡漲的日子。一個涼風勁吹的傍晚，徐君和我在老大橋頭的大排檔和他相聚——龐培是位不拿工資的自由作家，他漫長的文學旅遊一路常靠朋友、朋友的朋友幫助。面對就要漫過橋墩的滔滔洪水，我們漫無邊際地聊著。說著說著，龐培突然問我：你是什麼時候從上海到這裡來插隊的？當時我一怔，脫口而出：我生下來就插隊了。
很多外地來此偶然相逢的人都問過我類似的問題，乍聽到時總有些尷尬，有點自卑，又有點自尊。也許我的文字於地方文化確實是有那麼一種忽隱忽現的疏離感，是有意為之么？絕對不是的。不過，我看青山多嫵媚，卻從來也不曾想青山看我也如此，雖然在青春年少時，讀到艾青寫的：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著淚水？／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眼睛會控制不住地濕潤起來。一個正常人同他的故鄉當然有一種無法割斷的血脈關係。可是我必須承認，自己靈魂深處確實有一種同這塊土地格格不入的東西，正是這一點東西，使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已基本無法改變的我。
又有一回，一個朋友對我說，既然在這裡生活，怎麼不弄個什麼東西噹噹，這對你來說應該不是難事。他說的「東西」大約可以解釋為小地方的「名流」，就是有時候去某種檔次的檯面上坐坐，開開座談會、茶話會吧。我很實在地對他說：我對這裡的一切毫無興趣。這是一句實話。不過同樣是實話的是，我對那些個「東西」並非一點沒有想過，比如在年邁的親人似乎不經意地提起這類事，並拿一些朋友作類比時，我就覺得對不起老人；何況任何人都有虛榮心發作的時候。然而，我最終總還是無動於衷，我認為這是自己採取的最為正確的生存狀態。
那點格格不入是自己靈魂深處的缺陷，還是故鄉青山綠水掩蓋下的醜陋呢？我難以梳理清楚，也不想去梳理。大千世界，缺陷和醜陋都是不可避免的吧。每一顆具有個性的靈魂都有一個漫長的受難的過程，在一些較為可信的人物傳記里，在漫長的文學畫廊里，我已經接觸了不知有幾多，加上自己這微不足道的一個，是什麼也算不上的；而既然《醜陋的中國人》可以成為暢銷書，說自己的故鄉也有著醜陋也是一種不爭的事實吧。
在剛剛步入文學的沼澤地時，我對所謂的地方風俗小說是看不起眼的，什麼山藥蛋派，荷花澱派，還有沈從文描寫湘西的那一大堆良莠不齊的作品。儘管人們吹得天花亂墜，儘管我知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謂真理，大量的所謂風俗小說像是裹著一層又一層衣服的空心人，豈但是沒有心，就連文學的血肉也是沒有的。易使我受到感動的是魯迅那樣直指人心的作品，甚至就像卡夫卡那樣時空模糊的文字也使我覺得異常親切。人都是生活在同一座地球上的，人心如果不是有意拒絕，總是大抵相通的。男人和女人，南人和北人，中國人和外國人，東方人和西方人，在七情六慾，食色諸性方面，很難說有本質的區別。要不然，諸如信仰，宗教，主義等形而上的事物就不會時而從東方流往西方，時而從西方吹到東方了。
因此，從主觀上來說，我從來就覺得自己是故鄉的一位客人。因此在此或在彼處生活對自己的精神狀態並不會生產本質上的變化。也許這竟是我至今一直生活在這個小盆地里的最深層的原因？大概在十年前吧，還對文學虔誠著，也還狂妄著，和一位朋友談起自己將來的生活之路時，這位頗知我的朋友說：「你到哪裡都是一樣的，都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聽到這話，我的心猛地抖了一下，他這是說到我的要害了。
