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年度歷史圖書選摘

原標題：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年度歷史圖書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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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

葉禮庭 著

成起宏 譯

當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女戰士瞄準敵人，魁北克的民眾正舉行另一次獨立遊行；當波黑婦女在戰爭死難者墳場哀悼親人，北愛爾蘭忠誠派正用鮮血寫下「絕不投降」；當統一後的德國經歷「兄弟複合」的陣痛期，韃靼人正試圖重新在故鄉克里米亞站穩腳跟。在全球化趨勢看似勢不可擋的今天，民族主義是否真的已無容身之所？

20世紀90年代初，為了理解當時全世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葉禮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庫爾德斯坦、北愛爾蘭、烏克蘭、魁北克、重新統一的德國六個國家和地區。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游擊隊內部，他與德國萊比錫的新納粹組織頭目見面，他還採訪了南斯拉夫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在戰爭、分裂、遊行和恐怖襲擊的背後，葉禮庭看到一波洶湧的種族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了世界舞台，血緣成為今天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要素，而更符合社會現實的公民民族主義正遭受嚴峻挑戰。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德國」部分。

相冊

1989年的德國革命以萊比錫（Leipzig）為中心，這個城市有200萬人口，位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DDR）東南角的薩克森州。那裡舉行了規模最大的反舊政權遊行。遊行靜默而有序，在晚上開始，每個人都結束工作之後。成千上萬的人集合起來，佔領了整條整條的街道，向卡爾·馬克思廣場和歌劇院前進。一開始，在1989年9月末的時候，標語牌上只是要求「媒體自由」和「簽證自由」。也有些膽小的標牌上寫著「戈比幫助我們」。

9月末，當局用高壓水龍、大規模軍警隊伍、盾牌、警棍和警犬對付遊行。遊行者被抓起來，雙手扭曲著反綁在身後，扔進人民警察（Volks Polizei）卡車的後車廂里。但遊行繼續，口號開始逐漸超出聖尼古拉教堂的路德派秘密反抗中形成的謹慎要求。到1989年10月中旬，橫幅上面寫著「我們要改革！」「我們就是人民！」。

由於當局維繫生存是通過讓人們相信他們是孤立的，這些遊行成為集體之自我發現的一種演習。一夜又一夜，人群聚集起來，人們四處張望，看從街道的一邊延伸到另一邊有多少像他們一樣的人，他們儘可能遠地向後、向前看。最後會有領導人準備冒點險：萊比錫歌劇院的導演、一些路德派的牧師、當地表演卡巴萊的喜劇演員。其他城市仿效萊比錫的例子，市民們來到大街上。舊政權哄騙、引誘、咆哮、威嚇，但一切似乎都不再管用。服從和逆來順受神秘地消失了。當局在電視上呼籲保持秩序之後，更多的標語牌出現在人群中，寫著「不要演講！」「不要唧唧哇哇！」「不要粉飾太平！」「該動手術了！」。

10月下著雨，但人們繼續在傘下遊行。他們舉行守夜，要求改革，把數千支蠟燭放置在教堂的牆上，蠟滴下來匯聚在一起，融入人行道上半透明的池子里。同時，攝影師們注意到警察臉上的表情發生了變化。他們在巡邏車前面擺出各種姿勢拍照，警棍放入腰帶里，而且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越來越不清楚是誰在負責。在萊比錫周圍的學校，老師告訴學生不要去參加遊行，當學生不管不顧去參加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老師與他們並肩遊行。第二天早晨，他們會在課堂上互相擠擠眼。

到10月末，卡爾·馬克思廣場上的標語牌寫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屬於人民，不屬於黨。」然後，當柏林牆在11月9日倒下，示威者們極為驚奇地發現，他們帶來了一場革命，沒有犧牲一條性命。這場革命的象徵非常恰如其分，是我們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人群中也見到的怪異旗幟：鎚子和鐮刀被剪掉的那個旗幟，就像人們在床單上剪出兩個眼洞，給孩子們做一件鬼怪服。

一個國旗上有洞的國家，是一個不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國家。一些人揮舞這個旗幟，真的希望仍然保留紅色，其他人僅僅是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旗幟可以揮舞。但有一些人開始揮舞另一個德國的旗幟，柏林牆對面的旗幟。

柏林牆倒掉一個月後，在卡爾·馬克思廣場上出現了一個新的標語，首先是在一個潦草手寫的牌子上，然後幾十個牌子，然後上千個牌子：「Deutschland，einig Vaterlan.」（德意志，一個祖國。）在六個星期的時間裡，「我們就是人民！」的呼喊變成了聖歌「我們是一個民族！」。

