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槍追趕毛澤東：紅軍將領李特的跌宕人生
李特對於今天很多人來說已經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紅軍時期，他卻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曾任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西路軍參謀長。在長征途中，李特奉陳昌浩命令，帶人持槍追趕毛澤 東，並對毛澤 東出言不遜，阻攔中央紅軍北上，成為他一生中最引人注目行為而「青史留名」。1938年初，李特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被殺害，從此沉冤半個多世紀。直到1996年，李特才被解放軍總政治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大事件中的「小人物」
1960年10月，在北京的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 東的住地，毛澤 東正在和他的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 諾談話。斯 諾向毛澤 東提出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 東吸了一口煙，略做沉思之後說：「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毛澤 東所說的「最黑暗的時刻」是指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張國燾違抗中央北進的決定，堅持南下，並於9月9日對紅軍左路軍下達了南下的命令，同時致電中央，要右路軍也重新過草地南下。黨中央的北進和張國燾的南下之爭，成為牽動全局、影響紅軍命運前途的焦點。黨中央也處在隨時都可能被張國燾脅迫的危險境地，是長征中的紅軍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
為南下或是北上，張國燾與中央已經對峙許久。毛澤 東等中共領袖中央認為，再繼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為了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也為了給整個紅軍開闢道路，黨中央毅然決定，迅速脫離險境，由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支隊，迅速向在前開路的紅一軍團靠攏。9月10日凌晨，毛澤 東等中共領袖率紅三軍團、紅軍大學出發。黨中央從巴西悄悄北撤，令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大為光火，即派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和秘書長黃超前去阻止紅軍大學北上。李特第一個飛馬趕來，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願回去的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一面帶領紅大的幾個年輕學員高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的口號。他手下的幾個年輕人舉著「反對毛澤 東逃跑」「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牌子高喊：不要跟毛澤 東、周恩來走，他們是蘇聯的走狗，要把你們帶到蘇聯去！年輕人的口號有點稀落還有點顫抖，透著一股驚慌和不安。
毛澤 東的大名於這些年輕人並不陌生，他們對毛澤 東的故事早有耳聞，而且對毛澤 東違背張國燾總政委的意思，堅持北上，從思想也認為一種右傾逃跑主義。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貪生怕死的表現，是想分裂紅軍，把紅軍交給給蘇聯。因此，他們對毛澤 東的敵意也是發自內心的。可一旦面對這個蓄著長發，身材高大，一身破舊軍裝，一臉倦容，手裡還拿根棍子的中年人，各自心中卻生出莫名的膽怯。當毛澤 東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的時候，這些年輕人舉到半空里的拳頭自然的放下，光張嘴發不出聲了。本來表情沉靜的毛澤 東竟哈哈大笑，他走到李特跟前，向他耐心講述北上的理由。李特不等毛澤 東講完便跳了起來，一隻手指著毛澤 東說你毛澤 東放棄江西蘇區，實行逃跑主義，現在又搞分裂。另一隻手習慣的按在腰間的大左輪手槍上。正當李特與毛澤 東對峙，朝著毛澤 東指手畫腳的時候，雙臂被人從後面緊緊的抱住了。
