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是國寶盜賊嗎？

在歷史上，張大千留下了很多「公案」，在大量的相關作品中，他也有很多面孔，也牽涉到了民國畫家群的很多歷史掌故。他曾面壁敦煌三載，將敦煌壁畫傳諸世界，但同時，又造成關於文物保護和國家文物外流的爭議；他造偽畫，發橫財，但又毫不隱晦，自曝家醜；他被齊白石拒之門外，又被徐悲鴻稱為「五百年來第一人」；他曾與畢加索論畫拍照，頗受禮遇；他睥睨世俗，卻曾獻毛澤東「荷花」，亦為蔣介石繪「松下高士」；1949年，他選擇去台，但最終又遠赴巴西。他揮金如土，情愛無數；他當土匪，卻樂做「雅賊」；他做和尚，卻不肯受戒；他執教鞭，又拂袖而去……因為人放浪不羈，被傅雷評價為「江湖義氣，可慨可憎」。

張大千

作家鄧賢的母親和張大千的女兒張心慶是同學，她們都曾在四十年代的成都華英女中和華美女中同窗就讀。鄧賢母親還曾見過畫家本人。鄧賢寫張大千，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史料。而關於文人畫、關於張大千的去台、張大千的敦煌之行，鄧賢都有獨到的見解。在《五百年來一大千》這本書中，他秉持著不溢美不隱惡，不仰視不差評的創作態度，熔藝術、人生、爭議於一爐，納歷史、畫派、人物成一體，用一個張大千，牽出了民國書畫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的豐富話題，書寫了一本或許可以充當「話題終結者」的張大千傳，一個傳奇畫家的「精彩」一生。

張大千是不是國寶盜賊呢？我們看看鄧賢《五百年來一大千》是怎麼寫的。

五百年來一大千（節選）

文 | 鄧賢

一九四三年夏，張大千因為經濟原因提前結束在敦煌的藝術臨摹，遣散營地人員，畫僧原路送返青海塔爾寺，自己則與家人門生一道告別敦煌，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返回四川。一路上畫家還要繞道安西境內的萬佛峽以及著名的麥積山石窟考察觀摩，再取道陝西漢中入川，歷時三年的「西行取經」終於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與來時畫家隊伍馱載的都是畫具、糧食和生活用品不同，那時候他們面前只有茫茫戈壁和看不到盡頭的取經長路，但是經過三載艱苦砥礪，張大千終於取回連車馬也裝不下載不完的人生收穫和藝術真經。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

大千西歸的消息立即成為後方新聞，鬧得西北沿途動靜很大。許多喜歡熱鬧的市民還有政府官員、緝私警察、報館記者都對這支取經隊伍格外關注，他們感興趣的原因多種多樣，大多與藝術無關，而與負面的社會傳聞有關。因為自從張大千赴敦煌面壁以來，社會上關於畫家的負面新聞和小道消息一直爆料不斷，諸如「盜竊國寶」、「破壞敦煌壁畫」、「走私文物」等等爆炸性新聞和話題屢屢佔據報紙顯要版面。

還在畫家第一次進入敦煌考察之際，曾在洞窟中發現一隻裹著「告身」（即古代官府任命文書）的人體斷肢木乃伊，經研究確認為風乾狀男性右手。通過「告身」文字可推斷其為唐代一位名叫李君義的征西將軍，因遭奸臣誣陷作戰不力憤而斫手明志，因此它應是一件珍貴的唐代文物（包括告身在內）。但是不久外界便有鼻子有眼地傳出消息稱，緝私警察在張大千三太太楊宛君行李中查出裹著告身的木乃伊文物。

於是「盜竊國寶」的流言不脛而走。

有關這段無頭公案的事實真相，除畫家本人公開聲明予以澄清外，並無官方言論予以說明。倒是後來出版的台灣有關史料表明，大千離開敦煌返川前夕，適逢「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張大千親手將唐代木乃伊、告身以及經卷殘片一併移交首任所長常書鴻。但是有關「張大千盜竊國寶」的負面傳聞並未就此消散，它像一個揮之不去的鬼魅陰影跟定畫家，直到多年後還為一些小報提供消遣談資。

