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麻溪姚氏】先世源頭考辨
【說明】作者原文題為《桐城麻溪姚氏源流考識》，經作者授權，由「六尺巷文化」公眾號分期發表。本文為第一部分，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明清時期，桐城先後湧現了一批世家大族，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桐城文化現象。在眾多世族當中，以張、姚、馬、左、方最為顯赫，其中如就文學成就而言，又首推麻溪姚氏。
麻溪姚自遷桐以來，「代有名賢，學問文章，道義宦跡，淵源有自。」（姚瑩《十幸齋記》）。李大防《蛻私軒續集序》引喬損庵言：「國朝自康雍以來，父子祖孫踵為大儒，著書之多，賡續至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歷三百年而未有矣，則未之前聞，求之史籍，亦罕其匹。」
桐城姚氏之影響，前人之述備矣。可就是這個學者通儒薈萃雲集的文學世族，歷史上曾發生過一場因族源考據引起的著名學術論辯。雙方在遷桐姚氏始祖源流的考證上持論相左，結論相反。時至今日，仍有姚氏後裔對此事心存疑惑，莫衷一是。
本文試圖通過姚氏族譜、鄉邦文獻、姚氏先賢考辨文章的解讀，以及姚氏相關舊址遺存的調查，對麻溪姚氏遷桐以前的祖籍源流與遷桐以後的流衍印跡予以考析論證，以期為當今的地域文化研究作點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並就教於方家。
1
姚旭作序，姚璧舉證
桐城麻溪姚氏先世遷自浙江餘姚，據姚瑩《姚氏先德傳敘》載：「吾祖始自餘姚，元季遷桐城，餘姚以前事莫可考。桐城始得著者曰勝三公，居大有鄉之麻溪，故為麻溪姚氏。」
勝三公「本籍餘姚，元季隨父官安慶，始遷桐城」，為桐一世祖。二世子華，又名文二；三世仲義；四世顯；傳五世旭。姚旭，字景暘，號菊泉。明景泰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為麻溪姚氏通籍第一人。桐城派代表作家馬其昶曾曰：「姚氏之族，自參政始大，有徇良之譽，名哲繼踵，遂為世家。」（馬其昶《桐城耆舊傳》）
明成化時姚氏一修族譜，譜序即為參政姚旭所作。姚旭譜序認為，姚姓源自虞舜，故謂姚虞，子姓因以為氏。而對餘姚姚氏的直系源流，似乎存有疑惑。
他說：「延及唐，宰相文獻公崇，皆虞帝之裔，當時三子俱爵上卿。自是瓜瓞既繁，子孫星處，遷徙不常，譜牒散逸。我曾祖文二公，處士，嘗重修家乘。自唐祖崇派傳一十八世，至高祖而上，紙敝墨渝，莫考名諱。但末簡雲『元之德祐、癸巳間，十八世祖某者，自姚江仕於安慶，因見桐城山川秀麗，俗厚人淳，遂家焉，勝三府君則始居桐城之祖也。』」
在這一段話中，姚旭表達了三個意思：
一是唐代宰相姚崇後裔繁多，散處各地，但因譜牒散失無從考徵；
二是曾祖文二公曾回餘姚重修家乘，稱唐代姚崇為姚氏族祖，並將其下十八代世系記錄在案。惜至姚旭時，卻因紙本殘損、字跡不清使祖先名諱失傳；
三是家乘末尾記載說，德祐（南宋恭帝1275年）、癸巳（元至元三十年1293）間，十八世祖某（不知姓名）從姚江至安慶做官，因愛桐城風土人情，遂於定居，其子勝三為遷桐始祖。
若從姚旭文意看，似乎認同曾祖文二公的傳述，將唐相姚崇視作遷桐姚氏的先祖，只是覺得「自文獻公派傳至七百八十餘年，世次日遠」而「莫考名諱」，失去文字依據而無從確實。但姚旭的修譜原則十分明確，「非欲誇門第矜華胄」，而要「登名於譜而考較詳明，此作史之有益於人」。故在桐城麻溪姚氏始修宗譜時，斷自勝三公為始祖，未將姚崇作為先祖載入譜牒。以「祥其所可知，而略其所不知耳」。（《大參公修族譜舊序》）
