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洛城：北宋論爭聲中築就的千年古城

水洛城：北宋論爭聲中築就的千年古城

歷史上的水洛城地處關山腳下，是如今庄浪縣城所在地。水洛城從地圖上看去，只不過是隴右大地上一個很不起眼的城鎮，但是這裡曾經演繹出歷史長河中一段蕩氣迴腸的壯美片段。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潤強

水洛城劉滬、劉淳雕塑

水洛城殘留的城牆

北宋西夏激烈爭奪的軍事要地

庄浪縣屬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境內群山起伏，地勢東高西低，六盤山聳峙於東，余脈分六支迴環盤互，貫穿全境。山地和丘陵溝壑佔總面積的93.5%，境內海拔高度在1405米至2857米之間。水洛城地處關山腳下，庄浪縣城所在地，地形呈「兩河環抱一城」之勢，發源於關山向西流淌的南北洛河繞城而過，孕育了富饒而美麗的水洛川。北魏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公元472年—公元527年)《水經注》記載：「川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徑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犢奴水口，水出隴山，西徑犢奴川，又西徑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徑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略陽川。」考古發現，水洛川歷史悠久，人類活動的痕迹可上溯到舊石器時代，境內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180多處，僅水洛北塬就有漢墓10多處，曾經出土過大量的石磨、石杵、鐵鍋、陶器等文物，證明至遲到漢代，當地居民已經掌握了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

西周以來，水洛川屬於西戎游牧之地。春秋中期，始歸秦國版圖，為隴西郡管轄。漢代，先後歸天水郡、漢陽郡管轄。兩晉十六國時期，匈奴、氐、羌、鮮卑、羯等部族相繼內遷，水洛川先後歸屬於前趙、前秦、後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朝。水洛川歷代為兵家必爭之地，關於水洛城歷史的最早記載，始見於《晉書》，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後秦姚興皇初三年(公元396年)，「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這裡「洛城」即水洛城，說明水洛最早建城應在1600年之前，早於元代因庄浪路而得名的「庄浪」縣名。酈道元《水經注》稱當地為水洛亭，這是水洛城最早的行政建制，屬於北魏北秦州安陽郡管轄。據《北史》載，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起義軍首領王慶雲於水洛城稱帝，不久被驃騎大將軍爾朱天光破城，坑殺民眾17000餘人，可見當時水洛川人口眾多。

唐初，庄浪境內西南地區屬隴右道秦州(州治成紀，今甘肅秦安縣西北)隴城縣管轄，東北屬關內道隴州(州治今陝西隴縣)華亭縣管轄。唐代宗寶應年間(公元762年—公元763年)，適逢安史之亂後期，朝廷無力西顧，吐蕃貴族乘機率兵東侵，攻佔了河隴地區，庄浪全境也隨之淪陷。至唐代末年，朝廷和吐蕃反覆爭奪庄浪地區，戰亂頻仍。五代初後梁時庄浪地區由保勝節度使管轄；後唐時庄浪西南由雄武節度使、東北由彰義節度使兩鎮管轄。後漢時，庄浪西南被吐蕃佔領，東北仍屬彰義節度使管轄。後周時收復了庄浪地區，分屬雄武和彰義兩節度使管轄。至唐末五代庄浪境內生活著多個少數民族部族，「百八十里皆生戶」「俗與羌、渾雜處」「蕃、漢錯居」「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漢民之速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庄浪一帶成為西北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

宋初，庄浪境內屬於秦鳳路德順軍隴干縣(今甘肅靜寧縣)，地處渭州(今甘肅平涼市)、秦州(今甘肅天水市)之間，也是北宋和西夏的邊界。庄浪境內既有當地的漢族，又有吐蕃、氐、党項等少數民族，還有一些從中原逃亡到西北的人，地處邊關要害，社會情況複雜，控制權掌握在吐蕃貴族鐸斯那等部族首領手中，是北宋在西北軍事鏈條中極其薄弱的環節。為了加強控制，宋朝在周圍設置了多處城寨，如靜邊寨、通邊寨等，如何迅速奪取並長期控制水洛川，成為亟須解決的一大難題。

