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父親母親
紀念父親去世36周年，母親去世13周年，永遠牢記父母的養育之恩。
1925年，我的父親孔繁堃出生於安徽合肥郊區的孔石橋村。父親出生時家境富裕。我的爺爺還當過甘肅天水縣縣長。1935年前後，我的爺爺奶奶相繼去世，家道中落。當時父親才10歲。
我的爺爺和外公是好朋友。在父母很小的時候就給他們定下了娃娃親。所以父親後來一直住在我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顧。外婆性格耿直，和父親性格不合。1945年初，20歲的父親離開家鄉，來到了甘肅，參加了陶峙岳的國民黨軍隊。他成為了一名中尉軍官，在國民黨第六集團軍第八補給區直屬輜重汽五團擔任文職。
父親離家時我還未出生。年輕的他一心想尋找一條光明之路，可到哪裡尋找光明之路呢？
在酒泉見到父親
1949年，新中國即將成立。當時我4歲，和母親、哥哥住在外婆家裡。1949年9月24日，輜重汽五團在酒泉跟隨陶峙岳將軍的國民黨新疆警備區一起通電起義，史稱「酒泉起義」。次日，陶峙岳發布起義通電，率新疆軍隊正式起義。
就這樣，我的父親參加了和平起義。第八補給區原是負責國民黨甘、寧、青、新四省軍需補給的，有三個汽車團。每個汽車團配有500輛汽車。後來這些部隊被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野一兵團酒迪運輸司令部。1949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野一兵團揮師西進。10多萬解放軍的部隊，主要靠著酒迪運輸司令部的車輛入疆。他們先把部分部隊從酒泉運往哈密，然後再返回去繼續拉運後面的步行部隊。1953年，酒迪運輸司令部和原新疆起義的運輸部隊被整編為新疆軍區後勤部運輸部。當時運輸部屬下有140多個連、營、團級編製的單位。大多分散在新疆、甘肅境內。
1952年春天，父親寫了一封家書。他讓母親變賣家產，湊夠路費，帶著我哥和我到酒泉來找他，但不允許帶上外婆。於是，母親帶著哥哥和我，從合肥坐火車到西安，又坐汽車到蘭州，幾經周折，終於到達了酒泉。我和哥哥自幼在外婆身邊長大，離開合肥後一直想念外婆。此後卻再也沒有見過外婆。
在酒泉，7歲的我第一次見到父親。這是我最難忘的童年時光，平靜又溫暖。
父親長得帥氣，高鼻樑，濃眉大眼，也非常有才華。他文章寫的好，字寫得更漂亮，雋永剛勁，人們都叫他「秀才」。那時他在汽二團政治處做宣傳工作。當時汽二團的政委是晉懷榮政委，子弟兵出身。晉政委也很喜歡他。
來到酒泉後，我開始上小學。酒泉南郊古城牆的腳下，有一座小學校，名叫八一子弟學校。當時部隊里所有小孩都在這所小學讀書。學校實行供給制，所有的官兵的小孩都有津貼。晉政委的愛人楊志和老師就是哥哥的班主任。學校校規很嚴格，完全是按照部隊的條例和規矩進行管理的。學生們全部都是實行的寄宿制，每周六才能回到家裡去與父母團聚。父親每逢周六準時來校接我和哥哥。我坐在自行車上，哥哥就在後面小跑。這一幕場景我迄今都還清楚地記得。
1954年，我的大弟弟出生了。因為在酒泉出生，所以他就叫泉生。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母親背著弟弟到運輸總站給駕駛員們洗衣服。我的母親名叫劉希芬。她是個勤勞了一輩子的人，不認字，沒文化，但為人樂觀大方，閑不住。在酒泉的時候，她就去給駕駛員們洗衣服。那些司機們的衣服特別油膩，很難洗。但母親給司機們洗衣服一洗就是好幾年。
在烏魯木齊成長
1954年10月7日，毛澤東簽發命令，駐疆解放軍保留少數部隊，大部分集體就地轉業從事生產建設，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兵團的組建，一半是進疆的老革命部隊，一半是整編的起義部隊。1954年10月，兵團運輸處成立正師級建制，轄2團3營。即汽一團、汽二團、獨汽一營、獨汽二營和獨汽三營。父親所在的輜重汽五團改名為汽二團。
