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繼承人》導演馬塞洛·馬蒂內斯專訪

在您過去的電影里，您總是嘗試去探索您的祖國巴拉圭一些不為人知的事件。您是如何發現Chiquita和Chela（《女繼承人》中的兩位主角）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是否和巴拉圭歷史上一些特定時刻或事件相關？

馬塞洛·馬蒂內斯：如果撇開幾十年來沒有辦法製作任何電影的黑暗時期來談論巴拉圭電影那是不可能的。在六、七十年代，當拉丁美洲其他國家都在大銀幕上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我的國家依然是一片空白。這是為何重建我們的的電影攝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關鍵挑戰。當我撰寫Chela和Chiquita夫婦的故事時，我意識到我正在嘗試與那段隱晦的時代以及安於現狀的社會建立對話，它繼續躲藏著，緊緊依附在自己的陰影里。

最新的這場政變（2012年）表明，我們國家的小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浪漫關係。我談論的不僅僅是80年代末期那些用靴子和步槍贏得他們時代的強勢人物。這些正在分享腐敗和毒品交易好處的新「民主」領導人，也需要我們社會的合謀來製作同樣的恐懼並保持同樣的沉默。

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權利領域之外的日常生活感興趣，即使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所以《女繼承人》是否映射特定的政治歷史時刻這無關緊要，因為生活在巨型監獄裡的感受是一樣的。本質上這是一部關於監禁的電影。

您能告訴更多一些關於電影中兩個資產階級家庭女繼承人的社會背景設定嗎？

馬塞洛·馬蒂內斯：對於一個得到保護但同時受到約束的政權來說，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創造了無法逃離這種邏輯的個人。巴拉圭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而這些婦女是受到保護的特權階層，他們的飲食出行都是安全的。但這個故事就在這些女人正在失去保護並且找不到適應新現實的方式時展開。主人公仍然需要豪車、傭人以及那些奢侈品，即使車子舊了，傭人也不是很有經驗，但她還是竭力來維持她的舒適感。這是為何擁有工作和賺錢這樣普通的流程都會置她於另一種處境。

這部電影的靈感來自何處？是否有其他任何藝術作品對你的電影創作產生了影響？

馬塞洛·馬蒂內斯：我在一個女性主導的世界裡長大：母親，姐妹們，祖母們，阿姨們，以及周圍領居家的女人。自從我開始看法斯賓德的電影，我就希望我的第一部長片能夠讓我有機會進入更吸引我的女性世界。

我的一位阿姨總是隨身帶著一個托盤，就像我們在電影用的那個。托盤上面，有氣泡水、純凈水、咖啡，小筆記本、她的念珠和她的藥丸。在創造虛構角色的過程中，我想到了用一個類似的托盤，作為指南來去思考主角的喜好和迷戀，同時也想了解她的極限。托盤成為鏈接她內在的一種方式，和舒適與控制之間強烈的矛盾構成了她個性的主要基礎。

有一位巴拉圭作家Gabriel Casaccia，他也許是對我在嘗試描寫巴拉圭資產階級影響最大的人。他的第一部小說在50年代出版，當時我們的文學裡只有英雄故事。然而他把那些自命不凡從小說中的巴拉圭角色中抽離，重新注入了真實的人性。

現在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巴拉圭婦女形象上，通過偶像塑造她們被擺放在戰爭中成為堅強不屈的英雄角色。如果這是她們唯一置身的地方，那是危險的。在當今社會，繼續這樣的角色塑造是一種圈套。老實說，我認為很多女性不想也不應該承擔這樣的負擔。她們應該有機會——當然應該是給所有人——至少有些責任無需承擔。

你成功聚合了一群了不起的女性角色，你是怎麼找到你的女演員的，包括兩位女主角以及那一群老婦女？

馬塞洛·馬蒂內斯：挑選演員時我更多的是和她們交流，更好地了解他們，確定是否能夠很好地一起合作。這個過程對《女繼承人》甚為重要。我們需要這些女人要用難以模仿的有效的社會符號進行活動、對話和交流。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女演員們表演那些和她們完全陌生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指導她們在特殊的情況下一起發現隱藏在她們內心全新的自己並讓她們展現出來。我對表演技巧知之甚少，在和她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自己很擔心，我能做的就是多了解這些女演員，同時儘可能的排演更多。和她們相比，我自己更需要這些。