抱住李特的是原共 產國際顧問，現在是紅大教員的奧托·布勞恩，中文名字叫李德也稱華夫的德國共 產黨人。他知道李特性急如火，多年的戰爭養成了他手不離槍的習慣。李德見李特一隻手按在腰間的大左輪手槍上，一隻手在指著毛澤 東比比劃劃。李德怕李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發生意外的不幸，就提醒時任紅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注意李特的表現。他自己則大步跨過去，從後面把李特緊緊抱住，並用俄語大聲說：你準備幹什麼。李特是留蘇學生，曾在列寧格勒學習過，李德也在蘇聯工作和學習過，又是共 產 國際軍事顧問，平日兩人私交不錯，見面時一般都用俄語交談。李特對李德此舉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兩個人爭吵對罵動起手來。這就是史上著名的「李德捉李特」。熟悉俄語的博古告訴大家，李德罵李特為流氓，李特罵李德是赤色帝國主義、保皇派。李特說遵義會議毛澤 東批了你，你還包庇他。李德說毛澤 東北上是正確的，南下才是逃跑。毛澤 東向李德投過會意的一瞥，走過去把相互抱著的兩人分開，對李特訓斥道，你休要這般猖狂，少在這裡胡說八道。李特看毛澤 東發火了，也不再吱聲了。莫文驊在《永不磨滅的回憶》對這一過程此有記載，李德在其的《中國紀事》中也有所流露。
毛澤 東在這裡說了一句話，讓在場的人無不佩服毛澤 東深刻的預見。根據宋任窮的回憶，毛澤 東對李特說：請你向國燾同志轉達我的意見。根據對當前政治形勢的分析，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面敵人力量強大，再過一次草地在天全、蘆山、甘孜建立革命 根據地是非常困難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的。
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後面來。最後這句話，毛澤 東同志連著講了三遍，給在場的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零一個月之後，既1936年10月10日，南下的四方面軍再次越過草地，與毛澤 東領導的一方面軍在會寧會師，那是一座位於中國西北部的偏僻小城。
彭德懷在他的《彭德懷自述》中這樣描寫了當時的情況：「三軍團北進，毛主席和我走在後尾之十團即楊勇團。在路上時，我問毛主席，如果他們扣留我們怎麼？毛主席說，那就只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他們總會要覺悟的。第四方面軍之李特，不許紅軍第一方面軍幹部回到第一方面軍，採取野蠻的鎮 壓。可是李德在中央蘇區犯了錯誤，這次表現很好，站在了正確的方面，放回了一方面軍的幹部。毛主席同李特說了一些很感動人的話，也勸我不要同他鬧了。陳昌浩送信給我，要我停止前進。毛主席說，打個收條給他，後會有期。聽說陳昌浩要派兵追我們，徐向前說豈有此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句話起了決定作用，陳未來追擊。」
李特當時只是紅軍大學教育長，在這之前只是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是四方面軍的領導成員之一，按級別不算低。但他與毛澤 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張聞天等比起來，卻又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歷史卻就是鍾情於這樣一位小人物，在這一關鍵時刻歷史選擇了他，使他一舉成名。他去追趕毛澤 東本是奉命行事，但在追上毛澤 東之後出言不遜，行為粗野，對當時黨政軍領導多有傷害，這令當時在場的人對他均無好感。彭德懷、楊尚昆、宋任窮等在事後的回憶中，都對這一事件有過述說，對李特本人均無好評。當毛澤 東曉以大義後，他就帶著四方面軍的一部分學員離開了。有的人分析李特只所以就這樣悄無聲息的離開，一是毛澤 東非常耐心的做了說服工作；二是他面對的是能征慣戰且同樣是性情如火的彭德懷，因此不得不有所忌憚。雖然李特沒有再為難毛澤 東和中央紅軍，但他卻以持槍威脅毛澤 東而載入中共歷史，並成為一代偉人「最黑暗的時刻」的直接製造與參與者，這實際也為他後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忠魂戈壁蒙冤
李特原名徐克勛，1902年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學預科班。李特平時沉默寡言，除專心讀書不事其他活動。有一次學校組織學生去泰山春遊，當同學們歡呼雀躍，奮力攀登五嶽之首並深為泰山的雄偉所震憾的時候，他卻躲在車廂里看書睡覺。這樣一位不太願意參加集體活動的青年，當唐山掀起路礦大罷工的風暴時，他卻一反常態，積極投入到聲援活動中去，並以其出色的表現，被吸收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李特敢於鬥爭的精神和很強的組織能力，引起學校黨組織的注意。1924年，李特被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共 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他肩負黨的使命，依依惜別培育他三年唐山交通大學，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個子矮小，在蘇聯留學期間，被大家以英語戲稱為「Little」。從此，他就以英語譯音改名李特。李特在蘇聯學習期間進步很快，於1925年轉為中共 黨員，擔任了班級黨支部書記。這年底，馮玉祥派數百名學生到蘇聯學習。為了做好統 戰工作，中共旅莫斯科部調李特和另兩名同志，以翻譯的名義到烏克蘭的基輔去做學兵工作。他在中共駐共 產國際的代表團和瞿秋白等同志領導下，加強學兵的政治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在這期間，李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宣傳了我黨的主張，發展了不少黨員。著名革命者師哲，就是在1926年由李特介紹入黨的。