十年後，這位朋友已完成人生的幾次飛躍，正處在巔峰狀態，我們又見面了，說起我，他的太太在邊上說：「徽州造就了你，也是徽州毀了你。」我知道這話的意思：你這個傢伙，當年朋友們都看好你的，怎麼就這樣萎靡不振，無所成就呢。也許主觀上是一回事，實際情形又是另一回事，從血緣上來看，我只是半個徽州人，並以自己只是半個而自豪，但實際上可能卻是一個地道的徽州人。雖然我經常地不知道周圍發生的大事——其實只是瑣屑之事、小事；這二十年唯一沒有脫訂的雜誌是《世界文學》；雖然我時時想著要逃離這魅惑人的地方，但一直卻端坐不動。雖然我寫的有關故鄉的文字是冷峻的甚至是嘲諷的，可是偏偏人家說我筆下流淌著徽州風土人情，假如今後我有「帽」可戴的話，大概也只能戴上一頂「鄉土作家」的帽子，而這卻是我當初最為不屑的。人生的悖論是那麼有趣，又是那麼殘酷。
《汪曾祺畫像》。圖片選自網路。
陪汪曾祺先生來徽州
知道汪曾祺先生去世的消息後，我自然想起了《清明》雜誌慶祝辦刊十周年，請了北京若干作家來開會。我們魯院的常客汪曾祺和林斤瀾兩位老人是他們要請的貴客。林先生是我創作課的導師，他對我說想在開完會後和汪先生到名聲日盛的徽州順道轉一下，於是我就陪他們一塊來了。汪與林是京中有名的文友皆酒友，有關他們的情趣和友誼，報章上是經常會披露一些的。其實林先生作我的指導老師也屬偶然，我剛寫小說時，對短篇的形式和文體是下了點功夫，而林先生那幾年的短篇創作是被公認為極具特色的，正好當時我又在安師大讀函授，寫畢業論文就拿林先生當時的近作作了題目。為此曾和林先生通過一次信，他也詳細地回了信，回答了我的若干問題。論文後來得了個優秀，還被鉛印了出來。但這些我並沒有告訴林先生，在他肯定是更不在意的。根據我的性格加上當時那股潛藏在心中的傲氣，進了魯院後，雖然常看到林先生坐在前面，但並沒有走上前去「毛遂自薦」。只是經過那場風波後，許多小事亂了套，原來我們互相選擇已經初步確定的指導老師有的被魯院否決了，有的則已去了國外。於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到了最後卻彷彿亂點鴛鴦譜了，好心的何先生為我安排了位即是領導又專司評論之業的長者，但我卻固執地不領這番好意。即是寫小說就該找位小說前輩吧。他問我自己要找誰，我想起兩年前同林先生的聯繫，就提到了他。於是我就歸到了他的名下。師生近距離見面，提起兩年前的事，他果然說不大記得了。但對我這個名字卻說是知道的，因為那兩年我碰巧有幾次作品和林先生髮在同一期刊物上，不過不知道我已來魯院上學。
在到合肥的火車上，汪與林二老是坐軟卧，我們則是硬的，於是我們一伙人便涌到他們的包廂里。林先生向汪老介紹了我，聽說後，汪老便說：我也可以算是歙縣人，幾代前躲避太平開國的戰亂遷居高郵的，家裡一直保留著幾道祖籍帶出來的故鄉菜，一種較為特別的頗大的肉圓，叫作「徽團」，逢年過節都是要做了端上桌的，以表示不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並說直到他父親這一輩還曾到徽州祭祖。平時我對有理無理都喜歡把大人先生往自己小盆地里攬的徽州風氣是很不以為然的，總感到其中鄉愿的味道太濃了。但在晃動的火車上聽到汪先生自己說也是徽州人，卻感到異常親切，初次接觸時的那點拘謹立即一掃而光。後來我在汪先生的自傳體散文《逝水》里讀到了我在火車上聽到的話；在另一篇有關歙縣的遊記里又重新領略了一回。汪先生寫道：站在歙縣街頭，望著八腳牌坊，我想我是歙縣人呀。我是在站在報刊門市部的櫃檯前瀏覽了這篇短文的，不知收進了汪先生的哪部文集里。汪先生有一個「徽州情結」呢。