餘姚古村落
姚旭關於唐祖姚崇的疑惑，後世不斷有人認同。七世姚璧，就撰文舉證予以支持。他在《譜辨》一文中，對勝三公遷桐始祖之事做出分析，認為應是居官安慶之「遠祖某為始遷桐城之祖」。而「勝三，遠祖子也，若以為始祖則差一級矣。」因此他推測，是否是遠祖辭官回鄉後，勝三公又復遷桐城定居。只有這樣，勝三公「失記遠祖名諱事行，但就所知者載焉」才說得通，勝三公作為遷桐一世祖也才能說得過去。
其次，對於始祖家世，姚璧引用先祖姚旭的話說：「勝三公兄弟三人，長勝一，次勝二，次勝三。勝一一支居紹興上虞，勝二一支分居慈溪、餘姚，勝三則桐城麻溪。但舊譜脫落，不敢輕載。」意思是勝三兄弟的分支落籍情況早有流傳，只是查無實據。姚璧引用其祖的這番話是認為其言可信，同時還舉出自己的親聞實例作補證。
他說，曾聽浙江的朋友郁惟廣講，嘉靖癸未狀元姚淶說過，「遠祖勝三公，籍貫錦地。五十年前曾來祭祖，五十年後無聞。」又說「勝一居上虞，主富；勝二居餘姚，主貴；勝三居桐城，出一參政，欲認宗支。」郁君說與姚璧之言，之後還有旁證。一位潛山貢士曾告訴姚璧，其於南京會見姚狀元時，姚也曾談過類似的話。
再次，姚璧還提到慈溪人趙塤來官桐城縣令時，曾派一生員找素軒兄相認，說「屢承姚公念水源木本，不以貧寒見棄，亦盛心矣」，說明桐城、餘姚兩地曾有族緣互通。
姚璧所舉聽聞是想再次證明，其祖姚旭的傳言可信。據查姚淶、趙塤，確有其人，所述之事也似為可信，但姚璧所記終究系他人轉述之言，只能作為參考。（姚璧《譜辨》《麻溪姚氏傳記》）
筆者經查地方史志，如明天順六年《直隸安慶郡志》及明嘉靖三十三年《安慶府志》，未有元季疑似浙江餘姚籍人士為官安慶之記載。
餘姚風光
其實，姚旭始修族譜《舊序》及姚璧《譜辨》，九世姚自虞都有刪改。因始修譜時未及作傳，序中述「三代祖事行」稍詳，其後為避免序、傳重複，故將譜序「刪其一二」。對《譜辨》之文，亦稱為便於刻覽，「於其詞繁處僭為改竄，之前傳記中有可增損者，亦妄肆筆削」。（《麻溪姚氏傳記》）
但其中始遷緣起內容均予保留，可見其大致認同前說。至乾隆間，「十五世贛州太守（姚孔鋅）三修族譜，仍有梁國公後十八世遷桐之言。」可見觀點相似者，代不乏人，且持論者多系族中人望，傳言至此似乎既成事實。
姚璧，字廷實，邑庠生，譜稱栗岡公。生平「獨好圖書，百家諸子及陰陽醫卜之說，靡不殫究。」教書授徒，重修族譜。（《麻溪姚氏先德傳》）
姚自虞，字智思，郡庠生，譜稱似葵公。隆慶間以明經入貢，詔賜博士冠服，不受歸。涉獵經史百家，通《易經》，從教者眾。晚年好為詩古文。（《麻溪姚氏先德傳》）
姚孔鋅，字道沖，號歸園，譜稱贛州公。雍正七年舉品行才猷，官至贛州太守，政績可紀。有《抱影軒詩集》《南陔詩選》等著述傳世。
2
姚元之的《世系考》
至道光時，姚氏舊譜源流考據再起波瀾。道光十七年（1837），十八世姚元之自京師寄回所撰世系一冊，提供族中續譜備考。這是一部自稱是「據歷朝《傳》《表》編其世系」、專對「自唐祖崇派傳一十八世」的舊譜之說所作的考訂專著。（姚瑩《宗譜辯誤》）
其書曰：「吾族郡曰吳興，而吾祖實遷自浙江，嘗徵諸歷朝《傳》《表》矣。梁征東將軍諱宣業，封吳興郡。公其先世居吳興，而世系可紀，則自征東始，此姚氏之為吳興郡也。」認為南朝梁征東將軍、吳興郡公姚宣業為姚氏之祖，吳興為遷桐姚族郡望。
