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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寫詩的時候,我並沒有離開詩

不寫詩的時候,我並沒有離開詩

我曾經很想出版一本自己的詩選集,甚至為它寫過一篇短序,但終於沒有出版。還在幾年前,我已把我幾乎所有的詩稿送給了我的一位朋友,大概是要把它們作為一個記憶,存放在我認為牢靠的地方吧,或者乾脆是要忘掉它們。

1999年底,我調深圳之後,竟然有朋友鼓動我出版一本詩集。首先是崔建明。在我的朋友中,崔建明是唯一反對我寫作的人。別寫了別寫了寫了也是垃圾,他說。他慫恿我看碟片,每隔一段日子,就會送我一堆,都是他花錢買的。看吧看碟吧兄弟,他說。

就是他,卻偏偏鼓動我出版一本詩集。

我竟然也動心了,就開始編選。這卻不僅是因為崔建明的鼓動,還有我在深圳的幾位朋友和兄弟,他們願意為我的詩集寫一些他們願意寫的文字。就因為這些朋友和兄弟,我對我新到的這座城市,才有了一些踏實和富足的情感。也因為有他們的文字,這本書也就不只是我的詩集,還有更隆重的東西。胡洪俠甚至對這本詩集起了一個名字:「一個人的詩和一座城市的文字。」

我很願意接受這樣的書名。在我的眼裡,我的每一位朋友和兄弟,都是這座城市最活躍的文字。

這就成了這樣的一本詩集,這樣的一本書。

是一個紀念。是情感的典藏。

也是禮物。給自己;給我的兄弟;給曾經喜歡過我的詩,至今還記得的那些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

當我重新翻檢我許多年前的詩作的時候,我才知道,記憶是不可能被封存的。我也不可能忘記詩。在大學期間及以後的許多年,我讀詩,寫詩,想當詩人。

詩是我年輕時揮霍與享受生命的組成部分。

後來,我寫小說,繼而又寫電影劇本了,詩的寫作幾乎被放逐於我寫作的空間之外,僅只是偶爾為之。

我和詩保持著一種親密而又隱秘的關係。我不想失去生活、生存和生命過程中的詩性,哪怕是在面對和親歷複雜又齷齪的生活事件時——這是我要感謝詩的。

我以為,保持而不是毀壞,發現而不是踩踏詩性,比寫詩更能讓我掂量和感受到生命的意與味。也可以說,在我不寫詩的時候,我並沒有離開詩。

不寫詩的時候,我並沒有離開詩

詩集編成了,朋友們也真的為這本書寫了序,然而,依然沒有出版。

2012年編輯《楊爭光文集》時,幾年前編成的詩集就成了文集中的《詩歌卷》。因為不是單獨的詩集,朋友所寫的序沒有收入。但我不能忘記他們,也要對他們表達我的感謝。他們是:陳寅、尹昌龍、胡洪俠、張清、姜威、梁二平、鄧康延、李松璋、王樽、齊霽。時過境遷,其中才情橫溢的姜威竟然成了故人,享年48歲,真是不勝唏噓!


本文選自《楊爭光:文字歲月》「我與詩」

不寫詩的時候,我並沒有離開詩


楊爭光說


粗俗的俚語未必是小說粗俗的原因

「我還有寫作小說的構想」

從泰戈爾說到詩和小說

我的短中篇小說

我的電影啟蒙

狗嘴與象牙及地域文化小說

寫作是我生命構成的主要部分

鄉村與電影

我的「兩本中國書」和「一個中國人」

莎士比亞幫我擠開了外國文學的大門

「林丹出軌」問答|「良心讓狗吃了」論

側身說詩

我依然寫毛筆字,與書法無關

我們怎樣才能使我們現在的漢語不再粗鄙猥瑣

「詩」與「意識形態」

小說家



朋友有言:「沉默是最美的說」,是友善的忠告,也是對「說」的審美——「言而不說」為美。

然而,魯迅有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是主張有話還是「說」的好。

寧可不要「言而不說」的美,也不想「在沉默中爆發」,更不想「在沉默中滅亡」。

所以做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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