合肥開了會後，對於汪老和林老，省會文學圈子自然對他們極為尊重，請吃請喝，我則等著他們要參加的宴席結束，由於林老出門太急，忘了帶身份證，無法買到飛機票，《清明》自己也沒有小車，只好委屈二老乘長途汽車來屯溪，又因為臨時多出了幾撥宴請，我又去改了一次車票。對於乘長途車，二老也是欣欣然就答應了，他們都說自己習慣了乘車，根本無所謂。但是他們沒想到要在顛簸的汽車上坐整整一天。車子還沒有過長江，我感到二老的神情就有些沮喪的意味了。中途吃飯他們毫無食慾，也更加不想喝酒。幸虧後來車上有位在合肥參加了某個系統文學培訓班的北京女孩子叫李天然的她在合肥開會結束後，自費到黃山旅遊。聊著聊著知道了緊挨著坐在一塊的居然是汪曾祺，興奮地像喝了酒一般，不斷地說著仰慕的話，又是拿出本子請二位老人題辭，總算稍稍沖淡了些旅途的難耐。
到屯溪後略費周折，二老住進了事先安排好的華山賓館，一切才算安頓下來。去黟縣，去歙縣，都有崇敬二老的文學青年陪著，而只要是在屯溪，二老就要我們帶了他們去老街「喝點兒酒，吃點兒毛豆腐，臭豆腐」，當初老街那家簡陋的同慶樓，並不明白那幾天他們頻頻接待的老頭兒是著名文學家皆美食家。我們幾個較為年青的圍著兩位老先生徹底放鬆了身心，雖然下酒的菜除了毛豆腐之類可圈可點外，其它都很簡單，但二老都放開了量喝著。那年的秋天的確是個老先生們容易耽於酒的季節。
就在華山賓館三江樓內，當地幾位文學青年圍著林老和汪老聽他們講，所說的有的和文學有關，有的則無關。不過汪先生說的有一句話給我的印象極深，當有人提到沈從文時，汪老忽然有些激動地說：最偉大的作家是魯迅，他在各種體裁的創作中都留下了傑作，偉大的作家都應該是思想家，而沈從文先生還不能說是。這話我似乎從來沒有在有關汪先生的文字 無論是他自己的作品或是別人對他的評論里看到過。
當時的市長是六十年代中文系的畢業生，很早就知道林先生和汪先生的大名，便在一天晚上於醺醺然中來到二老所住房間，相當尊敬地同兩位老人說了一通酒話。似乎也是在那天晚上，汪老應邀到了賓館的畫室，興緻勃勃地為求字畫的人寫著畫著，我怕老人累了，中途幾次勸他休息，但是遞上名單的人數是那麼多，他說一定要完成任務，直揮毫到差不多一點才休息。那一天凡是開口的服務員全都得到了汪老的墨寶。
在屯溪雖然玩得盡興，但來時乘的長途汽車卻讓他們後怕。我想該盡自己的一切努力讓他們乘上飛機回合肥。那幾年正是劫機事件出得較多的時候，沒有身份證買機票似乎比登天還難。和民航站的人磨嘴皮，不行，找領導，也無能為力，最後碰巧遇上位省民航系統的負責人也住在華山賓館，說起來也是知道二老大名的，請他通融，如此這般地經他指點與打招呼，才找到了買林老那張飛機票的辦法。單位打證明，去公安局蓋章，最後還得找市長簽字。於是在一個星期天我頭一回敲開了市長家的門，請他簽字。看到飛機票買來了兩位老人大大地吁了一口氣。
林先生是上過黃山的，汪先生卻不曾去過。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汪先生把手一擺：「這回我和老林就是來看看徽州的，留下這塊空白吧。」
幾個年輕人送他們上了飛機，汪老口袋裡還插著頭一晚沒有喝完的半瓶古井貢，對我來說也算是鬆了口氣，總算沒有出事。因為還在學院里，何先生就叮囑過我陪二位老人玩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事，他們也可以算是文學界准國寶集的人物。