又曰「舊譜云：『唐梁國公，謚文獻，諱崇，派傳一十八世，有仕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居焉。』考《梁國傳》云：『陝州人，為梁征東將軍四世孫，陝州之族亦出於吳興，第未識遷陝歲耳。』是吾祖為梁國之後矣。」據而考訂姚崇為征東將軍姚宣業四世孫，而姚崇以下曾官安慶的第十八世孫，就是遷桐之始祖。接著，又從梁國公八世孫、冀州觀察使判官姚餘慶，再遞傳下十世到宋高宗時的敷文閣學士、南渡後封沂國公、後定居會稽的姚鎬。姚鎬之子姚范，封汝南郡開國公，紹定二年（1229）入相。
在理出十八代世系的傳承關係後，姚元之認為：「吾祖之遷，當（宋）恭帝德祐（1275），相距僅四十餘年，則仕安慶者，自為汝南之子也。」也就是指在安慶做官的姚某，就是南宋宰相姚范之子。
頗為遺憾的是，在浙桐兩地的世系銜接上，卻找不到姚范父子直接相連的依據。諸如姚范三子中誰為遷桐者，遷桐二世祖回籍修家乘時，其父信息本該登錄清楚、準確無誤，卻為何出現名諱闕失的情況？姚元之的解釋是因兵燹後舊譜無存，浙譜續修時對遷出者皆從略，故無從查考。
筆者以為，雖浙譜無考，但勝三公享年九十有六，其時抑或五世同堂，二世祖文二（年七十二）、三世祖仲義等下輩子孫，卻對祖先情況一無所知？若為宰相之後，如此顯赫的家世信息，在短短几世間遽然失傳，實在有悖常理，匪夷所思。
但不管浙桐世系能否無縫對接，姚元之還是認為：「自汝南上溯梁國為十八世，有上溯征東為二十二世，則有可考者。」即認定遷桐始祖上二十二代世系皆有據可考，可以坐實。（姚瑩《宗譜辯誤》）
姚元之，字伯昂，號廌青，麻溪姚氏十八世，譜稱總憲公。「舉嘉慶十年進士，授編修，入職南書房。宣宗（道光）朝由翰詹簡用卿貳，歷戶、兵、刑侍郎，晉左都御史。以言事降補內閣學士。自通籍後，從容文翰，朝望甚美。」（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初問學於族祖姚鼐，工詩古文詞，善書畫，著有《竹葉亭雜記》等。
道光乙未（1835）前後，姚元之官浙江提督學政，其間曾親赴當地考察，獲《紹興姚氏譜》抄本一套。元之尋祖事，其後被載入紹興續譜，當地姚氏亦以證明兩地所謂的族緣關係。元之後來所作結論，主要即源於該譜。
《世系考》寄回後，十七世烺取載五修譜末，以廣見聞。不久，十七世景衡撰文批駁，貽書非之。景衡，字庚甫，姚鼐長子。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官江蘇泰興知縣。
3
姚瑩撰《宗譜辯誤》
姚瑩昔在京師時，曾見過元之的《世系考》，但未及檢訂。後據景衡之言考諸史傳，撰《宗譜辯誤》專題論駁，明確指出元之《世系考》存在「四誤」：
第一，「以姚氏為吳興郡始自征東者」的結論是錯誤的。吳興之姚，當始自三國時吳國的姚敷。其曰：「吳興之姚，實始三國吳時太常卿信之父名敷者。蓋自虞舜生於姚墟，因以為姓。在春秋時為田氏，王莽時田豐子恢避莽，過江居吳郡，改姓為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居吳興武康。」
姚瑩按正史《表》《傳》記載，順著吳興姚的世系脈絡往下梳理。自吳太常姚信後，六世郢，七世菩提，八世僧垣，自南北朝至隋先後為宦。僧垣生二子：察、最。「見於《表》者，察、最以下凡九世又雲，陝郡姚氏亦出自武康，梁有徵東將軍吳興郡公宣業。」姚瑩經仔細檢索《唐書·列傳》後認為，征東將軍及其後代「雖出武康，實為陝郡姚氏。即（南朝）陳亡後，察遷京兆為萬年（陝西西安）人，亦非復吳興人矣。其猶稱吳興者，始祖複姓所居也，蓋武康之察、硤石之崇皆得同稱。」也就是說察與崇之姚族，雖都源自吳興，但都屬於先後外徙之姚。
因此姚瑩反詰，如以武康末遷者為脈絡，托始征東，僅以崇之一族稱吳興，那對世系清晰、時代更早、實際居自吳興的察之一族又作何解釋？此其誤一。
