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貫中西」第一人——辜鴻銘

辜鴻銘（1857.7.18-1928.4.30），字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穫甚巨；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幼年留學

辜鴻銘，名湯生，以字行。生年至今是謎，有1854年、1856年、1857年三種說法（具體出生日期爭議更多）。

曾在辜家學習六七年的兆文均在《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中記：「我（辜鴻銘）十四歲那年，父親的一位會說中國話的老友——這是個大商人，帶我到德國去留學。」據此推斷，1857年說較合理，但該文多處內容荒誕。

據學者程巍發現的英文文獻，1821年，吉打（馬來半島早期王國之一）王因暹羅入侵，流亡檳榔嶼。此地歸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防暹羅進佔，公司派英國人克勞福德帶兵據守，苦於語言不通，求助於當地的種植園主、英國人大衛·布朗。

在日記中，克勞福德寫道：「他（指布朗）給我們引見了一位名叫Che-wan的年老的檳榔嶼中國居民，他是少數還在世的本島最早居民之一。Che-wan二十三歲時離開了他的故鄉福建省，從此就未曾回去過。」

這個Che-wan，就是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克勞福德說他「活躍，健談，敏感，在細節上有歐洲人的那種精確和判斷力」。

檳榔嶼土層薄，雖鳥糞豐富，卻難用來施肥。1839年，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向大衛·布朗的兒子福布斯·司各特·布朗推薦新法，「結果令人振奮」，他因此當上種植園的「中國經理」。

傳說辜鴻銘的母親為「英婦」或「葡萄牙女人」，尚無史料證明。

1867年，辜紫雲死於當地華人幫會騷亂，福布斯·司各特·布朗成了辜鴻銘的養父，他就是帶辜鴻銘去歐洲的那位「大商人」。

獲得13個博士頭銜

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操九種語言。

據英國作家毛姆的《辜鴻銘訪問記》，辜自稱在柏林曾獲哲學博士。從現有材料看，辜鴻銘並非博士。

1883年，開始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

張之洞幕僚

24歲時，辜鴻銘返回南洋，在英國殖民政府中任職。1881年，著名外交家、學者馬建忠過新加坡，與辜暢談三日，辜思想從此轉變，辭去職務，專心鑽研中國傳統。以後到了香港，被楊汝澍發現，並經趙鳳昌推薦（二人都是張之洞的幕僚，趙鳳昌是清末著名政治家，被稱為「民國產婆」），正式加入張之洞的幕中，服務了20多年。

張幕人才濟濟，辜鴻銘僅充任「洋文案」，負責翻譯，辜似有壓抑之感，他曾說：「張文襄（即張之洞）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並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得到欽准。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教習，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據辜鴻銘自撰的《張文襄幕府記聞》中稱，慈禧太后大壽時，張之洞各衙署「懸燈結綵，鋪張揚厲，費資巨萬」。慶祝宴席上，某官員讓辜寫詩慶賀，辜當眾回應四句：「天子萬年，百姓化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此段未必屬實。因1900年時，辜鴻銘還用英語撰文稱讚慈禧太后：「她的統治是多麼機智，心胸是多麼寬廣，用人行政又是多麼精明和老練啊！」

1903年時，清廷曾想調辜鴻銘到京師大學堂任副總教習。1904年，在宣傳反清革命的《國民日日報》第2期上，有專文批評辜「今則媚太后以欺弄天下也」。

學貫中西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衚衕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平生趣事

一

辜鴻銘書法

20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某次酒會上，一個淺薄的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著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一時找不到話題。在上場時，終於忍不住，學著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一字一字地問道：「likesoup？」（喜歡這湯嗎？）辜鴻銘禮貌地點頭微笑。女士認為這個Chinaman連最淺的英語都聽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致詞，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座為之讚嘆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的腔調，低聲問那已經羞得滿臉通紅的女士道：「likespeech?」（喜歡我的演講嗎？）[8]

二

辜鴻銘曾對學生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便是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現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在保皇。」

有一年，袁世凱的部下張勳過生日，辜鴻銘送了一副對聯，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殘菊猶有傲霜枝。」事後，辜鴻銘故作神秘地問胡適，這副對聯有什麼含意。胡適笑答：「『殘菊猶有傲霜枝』，當然是指張大帥和您老的辮子了。但不知『擎雨蓋』是指什麼？」辜鴻銘答：「『擎雨蓋』就是清朝的大帽子。」於是兩人撫掌大笑。[9]

三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四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家學說的傳統價值，1893年他在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一天鑄幣廠的外國專家聯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家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一個外國人問辜鴻銘：「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立即說道：「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家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五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嘉興才子沈曾植（進士出身，滿腹經綸）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後，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麼？」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六

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鴻銘卻敢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後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說:「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七

清朝末年，辜鴻銘步入仕途，到外務部任職，官運還不錯。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皇帝遜位，辜鴻銘的官也當不成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裡，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8]

八

辜鴻銘被史稱文壇怪傑

中日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鴻銘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時語塞。

九

辜鴻銘和胡適可謂是最大的冤家對頭了，辜鴻銘蔑視西學，而胡適卻推崇西學。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也多次交鋒。在劇中也有雙方對孔教的爭論。

胡適1917年剛被聘為北大教授時，作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講，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馬的詩，結果下面也傳來了一陣英文，意思是胡適先生的英語是英國下等人的發音，而嘲諷胡適的也就是辜鴻銘，這便是兩人的第一次衝突。之後就是各種衝突不斷。

十

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10]

十一

說起辜鴻銘，留給國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條拖在他腦後的長辮子了。這在北京，稱得上出土文物式的一景。辜鴻銘的辮子，並不是僅僅為了復古而留。早在英國留學時，他已剪掉辮子，西裝革履，一副洋派。後來人人談論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滿清人硬栽上的辮子重新留了起來。原因很可能是「立異以為高」。當然，也符合他復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學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譏：「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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