有趣的是到了晚上打電話給合肥問《清明》的人，他們是不是按時到了，回答卻是沒有，原來那天合肥的天氣狀況不適宜于飛機降落，小飛機在合肥上空轉了幾圈後，又遵命飛回來了。按規矩他們可以免費食宿。但是兩位老人揣著那半瓶古井貢，又到街上的小酒店「來點兒毛豆腐，臭豆腐」，再當了一回食客。我重新找到他們時，二老不但沒有一點兒懊惱的神色，依舊是樂顛顛地，反倒覺得也算是件有趣的事情。
後來我就基本上沒有直接接觸汪老了，雖然學院里一些講究的會議之類，汪老仍然是有請必到，但重新同我們臉對臉地坐在上面。我即不是他屬下的弟子，就不去湊圍著他那個熱鬧了。九一年開青創會，有個新老作家聯歡活動，在那個公開場合，我撞上了汪老說是新老聯歡，但在特定的氛圍下，參加的人並不是太多，如林老就沒有去。他隔著約摸兩丈遠一眼就認出了我，一瞬間卻似乎又叫不出我的名字，臉上酡紅，有著些酒意，手指著我大聲說：「你那裡出宣紙，給我帶點兒來。」我走近而唯唯，但心中有些納悶，他怎麼不說讓我背兩塊硯台去呢？
後來我就再也沒去過北京。
在那以前，汪先生的書畫作品就都曾發表過，還頗受讚賞，這我是知道的，但在他那個留下了幾十件「墨寶」的晚上我竟沒有向他要一張，這當然和我當時對傳統物的心態有關，但終歸表現出我和汪先生無緣，我只是斷斷續續地讀過他發表在刊物上的作品，今天想重新讀幾篇，卻只在一個選本上讀到了《受戒》，在另一本《九一年散文年鑒》上讀到他的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等三篇散文，而這兩本書還是因為也收了我的習作才插到書架上的。我沒能成為「汪迷」，過去我頗為自得，而今卻有三分遺憾。
讀一遍《受戒》，覺得作者真是一個熱愛俗世生活的人，卻感覺到了他靈魂的恬靜。至於報上有些人說的汪先生是最後一位名士或最後一位士大夫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評價，我卻以為並不確切，也許我是錯了。
《山水畫冊頁之八》（局部）。畫家：清代羅聘。
想起洪亮先生
同洪亮先生有好幾年沒聯繫了，但有時會突然就想起他。他一直是江西《百花洲》雜誌社的副主編，既當領導，又是責編。其實先前我們不多的聯繫全都是他主動找我，如在年前年後打個問候電話，順便說幾句給他們寫稿的話，雖然我只是一個文壇視界以外的作者。正因為如此，我在《百花洲》還真發了幾篇作品。
起初《百花洲》和我聯繫的是朱光甫，那是1991年在北京開青創會，朱光甫找到我和許輝要稿子。那年從北京畢業回來，不需要掙稿費養活自己了，因此也就淡化了發表欲。後來朱光甫又來了一封約稿信，我從抽屜里找出一篇寫於1989年夏天，給自己解悶的舊稿《歡樂時光》寄了去。稿子很快作為頭條發了出來，接著又被《中篇小說選刊》轉載了，這在刊物和我自己都是高興的事情。那年秋天，他們開廬山筆會，我也去了。因此就認識了洪亮，知道了作為責編他叫洪亮，作為副主編則叫洪宜賓。他是個體質極瘦弱的人，比我這個瘦子還要瘦下去兩個檔次。為人極謙和，和已經逝世的主編朱煥添一樣，對所有的作者――無論是大紅大紫的，還是普普通通的都一律看待。這次筆會過後，朱光甫去廣州闖蕩，就一直都是洪亮和我聯繫了。他從沒有退回過我的稿子，除了一回特例――這容後再敘。有個中篇《松下問童子》還被《小說選刊》轉載過，這當然和洪亮比較喜歡我的文字，將其安排在突出的位置有很大關係。
