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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魁:從《上湘毛氏四修族譜》說毛秉文將軍

上月初,筆者高價買回一部《上湘毛氏四修族譜》。該譜系民國陸軍中將毛秉文家譜,與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也有很深的淵源,毛秉文將軍為上湘湘鄉毛氏,毛澤東主席為中湘韶山毛氏,而上湘湘鄉毛氏和中湘韶山毛氏均為遷贛始祖讓公之子休公之後,是江西吉水龍城毛氏遷湘的兩支,系同祖同宗同源,細究起來,毛秉文和毛澤東還是同祖同宗同族同輩的兄弟,只是毛秉文長毛澤東兩歲。在毛氏族譜的當代名人里,毛澤東排第一,毛秉文排第二。

該譜民國三十七年(1948)湖南湘鄉敬愛堂刊,為木活字白紙精印本(部分圖文為寫刻刷印與珂羅版影印),全套85冊,品相如新,完整無缺,僅印101部(筆者所購的這部為謀字一號,屬奇公續祉公後裔領收,當年毛秉文將軍領收的一部為「世字八號」,不知現在還存世否),實在是一套珍稀罕見而又頗具規模的毛氏名人族譜(譜中所載近現代上湘毛氏名人除毛秉文將軍外,還有清末湘軍將領毛湘庵、毛福益、毛際惠、毛治祺,楚軍平捻將領毛益吾,國民黨陸軍少將毛熙番及解放軍少將毛國斌)。

該譜是筆者收藏家譜近二十年來所得的一部冊數最多、編纂最精、刷印最好、品相最佳、資料最全的名人家譜。對該譜筆者愛不釋手,本想作為筆者「西樓千譜齋」鎮齋之寶,但因妻子失業、新居裝修,負債纍纍,接近年關,急需資金,萬般無奈,只得忍痛割愛,擬將該譜委託拍賣公司拍賣,祈求該譜有一個更好的藏身之處。鑒於此,含淚寫下此文,也算是向心愛之物道個別吧!

該譜民國二十九年(1940)著手編修,歷時七年多至民國三十七年才修好付梓。保定的馬永祥先生在《毛秉文將軍子孫訪「軍校」》一文中稱:「1947年毛秉文出資親自回鄉策劃四修《上湘毛氏族譜》,並令原部下毛炳艾等得力人員回鄉主持四修。在四修完成的慶功會上,毛秉文親自主持並帶一個團的兵力回鄉維持治安。」由此可見,四修《上湘毛氏族譜》,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據《四修紀名》記載,該譜設有一個龐大的修譜機構,共有115人參與其事,具體組成如下:毛逢午(字保艾)、毛際盛(字南薰)、毛際泰(字楚賓)為四修族譜委員會常務委員,毛秉文(譜名治貞,字慈衡)等20人為委員;族譜委員會下設族譜辦事處、族譜財務委員會、族譜評議委員會、族譜印刷處;毛逢午、毛際盛為族譜辦事處主任,辦事處下設總務股(毛治隆為股長,另有事務員1名、庶務員2名、保管員1名)、編纂股(毛生庾為股長,另有編纂員8名)、文書股(毛際琨為股長)、校對股(毛熙域為股長,另有校對員9名)、清墳股(毛賢根為股長,另有清墳員4名);毛治閶等4人為族譜財務委員會主任;毛治訴等2人為族譜評議委員會主任,另有評議員8名;毛際升、毛治善為族譜印刷處主任,另有保管員3名、校對員5名、監印員5名、繕寫員2名;此外還有誠公房分房房譜主任3名、甲公房分房房譜主任12名、奇公房分房房譜主任13名。由於毛秉文將軍親自參與修譜,族譜委員會機構設置科學有效,人員分工具體明確,整體規劃全面周密(卷首《譜例》6章13節80條,並附《遷移概況表式樣》、《世系表式樣》、《世次錄式樣及修正表錄書法》、《墳山圖式並繪圖說明》、《棺次表式》、《清墳辦法》、《清理校對實施細則》7件,總計篇幅36葉22400餘字),因而該譜質量甚高,極具學術價值。

《上湘毛氏四修族譜》內容非常豐富,共計85冊,其中總譜14冊(卷首1冊,卷七至卷十七塋域志7冊,卷十八塋域志、祠廟志合1冊,卷十九契約志1冊,卷二十至卷二十一世德志1冊,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勛業志、遷移表、交涉志合1冊,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教育志、附錄合1冊,卷末1冊),三房世系71冊(誠公房卷一至卷六共5冊、甲公房卷一至卷六共24冊、奇公房卷一至卷六共42冊)。

