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 1967 年生人的優裕生活，他趕上了好時候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並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並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採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梁銘在浙江台州出生長大 pic/wiki

梁銘有相當順利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從小不知道什麼叫憂傷，沒有什麼好憂傷的。」

他 1967 年出生在浙江台州，在人生的前 30 年都樂於稱自己為「文藝青年」——而且是衣食無憂的文藝青年。順利之處體現為：稍一努力就考上了大學，又趕上了國家分配工作和福利分房，雖然覺得工作無聊，卻有大把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組過樂隊、闖過深圳、創的業頗為賺錢，並且到今天依然衣食無憂。

從這個角度看，房子自然不會成為梁銘會操心的事。

至於文藝，他其實保留至今，比如聲稱自己最喜歡的歌手是今年獲格萊美獎最佳流行歌手的Ed Sheeran。再早一些創業的時候，他和太太海樺租住在浙江農大一幢 20 平米的閣樓里，他們在牆上釘滿了藍白條，灰白條的麻布，如同一個野外帳篷，他們喜歡並排躺在閣樓里的斜屋頂下，讓陽光照進來，這是他們想像的「巴黎生活」。後來也買過大房子，買的方式很簡單，「那時海樺懷孕了，她希望住的地方比較大，家裡人都住在一起，可以打籃球可以睡覺，像 loft 一樣，是夢想中的樣子。我們畫了一張圖，算了一下大概得 700 到一千方平米。」

梁銘如今的頭銜是海明控股集團的總裁，旗下擁有 6 個服裝品牌和一個 2000 畝的農場。他的成功得益於他恰好在市場空白處創了業：在 90 年代中期創立了有別於當時流行風格的服裝品牌，並且趕上了實體店消費的黃金時代。除了有了女兒之後出於食品安全考慮而設立的農場，梁銘的公司幾乎沒有做過服裝業之外的拓展。沒有犯錯，可能是財富的重要保障因素之一。

他們夫婦本來要丁克，不過女兒出生之後，理所應當地承擔了所有父母都會產生的焦慮感。他信任西式教育的管理方式，於是在女兒 5 歲時從杭州搬到上海，現在住在上海西郊賓館內的一幢雙層別墅里。這裡歷來是上海接待全球政要的地方。

梁銘的女兒今年 10 歲，未來梁銘計劃送女兒到美國念大學，自己也計劃隨女兒一起到美國求學。

以下是梁銘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海邊的老宅

以前我爺爺有船，是運輸的大船，遠海的，這個船可以從上海開到福建，「義遠」是我們家的字型大小，「公義之路可以長遠」，義遠號，還有一艘叫「春和」，這兩艘船對開，一邊把上海東西拿過去，一邊拿過來，做貿易，當時我們家比較富裕。

我以前住的老宅就在碼頭邊，房子是爺爺造的，我出生那會兒還能看到海。我到現在還記得船上的漁夫，當地海島的漁民都停在我們家門口，到我們家做客，寄存東西，我就去接待他們。海島人來了還會買雞放我們這裡，我和堂弟就偷偷把雞扔到壩下，海底去了，後來還被發現了。老宅門口還有鰷魚、蟹，我們就抓蟹抓跳跳魚，等他們慢慢變干。

金清港是一個入海口，金清港就是我們家門口，我們以前的房子前面有一個樹墩，用來系船，南街整一條街的房子都是我們家的。我爺爺做貨運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剛解放，這兩艘船都拿去徵用了。我爺爺這麼多房子都分出去了，就送啊，我們家有土地有商業，最後我們家房子一點點的沒了。

只剩下這個老宅，老宅的房子有前後院，中間有個類似天井的，那時候沒有飲用水，天上落下來的水，我們叫天落水。房頂下有一個大杠，用瓦接起來，漏幾大缸，這個水就是拿來飲用的。

