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全面戰爭的戰力解析（下）

原標題：中日全面戰爭的戰力解析（下）

戰略上由中國主導全局

而在中國方面，若是從戰略準備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願因為盧溝橋事變的衝突，而提前展開與日本的歷史決戰，但是在政治與民心而言，盧溝橋事變一旦被日本擴大為華北事變之後，就已經突破了中國抗日最後關頭的底線，迫使中國不得不就此進行全面抗戰了。

蔣介石武大視察武漢會戰部隊

蔣介石深知中日之戰，原本是全球大戰的一部分，中國此時與日本作戰，成為日蘇與日美之間的戰爭的序戰，所以擬定了非常悲壯的長期抗戰方針，準備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戰略，這個空間就是中國人的領土與生命，這個時間就是世界大戰的來臨。中國在作出重大犧牲之後，將會成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戰而洗雪百年國恥，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成為對全球最有貢獻的國家之一。

但是這種戰而不決，與敗而不降的戰略運用，必然是經歷率戰屢敗的重大的損失，以及嚴重的失敗與挫折。中國既不能在戰鬥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又不能以完全犧牲的悲壯方式，在戰場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應付不斷的失敗，仍設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繼續在一連串失敗中苦撐下去。要想堅持去執行這種屢敗屢戰的戰略，可以說是對中國領袖之領導能力，以及民族決心最大的考驗了。

當時在中國的各路諸侯與人民，尚未對蔣介石領導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蔣必須先硬碰硬地與日決戰，以重大的犧牲，打出民心士氣的支持，然後在不斷地迴避決戰，讓日軍逐漸陷入中國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等到國際社會的大環境發生變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後目標，不僅是中國，而是全世界，那麼中國就可以與全球反法西斯的國家聯合，對日本進行反攻了。

中日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中，在戰場上，日本幾乎是佔到戰術的絕對優勢，在大多數的戰鬥之中，日軍都能以寡擊眾、發揮凌厲的攻勢，因為日軍不但擁有素質佳與火力強的陸軍部隊，並且有海空軍絕對優勢武器的支持（這是人類戰爭史上，首次大規模協同多軍種與武器的立體作戰），日軍還隨時會使用國際社會禁止的化學武器攻擊華軍。同時以戰場作戰的表現而言，日軍是相當的勇敢與殘忍，不過相對地也呆板與缺乏變化，日軍在居於優勢與陷入絕望中玉碎般的表現，經常有超水準的演出。

蔣介石發表抗日演說

雖然日本擁有戰術的絕對優勢，但是在戰略的層面，確是中國在主導全局，日本只是不斷在被迫跟進。由於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抗日的民族主義精神，華軍可以做到雖然不斷失敗，但是仍然不屈不撓的抵抗下去。結果造成日本欲進卻無法最終消滅中國的抵抗力量與意志，欲退又無法從中國戰場的空間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國的戰略泥沼之中，與面臨國力耗竭的危機，因此最終被迫孤注一擲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而導致它最後戰敗亡國的下場。

中、日領導層面的評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帥」的日本最高軍政領導人，但是實際上，政府的大政方針，卻是由有如「走馬燈式」的不同軍政勢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擁有近乎神格的地位與權威，皇軍所有一切的作戰意志，都是以效忠這位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為中心的。

不過裕仁並沒有真正指導國家與指揮軍隊雄才大略的天賦與能力（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揮與掌控戰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動的處理來自軍部、政府與元老、皇族之間的妥協意見，雖然裕仁對於軍部，特別是少壯派軍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為，也感到震驚與不滿，但是基本上，在整個中日戰爭之中，裕仁曾經是相當熱心支持日軍侵略與擴張的政策。

裕仁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對於日軍不斷侵略中國的輝煌戰績，表現出相當的興奮與關心，他對於日本整個侵略決策的過程，並非是處在不知情或是無可奈何的狀態，而是相當積極主動參與決策，偶爾也會有作戰的重點提示。只是作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動提出政策方針，多半是接納下屬的共同意見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戰略演變，基本上是操縱在擴大派的軍官手中，他們的侵略，煽動了日本的民氣，可是他們始終被自己的短視眼光（「見木不見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國所設計之戰略格局發展所左右。這是日本三千年歷史中唯一一次的對外大擴張，竟然沒有真正的遠大方略，也沒有真正的強勢領導核心，所有涉及和、戰的根本大政方針，都在激進與猶豫交替的狀況下，作出無遠略、無持續性的抉擇，最後當然只有落得慘敗的下場了。