卷首有譜序、總目錄、譜例、紀名、闔族公約、舊禮輯要、服制及服製圖、陳設圖、時祭儀注、班行、毛伯敦銘、毛公鼎銘、毛氏系出考、附正仲公江西毛氏譜敘注釋、遷贛始祖讓公派下十代世系表世次錄、遷湘始祖世次錄等內容。

卷一有世系檢查表和三至五代世系表世次錄。

卷二為六至十代世系表世次錄。

卷三為十一至十五代世系表世次錄。

卷四為十六至二十代世系表世次錄。

卷五為二十一至二十五代世系表世次錄,其中奇公房卷五之二十三第四十八葉有國民黨陸軍中將毛秉文將軍世系齒錄,奇公房卷五之十四第六十二葉有國民黨陸軍少將毛熙番(字祟昭號啟賢)將軍世系齒錄,奇公房卷五之二十二第二十六葉、第三十葉有清末湘軍提督毛治羽(字峻峰官名福益)、毛際惠(字福疇號和卿)世系齒錄。

卷六為二十六至三十代世系表世次錄。

卷七至卷十七為塋域志,收錄墳山圖上千幅,且都附有詳細說明。

卷十八為祠廟志,有宗祠基地圖、形勢圖、平面圖、祠堂記;快溪支祠圖、平面圖、祠圖記;石華元達公祠圖、祠基圖,志常公祠圖,榮璽公廳圖,榮東公廳圖,華珊公祠圖,承化公廳基圖、廳圖;慕公塘仕蘭公享堂圖,仕籌公享堂圖,沖虛公享堂圖;石華世羔公享堂圖,安所公廳圖,太御二公享堂圖,子明公廳圖,子華公廳圖、廳平面圖;黃桑街永亨公廳圖,維揚公祠圖,續興公廳圖;清榮信公廳圖;湖洞貴榮公屋圖,加瑞公廳圖,文泰公祠圖,清和公享堂圖;犀牛善慶堂屋圖、屋基圖,毛家坳適園屋圖。共計祠圖33幅,圖後附有說明文字。

卷十九為契約志,收有自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上湘毛氏族人各個時期契約274份。

卷二十、二十一為世德志,收有墓誌12篇、墓表1篇、行述6篇、事略7篇、傳記19篇、銘贊4篇、壽序37篇,共計86篇。在墓誌中,非常重要的3篇是:上湘毛氏遷湘始祖道者公墓志銘、民國三十年(1941)毛秉文將軍為其祖父所撰的《玉祥公墓志銘》(見卷二十第六至八葉)、民國三十五年(1946)賀學海為毛秉文將軍母親所撰的《廣齋公配蕭太夫人墓志銘》(見卷二十第八至十一葉,文中對毛秉文將軍的家世、經歷、勛績記載甚詳)。在傳記中,比較重要的有光緒七年(1881)欽差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任陝甘總督楊岳斌所撰之《誥贈朝議大夫玉元公暨淑配蕭恭人雙傳》及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安徽布政使盧士傑所撰之《朝議大夫玉元公家傳》2篇,非常重要的有毛秉文將軍為紀念其母所寫的《春暉亭記》(見卷二十第四一葉)1篇。在壽序中,比較重要的有同治六年(1867)糜炳哲等為毛湘庵所撰之《誥授武顯將軍襄翁公壽序》(附《贈襄翁公錦旋兼紀德政記》)及同治十五年(1876)唐玉龍等所撰之《襄翁公壽序》(附《襄翁公德政碑記》)、光緒十五年(1889)孫振銓所撰之《誥授朝議大夫太守西園公七秩晉一壽序》、劉錫恩所撰之《誥授建威將軍際惠公四秩壽序》等4篇;非常重要的有民國十八年(1929)毛秉文將軍所撰之《際佑公淑配鄒太恭人九秩開一壽序》(見卷二十一第四十六、四十七葉)、毛秉文將軍所撰之《清授儒林郎雁賓族望先生七秩開一壽序》(見卷二十一第五十三、五十四葉)、民國二十三年(1934)任可澄為毛秉文將軍母親所撰之《廣齋公德配蕭太夫人七秩壽序》(見卷二十一第五十五、五十六葉)、劉士俊為毛秉文將軍母親所撰之《廣齋公德配蕭太夫人七秩壽序》(見卷二十第五十六、五十七葉)、南屏道濟為毛秉文將軍母親書祝之《廣齋公德配蕭太夫人七秩壽序》(見卷二十一第五十八葉)、楊文俊為毛熙番將軍祖母所撰之《仙臣公德配梁太夫人七秩壽序》(見卷二十一第五十八至六十葉)等6篇。