老宅有兩層樓，那時候兩層房子是很好的，地以前是泥的，慢慢變成木板，後來變成石板。

以前那個房子在台州海邊，每一年都有颱風。颱風來了以後因為是木頭房，那個天窗會飛走瓦片，風大還會把整個推到，我們就會抱在一起，拿被子擋著，搖晃得很厲害。

接著天露水的老宅

我爺爺有兩個兒子，我爸爸和我大伯，還有三個女兒，每個人都住在老宅里。到我這輩就慢慢變遷了，這個港也變成大馬路了，港口往海邊移了。我在老宅住到七八歲，然後就分一戶一戶，獨立成家，房子變窄變小了，也在原地上新蓋了水泥房。

我讀書一直很差，高二突然會讀書了，就轉學到黃岩縣政府讀高中了，黃岩中學當時是重點中學。過去以後我在課上跟同桌打架，我當時比較皮，要麼坐第一排要麼最後一排，姓梁的一個化學老師老師很不錯，他用了很好的方法，他在課上說全班我比較聰明，花點精力肯定很好，就鼓勵我，第二天就任命我為化學課代表。這個老師對我影響很大很大，我當時花了一個禮拜時間，把化學書全看一遍，期中考試就考了全校第一。

在我們那個地方考上大學就像中狀元一樣，我們中學有好幾百人，一次考上一個就很了不起了。初中一年級，我們英語老師就換了三個，因為懂英語的不多。我高二轉學到黃岩中學前，中文都是用土話教，《荷塘月色》我們也用土話背，我的普通話還是到了大學才學會。

學習上，我的父母沒有給我任何壓力，爸媽總覺得自己兒子是最好的，他們都是表揚我。不會讀書沒有關係，因為我們家也沒有人考上大學。

所以我一直很快樂，從小不知道什麼叫憂傷，因為沒有什麼好憂傷的。

小時候我很喜歡種花種草，我七歲的時候去海島，看到了水仙花，我就挖了兩麻袋水仙花，把它運到黃岩新華書店門口，新華書店門口就是花市。有兩個老的走資派，一個從北京，一個從上海來的知識分子，都是被打倒的。他們在黃岩租了很多院子，繁殖培育花賣。他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頭，我七歲就跟他們在一起。

我在一個老頭那裡賣完了我的水仙花，周末我幫他賣花，他在前面踩三輪車，我在後面推。賣了花以後他會給我很多花，我們家整個院子的花都是我種的。我跟這個老頭是忘年交，印象特別深，年糕你知道吧？用手工做的，蒸好以後切一塊，裡面放豆腐乾、肉、豆芽菜，一捏，啪一粘兩對澆點熱湯，我們一人一個。

很多植物我天生都知道什麼科，現在我到某一個地方，我第一時間就是趴在地上看一看，嘗一嘗，吃一吃，基本上都蠻準的。我很喜歡種花種草，所以當時上大學我也想要考園藝系。結果那時候大學還沒考就讓你寫志願，我寫了浙江農業大學園藝系，結果陰差陽錯被農業工程系錄取了，就是農產品加工，工程機械方面的，我一點也不喜歡。

所以我進了大學以後就去組樂隊，搞音樂去了。我 85 年開始上大學，到 92 年，我都一直在樂隊里打架子鼓。我們樂隊在學校和社會上都有演出，每個晚上我們都去交誼舞廳演奏，那時候沒有酒吧，交誼舞特別時髦，特別新奇。一般什麼團支，每個公司單位，都有這種一年要組織幾場團的活動，基本上都會請我們去演奏舞曲，就兩類曲目，一類是台灣的瓊瑤系列，比如說在水一方，還有一類就是我接觸到的西方音樂，比如披頭士。

我的架子鼓其實是組樂隊之後開始學的，打鼓對我來說不難，因為我天生節奏感比較好，還當了學校的文藝部長。這可能跟我爸媽有關，我爸媽都是地方的文藝工作者，我爸爸是打鼓板，小小的但很響，小時候爸爸媽媽文工團演出的時候，我就會跟著打節奏。