1956年，火車通到了酒泉。汽二團又開始向西搬遷，駐防到了新疆境內的哈密。八一子弟小學的學生們也跟隨著父母，陸陸續續地踏上茫茫戈壁。由於當時交通不便，所有學生都是搭便車來到哈密的。校長吳培城一直堅守到搬遷完，才回到哈密小營房八一子校去繼續履行自己的校長職位。
汽二團到了哈密後，修理連、團部和學校都設置在小營房裡；三連、五連在大營房。我和我哥在哈密小營房上學。半年後，父親工作調動，調往烏魯木齊兵團運輸處宣教科工作，擔任運輸戰線報編輯。隨後我們一家人也由哈密搬遷到烏魯木齊。我和哥哥就轉學到兵團運輸處子弟學校，一直上到高中畢業。
到烏市後母親沒事做，急得團團轉。後經過衛生科王管理員介紹，母親到衛生科（現兵團醫院）去洗衣服。整個醫院也就是母親一人在洗，被子、單子、血衣……堆積如山。母親就這樣一聲不吭，埋頭苦幹。她不怕臟不怕苦，一洗就是十年，洗的指甲蓋都凹進去了。那時，工作並沒有貴賤之分，勤勞的母親深受醫院醫護人員的尊重，年年被評為先進和三八紅旗手。因為母親的工作非常艱苦，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醫院的領導每月特批給母親一些白面、雞蛋。這在當時已經屬於稀罕的營養品了。
這些營養品母親哪捨得吃，全給孩子們添補營養了。1958年和1962年，我又多了兩個弟弟，一個叫小剛，一個叫小豐。儘管父母工作很努力，但孩子多，大的要上學，小的要上幼兒園，家裡經濟上很緊張。組織上多次要父親打申請報告，請求給予生活補貼。那時候許多家庭孩子多，都是靠組織補貼。但父親就是不申請，說再困難我們自己克服，不給組織上添麻煩。
家裡經濟困難，我和哥哥都看在眼裡。我平時一放學就會去幼兒園接弟弟，盡量多干點家務。我學會了做飯洗衣服，盡量去減輕母親的負擔。幹完家務勞動以後，自己再抓緊時間學習。哥哥從小就有經濟頭腦。每年一放暑假，他就把大院里十幾歲的小男孩組織起來，每天打工，上房泥。當時的工錢是每天5塊錢，但這樣就可以交這年的學費了。暑假，我和我的同學王銀環一起到烏魯木齊郊區挖草藥。當時醫院收購草藥，我們可以用草藥換學費。
1962年，我上初二了，班裡颳起了一股參加工作熱。許多同學到大修廠，機械廠上班，也有到醫院裡的醫護班。我也動了心思，認為工作了就可以減輕父母的壓力。記得當時我跟父親提出想去工作時，父親曾嚴肅地問我：「什麼叫工作？」然後他就堅決地拒絕了我的要求，讓我安心學習。父親告訴我，他能供我們完成學業。
1963年秋，我考上了高中。我知道了學習的重要性，學習也比較刻苦，一心考上大學。1965年我趕上了高考末班車。雖然高考後我自我感覺良好，但我苦苦等了2個多月，也沒有等到高考錄取通知書。當時我還以為自己沒有考上。後來才知道自己的通知書被學校扣留了，是因為家庭出身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至今也不清楚。
當年九月，我留校當老師了。第二年4月，我又來到了石河子汽二糰子弟學校，回到了我小學時期的學校。不久文革就開始了。
文革來了
文革開始後，父母真正的苦日子來了。當時父親是兵團汽一糰子女學校的校長，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批鬥。他被頭上戴上了高帽子。人們說他「執行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鼓吹封資修路線」，說他是「國民黨反動軍官」、「國民黨殘渣餘孽」、「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等等。
父親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與世無爭，就知道忍耐。但他還是沒有逃過這場劫難，遭了很多罪。那時我們的境遇，現在的年輕人都難以想像。
