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的隱喻：一條與此前中國完全陌生的道路
清末民初東北民生百態：運高粱的驢車
近代以前，大清為保住東北的滿洲故地，免除漢化威脅，修築了柳條邊，邊外不許漢人移居，以致東北北部長期人煙稀少，沙俄在黑龍江流域的移民推進迅速，甚至一度實現了局部的人口優勢，這是大清損失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領土的一個重要原因。到了義和團戰爭期間，沙俄佔領了整個東北，並遲遲不願退出；日本也將滿蒙視作自己未來的生命線，欲圖趕走沙俄；英國則希望在遠東扶植起一支力量來牽制沙俄。
於是，１９０４年，英國出軍費，日本出部隊，在東北大地上打了一場大清保持「中立」的「日俄戰爭」。這場戰爭前後攪進來一系列的國際因素：沙俄大陸帝國因素、大英帝國的遠東格局因素、日本的大東亞秩序因素、美國的門戶開放與自由貿易因素……東北一下子成為遠東最具國際性的地方，成為列強遠東博弈的焦點：具有地緣便利的日俄要將東北變成殖民地，進行陸權擴張，進一步經營遠東；英美所代表的國際協調力量則要求門戶開放。
滿鐵開始運營時即有大量英國資本介入，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在當時啟動的收購滿鐵行動也有美國財團的大力支持。在劃分北滿與南滿的勢力範圍後，日俄簽署秘密協定媾和，日美之間的矛盾則進一步加劇。
弔詭的是，由於大清在當地人口稀少，無力主動而為，反倒成為一個次要因素。為了應對東北的險惡局勢，大清被迫出台新的政策。張之洞曾在２０世紀初連番向朝廷提議讓東三省「遍地開放」，讓各國盡行商賈之利，礦務工商雜居一應允准。通過這種門戶開放，形成各國利益的彼此糾葛與制衡，「非此無以慰各國均沾之望，亦無以杜強鄰吞併之謀」，方可保東北不失。這種政策的實行使得東北一下子成為大清最具開放性的地方。
１９０５年，大清開始政策性地移民實邊，中國的人口膨脹，遂又在東北獲得了一個出口。此後一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前，雖經歷了若干次政權更迭，但大量移民還是使得東北人口迅速增長起來。作為一個移民地區，東北人形成了一種區別於關內漢地的獨特身份認同，具有某種。比如，東北統稱關內地區為「關里」；而到了關里，又以東北地區而非具體省份為首要認同，這是中國唯一一個出現這種情況的地方。
移民地區沒有關內舊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傳統的護佑與牽絆，其本身的社會結構就充滿了流動性，使得農耕漢地那種堅固難變的定居性易於被衝破。大清被迫施行遍地開放政策，俄國(後為蘇聯)和日本各懷鬼胎，在東北進行了一系列努力，修建了大規模的現代交通設施，更使得現代經濟的流動性成為東北社會與經濟結構拓展中一個基本特徵。如此一來，東北奇蹟般地迅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其大豆成為世界商品，納入世界經濟的軌道，以此再促動工業化進程。在２０世紀前半段，東北已成為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其經濟的商品化程度也達到了巔峰，並且形成了一系列頗具國際性的城市。
九一八事變之前，東北的人口不足全國的１/１２，但是其對外出口額佔到了全國的１/３，進口額佔到全國的１/４，在全國大規模入超的情況下，東北是唯一一個大幅出超的地區。東北的出口對象也不是以日俄為主，差不多２/３的出口都是發往歐洲，真正做到了面向全球。３０年代初，全國的鐵路才一萬三千多公里，東北就佔了六千多公里。這個時期，僅就北滿地區而言，享受西式教育的學生已達萬人以上。沙俄(蘇聯)控制的東省鐵路公司在哈爾濱建立中央圖書館，據統計，１９２８年的圖書借閱量達到６３萬餘次。在這個列強主導的發展過程當中，中國也在極力爭取自主性———首在修路，這從清末就開始了。到九一八事變前夕，由中國完成和直接控制的鐵路已經達到1186公里。
可以說，這個時候的東北，因為歷史的偶然而導致的普遍開放，使其在物質層面上加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這樣一個普遍秩序的進程當中。然而這個偶然的物質開放，卻沒有找到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來匹配它、駕馭它。當然，很可能也正是觀念上的欠缺使得物質上的開放更容易展開。
此時的東北是個觀念混雜的地方，各種謀劃與算計彼此衝突，卻沒有哪一個能夠佔上風，能夠給出一個可持續的制度性安排。儒家傳統在這裡恢復為更多屬私人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東西，比如人們對於儒家家庭倫理的遵循，張作霖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會穿上長袍馬褂去給教書先生們拜年等等；公共政治層面則是另一套運作邏輯。日俄(蘇)關係是東北問題的核心，一方面各種公共政治問題要放在這個大格局下來審視；另一方面，奉系在這裡雖只是一個棋子，但它也在極力推動工業、軍事和教育方面的現代化。
東北就此走上了此前的中國所完全陌生的一條軌道，傳統用來定義中國秩序的所有要素，都要被放在一個新的尺度上，也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個尺度上，來重新衡量。前文曾經述及，東北是遠東地區的地緣政治軸心，中國歷史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在這裡會以一種很集中的方式呈現出來。始於１９世紀末的大半個世紀的東北歷史，是對這一軸心地位的深刻隱喻。
本文轉自《樞紐：3000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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