我不想「捧個茶，一張報紙坐一天」

我們那時候讀大學，空的很，沒有任何壓力，包分配，都是公務員。那時候一畢業就是幹部，你是學生幹部還有好的單位分配。

我 1989 年大學畢業，分到杭州市農業局下面的農業機械培訓中心做講師。當時單位總共就造了幾個房子，已經分光了，分光了以後沒地方住，我住哪裡呢？

農機培訓學校有個大倉庫房，很大很豪華，兩個門可以推進去。這個房子太大，漏風。有一年特別冷，我搪瓷碗里的水，放在房間里都結冰了，好冷，因為通風，我就偷偷的用電爐烘這個房子，因為不用算電費。大概過了一兩年後，有個老書記要搬走了就把他的房子分給我了，因為他不能佔兩套。分的房子有 60 平方，兩個樓梯上去，兩個單元，四戶，下面還配一個自行車庫，一樓有個小的車庫房。

我當時在農業培訓中心，一年就上一堂課。實在沒事幹，我很難受，比較彷徨，不知道未來自己能做什麼，老是靠樂隊也不是長久之計，那還是年輕人玩的。上班的地方也不太適合我，做公務員我不喜歡，早上捧個茶，一張報紙，在那坐一天。

我就覺得國內沒什麼機會，國外好像有好多機會，就準備出國了。當時身邊很多想考托福出國的，很多浙大的同學朋友都走了。我們樂隊的人也去了澳洲，大家都有這個念頭。

所以畢業後的第二年我就去讀托福班，考了五百多分。閱讀作文都沒問題，但死在哪裡呢？聽力。聽不懂所以後來也沒去成美國，就去了深圳。

我有個朋友在深圳的西湖達利公司做財務總監，讓我去做會計財務。我什麼證都沒有，他買了本書給我，叫《會計學原理》，封面是綠色的，讓我看一禮拜，看好了上班。 我一晚上就看完了，我說「這很簡單，就是加減乘除，配配平就可以了」。

我看完第二天就上班了，西湖達利的總經理就讓我去記賬，敲敲算盤。很搞笑，他說「這有紅筆」，我說「不用紅筆，減就可以，負就可以了」。這就露餡了，因為我沒有從來沒做過，但老實交待後他們也讓我留下來了。

我在深圳做了一年不到，就被抓回來了。

當時我還沒在農業培訓中心辭職，只是抱著玩的心態想著去深圳幹了再說。走之前我去檢查身體就跟醫生說好，把我改成「肝病」，問醫生要了一沓病假條，給單位寄過去。我跟單位說這身體不行，要回家修養。結果出問題了，這個病假條是連號的，哈哈哈哈。

有個領導通知我了，說「小梁這個事情被局上知道了，病假條惹禍了，你先回來避避風頭」，所以我就回來了，局長說「回來就是好同志嘛，對不對？」 後來還安排我去參加科研項目，評工程師，但實在無聊，我經常不去上班也就慢慢辭職了。

700 平方，但是我們買來後從來沒住過

我回到杭州沒待多長時間，我和海樺很快就開始創業了。我們中學就認識了，96 年設立公司，98 年結婚。

創業第一年就成功了。我們在杭州鳳起路開了古木夕羊服裝店，租了一個 20 米長，有 6 間門面的簡易房，每個凈深大約 4 米 5，門面 3 米 3，但半條街都是我們的店。當時門面不知道用什麼，我覺得木廠里水曲柳的樹皮很漂亮，我就拉了好幾三輪車的樹皮到鳳起路，把古木夕羊四個字，用樹皮一條一條貼起來，很文藝。

我們是 1996 年 7 月 28 號開的，我印象很深，第一天就做了 3000 多塊錢，運氣不錯，因為那時候衣服便宜，就十幾塊錢一件。

說真的，我運氣很好，上帝眷顧，一直以來好像都沒吃過什麼苦，沒吃過虧。運氣也好。

我覺得挫折跟人內心的目標相關，你的目標大，你可能容易失落，飽受挫折，我的目標一直不是特別大，我沒有一定要做到多少億，我覺得該多少就多少，有合理的目標。

簡單說，你是個老虎，讓你變成大象，那你這個老虎也廢掉了，是吧？把你當貓養，那也對不起你，所以有些事老虎就是老虎，適合的階段，適合的隊伍，做適合的業績我覺得就夠了。

我們起名字「古木夕羊」，為什麼？因為那時候品牌都是什麼「奴」啊，都是洋名，我們就用了四個人的偏旁部首。而且那時候台灣女裝，台灣風格的特別多。海樺覺得連一些漂漂亮亮，簡單的白襯衫都買不到，所以她就做了非常簡單的品牌，文藝、簡單生活。