文革一開始的時候，我不在家。母親告訴我說：「你爸爸天天都要拉出去批鬥，帶高帽子。還是那些口號，牛鬼蛇神……批鬥時還不讓站著，全要跪下。」父親的膝蓋跪得脫皮了，母親就給父親做了一個厚厚的護膝。每天批鬥時，母親就給他戴上。父親在那段時間裡情緒很低落，總是一個人不吭不響地使勁抽煙。有一天，父親被拉去看批鬥會。中午大弟弟泉生回來了，滿臉是血。母親給他洗臉時，看到他的鼻子還在流血。問他怎麼回事，他就是不講。後來父親回來後說：「連孩子都不放過，太過分了」。原來是開會喊口號「打到孔繁堃」時，弟弟的手舉慢了，也舉不夠高，那幫左派就立刻把弟弟拖出去一頓拳打腳踢。沒多久，我在汽二團也呆不下去，就跑回家了。我這一來，又給父母增添許多麻煩。看到父親母親消瘦疲憊的神情，我心裡難過極了。
1968年是父親、母親最困難的一年。父親的工資從120元一下降到44元。弟弟們都還小，再加上我一個吃閑飯的，家裡吃穿都非常拮据。那時，父親每天還要去學校挨批鬥，每次批鬥回來都是精疲力盡的。冬天到了，天氣很冷，家裡沒有煤炭。母親在託兒所上班時，有一天看到外面有兩塊破木板，就拿回家劈柴燒火取暖。這時被父親看到了。他就沖著母親喊：「這是公家的木板，拿回去！」母親含著眼淚又把木板放回去了。幸好哥哥經常從城裡回來看望父母。每次哥哥一回來，父親就特別高興，好像有了精神支柱一樣。
父親每天除了參加批鬥外，還要和學校里的一個殘疾人一起打土塊。殘疾人打土塊完成不了任務。沒完成的任務全由父親一個人來承擔。身體本來就單薄的父親經不起這樣的折磨，時間一長，身體基本上就垮了。他雙手關節，腿關節都變形了。不能打土塊，左派又想出了更絕的一招，不讓你這個「壞分子」閑著。他們叫父親把全汽一團家屬院（共2000多戶人家）每家每戶的門上全都寫毛主席語錄。可憐的父親哪敢吭一聲啊，就恭恭敬敬地順從了。父親每天提著小油桶，挨家挨戶地認認真真地寫著。無論天氣如何，他都風雨無阻地提著小油桶去寫字。父親寫的非常認真，經常寫得滿頭大汗。每次看著父親瘦小的身體，發白的頭髮，疲憊的神情，我都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對父親的尊敬和心疼。
父親這輩子就愛讀書。小時候，家裡經濟雖然不寬裕，但父親還會用他工資的一部分買書。他購買了各種名家的文集，包括魯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等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紅色經典一出版，父親就買了。當時《收穫》雜誌是雙月刊。我們家有1957年創刊到文革停刊的全套雜誌，一本不少。在我的少年時代，每到放暑假，我的同學和好朋友們就來我家看書。家裡凳子不夠，大家就坐在地上看。現在我老了，經常就想父親愛讀書的習慣怎麼沒有遺傳給我，反而遺傳給了他的外孫女。我女兒和她外公一樣，愛書如命，家裡幾個大柜子全是她的藏書。文革一開始，沒完沒了的左派們也看上了父親的那些寶貝。這些珍貴的藏書都在一頓亂抄家被抄走了，一搶而光。父親看到他心愛的書都被搶走，老淚縱橫，也無可奈何。
整整兩千多戶人家的大門，都被父親被寫上了毛主席語錄。人們看到父親的字，剛勁有力，都稱讚寫的好。而加班加點的父親終於頂不住病倒了。這一病就好長時間沒有爬起來，他住到了兵團七道灣人民醫院。那段日子，我在醫院照顧父親，陪他散步聊天。父親的心情也開朗了許多，還給我講故事。一個月後，父親的病情有所好轉。他出院後只在家裡休息了半個月，又去上班，被監督勞動。
在父親挨批鬥的那段日子，母親表現了她堅韌又冷靜的性格。她以非凡的毅力承擔起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母親白天去副業連做最苦的工作——挖廁所，晚上又給弟弟們縫縫補補。母親還經常安慰父親說：頂住不要怕，我們又沒有做壞事沒有坑人害人。那些坑人害人的人不會有好下場。我很驚訝，母親能在那種人人都不敢說話的恐怖歲月中，說出這些感人的話。我常常暗自佩服自己的母親。
自父親從七道灣醫院出院後，身體還是很虛弱。母親盡最大的力量照顧父親，只要有一點面和米全給父親吃。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的三個弟弟從來不爭著吃，都懂得照顧父親。那些左派們也看到父親身體實在太差，批鬥會也開的少一些了，讓他在家呆著。父親在家閑著著急，就叫我給他買些紙和墨練字。見父親的字寫的那麼好，我們真是羨慕的要死。我問父親，你怎麼寫得這麼好的字？父親說，那是你不用心，沒有好好練字。