第二，四修宗譜時，姚鼐、姚棻對這一問題已予定性，「仍從其舊以闕疑」，作出「百世不易之論」。而姚元之卻復沿贛州說，仍將桐城姚附梁國公後。姚瑩指出，除察、崇兩支北遷外，自敷以下後裔住武康本土的不知凡幾。他們「或以仕地遷居，或以亂離盪析，皆事所必有故。」太常信後八世，未必儘是獨子單傳，因此也不可能都系察、崇子嗣。就連南朝梁時的菩提與宣業是否同為一族、抑或分支都很難說。
姚瑩在遍考正史《表》《傳》中姚姓名人籍貫及其遷徙流布的史料後，對姚氏源流分支別派逐一辨識。他考證，唯南安姚姓外，其餘姚氏盡可歸於吳興。但曹南、商水、普州、五原，潼川、合肥、相州、永樂等眾多姚氏望族中，因世系難徵，吳興、南安之別已莫能知。
經縝密論證後，姚瑩認為，姚元之考證征東、文獻為姚氏族祖，其原因「蓋由吳興之姚，自梁至唐，惟萬年、硤石二族最著，而本族不遷者絕少聞人，故淹沒不彰。」「吾族本自餘姚遷桐，宋明以前餘姚未有聞人則竟已耳。必求一聞人而依託之。」指出其目的是欲求聞人以依託。
以往歷次修譜，已作「遷桐以上始祖無考」之結論，而元之公然相悖。徵引史籍粗疏，考據率意失當，此其誤二。
第三，姚元之所考自征東以下世系，其中所列名人如南宋宰相姚范等，史傳皆無考。究其原因，當為不知浙譜妄撰而輕易採信所致。
姚瑩認為，姚元之所考宣業以下第「二十一世，敷文閣學士、同知樞密院事、贈崇政殿大學士、沂國公鎬；二十二世樞密直學士、兵部尚書、紹定二年入相、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謚安惠范。」實不足據。他說天下之人，「非功德才望有聞於世，正史不為立傳。至若宰相，則人臣之極位，關國家治亂，賢不肖皆為立傳。」已成為漢代以來正史修撰之法則。中間數代無有功名者，史無其名尚可理解，但鎬、范二人位居宰輔，「不惟《宋史》無傳，即《宰輔表》亦無其名，《本紀》亦無除授二人為相之事。……由此言之，所云同知樞密之鎬，紹定二年入相之范，實乃子虛烏有。」
經考證辨誤，姚瑩分析，姚元之所據之書，大約為浙中私譜之言。故批評曰：「伯昂（即姚元之）不能援正史以糾其妄，乃反援之以紊吾宗，且雲吾祖為汝南之子。豈知宋世固未嘗有入相紹定、封汝南郡公其人者哉！」經姚瑩查實，宋代宰相根本就沒有鎬、范父子其人。輕信浙譜妄撰，此其誤三。
第四，元之所據浙譜，有李代桃僵之失。其《世系考》雲，「鎬隨駕南遷，遂家會稽」。姚瑩因之推測，元之所依浙譜可能是會稽姚氏之譜。考諸《宋史·地理志》，紹興府會稽郡有「會稽、山陰、嵊、諸暨、餘姚、上虞、蕭山、新昌」八縣，但會稽不等於餘姚。因此姚瑩強調，「吾族上世自餘姚遷桐，雖餘姚未有聞人，然地則必不可以相混。」
他以桐邑姚姓為例，除麻溪外，還有會宮、瓦岡、白苓澗、香鋪之姚。他們雖「不知所自來，而未嘗混通」。因此反問道，「一縣之中且別族有五，各不相通，乃取會稽與餘姚二縣而一之，其可乎哉？」所依浙譜錯位失據，此其誤四。
最後姚瑩指出，姚元之之所以考證失誤，其癥結在於「良由惑於贛州舊譜一言，又不知會稽族譜之無據，輒喜而依附之耳。」（姚瑩《宗譜辯誤》）
姚瑩，字石甫，號明叔，麻溪姚十八世，譜稱廉訪公。嘉慶十三年進士，官至福建台灣道、加按察使銜，廣西按察使。師事姚鼐，為詩、古文辭有名，著述等身，有《東溟文集》《康輶紀行》《中復堂全集》等傳世，為桐城派中期重要代表作家之一。
04
參見《紹興姚氏譜》
筆者近日有幸得窺《紹興姚氏譜》，光緒三十年刊本。據該譜載：「桐城一支昔年有諱元之者視學浙江，來訪先祖，謝庭公假抄家譜一部攜去。按，此學使者當在十八世以後矣。」從內容看，此即姚元之當年引以為據之舊譜續修本。該族將鎬、范二人視為「隨駕南渡住會稽、由是始為紹興府會稽縣」姚家埭第一、二世，同時又將其定為遷桐姚氏上二十一、二十二世祖。（《紹興姚氏譜》卷二十四《吳興郡遷桐以前世系》）