現在古木夕羊還在，20 多年了，還是簡單簡潔，只是說文藝的表達方式不一樣了，以前有北島，舒婷，詩歌，當代文學…現在的文藝表達是「我夢想自己開個咖啡館，帶院子的最好」；我用眼睛去看世界，我會攝影；我用耳朵去聽世界，我聽音樂，就不再用過去的文學去表達了。

創業那段時間我們租了一個閣樓，一住就住了三年多，是浙江農業大學的一個專家樓，專家樓大概有四層樓，有個坡屋頂。為什麼住閣樓呢？因為我們很嚮往巴黎的感覺。

梁銘和太太喜歡躺在閣樓里，望向天空

我們上面有個天窗，可以打開，有時候頭伸出去看看，特別漂亮，在斜頂下面，我們就躺著，有時候忘了就磕頭了，但是我們感覺特別好。

房間有二三十平米，我們外面不能設計，閣樓里我們就全部清空，用條紋麻布整一個把它釘在牆上，全部是粗的條紋麻布，藍白條，灰白條的，很漂亮。從頭到地都是用一種材料，一進去就像進到一個麻布條紋的帳篷一樣，然後露一個天窗。

我們和農大的同學經常去閣樓對面的小楊飯店吃飯，有小甲魚，螺絲，泥鰍，毛豆... 有一天下大雪我們沒有地方去，就在飯店裡吃飯，當時變壓器都壞了，我們就生了一個煤爐，弄了酒，烤東西吃。怎麼吃著吃著感覺有點痛，全是火，結果是我們的羊毛襪都被焦掉了。這種感覺，像閣樓這種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要的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後來我們還買了一個更大的房子，那時海樺懷孕了，她希望住的地方比較大，家裡人都住在一起，可以打籃球可以睡覺，像 loft 一樣，是夢想中的樣子。我們畫了一張圖，算了一下大概得 700 到一千方平米。我們的設定不像普通人對家的設定，更自由，更多可能性的場所跟空間，不是豪宅的概念，就是符合我們的調調。我們想過這麼大的房怎麼辦，我們就準備買兩個帳篷搭起來就變房間，可以睡覺了。

後來剛好有個房子一層 350，兩層也就是 700 平方，但是我們買來後從來沒住過。

之後服裝生意就越來越好了，我們買了一個在九中對面的房子，也是閣樓，這閣樓就大了，100 多方，哇塞，有 7 層樓，沒有電梯，小兩廳。出去還有很大的一個露台，非常好。100 多平米是正常的房子，還不含閣樓。閣樓實際上跟房子一樣大，只是有些低了進不去，可以爬進去，有好幾個三角窗。那算是真正意義上我買了住的第一套房子。

綠園離西湖只有步行距離，這間房有250平米左右

「西方自由的教育」

2005 年海樺懷孕後，有次岳父到我們家，印象比較深的是他嫌這裡條件比較差，說：「這個房子不行啊，那麼高，那麼爬不對啊」，因為那個七樓相當於八樓，一樓還有停自行車的夾空層。

我覺得在父輩的傳統概念里房子那是祖祖輩輩的，他們象徵著身份和地位，所以說為什麼農村造房子越造越好，越造越高，實際上可能就住兩老，年輕人都出去了。但他們就覺得咱們家有實力，他要這種尊嚴，岳父他們心中的房子也是一種自尊。

後來海樺肚子大了，實在爬不動了，我們就在邊上的「綠園」買了房子，兩百五十幾平，這個房子能看到西湖，22 樓，可以步行到西湖，離植物園也只要五分鐘，我們住的對面就是山，隔壁就是浙大。房間里的牆也被我們拆光了，空空蕩蕩的，希望盡量留出來空的。

孩子生出來後，我抱在手上，那幾分鐘腦子完全是空白的。我什麼都不懂，很焦慮，很著急，責任、安全…想著吃葷的有毒素，吃素的也有毒素，喝飲料還有色素，食品安全很麻煩…一回過神來孩子就被推走了，推到房間里去了。