1968年7月，全兵團又掀起了大揪斗、批判幹部群眾的高潮。父親是逃不過這一劫難的，對他的批鬥會又開始了。每天，他早早地去參加批鬥會。晚上回家後他竟連洗臉、洗腳的力氣也沒有了，都是母親幫父親洗臉洗腳。一個月後，父親身體又不行了，又住進了醫院。這次父親住院時的病情，要比上次嚴重的多。他的手指、手腕和腳踝的關節都是腫的。父親很痛苦，但躺在病床上卻從不呻吟一聲。天大的委屈和痛苦，父親都把這些自己一個人吞了下去。這次住院期間，是我的二弟小剛陪護的。好多事情醫生都不讓父親去做，但父親就是不肯。只要是自己能辦得到的事情，他就忍著病痛自己去做。他從來都是一個不願麻煩別人的人。
1968年8月，由於同學王艷蓓多次來信勸我回單位，也為了給父母減輕壓力，我就不顧一切地又回到了石河子汽二團。這次回來以後的工作單位就不是學校了，而是到副業連進行勞動改造。這一切我都認，誰還不會勞動。
下農場勞動改造
1970年，烏魯木齊兵團單位的所謂「支農」開始了。汽一團也不例外，把那些臭老九、壞分子、走資派統統趕到農場勞動改造。我那可憐的父母能逃脫嗎?他們對我父親的鄙劣手段和野蠻做法，使人難以置信，冷酷到了極點。那時，父親病情依然很嚴重了，不能自理。他們硬是把父親從醫院用擔架抬出來，拉上了支農的車上，由一名護士送到了大漠深處的小拐農場。
當支農的車隊路過石河子時，母親讓司機把車開進石河子。她只是希望告訴我一聲，他們下放去了小拐農場。誰知道到了汽二團一打聽，誰也不知道我到哪去了，只知道是下放農場了。母親非常著急，因為她最擔心我。（當我寫到這時，我的淚水已經模糊了眼睛，打濕了稿紙。天底下還有這樣的怪事，一家人四分五裂，各奔東西，誰也不知道誰到哪兒去了）。
那時，我的父親母親到了小拐農場；我去下野地132農場；大弟才16歲，去了農九師169團修水庫，去背麻袋包。哥哥是自治區水利廳的。他們把一幫知識分子趕到了南疆一個名叫小山口的山溝里。最後還是哥哥幾經周折，搞清楚了我們各自的去處。
父母到了小拐後，分到七連。七連離團部還很遠。父親依然病重，頭幾個月一直住在小拐的醫院裡。我的哥哥非常孝順父母。他從單位上搞了兩袋大米和一桶清油，從烏魯木齊坐車到奎屯，再坐上奎屯到小拐的班車，一路上顛簸著到了小拐農場。當時農場路兩邊都是沙漠。班車到了七連後，哥哥只能在路口下車了。路口離七連還有幾公里路。哥哥帶了一根扁擔，就挑著這些東西往前走。沒想到沒走幾步扁擔就斷了。四下又沒有人煙，他只能慢慢地往前挪，一袋又一袋的。他就這樣慢慢地往前走，走到七連時天已黑了。這兩袋大米成了父親的救命糧。母親和兩個弟弟都很少吃，都留給父親。
我的大弟弟更孝順。他也從農九師169團搞到幾袋白面和清油，給小拐的父母送去。現在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大弟為了給父母弄點營養品，曾不辭辛苦地去了一次南疆。他聽哥哥說嫂子剛從上海回來，帶了一些糖果和挂面。他就決定從塔城到南疆，去他大哥家一趟。到了和靜縣，去小山口路途中間有一條寬寬的河，每天只擺渡一次。當他到達河面時，擺渡的船早已下班了。怎麼辦呢，要到河對岸怎麼能過去呢？弟弟也不知道水有多深。他果斷決定，趟著河水走過去。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膽子竟然這麼大。當他走到河中央時，河水已經沒過他的脖子。他終於走出來了。當他到了哥哥家，哥哥嫂子看到他渾身都濕透了，就抱著他直哭。嫂子趕快拿了乾淨的衣服給弟弟換上。在小山口休息了一天以後，弟弟就帶著從上海買的糖果、富強粉以及一袋大米等等，又匆匆地往回家的路程趕去，把這些食品都送到了父母的身邊。我的父母能有這麼孝順的兒子怎麼不自豪呢。
1971年的冬天來臨了。過了元旦大雪就一直下個不停，凜冽的寒風吹著，猛烈地搖動著路邊的樹木。那個冬天真是滴水成冰，寒氣襲人。元旦過完後，我突然收到了一份電報：父親病危，速回。我立刻找到連長請假。