1927年秋，李特又被調到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他在這個學院度過了三個春秋，和在這個學院學習的劉明先、劉伯堅、肖勁光、李卓然、傅鍾、曾湧泉、伍止戈、蔣經國等中國同志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930年夏畢業。這期間中國革命正是極左路線盛行的時候，李立三為了實現他的「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主張，成立了各級行動委員會，並要在上海等大城市進行武裝暴 動。為了適應這一目標，李立三特意把在蘇聯學習軍事的人員調回上海，做武裝暴 動的準備和組織工作。李特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30年秋離開莫斯科回國的。返回祖國的時候，李特還冒著很大的風險在旅行箱的底部夾層帶回了一本步兵訓練操典，這為中國紅軍的規範化、科學化訓練提供了極其難得的理論教材。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李特擔任過幾個地方黨的特委委員和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楊學校教育主任、教育長，紅二十五軍副軍長，隨營學校、紅軍學校教育長等職。在此期間，李特為訓練部隊、培養軍事人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績。為鄂豫皖、川陝革命 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為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期間，李特歷任紅三十一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在1935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師後，紅軍部隊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李特隨右路軍行動。擔任紅軍大學教育長。在第四方面軍，除了秘書長黃超，李特也是張國燾非常信任的人。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由於張國燾擁兵自重，處處與中央掣肘。張國燾在紅軍向何處去等戰略問題與毛澤 東等中共領袖意見相左，李特一直就是張國燾的堅定支持者。這期間中 共中央機關報《紅星報》發表了凱豐的文章《列寧論 聯 邦》，李特和黃超認為這篇文章是針對張國燾建立的西北聯 邦政府面發的。他把這篇文章交給了張國燾並談了自己的看法。生性多疑的，張國燾以為這文章不是一件小事，他怒氣沖沖的去找黨中央的總負責張聞天理論。
1936年11月，為執行中 共中央的《十月份作戰綱領》，根據軍委會的安排，由四方面軍大部和一方面軍一部已經過河的部隊組成西路軍，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西路軍在過黃河這個問題上，中共高層認識並不統一；過河期間因受敵情限制，本應跟進的部隊沒有能夠跟進；西路軍的任務多有變化，致使部隊行動飄忽不定；中央對西路軍統的過死，沒有給前線指揮員充分的戰略戰術自主權。這都是造成西路軍的失敗重要原因。1937年3月14日，西路軍轉移到康龍寺以南的石窩山一帶時，已不滿3000人。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三十軍，與追敵血戰竟日，第二六五團損失殆盡，第二六七團也遭受很大傷亡。李先念的指揮所，一度被敵騎兵從三面包圍，險些被敵人衝掉。當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上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會議認為部隊已戰到最後，只有設法保存基幹。面對誰也無力挽回的敗局，大家都非常悲痛，難過得說不出話來。陳昌浩眼含熱淚，宣布了軍政委員會的三條決定：一是徐向前、陳昌浩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情況；二是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八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卓然任書記李先念統一指揮軍事；三是將現有兵力和人員分為三個支隊，李先念、王樹聲、張榮各率領一個支隊進行游擊活動。
