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十大考古發現

文史 02-23

原標題：2006年十大考古發現

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0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8日在京揭曉。此次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分別是：雲南富源大河舊石器洞穴遺址、廣東深圳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靈寶西坡新石器時代大型墓地、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甘肅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安徽六安雙墩墓地、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址。

1、雲南富源大河舊石器洞穴遺址

時代：舊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富源縣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吉學平

簡介：

該遺址位於雲南東部富源縣大河鄉茨托村海拔1743米的癩石山上,是個總長約35米的洞穴。2006年的發掘採用國際上通行的舊石器考古發掘方法,共獲得石製品1400餘件,動物化石150餘件,人牙化化石1枚。該遺址遺迹現象非常豐富,有人工墊石地面、火塘等。該遺址發現的人工墊石地面為西南地區首次發現。該遺址發現的石製品既有本地區文化的傳統特點,又有典型的歐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婁哇技術特點,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國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現。

大河遺址文化層的年代為4.4萬年至3.6萬年,它的發現表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發生於中國南方的時間早於中國北方。這或許意味著不同的交流路線。

該遺址的各種跡象比較全面，既有人工遺迹，也發現石器有新的特點，加上有人牙，在發掘過程中還十分注意保護。

2、廣東深圳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深圳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李海榮

簡介：

該遺址是一處典型的沙丘遺址。出土的遺存有新石器時代和商時期的,其中新石器時代的遺存最為重要。根據碳十四測定的數據,該遺址應距今7000―6000年。對它的考古研究,為珠江三角洲地區距今6000年前後至近7000年間考古學文化的分期、斷代樹立了一個重要的標尺。另外,距今7000年的遺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現的、有準確測年的人類最早的遺物,這些遺物為探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古文化之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發掘表明該遺址是當時規格很高的對周圍遺址有較強輻射力或者控制力的一個中心性聚落遺址,也是目前惟一一處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面貌的典型遺址。可以說咸頭嶺遺址是一把鑰匙,它是深入認識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的關鍵之一,通過對該遺址的深入研究,有望為解決一些久而未決的嶺南史前考古問題提供重要的線索。

其一，這個遺址在發掘中總結出來的一套沙丘遺址的發掘技術程序，比較好地解決了沙丘遺址固沙的難題，對今後沙丘遺址發掘水平的提高有借鑒作用；其二，它是推進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時代研究的重要發現。

3、河南靈寶西坡新石器時代大型墓地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考古所、靈寶市文管所

發掘領隊：陳星燦

簡介：

河南靈寶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帶,目前已發現的該時期大型遺址多集中在靈寶境內。為對仰韶文化中期的社會、經濟形態有更深入的認識,2000年至2006年,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6次主動科學發掘和系統鑽探,發掘面積累計5000餘平方米,歷年發掘均有重要發現。這些發現,極大深化了學術界對仰韶文化中期社會複雜狀況的認識。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築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構成了該時期複雜社會的顯著特點。這些與中國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區迥異的特點,可能對中原地區的文明進程、對中國第一個王朝最終在中原的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

1958年曾發現過一個這樣的墓葬，但之後就再沒發現。這次考古的重要意義是:發現的是一個墓地,進一步證實了我們過去的推斷――這是一個史前時代的重要變革時期。

4、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晚期

發掘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佛山市高明區博物館

發掘領隊：崔勇

簡介：

為了加強廣明高速公路建設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去年9月起，對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經過近4個月的發掘，不但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還發現了包括稻穀等大量的植物遺存，填補了廣東史前考古的多項空白，取得重要收穫。

古椰遺址東距西江約1.8公里，其東北部為南蓬山，西南部為聖堂山。西江支流高明河（滄江）經遺址南面流過。本次發掘區域分別為崗頂、緩坡、坡腳和農田，獲取的信息內容也有區別。崗頂區發現柱洞、灰坑等遺迹單位89個。緩坡區文化堆積已被大量的近現代墓葬破壞殆盡。坡腳區堆積最厚的分8層，發現了一處早期的活動面和一處唐代的路面。