卷二十二為勛業志,收有清道光七年(1827)至同治十二年(1873)誥封17篇及舊譜仕進錄和四修譜仕進錄。四修譜仕進錄有《湘庵公上三代封贈》、《湘庵公之職銜履歷》、《福益公諱治羽上三代封贈》、《福益公之世襲略歷》、《偉觀公諱官卓之履歷職銜》、《光勝公之父儲封》、《光勝公之職銜履歷》、《官作公上兩代儲贈》、《官作公之履歷職銜》、《儀吉公之履歷職銜》、《際惠公上三代誥封》、《際惠公之職銜履歷》、《際虞公之職銜履歷》、《治祺公上三代誥封》、《治祺公之職銜履歷》、《益吾公略歷》、《瑞卿公之略履》、《故參謀長羽豐公履歷》、《秉文軍長履歷》、《次議局長履歷》、《伯麒副官經歷》共21篇,其中最重要的是毛秉文將軍之《秉文軍長履歷》(見卷二十二第三十二、三十三葉),其次是清末湘軍將領毛湘庵、毛福益、毛際惠、毛治祺及楚軍平捻將領毛益吾等人的職銜履歷資料。

卷二十三為遷移表,共收各房遷移概況表20個。

卷二十四為交涉志,共收有關祠產、祖山等糾紛調解、案件批判、封禁公約等依據性文字109篇,其中最重要的是毛秉文將軍祖父《玉祥公契管邵邑孫家橋街背後墳山田塘據》(見卷二十四第二十七葉)、毛秉文將軍母親《蕭太君葬齋公盪公鑒》(見卷二十四第二十九、三十葉)。

卷二十五為教育志,共分《緒言》、《教育史略》、《學校組織》、《教學概況》、《訓導事宜》、《設備》、《經費》、《章則》、《統計》、《總論》十章,其中包含精心設計的7幅教育圖表,是一部非常完善的家族教育史。

卷二十六為附錄,共分《舊譜序》、《江西舊譜抄本》、《瑞金毛氏譜序》、《舊譜錄遺》,族史資料相當豐富。其中《舊譜序》有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初修譜序2篇、初修譜源流敘1篇,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續修譜序5篇,三修譜序2篇(其中一篇為欽差大臣太子少保署兩江總督前兵部右侍郎一等輕車都尉衡陽彭玉麟撰),明洪武十三年(1380)賜進士第翰林庶吉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監察本貫江西道御史解縉老序1篇。《江西舊譜抄本》有明永樂十八年(1420)賜進士第翰林庶吉士吉水尹鳳岐《江西蔣沙毛氏重修家譜序》、明洪熙紀元(1425)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國史館總裁余幼孜《江西蔣沙毛氏重修家譜序》、明成化九年(1473)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尚書工部郎中致仕吉水李同仁《毛氏重修家譜序》、明嘉靖五年(1526)賜進士第文林郎前雲南道監察御史安成劉《江西蔣沙毛氏重修家譜序》及嗣孫毛珂《江西蔣沙毛氏重修家譜後序》、明萬曆戊申(1607)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遂安宗生一瓚《江西蔣沙毛氏重修家譜序》、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戍(1610)二十三世孫毛達夫《江西蔣沙毛氏再修家譜後序》、清康熙庚寅(1710)二十六世孫歲進士毛豐《蔣沙毛氏抄存舊譜自序》、清乾隆三年(1738)壬午科進士兵部廷試特授分守江西臨江等處地方駐紮樟樹督閫府加一級欽命陛見候旨升任浙衢清樣宗末毛溥《江西蔣沙毛氏三修家譜序》、清乾隆七年(1742)二十九世孫毛芬及嗣孫毛自彬《江西蔣沙毛氏三修家譜後序》各1篇、《江西蔣沙毛氏族譜圖解》、《毛氏軒甫公自龍城居蔣沙之圖》、《軒甫三世孫恭輔之派》。《瑞金毛氏譜序》有大明嘉靖十六年(1537)梅水邑廩生曾繼淵《瑞金黃沙石龍毛氏重修族譜序》、清同治八年(1863)嗣孫毛文蔚《瑞金毛氏重修族譜序》。