1937年5月7日，創造了不朽業績的西路軍余部400餘名將士，終於結束了槍林彈雨，浴血奮戰的日子，進入達迪化（烏魯木齊）。根據中央指示，西路軍余部整編為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在黨代表鄧發的具體組織下，從1937年秋季開始，開展政治理論軍事學習。其中批判張國燾成為學習的主要內容。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李先念、謝富治、錢鈞、許世友、王建安、陳再道、周純全等紛紛倒戈，表示認識和批判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然而李特卻執迷不悟、仍然堅持他的立場，痴心不改的擁護張國燾。在一次辯論會上，他和黃超大罵毛澤 東和中央紅軍，攻擊中央的正確路線。參加這次會議的陳雲當場就指出李特說的不對，對他的錯誤認識進行了批評。此後不久，黃超、李特就被解職。根據李先念編寫組編寫的《李先念傳》中介紹：在新疆的西路軍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選擇。從後來發生的情況看，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立場的選擇。當時每一個人都面臨著去延安還是去蘇聯選擇。李先念等人表態堅決要回延安。黃超、李特等不願意再見毛澤 東，就選擇了去蘇聯。有人認為，他們選擇去蘇聯，是想到共 產國際那裡告中 共中央的狀，這也只是一種猜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沒有選擇回延安而是選擇去蘇聯的政治態度，與他們後來的結局不無關聯。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李特等人做了這樣的評價：李特、黃超是從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參謀長，黃任秘書長。在他們去鄂豫皖蘇區之前，我原不熟識，中共中央卻推薦他們任要職。我們這些年共事，我深知他們為四方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很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的艱險因難，率領數百人逃亡新疆。張國燾在這裡對李特、黃超的評價還是很中肯很切合實際的。有些中 共歷史的研究者認為，是李特、黃超被殺導致了張國燾的叛逃。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有一些道理，李特、黃超被害和張國燾出逃發生在前後不長的時間裡，從事情的因果關係上看，親信被殺主子出逃也有可能。但把張國燾叛逃完全歸結到這裡，此說是不能成立的。張國燾叛逃最根本的是在於他信仰的動搖和缺失。一個有著堅強信念的人，是不會因為兩位同志被錯殺而放棄自己信念的。當然，李特、黃超被殺，對張國燾是一個不小的衝擊。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記述了一次和王明的對話：「我切齒痛恨的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能被指為托派！。』王明回答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張國燾自己承認，王明所說「雖不是托派，但他支持了托派」說法和王明那種要追隨斯大林肅清托派的意向，讓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加上張國燾還背著一個另立中央的包袱。蘇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和剛剛從蘇聯回來的王明，都讓張國燾感到了一種恐懼。這些眾多的因素才使得張國燾投靠了國民黨。
一個盲從的革命者
李特在鄂豫皖根據地，成為張國燾的親信並得到張國燾的重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條件。李特從蘇聯留學回來，被派到鄂豫皖根據地的時間和張國燾、陳昌浩、沈澤 民等幾位大員進入鄂豫皖根據地的時間差不多。李特懂軍事，政治理論和軍事理論水平都很高，有留學蘇聯的優越背景。對於鄂豫皖根據地和四方面軍來說，李特和張國燾等一樣，他們都是後來人、外來人。這自然成為走的近的一個重要條件。李特自身所具備的才能，也符合張國燾急於培植自己勢力的條件。李特性格倔強、脾氣剛烈，屬於那種城府不深、心直口快比較容易駕馭的人，這也應對了張國燾一貫的用人標準，所以李特能很快進入張國燾的視野，成為張國燾所倚重的親信。而李特也唯張國燾馬首是瞻，成了張國燾至死不喻盟友。
張國燾到鄂豫皖不久，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便以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軍委會的名義將曾中生撤職，改由陳昌浩任四方面軍政委。搬開了曾中生之後，張國燾隨即開始了驚心動魄的肅反運動。按照張國燾的思想，鄂豫皖根據地肅反對象重點放在三種人身上：一是投誠的官兵；二是出身不好的；三是學生知識分子。通過肅反運動，把原來的大部分他們認為控制不了和提過不同意見的人都殺了。四方面軍的幾個創始人幾乎無一倖免，紅軍四方面軍的創始人，著名的紅軍將領許繼慎、鄺繼勛等都以不同的理由相繼的被害。包括四方面軍部指揮徐向前的夫人程訓宣也被以改組派的名義處死。政委陳昌浩的夫人張秋琴從一個軍級幹部被處理為醫院的護工。在這場肅反運動中，李特、黃超等都是積極的參入者。徐向前在後來的回顧中說：「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分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極大的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