水田區是本次發掘的重點，海拔高度低於2.5米。文化堆積分7層，1層為現代表土層。2層為唐代文化層。3層為早商時期文化層。4層以貝殼堆積為主，文化遺物稀少。5層為黑灰色土，含大量貝殼，出土大量果核、木塊、竹片、動物碎骨等。陶器分泥質和夾砂。泥質陶較多，陶色為外表黑褐，內壁紅褐，亦有少量橙黃色等。紋飾以繩紋為主，少量刻划水波紋、旋紋、半圓圜紋等。器形主要有釜、圈足盤、小口直領罐等。木質遺物有碎木屑、木條、樹枝等，有的木條有加工痕迹。竹片保存較好。動物骨骼主要為魚、鱉，亦有少量豬、鹿等。6層為黑褐色黏土，含大量腐殖物和小貝殼、小石螺等。貝殼直徑1—3厘米，分離出土大量腐殖物碎屑、陶片、碎骨和保存較好的樹葉。最重要的是出土了20多粒稻穀。陶器以夾砂繩紋陶為主，灰或灰白泥質陶的比例增加，器型有釜和泥質圈足盤等。7層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木塊、樹枝條和少量陶片、果核、碎骨等。3—7層的陶器具有明顯差別，表明本遺址的文化遺存具有分期的可能。

出土遺物分為人工製品和動、植物遺存。人工製品有陶、石、木、骨器等。其中以陶器為主，陶器中多為夾砂陶，以釜為主。泥質陶主要是圈足盤、缽等。文化遺存分4個階段，分別與水田區的第3、5、6和7層相對應。第一階段的陶器均出自水田區的7層，可復原的陶器為陶釜和帶腰沿的陶缽等。陶釜為夾砂陶，敞口，球腹，頸腹結合處有一周明顯的抹痕，腹部施垂直或左上至右下的繩紋和橫向的弦紋或右上至左下的篦劃紋，這些特點非常明顯，在本遺址陶器上貫徹始終。陶缽為泥質陶，斂口，圜平底，腹部外側有一周較寬的腰沿，內部施醬紅色陶衣（彩）。圈足盤個體較大，足較高，上敞下斂呈盤口狀，飾2層弦紋、豎向刻劃紋和指甲紋等。第二階段為水田區的6層，器型有罐、釜、缽、缽形釜、圈足盤等。其中罐的變化不明顯，但器型較第一階段豐富，圈足盤內壁多見放射狀的刮彩，圈足也多有鏤孔。第三階段為水田5層和坡腳區的8層，可復原器物2件，最突出的特點是開始出一定數量的盤口器，同時也出鏤孔圈足盤，但數量很少。第四階段以3—4層和山崗坡腳區的6—7層為代表，陶器的器類趨於簡單化，主要以夾砂的盤口釜、罐類為主少見其他器型，但第四階段出較多的石器，與前3期有較大的區別。另外，人工製品中首次發現一定數量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木質工具。

動、植物遺存主要出自水田區的6層。植物遺存為各種植物種子和稻穀，包括果核和堅果等，目前經初步統計，已經甄別出大於0.5厘米的植物種子20種以上，如橄欖、南酸棗、楝果和冬瓜子等。稻穀的個體超過20粒，大多沒有炭化。動物有淡水龜、鱉類和硬骨魚類，其中鯰魚科和鱸魚科等少量種屬可辨。陸生動物有野豬、鹿、牛、狗和亞洲象等。

古椰貝丘遺址的主要收穫：第一、古椰位於三水盆地的邊緣，地理位置獨特。根據堆積層位及包含物特徵，古椰貝丘遺址的遺存可分為早晚銜接、連續發展的4個階段，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學編年體系的空白，是一個新的考古學類型，對於探討西江、北江、東江古文化遺存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完善本地區古文化譜系有重要意義。第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史前遺址中首次發現了稻穀，為研究本地區和嶺南稻作農業起源提供了新資料。第三、大量的動植物遺存的出土，為嶺南首次發現，為揭示珠江三角洲乃至嶺南地區食物的來源、結構，經濟的多樣性和古生態環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貝丘遺址以前也有發現，但這次發掘並未局限於貝類，特別是採集到其他諸多動物、植物考古學的材料，在貝丘的類型上有了新的發現。