除了小說，洪亮還一次編髮過我一組散文「擬書話」，一共6篇，差不多有兩萬字。其實我通常不向外投寄散文稿子。一是我不大看得上那些專門的散文刊物，而綜合類的文學雜誌上散文專欄，通常都被名人包攬。10年前《萌芽》發過我一篇散文，那是現在名氣頗大的周佩紅女士硬約出來的。發表後曾被收入《1991年散文年鑒》，實際上那是一篇輕薄文字。除了給當地的報紙寫點散文，開過幾次專欄。有一度我為《合肥晚報》寫過一些散文，那也是王麗萍代周堅女士約稿引出來的。那一組擬書話在《黃山日報》發過後，我覺得還可以，恰好那年單位訂有《文匯報》，就給《文匯報》筆會副刊寄了去。編輯很快回了信，說是「文字很好，也有思想」，留下兩篇，另一篇推薦給另一個副刊，還有一篇則推薦給一份雜誌。當時我還真高興，「筆會」畢竟是有大家風範的老牌副刊呀。卻不料這幾篇「文字很好」的稿子泥牛入海，再也沒有消息了。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服氣的我將稿子寄給了我信賴的《百花洲》，結果洪亮全都發了出來。而排在我文章前後的散文作者，也算得上是一時的散文名家。
1997年年初我從自己一直沒能寫好的一部小說初稿中，抽出現在時段，取名為《葬禮進行曲》，將近有8萬字，寄給洪亮。他很快打來電話，說是他已讀過，可以刊發，但是作為中篇太長了，需要刪掉一些，問我是自己刪，還是由他代勞；此外，由於內容太沉重，有些不合時宜，在時間上要往後推一推。對此我當然沒有意見，刪改的事一切由他定奪。但是過了幾個月後，我覺得那部作品太情緒化，太激憤壓抑了，（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捧著父親的骨灰盒朝家裡走去，人類畢竟只進化了幾百萬年。）而這個題材對我是如此重要，發表出來後肯定會後悔。幾番猶豫後，我終於給洪亮打了電話，說自己不想發表那部作品，希望他退還給我。我準備接受他的責備。不料他在電話那邊也長吁了一口氣說：這樣也好，這部作品是寫得太沉重了。還是寫點輕鬆些的吧，現在大家的內心都很累。接著又說主要是這部中篇長了些，版面上不太好安排，要不然可能已經發出來了。不久，洪亮寄來了已經他編定的稿子，刪掉一萬多字，這不是一件輕省的活兒，我將這稿子重新讀了一遍，從錯別字到贅文贅語，再到一些「敏感」的地方，他都一一勾划出來。我讀出了他的細緻認真，對作者的負責。
後來我搬了家，《百花洲》卻仍然寄到老地方，我也就不能適時翻閱了。直到前年，一個朋友偶然談起文壇上事，說是洪亮提前退休了。原因是因為謝泳的一篇感嘆知識分子的文章，是經洪亮編髮的。引起了不同看法，但洪亮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因此結果是以他的提前退休平息了爭端。於是我去找新出的《百花洲》，那上面果然沒有了副主編洪宜賓的名字。去世了主編朱煥添，又退休了洪亮，《百花洲》馬上就失去了自己鮮明的特色，變得老朋友們認不出來了。在繼續出了若干期後，終於改成了一份「大型女性文學刊物」。
文壇上虛火很盛，但不可否認，也還有地火在運行突奔，洪亮先生一些默默無聞的作為大概可歸類為地火之運行吧。
國畫《家山寫意》。畫家：盛文運。
心中的一條河（代後記）
屈指算來，紫砂河在我筆下流淌已經有八年了。