卷未有《中西年代對照表》、《陰陽合曆對照表》、《四修族譜始末記》(計26葉16200餘字,詳細記錄了該譜從倡修到纂成付梓的整個過程)、《全族人口統計》、《職業百分比較表》、《領譜字型大小》、《補遺》。

據《上湘毛氏四修族譜》溯源,上湘湘鄉毛氏(毛秉文家族)與中湘韶山毛氏(毛澤東家族)一樣,皆為從浙遷贛、從贛遷湘之江西吉水龍城毛氏,是龍城毛氏先後遷湘的兩支。細讀《上湘毛氏四修族譜》,發現該譜可供研究的東西太多了。

從族史源流來說,該譜資料豐富,考證詳實。如卷首所刊《毛伯敦銘》,依歐陽文忠集古錄本刻;毛公鼎圖及毛公鼎銘拓片,均採用珂羅版影印,並對毛公鼎出土時間、地點、大小尺寸、流傳經歷均有詳細記載,對銘文又錄有陳壽祺、吳大澄、徐同柏、吳式富、孫詒讓、王國維諸家釋文,附錄黃公渚釋注,資料之珍,方家可鑒;而《毛氏系出考》(附正仲公江西毛氏譜敘注釋),洋洋幾萬言,考證極為精審可信,筆者在其他毛氏族譜尚未見到如此精細的源流考;至於《遷贛始祖讓公派下十代世系表》、《遷湘始祖世次錄》,則以圖文並茂的形式,非常清晰地記錄了上湘毛氏從遷贛始祖讓公至遷湘始祖道者公中間各代的世系齒錄;而卷二十六附錄中的《舊譜序》、《江西舊譜抄本》、《瑞金毛氏譜序》,從明洪武至清同治,收集譜序27篇,且大部分為當時名流所序,對毛氏源流所敘甚詳,並有專門的源流敘與源流圖表派系,這對研究上湘湘鄉毛氏(毛秉文家族)和中湘韶山毛氏(毛澤東家族)在江西的族源及其先祖的情況都極有幫助。

上湘湘鄉毛氏,始祖讓公,字伯遜,南唐時官大理寺評事,宋工部尚書,子休公,字子美,宋時仕國子監祭酒兼殿中侍郎,守吉州,遂迎讓公就養於官,卒葬吉州龍城。傳十一代至道者公,於宋咸淳間由江西吉水遷居湘鄉。道公三派而衍為應誠、應奇、應甲三大房。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纂修族譜,道光十一年(1831)、光緒十年(1884)、1948年續修。四修時全族男丁6368人,配偶3601人,已嫁女5906人,未嫁女1362人。班次:治際熙隆日,篤培衍運昌,體仁亦炳義,遠德耀恩光。

中湘韶山毛氏,始遷祖太華公,元至正間人,因避亂自江西吉州龍城遷雲南瀾滄衛,生有八子。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軍功官入楚省,惟長子清一、四子清四偕行,始居湘鄉縣北門外緋紫橋,後清一、清四卜居湘潭縣之韶山,至四世衍為震、瑺、鑒、深四房。震房分竹溪、彬溪、介溪三支,瑺房分顯色、顯名、顯定三支,鑒房分泉溪、高溪二支,深房分立睽、立明、立暘、萬支四支。毛澤東為震公竹溪房二十派孫。族譜始修於清乾隆二年(1737),光緒七年(1881)二修,宣統元年(1909)三修,1941年四修,2001年五修,時男女丁口8800餘人。舊派:(自第七派始)立顯榮朝士,文方運際祥,祖恩貽澤遠,世代永承昌。續派:孝友傳家本,忠良振國光,起元敦聖學,風雅列明章。

根據《上湘毛氏四修族譜》,經筆者研究,得出了從毛讓至毛秉文將軍的直線世系圖(簡稱上湘毛氏世系圖):毛讓——毛休——仕元——文益——懷端——二五貢士——二七宣議——大理評事——七宣教——三十一秀才——道者(讓公第11代孫,即上湘毛氏遷湘始祖)——十一萬郎(字萬春)——應奇——夢發——大卿——元和——添震——壽源——志升——啟洪——慶廣——榮東——華昭——仕珍——世坤——興瓊——朝熙——廷鉉——永照——續盛——加麟(字玉祥)——官棣(字廣齋)——秉文(譜名治貞,字慈衡,號繼賢,讓公第34代孫)。