當三位主要角色扮演者和我相見的時候，我找到了她們之間的一個共同點，她們都願意接受新挑戰。對於導演來說，演員生涯中那些充滿強烈情感的時刻是合作最有趣的時刻。

電影中Angy為Chela的生活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她是變化的催化劑。您是如何發展這個角色的個性的？這對您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馬塞洛·馬蒂內斯：在創作過程中，Angy這個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我意識到演員安娜·伊萬諾娃（Ana Ivanova）強烈的鏡頭感，以及她可以給這個沉眠已久的世界帶來一種不安情緒時，她在我眼裡也就愈加清晰了。

在很多方面，這都是一個通過八卦關聯彼此的女人們的故事。我喜歡葡萄牙語中用來形容八卦的詞語：fofoca（「閑言碎語」）。Chela總是擔心朋友們在背後談論她，Chiquita總是講監獄裡獄友的事情；而在Pituca這裡，閑言碎語總是能傳播最大化。只有Angy不是一個搬弄是非的人，她總是談論自己的事情，以及那些她遇到過的男人。這種態度將她和那些「fofoca」區分開來，因為她更直接，也更有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她的角色帶來了打破惰性的可能性，這種變化看起來很迷人，同時也很危險。

你講述了一般電影里比較少涉及的老女人題材的故事，你能否告訴我們更多關於您對於這個尚未經歷過的生活階段的個人迷戀？這個時代對您來說有多重要？

馬塞洛·馬蒂內斯：出生於70年代的巴拉圭，我們都屬於失落的一代的子女。軍政府1954年掌控了國家權力，推崇個人崇拜，禁止書籍流通，刑訊甚至殺害年輕人，或將他們流放，直到1989年下台。

我們的父母，這些留在國內的人，不得不在一個無法自由呼吸的政權陰影里荒廢自己的青春。他們最好的歲月都被恐懼籠罩，很自然地這代人也就傾向於重塑其價值觀和形式。

這些不心懷內疚的女人，就是這個我們以為已經消失的時代的產物。但最近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這是為何我有興趣去尋找他們，去探索那個對我來說依舊神秘的世界。

我看過描寫這個社會階層婦女形象的電影，太多時候都過於誇張了。但是我在躲在門後或藏在桌子下的過程中成長，渴望傾聽他們的對話。所以我嘗試用更為親密和好奇心的方式去描繪他們，但同時也覺察到了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他們的巨大鴻溝。

您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男性幾乎完全缺席的女性世界，什麼才是您觀察這個世界的立場和觀點？

馬塞洛·馬蒂內斯：在我年輕時代的巴拉圭，只有一種方式能成為一個男人，那就是經過軍隊和教會的洗鍊。這並沒有留下太多空間成為個人自己，所以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陷在一個虛擬的身份里成長。我也相信在像巴拉圭這樣充滿所謂大男人氣概的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男人會被期待擁有所有的答案。這令人沮喪，沒有人教我們去享受擁有懷疑和提問的樂趣。

在這麼少的關鍵場景——裝滿回憶的房子、女子監獄、那輛汽車——里完成您的電影，對您來說有哪些挑戰？

馬塞洛·馬蒂內斯：這是基於人性真實製作的小電影。我們知道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或資源在很多地方工作，故事本身也不需要。

首先，我們意識到主角所屬的世界非常具有封閉性，這是真實的，也很具有象徵意義。將故事繼續在他們的房子里或車子里是很重要的。不過，當Chiquita入獄後，和外部世界的聯繫慢慢開始了。電影窺視門外的世界，聆聽外面的聲音，但是假定這些都是另一種現實的一部分。

您以開放結局的方式結束電影，暗示主角的出走和新的開始。您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電影的結局嗎？

馬塞洛·馬蒂內斯：對我來說，用開放結局的方式結束電影是很困難的。主要是因為在開始創作劇本的時候，我是被一種對這個社會未來充滿悲觀的心態所驅使的。這讓它無法找到一條生路。但在製作電影的學習過程中，意料不到的出路自然出現了。

在故事的開始，我有非常清晰的出發點，不過之後就放任角色自己來找到結局。然後，除了引發我創作過程的禁閉感，甚至除了我認為是這個國家未來唯一出路的黑暗面，這些人物向我表明了可能會有另外一扇門開啟另一個全新的開始。這是一個美麗而又意料之外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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