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頭鄉的紅色遺址

過罷旺旺之年的第二天，忽接株洲一位朋友劉宏的電話，問候新年之外，再問我可否去他老家寫篇文章，內容是記述紅軍當年在橋頭留下的史料事迹。我信口就答允了。

初五上午9點9分，我興緻勃勃駕車從張家界市區出發上高速，約半小時多就到了橋頭鄉政府。因公務員放假還沒上班，輪值的鄉紀委劉光明書記與我接洽，聽我說了採訪內容，立馬聯繫本地知情人高正順等人，因高正順在城區未回，我又通過電話和他聊了一陣，了解了一些相關情況。接著，劉光明叫了一司機，開著車，一起去尋找了該鄉的幾處紅色遺址。

出鄉政府沿桑大公路約300多米，再左拐順溪溝往後山行約200余米，到溪旁一戶人家的磚房前將車停住，我們即下車，順一小路再往上走約20余米，迎面即見一排三間老木屋農戶人家門前掛了一紅色牌子，上書「大革命時期、湘鄂西（邊）時期、湘鄂川黔時期賀龍駐楊家灣革命活動舊址」。這所房屋的現在戶主是一個頭髮已白的老人，見到我們到來，立刻走出門來，熱情地招呼大家，並介紹說，這木屋原有五間，有兩間已只剩地基，所存三間也已破爛不堪。與此木屋相連，原本這裡有一個完整四合院，是清朝時期楊家祖上修的。現在，四合院都看不到原貌了。因另幾面都修了磚房，但四合院內的平整石板地面還在，看起來歷經滄桑，仍有古色古香之味。

我又問這老人叫啥大名？老人說，他叫楊志民，是楊家大院的後輩人。楊家大院的高祖原是個武舉人，家大業大。到兒子輩就漸衰落了。這高祖生了三個兒子，老大楊什麼英不記得，老二叫楊金英，老三楊壯英。楊志民說，楊金英即他這一支人的太祖。我再問，楊家祖上與賀龍到底是啥關係？老人回答說，具體他也搞不太清，但高正順寫得有資料，你可以看看。我們隨即進其屋內，看到了高正順寫的有關楊家灣的一些史料，這才大致搞清。原來，這楊家祖上生的三個兒子中的老二楊金英，在晚清縣衙門當捕快，娶妻童氏，生有一兒一女，兒子叫楊賢化，曾在賀龍部隊當過連長，1928年初犧牲。女兒叫楊關妹，1915年生，後嫁本地人高君育，即高正順的婆婆。高正順現在永定區公路部門工作。

根據楊關妹的回憶，楊家幾弟兄與賀龍都是至交。老大是個老實農民，早年已死。老二楊金英在1927年也病逝了。老三楊壯英是個騾子客，比賀龍大20余歲，與賀龍還是結拜弟兄。賀龍從14歲起就跑馬幫趕騾子，其馬幫有7人，13匹騾子。跑的路線主要是桑植、鶴峰、來鳳、龍山及大庸、慈利邊界等地。貨物主要是鹽巴、棉花、布匹等。馬幫往返一此約需半月，馬幫每次到橋頭，都要宿楊家灣，賀龍從1910年到1916年間跑馬幫，僅在楊家灣就大約住過200余天。楊壯英終生未娶，1949年去世。其女婿高君育在原大庸縣國民黨黨部任過職，1950年冬被錯殺，1984年獲得平反。