而從毛讓至毛澤東主席的直線世系圖(簡稱中湘毛氏世系圖)則是:毛讓——毛休——仕廣——應佺——毛洵——伯達——君卿——仁者(傳七代至太華)——太華(讓公第15代孫,即中湘毛氏遷湘始祖)——清一——有恭——毛震——從文——毛珊——立堯——顯暘——榮頊——朝巍——士翱——文邦——方淳——運選——際耀——祥煥——祖人——恩普——貽昌——澤東(讓公第34代孫)。

將上湘毛氏世系圖與中湘毛氏世系圖對照比較,顯而易見,毛秉文和毛澤東同是毛讓的第34代孫。

馬永祥先生對毛秉文將軍的生平事迹研究很深,他在《毛秉文將軍子孫訪「軍校」》一文中,對毛秉文將軍有詳細介紹。筆者根據《上湘毛氏四修族譜》及馬先生的文章,在這裡談一談毛秉文將軍。

毛秉文,譜名治貞,又名炳文,字慈衡,國民黨陸軍中將,湖南湘鄉縣(今東源縣境內)人。出生於1891年7月24日。毛秉文的先祖於宋朝末年,由江西吉水龍城遷湘鄉,世居快溪。祖父毛玉祥,儒而商,遷孫家橋,在龍山漣水之間,風景秀麗,盛產毛竹,故以竹業為商。父親毛廣齋,恪守成業,亦農亦商;母親蕭佛緣,生五子,毛秉文為第三子。

1897年,毛秉文六歲時入家塾,頗聰慧,十歲讀完五經。隨後,其父聘新化宿儒蕭海昆先生,主於家塾育英齋,講解經史。1907年十六歲時弱冠從戎,考入湖南陸軍小學堂,加入同盟會湘支部,化名毛東成,鼓吹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時,參加新軍。1912年11月奉湖南都督譚延闓之令,調武昌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1914年8月畢業後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與張治中、白崇禧、何鍵等著名將軍同期同科同學。本應是1916年8月畢業,因反袁稱帝運動和袁世凱病死而延誤半年,至1916年12月才拿到畢業證分發回湘。毛秉文服役湘西護國軍,任營、團長及參謀長等職,1920年兼任新化縣縣長。

1924年升任討賊軍湘西第一軍第一師第一旅少將旅長。1922年—1925年,趙恆惕倒譚延闓,毛秉文擁譚反趙;1925年,趙恆惕奪任省長後,給予毛秉文第十旅旅長名義,毛秉文未就職,即返鄉伺母家居。

1926年北伐興師,毛炳文隨桂軍回湘,轉賀耀祖獨立第二師第三旅旅長,後兼任師參謀長,被賀耀祖委派去石門與賀龍將軍談判,二人結拜為兄弟「締結蘭契」(後因政見不合而分道揚鑣)。當時賀龍、賀耀祖兩軍同駐石門一帶,兩軍同在石門宣誓北伐。北伐軍分為三路,以何應欽、蔣中正(白崇禧代)、李宗仁任三路軍總指揮。賀耀祖的第四十軍加入第二路戰鬥系列。

1927年3月14日,奉總司令蔣中正令,獨立第二師改為第四十軍,賀耀祖升軍長,毛秉文升任第三十師師長兼前敵指揮。15日拂曉,四十軍炮兵發炮三響開始全線向南京出擊,經過幾晝夜激戰,始將孫傳芳、張宗昌等主力擊破。四十軍在毛秉文指揮下,由李英率部的先遣營於3月23日夜,攻佔南京。團長陶峙岳(1955年被授予解放軍上將)、龔憲由西門外乘夜直追,繳獲長短槍支一萬三千餘支,山野門炮九十六門。賀耀祖奉令兼任南京衛戍司令,毛秉文升任副軍長仍兼師長。

1928年春,毛秉文奉命率部向濟南前進,4月29日,克複濟南。此時,孫傳芳、張宗昌等北洋軍閥,已喪失抵抗能力;日本帝國主義卻妄圖延長北洋軍閥勢力,以操縱其華北勢力範圍,公然派遣齋藤旅團等部隊,星夜急進,也於5月下旬先後抵達濟南,襲擊阻擾革命軍渡河北伐。5月3日,賀耀祖第四十軍則開進濟南不久,正待休息,日寇乘機發動武裝挑釁,對我軍民進行殘酷屠殺,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17人也慘遭毒手。「外間即以為濟南慘案中,賀耀祖應負主要責任,而日軍尤以賀耀祖為主要目標,實則賀部遭此無辜犧牲,真是有苦說不出,但賀頗識大體,且富於責任心,於慘案發生後,即回黨家莊向蔣中正辭職。」(《濟南慘案發生真相》—《現代史料》第二集,1934年海天出版社初版)由於賀耀祖堅決請辭,蔣只得准照賀所請,以方鼎英為第三軍團總指揮,毛秉文為第四十軍代軍長。