當天我就搭別人的自行車來到團部。團部距離公路還有8公里。我只能步行到路口，搭去小拐的便車。等了很長時間，才開過來一輛貨車，上面拉的東西不多。我就在路邊，使勁地招手。司機見我那副可憐的樣子，停下了車，問我去哪裡。我告訴他去小拐農場，父親病危。司機聽了就讓我上車。但駕駛室已經坐滿了人，我只能坐在汽車的車廂里。當時，我只穿著了個單薄的小棉襖。刺骨的寒風從身邊嗖嗖地刮過。我縮著脖子，聳著肩，兩手插到衣袋裡，找一個有空隙的地方躲起來。我在車廂里不斷地打著寒戰和發抖。
汽車好不容易開到了133團團部，司機停車要吃飯。當我剛要站起來時，就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我的同學戴薔馨。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她問我到哪裡去。我的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說是去小拐農場看望病危的父親。她聽了看著我說：「就你這個樣子，穿這麼點衣服，能穿過這個大沙漠嗎？就是到了小拐，凍不死也要凍個半死」。她馬上跑去拿了一件軍用皮大衣給我披上。我真沒想到能在這個地方碰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真想對她傾訴我內心的痛苦和不平。但時間太倉促了。我忍著忍著，眼淚還是掉下來了。薔馨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情和遭遇，握著我的手說，保重，為了將來好好活著。我點了點頭。
汽車在高低不平的小道上顛簸地很厲害。有了這件皮大衣就像救了我的命一樣。汽車艱難地走了4個多小時，才到了136團七連的路口。下車後，還要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再走幾公里才能到七連。我一路跑過去。到家時，母親正在準備去小拐醫院。我一進家就喊，媽，我回來了。母親一下哭了，滿臉都是淚。母親告訴我了父親的病情，我們就連夜趕到了小拐醫院。
當時，夜已很深了，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我緊緊地拉著母親的手。我們走在荒原上那高低不平的小路上，相互鼓勵著。我們邊走邊說話，鼓起勇氣一直往前走。到了團部醫院時已經是夜裡2點多了。我衝進了病房。父親還沒有睡覺。他虛弱地閉著眼睛，神情十分痛苦。看到父親病成這副模樣，我眼淚一下就掉下來了。經過連夜的搶救，父親終於解除了病危。我繼續在醫院照顧了父親幾天。父親出院後，我又在家住了一段時間。因為父親的病情不穩定，我必須在家裡照顧他。
那時母親天不亮就起床。她先給全家人做好早飯，收拾完房子，就下大田去勞動了。母親中午也在地里吃飯。一直到太陽落了，她才帶著滿身泥土回到家來，還要照顧父親。生活的全部重擔，都沉重地壓在了她的肩上。她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偶爾有個休息日，她也閑不住，拿上繩子扁擔去很遠的地方打梭梭柴。當她把大捆大捆的柴禾挑回來時，肩膀都磨出了血。看著母親彎著身軀，艱難地挑著那些柴火，我的眼淚就不斷地沿著面頰流到嘴裡。我跪在母親面前說，媽你就休息一會吧，我來干。
1972年初，兵團這些受迫害的支農人員紛紛上訪，寫出了各種受迫害的材料。他們帶著上訪材料去兵團黨委、工交局黨委，要求給予伸張正義，對一些冤假錯案給予糾正平反。汽一團的上訪的材料中，最醒目一份就是對迫害父親的血淚控訴。上訪很艱難。有的人拖兒帶女地住在露天場地，懷裡還抱著吃奶的孩子。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上訪終於勝利了。兵團黨委決定先接回全部下放的工人，幹部例外。但父親作為老弱病殘的典型，第一批就接回了原單位汽一團。父親從農村回來後，好多汽一團的老人驚訝地說，哎呀，真沒想到你老孔還能活著回來呀。我們還認為你死在農場了。
父母走了
父親從農場回來後，因身體差也幹不了什麼事情，就在學校打雜，幫忙干點業務。1978年父親就退休了。退休以後，他的身體也不是很好。1982年11月，父親走了，享年58歲。當時我在石河子汽二團三分校當老師。一聽到父親的病情，我立刻就帶著兩個孩子搭車去了烏魯木齊。