紅一、四方面軍匯合後，李特不滿中央紅軍，他和黃超遵從張國燾指示，拉攏分化對一方面軍的幹部，黃超曾給彭德懷送錢送米送兵，被彭德懷嚴詞拒絕。莫文驊在《永不磨滅的回憶》里記述了李特在一方面軍中拉攏幹部的一件事：李特對莫文驊說，象你這樣的幹部在四方面軍當軍級幹部也是可以的了。那意思是在一方面軍陞官慢，毛澤 東不如張國燾重視和使用人才。當莫文驊不同意李特的說法，並談到了一件事的時候，李特忽然嚴肅起來說：那麼說你是知識分子嘍？難怪不坦白承認錯誤!莫文驊一聽這話嚇了一跳，因為他知道張國燾歧視知識分子，在四方面軍里只要戴上知識分子的帽子，那就是很危險的。因為在紅四方面軍里，對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一向嚴加監視、特殊對待的。建國以後擔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徐深吉中將曾有這樣的回憶：有一次，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傅鍾等幾個領導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說了一句：「牛頓也很有學問呢，他還發明了牛頓定律呢。」 張國燾當時就愣了，說了一句話：「徐深吉了不得，還知道牛頓，你是不是要考考我們這幾個大知識分子啊？」 徐向前說：徐深吉都是聽我說的，他哪有什麼學問，赤衛隊隊員一個嘛。這才保住了徐深吉沒有划進知識分子行列，沒有成為張國燾重點監視特殊對待的對象。
張國燾本人就是大知識分子，但他對知識分子最警惕。張國燾提拔和使用的幹部多是工農幹部或者帶有濃厚工農色彩的小知識分子。成仿吾就在《記叛徒張國燾》里說，張國燾主政鄂豫皖之後，對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提出了一個「四個必然」的定論：「知識分子必然出身富農地主、富農地主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在鄂豫皖根據地張國燾用中央分局機關報的名義發表社論，對黨內異己分子規定了一個識別標準：「什麼是黨內的異己分子，就是那出身地主、富農、資金產階級而沒有真正無產階級化了的分子，他們多數是知識分子。」在紅四方面軍中，戴眼鏡的、別鋼筆的、會寫字的都成為肅反對象，列在應殺範疇之內。李特作為留過洋的高級知識分子，本應知道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動機和信念，知道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巨大的作用，但他出於對張國燾的愚忠，為了表示緊跟張國燾，他的見識就跟張國燾如出一轍了。
正是因為四方面軍對知識分子的排斥，像王樹聲、許世友、徐海東、杜義德這類文盲大老粗是最受歡迎，也最容易受到重用的。多年之後，軍史研究者劉統在撰寫《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一書中採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資料證明 「四方面軍幹部多數文化水平較低，像李先念這樣黨性強，又能打仗的工農幹部簡直是鳳毛麟角。多數都是作戰勇敢，但政治素養差、作風粗魯。」也就是說，簡單粗暴成為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常用的一種手段。紅四方面軍對西北軍起義過來的紅五軍一直心存懷疑，甚至謾罵紅五軍是「戴眼鏡說漂亮話的反革命、假革命」。有一次李特看到原獨立師政委張平凱蓬頭垢面的走過來時，竟然指責說： 「你看這像個什麼樣子，整天找吃的，這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嗎？」 當時紅軍給養困難，部隊首長帶頭找吃的本來是尋常事，作為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層的成員之一的李特公然給紅一方面軍的高級將領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可見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們對人對事的評價是非常草率的。
李特對張國燾的忠誠可以說是沒有分析的，不講原則的，帶有極大的盲目性。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腳木足的白賒喇廟召開了軍以上幹部會。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突然提出另立中央，並宣布開除了毛澤 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的黨籍。所有的入會人員包括陳昌浩都對張國燾的行為感到吃驚，認為張國燾走的太遠了。就在大家為這突然的消息面面相覷，驚詫不安的時候，時任四方面軍秘書長黃超突然大聲說：我們不再信任原來的中央了！李特緊接著第二表態說：中央既然丟下我們，我們也不再跟中央跑了。張國燾對入會人員一個一個的問。結果除黃超、李特幾個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贊成和支持張國燾另立中央。