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李元昊率領十萬大軍南下攻宋，在六盤山下的好水川口(在今寧夏隆德縣)設伏，佯稱攻打渭州，誘宋軍深入。宋軍中計倉促迎戰，結果幾乎全軍覆沒，西北一帶戰事陡然吃緊，「關右震動，仁宗為之旰食」。皇帝怒貶時任統帥的戶部尚書、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和副使韓琦、范仲淹等人。好水川失利之後，宋朝軍隊採取守勢，防線退至渭州、秦州一線，水洛川的戰略地位愈顯重要。

據劉雙怡博士考證，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六月，水洛城的獨特戰略地位，首先引起了陝西經略安撫使王堯臣的關注，他在論及宋夏沿邊形勢的一篇奏議中說，「秦州絕在西南，去賊界差遠。其入寇之路，東則自儀州西南生屬戶八王界族經過，至水洛城北，是賊界黨留等族地。水洛城南與秦州冶坊、穰寨相接」，地處要害。水洛城周邊形勢非常複雜，從東面看，水洛城是西夏進兵的必經之地；從北面看，居住著黨留部族，一旦戰事爆發就有心腹之患；從西面、南面看，與秦州相接，是秦州冶坊、穰等城堡的策應之地。水洛川多個少數民族部族雜居，據劉建麗老師考證，居住著吐蕃「生戶大王家族」王元寧家族、蘇溫羅家族以及吐蕃鐸斯那部族，城南有以穆寧為首的氐族部族十餘個。顯然，誰有效控制了水洛城，誰就牢牢掌握了西北防線的關鍵。

劉滬紀念館

宋朝關於水洛築城的三次重要論爭

在北宋與西夏軍事激烈對抗的同時，慶曆新政也拉開了序幕。為了及時處置日益緊迫的西北邊事，好水川之戰一年後的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慶曆新政的代表人物、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兼治慶州的范仲淹，首次在《再議攻守》奏議中提出了興修水洛城、斬斷西夏南下進兵之路的建議，「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宋仁宗讓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商議對策，由此拉開了朝廷關於是否在水洛川築城的爭論，史稱「爭水洛城事」。

當時朝廷大臣分為兩派，一派是築城派，以范仲淹為代表；一派是反對派，以知秦州的韓琦為代表。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八月，韓琦提出：「范仲淹議進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驀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工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斷絕西賊往來。」秦、渭兩地相距較遠，修建水洛城既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且築城並不能有效阻止西夏軍隊，明確反對興修水洛城。由於韓琦位居秦州軍政長官，鄰近水洛城，所以，朝廷同意了韓琦的請求，下令停止築城。這是築城水洛的第一次公開爭論。

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西夏揮師南下，發動了定川寨之戰(今寧夏固原市西北)，李元昊佔據有利地形，誘宋軍出戰，然後斷其糧道和歸路，出戰宋軍幾乎全軍覆沒。西夏軍隊乘勝出擊，焚民舍、毀城寨，直抵渭州，縱橫600里，沿途宋軍無力出戰，只好固壘自守。定川寨之戰後，宋朝在軍事力量比較薄弱的秦渭之間修築一個城寨、加大阻擊西夏南侵之事就顯得尤為緊迫。能否修築水洛城，這個重大責任就歷史性地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劉滬來擔當了。