毛秉文率部與張宗昌、賈景耀部在德州以北之大魏庄、良庄之線,激戰三晝夜,乘勝追至滄縣以北馬場之線。1927年8月,平津收復,奉令集結合肥整編,將四十軍改為第八師。朱紹良任師長,毛任副師長。

1930年10月,毛秉文奉命率全軍調往江西,準備對蘇區紅軍進行圍剿。11月1日至12月30日,國民黨軍隊兵分三路圍剿紅軍,以第十八師中將師長張輝瓚,第五十師師長譚道源,第八師師長毛秉文,分任第一、二、三縱隊司令分途向蘇區進擊。毛秉文第八師由南昌經臨川、宣黃,沒有與紅軍接觸。12月30日,張輝瓚在龍崗被紅軍圍殺,第一次「圍剿」以紅軍勝利,國民黨軍隊失敗告終。

1931年4月1日至5月30日,國民黨軍隊「步步為營」,進行對紅軍第二次「圍剿」。毛秉文第八師活動於南城、南豐、廣昌之線,直到「圍剿」失敗,仍未與紅軍交戰。

1931年7月9日,蔣中正親自坐鎮南昌,調集30萬軍隊,對紅軍「長驅直入,分進合擊」,進行第三次「圍剿」。何應欽、陳銘樞、朱紹良分任左中右三路總司令。朱紹良進駐南豐督戰。毛秉文和副師長陶峙岳奉命率部一個旅開進到黃陂,企圖分兵合進。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佯攻龍崗,以絕對優勢兵力冒雨襲擊黃陂,國民黨軍隊一觸即潰,四散逃走,毛秉文及其參謀人員慌忙撤回南豐。第三次「圍剿」,中央紅軍在蓮塘、良村、黃陂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國民黨軍隊又以失敗告終。

國民黨軍隊方面,蔣中正於1933年4月赴南昌組織行營,親自指揮第四次「圍剿」。國民黨軍隊分三路進攻紅軍,陳誠指揮的蔣中正嫡系部隊12個師的中路軍,為進攻的主力軍。紅軍方面,正當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毛澤東指揮下取得了勝利之時,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下的中共中央,卻從紅軍中排擠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朱德、周恩來勝利指揮第四次圍剿》一文指出:「不顧敵情實際的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這時卻命令紅一方面軍進攻敵軍重兵設防的南豐城。儘管朱德和周恩來根據敵情對此命令表示了不同意見,但還是被迫強制執行。」「南豐,是敵軍自江西東面進攻中央根據地的戰略支撐點,修築有堅固工事,易守難攻。守將是敵軍毛秉文第八師六個團。」「2月1日,彭德懷奉命率紅三軍團主攻南豐,守敵毛秉文師的五個團拚命抵抗。紅三軍團先後兩次對該城發起猛烈強攻,但均未奏效,自己傷亡不小,第三師師長彭鰲在親臨前線偵察敵軍城防情況時,不幸中彈犧牲。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方面軍首長都來到這裡觀察敵情。遭紅軍圍攻的毛秉文害怕被殲,頻頻向陳誠告急。陳誠以為這是消滅紅軍的極好機會,企圖一舉將紅軍主力圍殲於南豐城下,撫河兩岸。他令毛秉文師固守南豐,令第二十四師派兵馳援,將紅軍主力吸引在南豐城下。同時,令中路軍三個縱隊火速集中後開往南豐、黎川,內外夾擊紅軍主力。朱德和周恩來、彭德懷等根據守敵死守待援和援敵三路進逼的敵情,毅然決定紅軍主力撤離南豐,伺機殲敵。」毛秉文在《毛秉文自傳》中記載:「詎朱毛『匪首』乘機傾巢北犯,親率其全部七個軍,圍我南豐城,聲言活捉毛秉文,環攻二十三天,……擊斃匪攻城總指揮彭鰲,及其下悍『匪』七千餘人。地方士紳將『匪』屍集焚。我亦傷亡官兵三千餘八,南豐地方士紳捐地建築第八師陣亡官兵公墓,……」。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了退卻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宣黃南部的大勝仗。」國民黨軍隊再次以失敗告終。