以李特的政治水平和認知能力，他還不至於糊塗到連基本的黨的紀律都不明白，連張國燾的圖謀也年看不透，但他還是支持了張國燾。隨後，李特成了張國燾臨時中央的中央委員。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在任弼時、賀龍等人的積極工作下，兩個方面軍六萬多人並肩北上，再次進入茫茫草地。北上紅軍得到了黨中央的極大關懷，也受到了共 產國際的關注。9月18日，正當徐向前調動部隊執行黨中央經過共 產國際批准了的行動計劃時，張國燾突然提出停止北進，轉而西渡黃河的主張。張國燾的主張在岷州軍事會議上沒有得到支持，便匆匆忙忙趕到漳縣徐向前的司令部，找到沒有參加會議的李特，李先念等人，闡述他西渡黃河的主張。李特還沒等張國燾說完，就表態說：你的這個計劃不是更好嘛，可以減少損失，又可以另闢新的根據地。其實張國燾的用意被毛澤 東一語點破：張國燾總想離開中央遠遠的。而李特這樣一個文韜武略的高級將領，在張國燾面前除言聽計從之外，竟沒有任何獨立思考的成果和見積，可見這種盲從和愚忠以入骨髓。
英靈蓋棺不論定
李特和黃超之死成為一個千古之謎：到底是誰下的命令，又是誰以何種方式執行的？屍骨葬在哪裡？直到今天也無從知曉。傳說倒有幾種，一是說在蘇聯遇難的，是在蘇聯向共 產國際為西路軍討說法的時候，被作為「托派」清洗掉了；二是王明等經過新疆去延安時以「托派」的名義處決了他們。張國燾《我的回憶》中談及，是王明告訴張國燾，李特、黃超等人經過審訊已被確認是托派，受到處決。三是說王明、康生向鄧發下的命令，李特和黃超在準備到莫斯科的機場上被槍殺。無論哪種說法，李特之死是與從蘇聯回來的王明，與斯大林清洗托派有關係的。李特雖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積極的擁護者，也曾是張國燾在「肅反」中錯殺了很多同志積極的執行者；他還領人追趕脫離危險區域北上的黨中央，但他罪不當誅。從當時的情況看，張國燾另立中央已不容於黨內高層，共 產國際對張國燾態度明確，西路軍失敗喪失了實力，所以四方面軍實際上成了批判對象。很多同志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比如李先念回到延安後就被安排到129師當營長。從軍長到營長，李先念沒有任何怨言。後來在毛澤 東干預下，李先念擔任了新四軍第四支隊的參謀長。李特在西路軍殘部敗退新疆進入迪化後，他仍不悔過；沒有認識和改正錯誤的表現，還經常發牢騷。中央領導對張國燾手下的人或多或少的抱有成見，李特作為張國濤的親信，又有持槍追趕毛澤 東的經歷。所以在王明拿著共 產國際清理托派的聖旨，對黃超、李特等人下手的時候，沒人出面為他們說話，所以那結局是必然的。
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途經安徽省霍邱縣時，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蹲在路邊，手裡拿著一條寫有「徐克勛我兒歸來」的白布。一般的官兵都不會知道徐克勛是誰，因為這個名字已經被歷史湮沒，使用這個名字的人也離開這個世界整整十年時間了，這個名字就是著名的紅軍將領李特。那個手擎白布、蒼蒼白髮的老人，就是李特的母親。老人家手擎白布尋子的時候是在1947年，該是李特參加革命離家26年、被害10年之後的事了。老人家堅信，時年45歲的兒子，肯定會生龍活虎的活躍在為窮人翻身解放打天下的隊伍中，老人不會想到她的兒子在十年前僅35歲時就已經離世。所以，這個善良的老母親在以後的歲月中，還會懷著極大的希望，想像著同兒子見面的那一天；還會在路邊面向著匆匆而過的部隊，擎起那尋子歸來的白布。那是老人家的全部寄託，那是老人家心中的期盼。無論是風雨飄搖還是飛雪漫天寒，無論霜天殘月還是夕陽黃昏，我們盼望著這位可敬的母親手擎尋子白布站在路邊，永遠的站在路邊，因為只要她站在路邊，她的心中還有夢。
很多人把西路軍左支隊衝出祁連山之前的安西之戰的失敗歸咎於李特，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1937年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領左支隊進至甘肅安西城南25華里處的石堡城，準備攻打安西縣城。此前，馬步芳已經做出紅軍去向的判斷，嚴令各路人馬尾追堵截。4月23日，馬步康旅一個主力團進駐安西。紅軍在安西收買的情報商販即出城向紅軍報告了敵人增兵的情況。但西路軍多數工委委員認為，敵人「增兵」之說有詐，商販可能是敵人派來的姦細。負責軍事指揮的李先念決定仍照原定計劃當夜攻城。安西縣城面積不大，但城牆均系黃黏土築成，又高又厚，利守難攻。李先念、程世才將部隊分為兩個梯隊，於當晚從城東和城西發起進攻。但第一梯隊剛進至安西城東關，即遭守敵的猛烈反撲，山炮、迫擊炮、機關槍吼聲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隊向城西門進攻，也遇到敵人密集火力的壓制，幾次衝鋒均未成功。紅三十軍政委程世才回憶說：「事實已經證明，那位老鄉（商販）的話一點不假，如果沒有一個旅以上的敵人，就不會有這樣的炮火，再堅持進攻，就必然要招致全軍覆沒的後果。我和李先念交換了意見，立即停止攻城，向王家圍子轉移，那是通向新疆的必經之路。」這筆帳一直是記在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參謀長李特身上的。李先念在談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曾說：安西是我決定打的，不能說責任在李特。這為李特洗去了那年的冤冤枉。