我們生小孩之前想著孩子不住我們這，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所以在對面同一個小區也買了一幢，孩子所有的東西都先放到爺爺奶奶那裡。

我們實際上一直不想要孩子，覺得很麻煩，所以生得很晚，但生出來就不一樣了，生下來以後馬上打電話趕緊把所有小朋友的東西搬到我們房間。

孩子 5 歲的時候我們就從杭州搬來上海了，她在上海宋慶齡幼兒園讀了 2 年，這是中國最好的幼兒園，屬於中國福利基金會，很多老師都是英國人，幼兒園裡有很大的草坪。

小學我們讓她在宋慶齡小學讀了一年，加強中文課，小學二年級就轉到惠靈頓（註：上海惠靈頓國際學校，惠靈頓公學由維多利亞女王在 1856 年創立，在上海的分校被認為是上海最貴的國際學校）。她現在 9 歲多，馬上 10 歲了。

讓她讀這些學校是因為我更認同西方自由的教育，不是填鴨似的教育，我看到國內的教育把小孩子身體都毀了，並不快樂。

梁銘和家人現在住在西郊賓館的雙層別墅里，圖為別墅一層

我認為讓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比學到知識更重要，我們那時候讀書不太好，我們現在讀書都還來得及，但是小朋友的身體來不及。都說性格 3 歲決定 80 歲，所以我想讓她 OPEN，快樂，讓她追求自然，所以小時候我每個禮拜都要帶她去農場稻田裡跑步玩耍。

我女兒畫畫很好，而且六歲就能作曲了，七歲就代表上海第一名去亞洲參加鋼琴比賽。

國內的競爭導致孩子一定要考清華、北大、浙大，這些說上去對未來的人生事業影響很大，所以拚命去擠，可我覺得我不是什麼好大學畢業，我自己也還不錯，就是做自己。

我覺得爸爸媽媽最大的任務就是發掘她的潛質，發掘到了就不斷提供一些條件，讓她按照這個潛質去發展，不是每個人都要按照父母親的要求去考上什麼學校和專業，我覺得那是為父母親而讀書，對孩子不公平，也不尊重。

我爸媽就從來沒要求我做什麼，我爸經常說：「我很滿意了，我想也沒想我兒子會把企業做起來。」

我的父輩一代覺得我有個工作就很好了，他們那個年代沒多少錢，大家都很平等，沒有說哪一家特別富。價值觀當中也沒有一定要有多少財富的概念。

他們也沒有想擺脫貧困，因為也沒有機會讓你去奮鬥，那時候不能夠從商，是資本主義尾巴。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大家被社會的某一些東西拉走了，表現得物慾橫流。

我現在最擔憂的就是我經營的「義遠農場」，因為到現在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我們都付出了很多精力和熱情。團隊中的一些年輕人希望在這裡獲取成功，但實際上沒那麼快，我感覺有點兒對不起大家，這對我來說比較有負擔。

年輕人想要獲取的成就，跟農業想要獲取成功的規律不匹配。他們的期望是兩三年就好了，但是我們已經做了七八年還沒有盈利，從事農業生產養殖對他們來說就沒有盼頭。

我跟他們解釋過萬物都有成長的節奏，比如說一顆種子水稻，我們四月里撒，到十一月份才能有收成，中間是沒有收穫的，這是規律。如果你破了物理條件，比如說用激素，用化肥，這不是自然有機的，是不好的。萬物有它的節奏和節拍，大自然是最好的，它給每一個生物的成長速度都是科學的。

可持續，可盈利，還要追尋這個理念，我們可能還需要兩三年吧。

我想過如果我不做農場，我現在可能還是做跟植物有關的事業，我喜歡自然的東西，喜歡花花草草，那是骨子裡的。你要知道，我六七歲就去挖水仙，跟七八十的老頭學習怎麼扦插，怎麼種花。

用《失控》里的一句話說，當你大腦里留著很多東西時，某一天它會集體湧現出來，平時沒有積累，沒有好奇心就湧現不出來。創業也是湧現出來的，不是刻意設計好，按照路線圖的，是自然進化，很多物种放在這裡，形成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人為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作圖：林玉堯

題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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