紹興馬山鎮姚家埭村
但該譜在交代先世源流時卻自注曰：「按舊譜載，二祖官位不見於宋史本紀及宰輔表」。也就是說，他們也知道在宋史中找不到二位相國之名，但譜仍照寫不誤。
紹興姚氏所屬之姚江，是指今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馬山鎮姚家埭村相關區域，並不是史籍方誌中所稱的姚江。古代的姚江，全稱餘姚江，又稱舜江、舜水，是指源自虞舜的姚墟。姚江起源於今寧波市餘姚市（縣級）大嵐鎮夏家嶺村的米崗頭東坡，全長106千米，流域面積達2440平方千米的範圍區域，它幾乎囊括南宋紹興府會稽郡下轄的大部分縣份，而並不是指稱其中某個地方。導致考據失誤的主要原因恰在於此，姚元之除篤信贛州公之說外，首先就忽略了姚江地域廣泛、姚氏分支眾多的具體情況，誤將會稽一支當作餘姚先世。其次在考訂中，對所據之譜疏於辨識，未察其中偽托之謬，致使考據失當，結論失誤。
《紹興姚氏譜》的發現更能說明，姚瑩當年所作的《宗譜辯誤》，論辯剖析精當，結論客觀準確。姚瑩、姚元之的姚氏祖先考據之辯，除卻祖先來歷的傳說因素之外，民間修譜偽託名人的普遍風氣也是很難迴避的社會原因之一。古往今來，一般氏族在始修宗譜時，往往已曆數代、先世無征，故而依託名人以光宗耀祖。
桐城派集大成者、一代文壇領袖、桐城麻溪姚氏十六世孫姚鼐曾曰：「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桐城麻溪姚氏始遷在宋元之際，若從宋德祐元年（1275）算起，至明成化（1465－1487）五世祖姚旭始修宗譜時，已歷百餘年時間。如無文字記述，單憑口頭流傳，欲將百年前事考據清楚，實乃不易。
因此，姚鼐認為：「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存亡異也。……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搞不清祖先來歷，就妄託名人，這種較為常見的陋習，姚鼐甚為不屑。
對麻溪姚氏的先世來歷，姚鼐觀點明朗：「吾族先世本于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粗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為愈於誣託者之愚也。」（姚鼐《乾隆乙卯譜序》）
這種「不可知則闕」的治譜精神，正是姚鼐、姚瑩桐城派學術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桐城文化的基本特徵與價值所在。十九世孫姚聯奎在《民國己未（十年）重修族譜序》中寫道：「夫譜牒之學，昔人所重，後世不知聖人闕疑之旨，妄濫致誚。惜抱府君族譜序、石甫府君族譜辨言之綦祥，海內有識之士所共許也。」
姚聯奎主持修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與祖先精神一脈相承。正是這種承先啟後的堅守與努力，《桐城麻溪姚氏宗譜》才得以著稱於世，並作為可堪楷則的信史載入鄉邦史冊。
姚瑩、姚元之為家族源流考據進行的這場學術論辯，華彩迭出，精妙絕倫，在充分展示文學世族大家風采的同時，也成就了桐城文化史上的一段傳奇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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