而在中國方面，當時整個的國家與社會，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落後狀態，並無一套支持現代化戰爭運作的制度存在，來完成這個全民族歷史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中國從大本營的指揮系統，到補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剛在草創與適應的階段，更別提支持戰爭最為重要的工業與軍需生產力的落後了。

不過在領導的運作上，中國卻有蔣介石作為抗日的領導中心與權威。因為縱使到了全面抗戰的時刻，中國所有的軍政力量，仍然沒有達到真正的統一，也沒有妥善劃一的制度，只有蔣介石成為團結抗日運作的中心，協調一切內外的勢力，制定各種應對的策略，可以說他也是邊學邊用邊調整。因此在分析中國抗戰史之時，就很難以一般的方法來看這場跨越時代的中日歷史決戰，本質上，日本是站在已經現代化社會的階段，但是中國才剛剛準備開始現代化而已，兩個對決的國家，完全處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之下。

蔣介石領導中國的抗戰，是要面臨比軍事戰鬥還要複雜的各種歷史與制度問題，雖然蔣介石的最為重要職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職責，並非是軍事上的指揮工作，而是綜合一切的力量，進行對日的抗戰，蔣介石一度身兼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農民銀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學校長。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與軍事制度，蔣介石所統率的是一隻還在發展與適應中的拼裝部隊，這支在觀念上，屬於幾個時代混雜的部隊，沒有共同的後勤系統與互通的訓練基楚，各個部隊的領導人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與不同的動機，他們還無法建立真正互信與一致的指揮系統，而後勤補給又是如此的不足與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調節運作。從蔣介石對前線部隊所下達「命令」的形式與內容來看，除了是對中央軍（因為都是他的軍校學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議」與「情商」的內容與語氣，而命令的結果，對於雄霸一方的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參考辦理」而已。

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與日軍對抗時，一些指揮與戰略布局的錯誤，他最大的失誤，應該是來自無法應付盟國的壓力，而非敵人日本的攻擊。從盟國要求組織中國戰區開始，蔣介石就陷在一連串決策錯誤的危機之中，「盟國」蘇聯硬是切斷援助中國的通路，英國又一再地延後打通緬甸的通路，造成中國根本無法得到盟國的援助，而面對戰力全面耗竭的危機。

加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對於中國整個抗日戰力的破壞，簡直比任何對華作戰的日軍指揮官還要嚴重。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惡意中傷，造成盟國低估中國的戰略地位，減少對中國戰區急需之戰力的援助，史氏又積極經營、擴大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後來更造成中日最後決戰時（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作戰資源之嚴重誤置，結果是中國幾乎全面的慘敗，盟國也就順理成章的陰謀出賣了中國應有的權益。

在這場歷史決戰之中，日本的戰略指導原則，從速戰速決，演變為以戰養戰，最後企圖以擊敗中國作為決戰的籌碼，當然都有其設想的觀點，但是日本自始至終所犯的錯誤是，過度地低估中國抗日的決心與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項戰略實施之時，都沒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時還要留一手以防美蘇的插手，結果日軍每次的戰略行動，也就都沒有達成其原先的設想。反觀中國方面的戰略布局，從血戰犧牲以建立抗日決心，從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堅忍，從委曲求全爭取盟國的合作，前兩個掌握得相當適當，只有最後一項是錯估了盟國的立場，因此使得中國對日抗戰，最後落得一個被盟國出賣的「慘勝」下場。

平心而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在正面的戰場作戰中，除了少數幾場的防禦作戰的勝利之外（但是有幾場勝利對整個中日戰爭卻產生了戰略關鍵性的影響），中國幾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說是屢敗屢戰（當然也是屢戰屢敗），但是中國能夠在經歷近乎全敗的挫折之下，仍然堅持地打下去，這種民族的毅力，可以說是曠古罕見的；而日軍雖然多數都能取得戰場的勝利，但是卻一直拿不出全力結束中國作戰的決斷，在和、戰之間，徘徊掙扎，最終將戰力消耗殆盡，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沒有成為決定歷史的大國格局。而就戰略的層次而論，則是中國的持久戰略取得全盤的優勢，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一直被中國拖著而成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

歷史上戰爭勝敗的主導關鍵，是在於政略與戰略的高下。只有在戰略上，能夠主動與支配整個戰局，才會導致最終的戰爭勝利，而在戰場上的一些勝負表現，實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國是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但是中國一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中國也決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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