1934年,國民黨軍隊方面,蔣中正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式,調集100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紅軍方面,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由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第五次「圍剿」持續一年之久,紅軍遭到失敗,迫使紅軍自江西瑞金撤離並轉移陣地長征至陝西延安。毛秉文部隸屬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三路軍,為此次「圍剿」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地區;1934年冬,紅軍自江西瑞金撤離後,毛秉文奉命進駐瑞金,兼駐贛第三綏靖區指揮官,執行「清剿」軍第一路第三縱隊司令官,4月6日被授予陸軍中將銜,於陝甘寧一帶堵「剿」紅軍。蔣中正為堵截長征紅軍,從江西調三十七軍毛秉文到靜寧、會寧、華家嶺等地布防。當紅軍突破王均防守的武山渭水封鎖線後,蔣中正驚慌失措,一方面嚴厲申斥王均阻擊不力,一方面給毛秉文打氣,要毛「效法湘軍先賢左宗棠在西北所創之楷模,使盡全力確保兩寧(會寧、靜寧)、定西封鎖線,以樹殲滅共軍之功。」1935年10月,毛秉文奉令率部從天水秦安駐地經庄浪隆德鄉固原六盤山堵截毛澤東指揮的中央紅軍,毛秉文部抵達隆德縣時,毛澤東主力已通過六盤山,跟蹤追至慶陽環縣,最後追至陝北吳起(又名吳旗)鎮。

「界石鋪紅軍長征紀念館」有描述「神馬救駕」的故事:「1935年10月4日後半夜,拴在馬棚里的那匹毛主席騎的白色高頭大馬不停地朝陝北方向驚叫。警衛員陳昌奉覺得有危險,當即叫主席起床收拾好文件資料,護衛著毛主席、周恩來等連夜翻山撤離界石鋪。結果,二三個小時後,國民黨軍毛秉文三個團就向界石鋪猛追過來。這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已安全轉移,並朝寧夏單家集前進。這生死存亡的幾個小時,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成為永恆,那匹潔白的戰馬也定格在了這座小院子。」

1936年9月10日,蔣中正發現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立刻在9月初調集胡宗南、毛秉文、王均等部,搶佔西(安)蘭(州)公路的靜寧、會寧地區,妄圖隔斷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道路。毛秉文奉命在會寧一帶,阻斷紅四方面軍北上。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董振堂第五軍由通渭向會寧北進。21日——24日,毛秉文部與董振堂部在華家嶺激戰三晝夜。「23日,紅五軍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三、四十五團從華家嶺退到會寧縣中川鄉大墩梁地帶,毛秉文部佔據大墩良南山向紅軍進攻,紅軍先後打退毛部5次衝鋒後,突遭7架敵機狂轟亂炸,迫使紅軍沿杜家梁、毛牛川向會寧縣城方向撤退,這次戰鬥紅軍傷亡887人,副軍長羅南輝壯烈犧牲。」

1936年10月底至12月,毛秉文奉命「追剿」西路軍。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為了迎接紅軍二、四方面軍北上會師,中央軍委擬定戰略計劃,準備吸引並消滅毛秉文部。但張國燾在岷洮西戰役結束後,繼續反對北上,按兵不動,提出建立甘南根據地主張,致使毛秉文部未被殲滅。」10月下旬,「毛秉文在左,王以哲在右,胡宗南居中。左中右三路,齊頭並進,向北攻擊前進,尋紅軍主力決戰。10月30日,紅軍方面,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計劃:一方面軍主力6個師及四方面軍之三十一軍集結於古西安州一線,在古西安州地區從東西兩面夾擊胡宗南。四方面軍之第四、第五兩軍,在靖遠——打拉池之間地區阻擊、鉗制毛秉文部。由於張國燾違抗中共中央命令,擅自撤走擔任鉗制、阻擊毛秉文任務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從而敞開了海打戰役的左翼戰線,使毛秉文、胡宗南兩部得以合攏,海打戰役被迫中止。11月16日,毛秉文第三十七軍西渡黃河,協同馬家軍「追剿」紅四方面軍的河西部隊。毛秉文跟追至涼州(武威),在山丹與徐向前、張國燾激戰,西路軍傷亡慘重,後因「西安事變」發生,毛秉文部奉命調回固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合作,號召全民共同抗戰。毛秉文率軍抗擊日寇,挽救民族危亡,升任第十一集團軍軍團長仍兼三十七軍軍長。

