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曉榮：漢代「七女為父復仇」圖像解讀 ——考古所發現一則消亡千年的「血親復仇」故事

原標題：後曉榮：漢代「七女為父復仇」圖像解讀 ——考古所發現一則消亡千年的「血親復仇」故事

一

在新中國眾多考古發掘事件中，曹操高陵的考古知名度可以說是最高，特別是隨著新媒體的介入和傳播，此次考古發掘甚至成為年度新聞熱點，成為婦孺皆知、街頭巷尾討論的話題。在曹操高陵墓葬考古出土的眾多文物中，其中一件畫像石內容尤為突出，其內容就是講述一個已經消亡千年的血親復仇故事。

曹操高陵墓出土的這件「血親復仇」故事的畫像石是從盜墓者手中追回的一塊畫像石，已斷為三截。這塊畫像石上有上、下兩層畫像，並刻有題榜。其中上層左邊為首陽山採薇圖，右邊為杞梁妻圖，有「紀梁」、「侍郎」及「首陽山」等題榜。下層為七女為父報仇圖，有「令車」、「主薄車」、「咸陽令」題榜。在該畫像石中部有七位衣著為女子形象的人手執各種兵器兵器，圍攻一隊路經石拱橋的車馬隊伍，並發生激戰，橋樑中央本來在車馬里的人跌落橋下，同時受到橋下舟中人夾擊，場面十分混亂。

曹操高陵出土畫像石

類似此類畫像在漢代畫像石和壁畫墓中也所發現，最著名三例就是山東莒縣東莞鎮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嘉祥武梁祠和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等。其中山東莒縣東莞鎮出土的2號漢代畫像石的內容和形式，據介紹「整個畫面以橋為中心，橋上橋下有五名女子，手執長劍、盾牌等兵器，一輛馬拉的詔車行至橋中央，車上主人已跌落橋下，左右各有一名女子，乘船持兵器勾鑲刺向他。畫面右上角有榜題，為『七女』二字」。發掘整理者認為刻畫的是「七女為父報仇的故事」；此外《中國畫像石全集》也認為「橋上戰鬥，有榜題七女』，當是七女為父報仇故事」。

山東莒縣東莞鎮出土漢代畫像石

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以描繪墓主人最高官職「使持節護烏桓校尉」出行情景為主。在中室西壁甬道門上畫有一座和東莞漢畫像石「七女」圖像十分相似格式木質拱橋，該橋上中央位置為一輛主車，旁邊有殘榜題「長安令」，在主車的四周有九匹奔騎，對馬車形成包圍的態勢。其中上排奔馬的上方有清晰完整的 「七女為父報仇」 榜題，邢義天認為主車前一人、車後第二、三人、車右上方之二人都明顯梳著高髻，女性色彩較濃。橋下有兩隻船，穿上各有三人，中間一人體形較大，具體性質不詳，其中右船上方有榜題「渭水橋」。

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壁畫

山東嘉祥武氏祠一件長方形畫像石畫面橫203厘米、縱96厘米，畫面內容分為兩層，上層為人物車騎圖，下層刻水陸混戰場景。其中下層畫面主要刻畫了以一座橋樑為中心的攻戰場景，拱橋中央有一輛蓋系四維的主車，車主身向後傾狀，左邊有兩輛車，分別榜題為「主記車」和「主簿車」；右邊有三輛車，分別榜題曰「功曹車」、「賊曹車」、「游激車」。兩邊各有導從的騎吏和步卒，皆手執兵器作攻殺之狀。和車騎隊伍交戰的是手持刀、盾、戟、鉤鑲、弓箭等兵器的男女混合之眾。整個混戰呈現犬牙交錯、相互砍殺的情形。橋下的水中也在激戰，其中一位體形魁梧、峨冠博帶之人，右手持劍，左手執盾，似乎正在抵擋左右兩隻小船上持刀戟女子的進攻。武氏祠的第二件畫像石從內容情景到人物車騎都與第一件畫像石非常相似。

此外據邢義田先生考證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畫像石和臨沂吳白庄漢墓畫像石也存在類似性質的「血親復仇」圖像，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二

