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文明的形成與多民族中國文明發展史

漢藏文明的形成與多民族中國文明發展史——以7—13世紀漢藏藝術發展為例

作者：謝繼勝

多民族文明史觀的構建是包括歷史學、民族學與人類學、文學與藝術在內的我國理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7至13世紀，是我國當代「民族」概念語境下民族關係重構與發展的重要時期。筆者在「7至13世紀漢藏及多民族文明關係史」的研究中，通過漢藏民族文明發展的史實個案的研究，構築多民族文明關係史的立體框架，將7至13世紀漢藏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交流史實穿綴其中，形成漢藏民族個案與多民族整體史實的歷史敘述。

本研究旨在構築正確的漢藏及多民族文明史觀，提出「漢藏多民族文明」的概念，增強中國學者主導西藏文明史研究的話語權。筆者利用藏區和內地留存的藏漢文物資料建構漢藏文明交流與發展史，以理服人，使國際社會了解漢藏文明交流的客觀史實及其構成多民族中華文明史的內在規律。「漢藏與多民族文明史」是指漢藏文明交流史本身及其伴生的多民族文明交流史，是一種具有可辨識特徵的物質文明史，而不是單純的「漢」與「藏」各自的文明史。

7至13世紀的漢藏與多民族文明主要是通過文物特別是佛教文物呈現的。本研究選擇漢藏及多民族藝術個案入手研究文明史，主要內容是以作為文物形態存在並具有時空屬性的摩崖碑銘與造像、寺塔石窟及壁畫等為縱向線索，穿綴國內發現的傳世文物，運用考古學、藝術史學（含建築、工藝美術史等）、歷史學、民族學、語言文字等多學科的方法，對它們科學記錄、系統整理並進行個案研究。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構築「漢藏與多民族文明交流」作為中心論題，重在利用各民族語言文字記錄的文獻史料，強調漢藏多民族文物材料所獨具的豐富性與真實性特點。研究期冀在漢藏與多民族文明關係史研究中以新材料、新視角，探索其中的內在規律。

漢藏及多民族文明關係史研究首先通過藏漢神話體系、岩畫類屬、建築樣式、喪葬儀軌的比較，探析漢藏民族之間在基層信仰、意識形態領域的共性，指出其中透露的漢藏民族文明共生關係的必然性。用不同民族的戰神圖騰和感生神話說明西藏神話與滿通古斯草原薩滿文明的聯繫。同時以對藏區各地流行的風馬經幡與中原漢地紙馬在起源、應用形式及兩者內在五行哲學觀念的分析，以個案說明漢藏文明交往的內在動因。唐吐蕃時期是漢藏民族政治文化交往、漢藏文明形成的重要節點，唐相閻立本《步輦圖》以如椽畫筆記錄了歷史的瞬間；唐蕃聯姻、漢地典籍的傳入及中原王朝的紀史傳統影響了吐蕃歷史文獻的大事紀年與史傳文學；衛藏地方的查拉魯普、葉爾巴石窟與溫江多宮佛塔是中原宗教建築中心柱石窟與木構密檐佛塔傳入吐蕃腹地的見證。吐蕃統轄敦煌及河西地區近70年，敦煌石窟壁畫體現的密教義蘊與圖像式樣對早期西藏藝術有巨大的影響，成為吐蕃時期藝術的重要遺例。莫高窟中唐石窟的吐蕃贊普部以群像程式展示吐蕃王朝對漢地中原王朝思維方式的接受過程，瓜州榆林窟壁畫的婚宴場景呈現出吐蕃統轄敦煌時期的民族關係，榆林窟第15窟天王坐像則以于闐式樣毗沙門天王由戰神轉變為財神的過程昭示民族間的紛爭與和解。榆林窟第25窟源自開元三大士唐密的胎藏界大日如來與八大菩薩造像系統，通過吐蕃僧俗藝術家益西央等的摩崖石刻造像與繪畫，由敦煌經由青藏吐谷渾古道扁都口進入青藏、川藏民族雜居的西南峽谷地帶，造像在流轉中融合了唐蕃古道文化融合的氛圍，形成公元9世紀前後漢藏多民族藝術交流的立體畫廊。文明史認為7至9世紀唐蕃民族的交往模式形成了我國民族之間文明交往的範式，由漢藏民族交往形成的漢藏文明是我國中古時期多民族文明史形成的堅實基礎。

9世紀以後，唐、吐蕃衰亡，遼、宋、党項西夏、回鶻、南詔大理此起彼伏，10至13世紀我國從東到西的廣大地區進入了重構多民族政治文化版圖、建立多民族文明史主體框架的重要時期。唐蕃時期的漢藏文明體系發展至兩宋，通過遼、西夏等民族的中介，漢藏文明的共性進一步加強，以漢藏文明為主幹形成此時期多民族文明史。本研究從討論10至13世紀歸屬中原文化圈的遼、南詔、大理、回鶻、西夏多民族美術個案入手，分析唐密圖像衍傳至遼宋佛塔形式的圖像配置。另外，以雲南密教文獻和劍川石窟密教造像辨析唐密圖像衍傳南詔大理時呈現的變化形態、大理國的佛王信仰與禪宗傳承；以莫高窟第76窟八塔經變畫追溯佛教復興時期宋遼與宋夏之間各民族經由絲綢之路與印度的交往、貝葉經與佛教圖像的傳播；以回鶻藝術從漢唐中原審美風尚轉向為中亞絲路式樣剖析其中不同文明之間的地域衝突。