八八年冬天去上海市《上海文學》編輯部改那篇《八八年鄉村紀事》，為了使自己的小說保持空間的相對獨立性，使本是寫實的文字帶上一層虛構的面具，我讓作品中那條河叫做了紫砂河，到現在這條河已經在我的不同作品中出現十好幾回了，甚至還衍生出了「紫河大酒店」、「紫寨」、「紫水溪」一類的名稱。紫砂河中爬出了千年老龜，紫砂河裡溶入了境外遊客的排泄，紫砂河底在乾旱的季節里焦渴得冒煙，紫砂河邊的月光有著紫色的憂傷，時光倒流，這條八八年才無意中誕生的河流，這條不可能出現在地圖上的河流，或許還將上演整整一個世紀的故事。……
紫砂河不是我創造的。她是這同我幾度結緣的新安江，裡面有我早就丟失的青春夢幻，沉澱著幾枚難以下咽的中年澀果；是少小時常常逃了學浸泡其中的豐樂河，潭渡橋的老橋墩下年年都有著淹死女學生的恐懼；是那從陌生的地方流來，名字美麗得讓人想入非非的揚之水，有那麼多年．我從深山中的大谷運走出，穿過煙霧渾濁的石灰窯區，總會掬一捧清冽的揚之水洗洗臉面手腳；是根本就沒有名字，我插隊所在小襯的那條無名小河，暮春時節，她的兩旁就濃烈芳香著金黃的油菜花、石壩上茂盛出有點苦味的五加皮；是農村長途汽車翻越出過幾回大車禍的雞公關時，那塊總讓我感到觸目驚心的「倒溪」的路牌：因為山腳下有細細一線流水；是那條春夜聽其鳴濺，冬日憫其枯乾，叫做「徽水」其實已屬於另一塊地域的小河，有四年多的時間我對著她搜索枯腸也沒有為她寫出一句詩；她還是三十多年前，剛從勞改隊里回來卻已白髮蒼蒼的父親領著我們去休寧鄉下探望他外婆家的老親他打過一個水漂的那條山間之河，父親已逝，我也早就說不出那條河大致的方位，但近來那水漂的漣漪分明在我眼前晃蕩得厲害了，這增加了我寫出一個遙遠故事的可能性；甚至，她也是那條車子從漁亭進去後，我總會對朋友或客人說「這就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所寫的『緣溪行』的那條溪」。雖說我自己從來也不曾相信……。
紫砂河是其中的任何一條河，也可以是這塊實在太古老的土地上我曾涉足過的所有的河，我只能襲用幾成濫調已為格言的真理：感謝生活的饋贈。那些總是生活得比我好比我輕鬆比我適意比我會生活總是提醒我要深入生活的好心的人呀，老生我這廂有「理」了。
不，她只是我心中的一條河，或者說是那許多的小溪小河通過我心靈的折射而落在了紙上，我是曾想過充當一名詩意與美德的強盜，將數不清的小河邊的故事與人物劫掠在紫砂河裡或是河邊，讓人能感覺到一個靈性的徽州，迂腐的徽州；古老的微州，新生的徽州；有趣的徽州，乏味的徽州。然而我目前不能夠，可能永遠也不能，也許她只能是其中任何一條河的粗陋的摹本。都說福克納一輩子描寫的「郵票般大的地方」是他自己的，那我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將紫砂河歸屬於我了。
是的，她是屬於我的，為什麼叫紫砂河呢，看來是隨意拾取，其實也有著她自身的溯源，她的名字來自那篇不朽的《故鄉》：海邊紫色的砂地，一個戴著紫色項圈的少年，魯迅翁總是詩意盎然。小子竊來一用，是斷不敢有褻瀆之心的。
「坎坎伐檀今，置之河之干兮」，這事情從小是經常乾的，現在也還是在干著類似的事。因為「河水清且漣猗」，更因為「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廛兮」。
紫砂河，從我心中淌過的河流。
李平易2016年3月在祁門箬坑鄉。攝影：程勇軍
本期編輯：若 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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