多數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並不認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原西路軍直屬縱隊司令員、騎兵師師長，建國後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杜義德中將說：「李特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擁護的，是非常忠誠於黨的人。在西路軍那樣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帶領幾百人到新疆，就說明了這一點。李特早就應該平反了。」 曾任紅三十軍政委、建國後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裝甲兵副司令員的程世才中將說：「李特政治上沒有問題，人很好，理論水平很高，革命很堅決，能吃苦耐勞。至於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趕黨中央、帶領一部分四方面軍回頭南下，說中央北上是機會主義，一些人說李特是反中央，這不能和張國燾一概而論。所以，徐帥、先念主席對李特的問題很關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況查清楚。」 中顧委委員的宋侃夫是原紅四方面軍機要局局長，他說李特在總部主管軍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樣艱苦卓絕的環境條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貢獻的。西路軍打了敗仗，同李特沒有關係。我們離開新疆以後，把李特、黃超留下來了，後來聽說把他們當做反革命處理了。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談過，當時把李特當成反革命是冤枉的，應該平反，因為他是一位好黨員、好乾部、好同志。」四方面軍對李特這樣的評價是很客觀的。
解放軍總政治部黨委1996年6月5日發文：李特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建立了戰功。李特同志在長期艱苦卓越的革命鬥爭中，為鄂豫皖、川陝革命 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為紅軍的建設與壯大，作過貢獻。李特同志參加長征、西路軍，英勇作戰，歷經磨難，經受了嚴峻考驗，他以後的被誤殺是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的延續。同時，這份文件也指出，李特在紅軍會師期間追隨張國燾，追趕紅一方面軍和黨中央，犯有一定的錯誤，但是，這不等於說他就是托派分子。李特在含冤死後的四十八個年頭時，獲得了烈士的追認。時任紅三十軍軍長的國家主席李先念曾經這樣說：李特、黃超是反革命嗎？不是！當時和彭老總吵架只是在氣頭上。李先念這裡說的「和彭老總吵架」就是指李特帶人追趕北上的中央時，和彭德懷在途中發生的爭吵，後來為毛澤 東勸止。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說：「李特資格很老，在蘇聯留學。李特人很好，和人相處不錯。他心很細，考慮問題比較周到，作戰命令、訓練指示，大都由他起草。這個人很能吃苦耐勞。」 徐向前元帥在他的《歷史的回顧》中寫到：他們都是我黨和軍隊的幹部，河西走廊和祈連山那麼艱苦和殘酷他們都沒有投降國民黨，卻在新疆讓我們自己人給殺掉了，實在令人痛心。李特被錯殺，這令人痛心，但相比較，李特還是幸運的。他終於1996年得到了平反，和李特情況差不多，時任紅五軍政委的黃超則最終扣定了托派的帽子。
主要參考書目
1、《李先念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2、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3、徐向前《歷史有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
4、《中國元帥徐向前》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
5、石永言《草地驚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6、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7、李樹增《長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8、《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王朝柱《毛澤 東周恩來與長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10、周春雲、張永春《隕落的紅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姚金果、蘇杭《張國燾傳》陝西人民出版式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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