以往習慣將此類圖像歸為「水陸攻戰圖」，但是此類圖像最明顯的特點在於這類圖像分為兩層圖像，上層為陸上交戰，下層為大橋戰爭，分為橋上交戰和橋下水上交戰情形。上層是陸上步兵與車馬、騎兵之間衝突、廝殺、交戰頗為激烈，往往伴隨著飛鳥形象存在。需要說明的是，對於這層圖像的含義，有的學者解釋為「項羽問路」，或是無根之談。下層的「橋上戰鬥」圖像，圖像左側有些存在並列的馬車，馬車上側多有類似於「職官」的榜題，從圖像看車馬並未參戰。在車馬前有步兵列，步兵顯然遭到身著女性色彩的人襲擊，基本處於馬首前部，有人直立執刀、有人半蹲執鉤、有人執劍埋伏於左邊橋墩角。橋中央的主車中人是攻擊的主要對象，其馬明顯受到驚嚇，詔車的車身後傾。此類圖像中部多有（五）七位衣著（或髮髻）明顯為女子形象的人和過橋的隊伍在橋樑中部（或橋下）發生激戰，橋中央本來在詔車裡的人跌落橋下，並受到橋下舟中人夾擊。從畫像圖像或壁畫圖像看，這些「女兵」與騎兵接近成對分布；從橋樑中部來看，「女兵」在橋上佔優勢，位於橋樑中部馬車裡的人已跌落橋下，馬車上有一人或為侍衛執劍回首做反擊狀。在整個此類圖像中，我們似乎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群持短刀、勾鑲的「女子」勇敢地襲擊了車馬、騎兵，而這場交戰的中心在於橋樑中心的車馬。車馬里的主人公體形顯得比圖像中其他人物都要大，位於橋樑中下部，形象突出，雙手向上揮，裙角飛揚，衣服呈上飄動狀，可以看出他應該是車馬的主人公，也是攻擊的主要對象。橋下的場景是在其被襲擊後跌落於馬車，墜於河時，跌落者兩邊各有一隻小舟，舟上各有一人持鉤夾擊跌落者。

在漢代畫像石圖像中，還有一類水陸攻佔圖。這類圖像通常是橋左上邊有執刀、引弓的高鼻深目，頭戴尖帽男子，往右則在橋墩處與交戰方發生激戰，畫像中留存「胡王」、「胡將軍」等榜題。橋樑右上方往往布陳著前進的車馬戰卒，在隊伍前方是步兵排布，車馬尾隨其後，漢軍的步兵往往一手持盾一手持刀，而尾隨的騎兵則配長槍或弓箭，圖像右端上方也往往會有一兩隻飛鳥形象出現。此類型「水陸攻戰圖」最明顯的特點在於圖像左邊存在一方高鼻深目、頭戴尖帽引弓射擊的「胡人」，故也為學界習稱為「胡漢戰爭圖」，與前面我們所論述的「血親復仇」內容的圖像明顯不同。兩者都統稱為「水陸攻戰圖」明顯不妥。

三

對於武梁祠和曹操高陵出土的七女報仇類圖像以往習慣解釋為「水陸攻戰圖」，今天一般稱之為「七女為父復仇」圖。其中至關重要的便是畫像（或壁畫墓）上的榜題文字，對解釋畫面內容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上的墨書榜題多達226項，這些文字對每幅壁畫內容乃至具體細節都作了明確而詳細的注釋，為解讀這些壁畫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漢代墓葬壁畫或石刻畫像上配以榜題（或題記），估計是當時工匠們的一種習慣作法，或是一種流行的風氣。這種圖文並茂的好處是免除了對畫面內容的猜測和誤解，為有意為之，其性質類似於後世連環畫配以說明文字一樣，只是在漢代壁畫與石刻畫像上表現得更為簡潔而已。山東莒縣東莞畫像石上「七女」兩字，比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七女為父報仇」榜題更為省略，但畫面內容與情節二者都如出一轍，顯而易見表現的都是同一個故事。相同情節的圖畫故事在東漢武梁祠和曹操高陵畫像石也都如同一轍，後二者只是沒有榜題文字說明。因此劉雲濤最早根據山東莒縣東莞鎮出土的2號漢代畫像石右上角榜題『七女』，並結合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中「七女為父報仇」榜題，命名此類圖像為「七女為父復仇」圖。此結論也為大陸學者楊愛國和台灣學者邢義田進一步闡述和發展，從而揭示了一則消亡千年之久的血親復仇故事——七女為父復仇。