劉滬(？-公元1047年)，字子俊，保州保寨(今河北保定市)人，曾姑祖母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祖母。祖父劉審琦隨從宋太祖征戰時殉職。父親劉文質，幼年隨母親入宮，為人謹慎，忠實可信，深得宋太宗信任，曾經擔任麟州(今陝西神木縣)、慶州(今甘肅慶陽市)、秦州等州知州。兄長劉煥，以抗旨忤言、除暴懲奸而名重一時，後來官至工部尚書。劉滬從小沉默寡言，飽讀經典，謀略善斷，胸有大志，蔭補三班奉職，在禁軍任職，升為右侍禁。雖出身皇親國戚，但不願坐食祿米。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出任瓦亭寨(今寧夏固原縣瓦亭)鈐轄，代理臨近的靜邊寨(今甘肅靜寧縣城川鄉)寨主。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好水川戰役之後，西夏軍隊勢如破竹，宋軍沿線城堡紛紛關閉，居民遭受掠奪屠戮，只有劉滬下令開城門接受周邊難民，逃難百姓親切地稱之為「劉開門」。此舉也得到了當時主持西北軍政的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和參知政事范仲淹的讚賞，推薦提拔為閣門左侍禁、閣門祗候。

劉滬代理靜邊寨主之後，為了打通渭州與秦州之間的交通線，又在水洛川西北修築章川堡(今甘肅靜寧縣古城鄉)，在此屯軍並得到了數百頃良田，進一步加強了對水洛川吐蕃貴族的威懾，形成了從東邊的瓦亭寨、北邊的靜邊寨、西北的章川堡、東南的秦州諸寨對水洛川的包圍之勢，收復水洛城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劉滬並未急於出動武力，他了解到在軍事重壓之下，水洛城中的蕃氐部族內部勢力也發生了分化。他擇機勸降以鐸斯那、王元寧為首的吐蕃部族和以穆寧為首的氐族部族。蕃氐部族為了各自利益，開始與劉滬接觸，劍拔弩張的氣氛逐漸緩和，雙方從猜忌試探轉向初步信任。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赴水洛川周邊視察。在劉滬的精心安排下，蕃氐部族首領與鄭戩會面並得到較高禮遇，打消了心中疑慮，決定歸附宋朝。水洛城主鐸斯那為了表示誠心，還願意將路羅甘、結公城(今庄浪縣南湖鎮)一併歸獻。鄭戩隨即下令劉滬率部受降。不料中途生變，水洛城西的氐人在穆寧的帶領下，聚眾萬人縱火圍攻水洛城，企圖阻撓宋軍的收編行動。當時情況危急，宋軍僅僅只有一千人，敵我力量懸殊，周圍數百里也沒有援軍，但是，劉滬臨危冷靜指揮，「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今庄浪朱店鎮石門口)，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眾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抓住戰機迅速平叛，後來又打退了前來增援的臨洮氐兵。這次行動不僅順利收復了水洛城，而且打通了秦渭之路，劉滬因此升遷為內殿崇班。

在當時的有利形勢下，鄭戩提出重修水洛城，朝廷當即採納了鄭戩的建議，並派著作佐郎董士廉率將士前往督役。十二月份，韓琦又聯合文彥博、尹洙、狄青等人表示反對。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當築城尚未過半時，朝廷調離鄭戩知永興軍(治京兆府，今陝西省西安市)。這時，在西北邊地同時存在兩個軍政長官，新任的韓琦已經到任、原來的鄭戩尚未離職。朝廷聽從陝西宣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的奏請，下令停止築城。為了阻止築城，尹洙又派瓦亭寨主張忠取代劉滬。但是，在尚未離任的鄭戩支持下，劉滬不肯受代，又在蕃氐部族「請自備財力修城」的推動下，加快了施工進程。結果，韓琦、尹洙上疏朝廷《奉詔令劉滬董士廉卻且往水洛城勾當狀》《乞與鄭戩下御史台照對水洛事狀》，認為劉、董二人公然抗命，派遣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率兵抓捕並投入德順軍監獄，準備以違抗軍令將二人處斬。這時候，鄭戩據理力爭，擔心水洛川「蕃漢人民驚潰，互相仇殺，別生邊患」，指出尹洙的行為有圖謀構陷之嫌，但沒有得到朝廷採納，築城也隨即叫停。這是築城水洛的第二次公開爭論。