5、山西柳林高紅商代遺址

時代：商代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市文物局、柳林縣文管所

發掘領隊：馬昇

簡介：

該遺址在高紅村南的一座山樑上，這座山樑被東西橫貫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環繞，北鄰307國道。整個山樑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東、南部坡度較緩，西、北部陡峭。從上至下均發現有陶片。離河岸不遠有戰國、漢代陶片和灰坑一類的遺迹;在高處的緩坡上採集到的陶片屬商晚期。山樑頂部較平緩，當地人稱柿棗垣。垣上地勢西高東低，西部平坦;東部是漫坡地。據研究，晉西北、陝北高原一帶在商晚期可能為某政治集團的活動範圍。高紅遺址可能是該集團的權力中心所在。

張忠培點評: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過去零星的發現屬於哪種文化，確認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發現的遺址具有宮殿規模，這就增加了這種文化的內涵，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這種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水準，已有了政權建設。這個發掘推進了這類遺存的進一步研究，使我們認識到當時商代的北面有一個強大的文化。

另外，遺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築群表明這曾是宮殿，這非集團的力量不能做到，說明這裡曾是一處政治集團的活動中心。這處遺址的發掘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呂梁地區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長期以來，在呂梁山區屢屢發現有著相似文化特徵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出土地點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沒有發現與之相應的遺址。高紅商代基址的發現無疑為呂梁山區的一些晚商青銅器找到了歸屬。

6、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

時代：西周

發掘單位：福建博物院福建省閩越王城博物館

發掘領隊：楊琮

簡介：

我國先秦土墩墓被認為是吳越文化的特徵之一，福建地區此前從未發現過土墩墓。此次對浦城縣仙陽鎮管九村土墩墓進行的考古發掘，填補了這一空白。共發現土墩墓30多座，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銅器、玉器等共計200多件。墓葬中出土的72件青銅器，器形有劍、戈、矛、箭鏃、刮刀、錛、尊、盤、杯等，這是福建地區一次性出土青銅器最多的考古發現。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銅劍，在全國首屈一指。

此次蒲城縣管九村發現的30餘座土墩墓，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相對完整的黑衣陶、(原始)青瓷器、印紋硬陶器組合，也是福建省一次性發現數量最多的青瓷器組群。此外，出土的眾多越式青銅器，特別是兵器的形制對先秦時期越族青銅文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也對福建地區先秦時期社會歷史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夏商時期的黑衣陶為主的土墩墓則對南方土墩墓起源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填補了這一個領域的空白。這批夏商、西周至春秋的土墩墓以平地掩埋發展至淺坑並向深坑過渡，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這兩個歷史階段土墩墓發展演變的脈絡，對研究土墩墓的發展演變有著重要意義。

不僅如此，這批墓葬的年代跨度從夏商、西周至春秋時期，C14測年在距今4500-2500年間，其中的西周至春秋的墓葬居多，因此填補了福建地區考古學時代序列中夏商周時期的缺環，學術意義極為重要。

土墩墓過去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的浙江、蘇南、皖南地區，現在福建也發現了土墩墓，且年代比以前發現的那些還要早。出土了銅器和原始的瓷器，表明這是南方少數民族百越的一支的貴族墓地。

7、甘肅張家川戰國墓地

時代：戰國

發掘單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

發掘領隊：王輝

簡介：

該墓地是搶救性發掘，清理被盜墓葬三座，出土金、銀、銅、鐵、陶、骨以及瑪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餘件。

三座墓葬的結構形式新而獨特，墓道、車坑、墓室為一體，台階式墓道，下接車坑，車坑側面(北)開偏洞作為墓室。墓道中各發現隨葬車4乘、墓室各一乘，車乘裝潢極度豪華。這類車乘在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實屬罕見。