大千遠赴敦煌期間有求於人的難處甚多，無論衣食住行、安全警戒、民工徵集、飲水燃料運輸、糧食蔬菜肉食供應以及採買材料看病救急等等，大都離不開當地政府支持。當時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安西、張掖等地遠離中央政府，但是縣、區行政機構建立完備，國民政府任命的各級官員也都到位行使權力，按理說國家權力的鏈條當在正常運轉之中。

抗戰之初的張大千畫名在外，京、滬畫界已有「北齊（白石）南張（大千）」之說。名氣是把雙刃劍，它帶給畫家紅利的同時也難免為盛名所累，其一大煩惱就是應酬不暇。官員索要字畫，俗稱留「墨寶」，你能不給面子么？每到一地，如不留下字畫你能走路么？其實畫界有條不成文規矩，「索人字畫等於搶人」，因為畫家靠寫字賣畫為生，你去白吃白拿人家字畫不等於搶人么？可惜多數官員不懂這個道理，他們以為畫家有求於己，所以專門指名索要字畫。一旦索畫者眾多，畫家如何應酬得過來？所以許多畫家都在自家門上貼出明碼實價的「潤格」，等於搶先將白吃者的嘴堵上。

張大千手跡

張大千身陷北平時吃盡遭勒索之苦，那些大小漢奸特務日本官員個個都來強行索畫，不給不行，尺幅小了不行，畫得敷衍還過不了關，否則禍事即刻找上門來。畫家終至於心力交瘁不堪忍受，這是他寧可拚死冒險也要逃亡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位京城畫家齊白石則鎖了院門躺在床上裝病，他老人家寧可不賣畫也決不低頭彎腰應酬。凡此種種，也算得上「為名利所累」的一個版本吧。

大千初到西域之時，當地官員聞風而動趨之若鶩，倒不是他們真有多少藝術修養或者對畫家心存景仰，而是慕名趕來索要字畫。有些官員又很貪心，一幅尚嫌不夠，轉身又來索第二幅，還附帶許多要求，比如尺幅要夠大，畫面上山水人物要多，還要賦詩題字，書贈某某台兄雅屬、補壁之類抬高自己。張掖有個縣長，大約覺得畫家在敷衍自己，理由是畫面上只有一兩支荷花，竟要求添加兩隻鴛鴦，指定一隻為紅色，另一隻為綠色。畫家忍無可忍，畢竟敦煌不是淪陷區，中國縣長也不是日本憲兵特務，所以當場拂袖而去不予理睬。

張大千手跡

與中國官場打交道是門大學問，其深奧程度絕不亞於數學和哲學。恃才傲物的畫家張大千對此一竅不通，何況古來還有「閻王好交，小鬼難纏」的說法呢。

不肯遷就的事情多了，張大千就與當地官場結下「梁子（四川話，結怨之意）」，畫家惡名也悄悄傳播開來，許多磕磕絆絆的事情也隨之發生。這些防不勝防的拆台作梗多是暗中發生的，沒有檯面上的把柄，理由也都冠冕堂皇，你明明知道這是故意刁難卻啞巴吃黃連，如鯁在喉有苦說不出來。

還有種種關於張大千的流言蜚語，如盜竊國寶啦，走私文物啦，破壞敦煌古迹啦，原產地都在西北當地官場。它們如同一陣陣平地捲起的戈壁狂風一樣，伴隨畫家一路走來再也沒有停息過。

所以當張大千離開敦煌啟程歸川，沿途重重關卡道道盤查，每過一地都會受到當地官員重點「照顧」。雖未查出違禁走私物品，但是雞蛋裡面挑骨頭的事情還是層出不窮。張大千不得已多次電告重慶張群、于右任，懇請中央政府過問後，情況才有所好轉。

作者鄧賢：生於1953年，原籍湖北武漢，曾在雲南邊疆當知青七年。現在四川某學院任教授。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出版長篇小說和長篇紀實文學十餘部，主要作品有《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大轉折——決定中國命運的700天》《父親的一九四二》《黃河殤》等。有《鄧賢文集》多卷本面世，多次獲全國各類文學大獎。多部作品被翻譯在國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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