按照楊關妹的回憶，賀龍在1916年起事之前，還曾將自己的騾子贈送給楊壯英，並說：「我要幹事去了，我會經常來看你的，希望你把馬幫保護好」。之後不久，賀龍就刀劈鹽局起事了。1922年夏，賀龍率部去川東，途經楊家灣住了3天，楊關妹的哥哥楊賢化14歲，這時即跟隨賀龍當了警衛員。1925年，當了連長的楊賢化隨賀龍回桑植省親，回來路上，與賀龍一起又到楊家灣住了幾天，並娶妻李氏。1927年7月，賀龍在漢口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時，曾派覃輔臣和李吉宇回大庸和桑植招兵，招到數百人編入覃逸清獨立團，此團轄三個營一個特務連。楊賢化在三營周占標部任一連連長。1928年2月，楊賢化在教子埡鄉公所曾單身奪得18條槍，準備搞橋頭暴動。後去羅水欲與營長匯合途中，在交界之地馬兒山埡口遭敵伏擊戰死。1933年春，賀龍又到楊家灣住過10多天，並在橋頭秘密成立過農會。1935年11月19日，賀龍率部長征，當晚到達楊家灣住下，同他一起住的還有妻子蹇先任和女兒賀捷生。21日才離開。據楊關妹回憶，賀龍來的第二天，有一架敵機飛來，丟了一顆炸彈，落在了熊家邏村，距楊家灣約一里路。其時，賀龍帶著警衛員和嚮導楊壯英躲在楊家書院旁邊的三棵大麻栗樹下，楊關妹與侄女也在一旁。飛機離開後，楊關妹到書院內將讀私塾的高君育拉到賀龍身邊做了介紹。賀龍看兩人彼此喜愛，就做媒把楊關妹許給高君育，三叔楊壯英隨即滿口答允。這對年輕人第二天就舉行了婚禮。賀龍還曾吩咐兩個紅軍戰士幫忙，把新娘楊關妹在楊家起坐的花轎抬過楊家灣的花橋，爾後由接親隊伍送到了兩公里外雙崗村的高家。1950年，楊關妹因丈夫被錯殺，不敢提及賀龍在楊家灣住過的事。直到1984年，高君育被認定和平起義人員而獲平反證書後，楊關妹才將封存幾十年的心扉敞開了。1989年，楊關妹也因事故受傷而去世。其孫子高正順根據其婆婆的講述，後來寫成了這些珍貴史料，並得到了區黨史辦的大力支持，楊家灣的這個賀龍革命時的舊址才被挖掘，從而正式被史志部門掛牌認定。

在橋頭鄉一帶，紅軍的其它活動遺址也很多。觀覽楊家灣後，我們又到橋頭鄉的黃家大屋看了一下。黃家大屋原是紅軍17師部隊駐紮過的院落，此地老屋早已不存，解放後這裡辦過學校，目前學校另遷移了，這裡只是一片空曠之地。從黃家大屋往前約數十步，到一老石拱橋邊。同行的村委主任劉平介紹說，這拱橋原有幾步台階，從桑植到這橋邊，有句老話叫「過了三步半到橋頭」，意思是指這橋只要上三個半台階，就到了橋頭，再走過幾米橋面就到對面的橋頭墟場上。橋頭鄉的名稱，即來歷於此。

在石拱橋的左面，有一簡易公路通向遠處的山坡。劉平指著這條路說：「這就是以往通往桑植的茶馬古道，順著這路，往前翻山越嶺，走過紅砂溪、三百墩、小溪、瑞塔鋪，約60余里就到桑植。當年賀龍率紅軍長征，也就是走這路到橋頭的」。

看著這條蜿蜒而上的山道，我凝望了許久。腦海里似有千軍萬馬的幻影，從遠處的山路奔騰而來，那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的鬍子軍官，就是威武的賀龍。與他並列而行，還有一位年輕的軍官，此人叫盧冬生，是紅四師的師長，當年才27歲。盧冬生跟隨賀龍多年，在開闢湘鄂西根據地時就立下過許多汗馬功勞，在橋頭一帶也很有影響。1935年2月，盧冬生參加大庸雞公埡戰鬥時，腿部受了傷。有段時間走路一拐一拐的，橋頭人還叫他「跛子」師長綽號，他也不惱怒。

在橋頭鄉，紅六軍團的17師駐紮過19天。大部隊轉移時，該師奉命為前衛部隊，21日就開至大庸張家灣、安壩、黃家鋪一帶，爾後從潭口、楊林鋪一帶強度過河，突破澧水封鎖，擊潰沿江敵守軍一個營，摧毀30余碉堡，為全軍開闢了前進通道。在強渡澧水的戰役中，17師先遣團團長王烈等30余紅軍戰士亦獻出了生命代價。10年後的1945年，已擔任哈爾濱軍分區司令的盧冬生將軍，在盤問兩位搶劫的蘇軍士兵時，卻不幸被對方開槍打死。橋頭人都說，盧冬生渡過了長征，不料竟到東北殞命。這真是太可惜了。假如他活著的話，後來必定會多一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

歷史沒有如果。但英雄的事迹，後人永遠都應記得。在橋頭鄉尋找到這幾處紅色遺址，我又拍下了多張照片，配合這篇文章發出來，希望這些也都將會成為橋頭鄉今後搞旅遊開發的珍貴參考資料吧！（李康學作品《遊記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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