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偽造一份古代的聖旨，沒點專業知識是不行的

去年這個時候，即2017年2月，媒體報道了一條新聞，說紹興諸暨草塔鎮某自然村發現了一道唐代的聖旨。當地有個小地名郭家，家家戶戶都姓郭，當地人自稱是唐代名將郭子儀的後代，而發現的那道聖旨，「根據現存文字大致可以確認」，「為唐代宗李豫於廣德三年（公元765年）頒發給時任河中節度使郭子儀」，以表彰「郭子儀平定叛亂、才能超眾、政績卓著」。報道便稱，這份聖旨的發現，「為研究唐代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史據」。（引號內文字均引用自媒體報道）

然而，看過新聞報道與照片的網友，很快便發現，紹興草塔鎮那道所謂的「唐代聖旨」存在太多疑點，基本可以判定為偽造。

第一，據報道與圖片，草塔鎮「唐代聖旨」頒發時間為唐廣德三年。然而，「廣德」作為唐代宗的年號，只使用了兩年，也就是說，歷史上只有廣德元年、廣德二年，不可能有「廣德三年」。

第二，「聖旨」的落款為「左丞相李光弼」。但李光弼已於廣德二年逝世，他不可能死後簽發這道聖旨。

第三，唐代宗時期的宰相，也不是叫做「丞相」。李光弼生前亦未擔任過丞相。

第四，草塔鎮「唐代聖旨」的格式也不合唐朝詔書形式。

首先、這份聖旨以「奉天承運，皇帝制寶」一語開頭，但是「奉天承運」作為聖旨用語，始見於朱元璋。唐朝人的聖旨是不可能這麼寫的。

其次、這份聖旨的落款只有「左右丞相」，而唐宋時期的聖旨，由於要走繁複的程序，相關負責人都要簽名，因此聖旨的落款處必有一長串簽名。到了明清時期，長串簽名便不見了。

我寫這篇小文的本意，並不是要證明草塔鎮「唐代聖旨」為偽造，而是想說，聖旨格式的改變，其實反映了唐宋制度與明清制度的巨大差異。

1、唐宋的誥命，起首通常是一個「敕」字，或者是「門下」二字；而明清時期的誥命，往往以「奉天承運皇帝詔（制）曰」開頭。這說明什麼？說明唐宋時期的詔敕，例出自政府（「門下」代表宰相機構，「敕」字亦為宰相所畫），是宰相領導的政府在行使執政權；而明清時期的聖旨，例出自內廷，是「奉天承運」的皇帝直接行使權力。那麼，君主行權與宰相行權有什麼差別嗎？有。第一，君主世襲，未必皆賢，而宰相可選賢與能；第二，宰相行權，若出差錯，可以問責，而君主若出差錯，無法負責任。

2、唐宋誥命的誥詞之後，有一大串簽名：提出詞頭的宰相、起草的中書舍人、「書行」的中書舍人，「書讀」的給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誥命上，這一大串署名是沒有的，誥詞之後就是皇帝的鈐印「制誥之寶」。這又說明了什麼？說明唐宋詔敕的出台，需要經過層層審議的程序，每一個簽名的官員都對詔敕負責；而明清誥命的出爐，儘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應給誥敕官員，具本奏聞，仍具印信手本、開寫合授散官並年籍腳色，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寶司，於御前用寶訖，具奏御前頒給」，但這裡除了具奏皇帝，其餘的都僅僅是技術性程序，而不是政治性程序。宋人制詔過程中的繁複審議程序，在明清時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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