劉滬、董士廉入獄之後，歸降的蕃氐部族受到驚擾紛紛造反，殺掉官吏和漢族民眾，致使水洛城局面嚴重失控。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三月十二日，朝廷派遣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和都轉運使程戩解決水洛城事件。魚周詢等人剛到達水洛川，蕃氐部族首領就緊急求見，提出了三點請求：一是允許繼續築城水洛，二是以壯丁、牛羊襄助築城，三是任命劉滬為水洛城寨主。在百姓的強烈要求之下，魚周詢等人順應民意，上疏支持鄭戩意見，建議釋放劉、董二人，繼續築城。

在魚周詢等人實地調研的同時，朝廷大臣對於水洛築城事件也發生了嚴重爭論。韓琦依然堅決反對水洛築城，他在《修水洛城不便奏》中列舉十三條，批評水洛築城的失誤，包括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築城並非帶來許多便利之處等。尹洙也認為築城有害無利，由於秦、渭據點太多，各自為戰，導致了前一個階段軍事上的失利，現在又增加水洛城，更分散兵力，削弱了防守力量。但是，范仲淹、孫甫等人卻堅定支持劉滬，參知政事范仲淹在《奏為劉滬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奏議中指出，劉滬守邊「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諫官孫甫也認為：「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利，(劉)滬不可罪。」歐陽修、余靖等人在肯定築城行動的同時，建議調解雙方的爭議。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連上兩疏《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充分肯定劉滬築城的功勞，「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種世衡築青澗城，(劉)滬築水洛城，滬尤為艱難，其功不在二人下」；接著分析了解決水洛城事件的「三利三害」，指出「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最後提出了釋放劉滬，調離尹洙來平息爭訟的辦法。經過半年的爭論，事體大致明了，輿論越來越傾向於支持劉滬。宋仁宗權衡利弊，最終釋放劉滬，但以不服從節制，將其降職為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兼領水洛城兵馬監押；董士廉罰銅八斤；尹洙從渭州調任慶州。在文臣武將攻防策略的爭鋒聲中，新築成的水洛城終於矗立於關山余脈紫荊山之下、南北洛河的懷抱之中。這就是築城水洛的第三次公開爭論。