我清楚地記得，11月3日是送父親走的日子。那天學校第一節課停課，全體教職工參加了父親的追悼會。父親的老領導，原工交部宣教科的同事和老朋友們都來一一向父親道別。有些老師也哭了。甚至過去整過父親的老師也說了，孔校長是個好人。
那天，我悲痛欲絕。想起父親身前遭的罪，受的苦，我哭得死去活來。幸虧老同學李淑珍一直跟在我身邊，拉著我，讓我盡量剋制。送走父親後，我在家待了半個月陪母親。母親當時把腿摔傷了，不能自理。母親老是埋怨自己，說都怪她，如果她不摔傷，父親也不會走。我勸母親不要這麼說。父親走了，這是他的命。他也不會受苦了。
1989年秋天，汽二糰子校三分校解散，我也跟著學生們到了汽二團中學小學部任教。1995年秋，團里下了文件，教齡30年的老師可以退休。我就退休了，給年輕人讓出位置。
我退休後，經常跟母親在一起。在母親的最後幾年裡，我乾脆把家搬到了母親身邊，陪著她老人家住了幾年，也算是盡了我一點孝心。2005年，母親走了，享年84歲。她臨終前對我說，她很知足，尤其是她的兒子們都那麼孝順。她笑了，走的時候很安詳。
母親走後，我非常傷心，身體垮的很快。這十多年來我經常住院。每年一到清明，我的心情就特別憂傷，思念我那可憐的父母。由於身體不好，一直也沒有給父母掃墓祭奠，心裡很愧疚。我只有托我弟弟們帶去我的哀思。望父母大人在天國快樂，保佑你們的兒女們家庭幸福身體健康。父母的養育之恩，我們是永世不忘的。
孔曉琴老師的父親孔繁堃先生，拍攝於解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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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曉琴老師的母親劉希芬，退休後拍攝於烏魯木齊白楊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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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曉琴老師全家合影，拍攝於76年春節。右一為作者。中間兩位為作者父母。
圖片作者提供。
孔繁堃先生生前的手稿。
圖片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孔曉琴，高級教師。1965年高中畢業。曾就職於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汽二糰子女學校、汽二團中學（現石河子市第二十中學），一直從事於中小學語文和數學的教學工作。
孔繁堃先生手稿
作者後記：
我的父親母親跟我一樣，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父母經歷的苦難也是千萬個家庭在那個時代共同承受的，也和大部分普通人的經歷一樣漸漸被遺忘了。
文革後，我忙於工作和家庭，匆匆向前走，把那時的痛苦封存在記憶里，幾乎沒有跟孩子提過。這幾年，往事又漸漸從記憶中翻騰出來。我常常想起父母的經歷，想起就掉眼淚。孩子們說我要向前看，多注意自己的身體。而我卻總是告訴他們，你沒有經歷過，就不知道到底有多痛苦。
我今年73歲了。我之所以寫下這篇文章，是希望講講我的父親母親，紀念一下他們那平凡、樸素又充滿苦難的一生。我也想了結一個自己的心愿。我希望讓孩子們有機會去了解父輩的歷史，外公外婆走過的路，不要忘了過去。最後，我衷心地期盼那段可怕的歲月、我們所經歷過的怪事永遠不會再出現。
責任小編：青冰小姐
高貴者有高貴者的歷史；卑微者有卑微者的歷史。
只要是人，就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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