和林格爾壁畫墓榜題

「七女為父報仇」故事雖然史籍中缺乏詳載，一直難以斷定，但是從山東嘉祥武梁祠、莒縣畫像石、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畫像石、以及內蒙和林格爾壁畫墓的發現情況看，這個故事在漢代肯定曾經廣為流傳。羅哲文先生就認為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繪出了一幅榜題為`七女為父報仇』的畫面，木柱朱欄之下很明顯地標出了`渭水橋』三字，是知此畫為借渭水橋這一古代有名的長橋來表現`七女為父報仇』的主題。在橋上正中車騎之間還有`長安令』三字，更進一步明確地肯定了這座橋是漢長安的渭水橋。事實上我們考察整個畫面, 畫面也以河橋為中心來刻畫人物情節，由此可知河橋是「七女為父報仇」故事發生的特定環境。

有關秦漢之際在渭水上修橋的記錄，文獻記載大約從秦昭王時期就在都城咸陽以南的渭水上架築了長橋，連接渭河北岸的咸陽宮和渭河南岸的興樂宮，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又在此橋基礎上予以修繕、擴建。《三輔黃圖》記載：「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微宮，像帝居，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三輔黃圖》中所說的橫橋即秦漢之渭橋，因臨近漢長安城的橫門，後世注家多稱橫橋。七女復仇的對象在和林格爾壁畫墓中題榜為「長安令」，而曹操高陵畫像卻在橋下題榜為「咸陽令」。秦都咸陽，西漢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更名新城，七年(公元前200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改名渭城。即秦代時有「咸陽令」、「長安君」，而無「長安令」，相反西漢時更無「咸陽令」。此類畫像中無論是「咸陽令」，還是「長安令」，其車都處於渭橋中間，顯然都是畫像中主要的被攻擊對象。兩幅畫像雖然表現了同一內容，但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卻出現了明顯的差錯。分析出現這種差錯的箇中原因，或許正如徐龍國先生所言「東漢時期，人們對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已經比較模糊了」。魏晉之後，七女為父報仇故事最終徹底被人們遺忘也就在情理之中。

套用邢義田先生的原話敘述，「這個故事不見於所見的文獻，以收錄列女故事為對象的《列女傳》中也沒有」。關於「七女復仇」雖然《列女傳》等沒有記載，但是在早期文獻中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北魏酈道元《水經·沔水注》記述在陝西城固縣北有「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回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坑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墩。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堰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黃劍華先生認為文中提到的「七女冢」是座漢墓，墓主項伯便是和張良同時代的秦末漢初人物，即鴻門宴事件中幫助劉邦化險為夷的項伯。其實這樣附會是十分錯誤的，此項伯非彼項伯。《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兵敗該下，烏江自刎後，楚地都歸順了漢王，劉邦禮葬了項羽，對「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射陽侯項伯的封國位置在今江蘇寶應縣射陽湖鎮東部，並延續三代之後國除。

《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在孝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項伯去世，他的後代項睢有罪，不能繼承爵位，封國滅亡，他的封地歸入西漢朝廷。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封國今江蘇寶應縣的謝陽侯項伯在有後代繼位的情況下，會成為無子只有七位女兒，並葬身於幾千里之外偏僻之地——陝南城固的項伯。於情於理，都說不通。事實上，《水經注》文中的「疑是」為相傳之義，意思是說世人相傳漢代項伯死後，他的七個女兒為其取土築墳造冢，故名七女冢，但此項伯肯定不是射陽侯項伯，不過是一位同名的項伯而與。因此「七女為父報仇」故事實為一則遺失千年的「血親復仇」故事，恰逢盛世，藉助考古工作者讓其得於「重見天日」。

四

這則發生在古代長安渭水橋畔的「七女為父報仇」故事，從考古所發現的地域分分布情況看，在漢代可能主要流行於北方地區，特別是為講究忠孝和民風強悍的齊魯幽燕之地所推崇。事實上，漢代今文經學派提倡以孝悌為本，提倡「復仇」思想，尤其對血親復仇給予充分的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先秦文獻中，與仇人不共戴天的觀念也較為多見，如《孟子·盡心下》「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也。」《禮記·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周禮·地官·調人》「父之仇，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仇人戴天，必殺之乃止。」《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日『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由此觀之，我們便可知道當時儒者是如何提倡復仇，尤其血親復仇的，《史記》、《漢書》不少相關事例的記載，東漢諸儒生集體為因復仇殺人的趙娥請命一事則為最有名的事例。這些情況都是「七女為父報仇」故事流行的原因。隨著魏晉之後，國家層面不再提倡「冤冤相報」復仇行為，甚至對惡性的「血親復仇」行為進行懲罰，漢代流行的七女為父報仇的故事逐漸消失，淡忘於人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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