墓室內的車用金、銀、銅箔製成的各類動物飾片對車箱、側板進行裝飾，用金、銀箔製成的各類牌飾對車輪各部位進行全面裝飾，使其在外部看不到有木製痕迹。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錯金、銀、鐵制車構件和金、銀、銅車飾品，以幾何圖案和動物為主。一件青銅繭形壺底部有陽鑄銘文「鞅」，帶有典型的秦文化特徵;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金、銀、銅飾品如:虎、大角羊等、有著明顯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徵;出土的海藍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著濃厚的西域文化特點;出土的鏟足鬲和陶器，又有著強烈的戎人文化風格。

從墓葬的型制、出土器物及裝飾極盡華麗、規格甚高的隨葬車乘分析，這批墓葬應是一支戎人首領的墓地。初步推斷這批墓葬的年代為戰國中晚期。

墓葬出土的一批尚不知金屬成份的動物飾件、俑、車構件等，為我國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這是一座反映戰國時期西戎首領的墓葬。該地區曾出土過一些金銀片，但一直以為是傢具上的飾品，直到此次出土隨葬車才知這些金銀片是裝飾車乘的。這個墓地還出土了一個小玻璃杯，它是西亞的，這證明，此地在那時已與西亞地區有聯繫。　

8、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

時代：周代

發掘單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國家博物館、西北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發掘領隊：趙化成

簡介：

該遺址位於禮縣縣城以東13公里處的西漢水北岸。20世紀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盜掘，大批珍貴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調查、鑽探面積達150萬平方米，發掘面積3000多平方米。通過調查與鑽探，發現城址一座，夯土建築基址26處、中小型墓葬400餘座以及較豐富的文化層堆積。發掘大型建築基址一處(21號建築基址)，中小型墓葬9座，祭祀遺迹一處。祭祀遺迹位於被盜秦公大墓的西南部，相距約20餘米，包括大型「樂器坑」一座、人祭坑4座。特別是大型「樂器坑」的發現對於被盜秦公大墓墓主的確認以及早期秦人的禮樂制度、祭祀制度、銅器鑄造工藝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材料。

祭祀坑中出土的編鐘在考古上有重要意義。歷史上周圍就曾有類似編鐘出土,但一直未找到出處。該遺址的發掘解決了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

9、安徽六安雙墩墓地

時代：漢代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楊立新

簡介：

該墓位於六安市金安區三十鋪鎮雙墩行政村長崗自然村境內，為一南北並列雙冢墓。墓室形製為「黃腸題湊」木結構，保存完整。墓葬周圍還發現清理了3座陪葬墓、1座車馬坑和2座陪葬坑。雙墩一號漢墓主墓室和車馬坑雖在唐代被盜，仍出土漆木器、銅器、玉器、金箔、銀箔、兵器、車馬器、封泥和植物種子、果實等隨葬品500餘件。經調查，在雙墩漢墓周圍南北長約5公里、東西寬約3公里的範圍內，現存有大小墓葬30多座，其中包括雙墩在內的南北並列巨型雙冢墓計有4處，這些墓葬封土保存完好，俗稱「八大墩」。

雙墩一號漢墓和六安國王陵區的發現，揭開了西漢六安國的神秘面紗，對研究六安國歷史、漢代諸侯王陵制度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

據《史記》等記載，六安西漢時為六安國封地，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封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共王)，歷夷王祿、繆王定、頃王光、育共五代，王莽時絕。一號墓出土有「六安飤丞」的封泥和鑄有「共府」銘文的銅壺，與六安國有關歷史記載相吻合，墓主疑為共王劉慶，二號墓為王后墓。以雙墩為中心的古墓群大致屬於西漢六安國王陵區，其他3處並列雙冢墓應是六安國另外三代王的王陵。

這是漢代六安王的墓地,曾在古代被盜, 但其「黃腸題湊」的墓室結構仍非常清楚。這片墓地範圍很大，整體保護價值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