以往把持話語權的西方藝術史界將11至13世紀西藏藝術作為印度、尼泊爾藝術的附庸，割裂了此段時期西藏藝術與中國多民族藝術之間內在的聯繫。事實上，為了因應這段時期佛教的「末法」氣氛，應激而起的民族佛教復興浪潮席捲包括宋、遼、吐蕃、西夏、回鶻在內的諸多民族地區，造塔起寺、求經傳法，體系化藏傳佛教的興起正是復興思潮的成果。與此同時，由於13世紀前後的印度逐漸伊斯蘭化，其原本衰微的金剛乘佛教對漢藏藝術的影響逐漸式微。因此，將以西藏藝術為代表的西藏文明的精髓歸之於南亞印度尼泊爾系統傳承，是以外在的表現形態掩飾了其中的精神本質。筆者通過考察藏西石窟寺，討論西域石窟造像在藏西交通孔道的東南向延伸，個案辨析藏西石窟形制、圖像配置，重點討論藏西石窟千佛圖像與西域敦煌所見北傳大乘佛教千佛造像的淵源關係。筆者在集中考察藏區中部扎囊縣11世紀後半葉創立的扎塘寺的基礎上，辨識其寺院壁畫的內容，進而探討中原漢地法華信仰與圖像傳入吐蕃的路徑。通過分析桑耶寺建築形制與造像配置，勾勒11世紀佛教復興之時圓融宗教在西藏的呈現方式。

12至13世紀是漢藏多民族文明關係發展與凝聚的時期。在此過程中，西夏文明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筆者通過考察西夏流傳藏傳佛教文物梳理吐蕃、西夏歷史文化聯繫，並以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夏石窟個案的分析討論12世紀前後漢藏與多民族宗教思想的融合。筆者認為莫高窟第465窟是至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西夏前期保留東印度金剛乘密續圖像體系的石窟；榆林窟第3窟的壁畫繪製糅合了唐密、藏密與華嚴思想，是絲綢之路多民族宗教思想的空間展現，而東千佛洞第2窟的龜茲型石窟形制、施寶度母與救八難度母圖像完美的展示了12至13世紀兩宋、西夏、吐蕃在絲路古道上的文明交流。

元朝對西藏地區的有效施政使得文明領域內漢藏及多民族關係具有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13世紀的蒙元時期漢藏多民族物質文明更加變化多樣，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藝術具有強烈的氣勢與爆發力。本研究首先以元代漢藏佛教文物遺存的考察建立漢藏多民族政治關係史框架，以浙江杭州飛來峰漢藏佛教石刻造像考察西夏至蒙元時期漢藏多民族文明觀念的衝突與調適，辨析10至13世紀江南地區吳越地方佛教造像衍變至宋元漢藏藝術主流的過程。研究中以此時期六體六字真言信仰的興起與傳播路徑為線索，考察了西夏後裔楊璉真迦最初鐫刻于飛來峰的梵漢六字真言如何通過元代朝廷蕃漢僧官流佈於東南沿海，積聚於大都，傳播於全國各地。同時，從武威博物館藏喜金剛與大黑天金銅造像入手解讀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的涼州會談，以大都妙因寺白塔討論城市的白塔象徵與漢藏多民族文明的擴展。筆者通過對西夏日喀則夏魯寺護法殿東壁壁畫描繪的龍鳳王座形制的分析，表明藏區地方勢力對糅合了中原漢地皇權思想的元代朝廷的歸順。文明史獨闢蹊徑，從藏語辭彙變化分析西藏金銅冶煉、金銅造像及其與周邊文明的聯繫，認為藏語辭彙「于闐」（li-yul）、「琍瑪」（li-ma）至「紫金琍瑪」（zi-khyim li-ma）的演變，可以考察藏漢佛教藝術對作為佛教聖地于闐文化認知的推動，考察佛教圖像與造像技術的發展及其與鄰近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對應關係，乃至漢藏與不同民族之間物質文明共同發展的軌跡。

居庸關是塞外草原連接華北京畿腹地之間官道上最重要的關隘，元順帝時在此設計建造的過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處的巍峨見證，是多民族國家統一的象徵。現今各界只將元順帝「報施於神明」、元人自認「壯麗雄偉，為當代之冠」 的過街塔看作藏傳佛教的佛塔，實際上沒有領會設計建造者的雄心大略，無意中忽略了過街塔更大的價值。筆者對元代最能代表漢藏與多民族文明關係的居庸關紀念碑式建築進行了重新考訂，從塔身建築及造像來複原設計者將西夏蒙元時期的多元信仰熔鑄於過街塔建築的絕妙構想。

11至13世紀或者說宋元時期是包括藝術在內的多民族中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時期，包括絲綢之路東段河西走廊的民族交融地帶，是本時期漢藏與多民族文明重構的時空交互地帶。在印度中亞佛教衰微後，漢藏佛教與多民族佛教藝術以中國境內絲路，特別是以河西走廊為舞台，上演一場多民族共創中華文明史的大戲。這種融合趨勢導致了此期漢藏多民族文明史的重組與變革，使之與前代民族藝術關係呈現不同的面貌，真正形成了有內在演進規律的圖像風格關聯。可以這樣說，11至13世紀吐蕃、宋遼、西夏蒙元文明研究最大的突破，在於我們將由地域及宗教文化特徵形成的、相對孤立各個民族的文明事項置於11世紀至13、14世紀中國多民族藝術史所依靠的政治文化交流的宏大網路中，作為這一時期重構真正意義上的漢藏多民族文明史最重要的共有元素。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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