1937年10月,毛秉文部奉命由陝西帶領部隊增援上海「八·一三」上海抗戰,於蘊藻濱一帶,全體官兵同仇敵愾,與日寇肉搏,血戰十九晝夜,所部幾乎全部殉國,毛秉文亦受重傷,被擔架抬下火線;殘部傷病官兵及炊事員七百餘人,交所屬第八師師長陶峙岳調陝西整補,後被胡宗南收編。

1938年,毛秉文調任湘鄂川黔四省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兼軍政部補充兵第三補訓總處處長,駐湖南芷江,管轄湖南晃縣,貴州黃坪,四川黔江,湖北恩施,四個新兵訓練處,每處訓練新兵八團至十二團,共計訓練二期,共五十餘團,增加抗戰新力量,源源補充前線。

1940年,毛秉文任第六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湖南省參議會參議員。1943年5月17日改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湘西行署主任,駐沅陵。這時,芷江空軍基地是中日雙方爭奪的焦點,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全權委託毛秉文負責湘西軍民的財政收支,並令徵集民夫十餘萬人,由第九、第十兩行政監督專員監督,隨時修復芷江機場。每當機場遭日機轟炸後,組織成百上千的民眾前去協助填補彈坑,搶修跑道,運送燃料,搶救傷員,扛飛機引擎……等等。因此,機場即便遭受轟炸,一天左右也可修復。

1945年4—6月,日本侵略者在湖南西部地區,也是在中國戰場上發動了最後一次進攻戰,目的是為了奪取中國空軍芷江機場,史稱「湘西會戰」。中國軍隊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任總指揮,採取節節阻擊,誘敵深入,包圍聚殲方針。王耀武第四方面軍為正面主力。作戰期間,王耀武每日必將前方戰況詳告毛秉文;毛亦每日復函王,提供湘西地勢民情及作戰意見;並令在沅陵的《中報》、《晨報》,將王方面軍殺敵勇敢情形及苦戰獲勝情況,擴大宣傳,以振士氣,激勵人心。毛秉文還經常派遣民兵五千名,運送糧食到前線;組織當地士紳募捐,將錢財親自送往前方,慰勞官兵。王耀武曾致緘行署主任秘書劉茂華:「雪峰山戰役,賴老成持重之慈公坐鎮沅陵,確收軍民合作之效」。

1945年,毛秉文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第六屆監察委員。日本投降後,省府改組,行署結束,毛秉文仍任湖南省政府委員。毛秉文在北伐和抗日期間,為國家為民族立下了汗馬功勞,《上湘毛氏族譜》歌頌它:「揮師北伐,克寧斬關;浴血抗戰,氣壯山河。」毛秉文為人厚道,廉潔奉公,助人為樂,以身作則,與他曾共事十年的保定軍校校友陶峙岳將軍說:「平生不為己甚,不貪貨財,頗為難得。」因此他被譽為軍中楷模。毛秉文以勤儉忠恕治家,故其子女均能秉承庭訓,學有所成,家庭美滿。他一共生有八個子女,23個孫子,目前已有21個曾孫,可謂子孫滿堂。除長子毛德生一家定居貴州外,其他子女均定居美國,他的子女遍及中國大陸及美國東西兩岸,在台灣也有親屬,對國家社會以及中華文化的傳播,貢獻良多。

1949年,毛秉文去了台灣,仍為「國大」代表,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初到台灣,毛秉文和赴台老兵一樣,沒有薪俸,靠下級和朋友接濟,窮愁潦倒,苦不堪言。在台北板橋一間他自己命名的極簡陋的「煩悶之室」里,讀書寫字,修身養性。他書寫的對聯:「家無升斗胸常樂,腹有詩書氣自華」是他晚年生活的寫照。濃濃的大陸情懷,聲聲的鄉音呼喚,異鄉漂泊的煩悶,刻骨銘心的身世之痛,都寫在他所記錄的《軍人筆記》里。他臨終的遺言諄諄告誡留美的子女:「你們不要貪戀美國的生活,要學好一門技術,將來回祖國大陸服務。」直到最後的日子,他還天天喊著「快將行李準備好,今天就要回大陸了」,他渴望落葉歸根,卻未能如願,含著悲痛客死異鄉。於1970年5月17日在台北病逝,享年79歲,安葬在台北陽明山公墓。

英雄已也,將軍已去。然而這部多達85冊的《上湘毛氏四修族譜》,承載著將軍對族人、對鄉梓的熱愛絲毫無損地挺過文革的浩劫,完整地保存到今天,讓我們從中能讀到許多關於毛秉文將軍家世、德行、勛業及才情方面的文字,真是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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