正月十二庄浪藝術節的高抬(鐵芯子)。(資料圖)柳愛軍

正月十二庄浪藝術節上的劉滬、劉淳塑像。(資料圖)趙三強

水洛城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影響

從今天來看，水洛城的修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久遠的影響。一是加速了水洛川的繁榮發展。據李俊剛老師考證，隨著重築水洛城，北宋實邊政策吸引了大批移民湧入水洛川，帶來了更加先進的生產技術，成為水洛川開發與建設新的開始。移民們購買或者租種吐蕃首領的閑散地進行農耕生產，改變了落後的生產方式，尤其是水洛南北兩河沖刷了上千年形成的兩岸川穀地區，成為黃土高原上的「小江南」，西北的茶馬貿易延伸到了這裡，成為秦渭線上的「茶馬十字路口」。水洛川的開發，既保障了周邊地區的戰馬及物資供應，又極大促進了當地農牧業的發展和商業貿易的繁榮。日趨繁華的水洛川後來成為縣城所在地，千百年後庄浪人民又在這裡創造了「中國梯田第一縣」的奇蹟。二是促進了當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劉滬冒著生命危險為民請命，深受當地各族人民的擁戴，正如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所言，「劉滬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奪身力戰，然後誘而降服，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劉滬注重教化當地各族百姓，奏請朝廷授予蕃氐部族首領官職。當地各個民族在團結一心抵禦西夏入侵的同時，文化傳統、風俗民情也相互交融。三是鞏固了宋代的西北邊防。劉滬以堅固的水洛城作為據點，既保護了當地百姓的安全，又保障了秦渭生命線的暢通。據學者李俊剛研究，水洛城築城之後，朝廷招募了大量的蕃兵和弓箭手，他們熟悉山川道路，曉知牧騎習性，平時務農牧，戰時為前鋒，寓兵於農，戰鬥力堪比正規軍隊。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水洛城駐有蕃兵38隊，總兵馬1354人(騎)，有效發揮了保境安民的重要作用。以保家衛國為光榮傳統的這塊土地，南宋時期成長起來了英雄郭成郭浩父子和吳玠吳璘兄弟。四是反映了北宋慶曆新政中文臣武將之間的複雜關係。水洛城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范仲淹、歐陽修、韓琦、余靖等人，都是慶曆新政的代表人物。學者李強博士認為，范仲淹、韓琦在西北軍事戰略方面多有共識，曾經聯合上書《奏陝西河北和守攻備四策》，但在攻防策略上存在明顯分歧。范仲淹重視基礎軍事設施，主張廣築城寨；韓琦則側重進攻，反對分兵守土和建城損耗物力，這是造成水洛城之爭的最根本原因。劉雙怡博士也認為，修築水洛城之所以被鬧得沸沸揚揚，主要由於其所發生的時機正好處於宋朝內部(慶曆新政)、宋夏關係發生變化之時，從築城牽扯到的蕃部安撫、文臣武將之間的關係、對夏政策，都導致這次事件被放大。水洛城事件的起因是大臣之間攻防軍事策略之爭，後來因摻雜了個人恩怨等諸多因素，變得日趨複雜。水洛城事件塵埃落定之後，董士廉又上書控告尹洙，牽連韓琦罷任樞密副使，再次引發了爭訟。五是水洛築城的後續影響。令人惋惜的是，水洛城事件的主角劉滬，在築城和主政期間身心俱損、積勞成疾，因患頭瘡於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去世。靈柩即將東歸家鄉保州之際，水洛川百姓跪在街道兩旁哭泣哀悼，請求朝廷將其安葬在水洛城畔；水洛城蕃官也呈遞申請狀，請求以劉滬兄弟或兒子主政水洛。朝廷順應民意，以劉滬之弟劉淳為水洛城都監，將劉滬安葬在水洛城北(此處後來得名「廟坪塬」)，建廟立碑，四時祭祀，百姓尊稱為「劉將軍」或「將軍爺」。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朝廷再次褒揚劉滬的功績，「以功業建廟」，在水洛城西關敕建忠勇廟，俗稱「將軍殿」(今庄浪縣委黨校所在地)。徽宗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又追封為忠烈侯，以每年正月十二為祀日。

今天，庄浪縣及周邊地區流傳著許多關於劉滬兄弟保境安民的神奇傳說，每年正月十二還保留著以劉滬故事為主題的社火節慶，後來演變為全縣春節期間最盛大的民俗活動。正月十二的社火包括上百個高抬(鐵芯子)、彩車、高蹺、馬社火、地攤子，吸引了周邊的天水秦安縣、張家川縣，平涼靜寧縣，以及寧夏固原市、隆德縣社火隊的加盟，觀眾多達十餘萬人，2008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近年來，庄浪縣又維修了殘存的水洛城牆，古城舊貌換新顏，成為關山大景區文化旅遊的一處勝地。

水洛築城距今已悠悠千載，圍繞她的前世今生，促成了秦渭之間漢、蕃、氐、羌等多民族的交流融合，激發了一代文豪王堯臣、歐陽修、范仲淹、曾鞏等數十篇經國濟世的政論文章，引發了宋代仁宗、徽宗多朝皇帝對秦渭一帶的極大關注，牽涉了韓琦、尹洙、狄青等一代重臣的仕途生涯，見證了北宋慶曆新政在西北實施的成效，造就了為民請命而被庄浪百姓奉為保護神般崇敬的劉滬兄弟，留存了以正月十二社火節為代表的傳統民俗藝術活動。這些都是劉滬水洛築城饋贈給庄浪人民的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孕育「庄浪精神」的深厚歷史文化源頭，值得人們永遠珍惜和傳承發展。

(除署名外，其餘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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