德意志，一個祖國。現在看，這個標語確實神秘。一個祖國。這到底意味什麼？它是一個事實的宣告嗎？一種願望的表達嗎？還是一個令人困惑的難題？

在萊比錫老市政廳下面的拱廊，有一個商店，你可以在那裡買到一個相冊，它記錄了從1989年9月到12月那段時間的幾乎每一天。在相冊中，最令人難忘的面龐是那些在人群中盯著攝像機看的人們。在每一張照片中，他們的面龐都恐懼而緊張。恐懼使他們的微笑半途凝結，讓他們說出的話停留在嘴邊，令他們的反抗姿態折斷雙翼。

恐懼不僅是擔憂被捕，不僅是懷疑攝影師正在為警察工作。它是歷史性的恐懼，是人們也許曾經在1848年的歐洲兵營中看到的那種恐懼，是一個民族將要抬腳步入未知並且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焦慮。如果所有的革命開始於邁入未知的那神秘一步，你在這些面龐上看到的恐懼會讓人奇怪，他們如何敢於邁出那第一步。然而，當你翻動相冊，當遊行進入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你可以看到這種恐懼開始慢慢消失。面龐開始放鬆，姿態帶著輕蔑，笑聲變得洪亮。到11月，人們不再擔心他們將走向何方。現在他們開始相信歷史正與他們一起前進。成千上萬萊比錫的人湧上大街，進入卡爾·馬克思廣場，對著攝像機歡笑揮手。

卡爾·馬克思廣場

一輛電車把我放在卡爾·馬克思廣場。道路清掃車在排水溝上掃過。雨水抽打在空蕩蕩的噴泉里的青銅馬雕像上。我周圍只有空無一人的、雨水掃過的人行道。在關於這個廣場的舊紀錄片中，這兒有更多的噴泉，有煤氣燈和一個巨大的帶有科林斯式柱廊的歌劇院，柱廊下面可以停靠四輪馬車。在紀錄片中，戴呢帽、腋下夾著報紙的人們正是在我站的這個電車站上上下下，有一個小姑娘賣紫羅蘭，有一個手風琴演奏師，一個大鬍子的乞丐向路人伸手乞討，一個男人站在手推車後面，拿著報紙折成的裝滿了葵花子的圓筒。你幾乎可以聽到女人們的長裙拖曳在人行道上發出的沙沙聲。那是1913年4月。

萊比錫的書店出售一本書，是萊比錫人在元年——1945年——的照片。盟軍已轟炸了整個城市，數英畝的碎石堆在卡爾·馬克思廣場的每一個角落。照片上，清理廣場殘渣的「碎石女人」在工作間隙凝視著你，她們把磚塊整齊地堆成一排排。她們的圍裙是破舊的，頭髮上有厚厚的灰塵，穿著工作褲和工作靴。她們的耳朵後面夾著煙捲，粗糙的手緊握磚塊和鎚子。她們凝視著未來，彷彿可以比我們看得更清楚。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刻——在剛剛開始的零年，工人國家真的像是一個美好的夢想。

現在來看，似乎令人難以相信這兒一度有過夢想，每一個人都一度相信過它。早在1953年，工人國家就派出坦克對付柏林的工人。即使在那個時候，這個國家實際上什麼樣子，也是顯而易見的。但碎石女人和退伍老兵想要信仰點什麼，即使他們的領導人不相信，他們仍堅持到底，因為要輕易地懷疑你的整個一生都是在虛無中度過，太過痛苦，太過荒謬。

不相信的人和醒悟過來的人離開這裡，去往西方，他們的離去留下的只有沉默，沒有迴響。大部分留下的人不抱有幻想，他們安慰自己，如果民主德國情況糟糕，波蘭會更糟糕，匈牙利會更糟糕，俄國將無比糟糕。政權的合法性依賴於負面比較帶來的安慰。

在60年代，民主德國當局重建了廣場，用的是粗野的混凝土，非常符合他們的政治風格。它炸毀了廣場一角有300年歷史的巴洛克式教堂，在廢墟上建造了一座30層樓的鋼鐵摩天大樓。

卡爾·馬克思廣場仍然作為一個已消失政權心臟地帶的公共荒漠保存下來。它是對民主德國加之於公共空間的恐懼和人類自發性的紀念碑：賣香腸的小販、兜售小冊子的人、藝術家、妓女、反叛少年，如果給予半點機會，他們就可能把它推翻。但人們確實在這個荒漠上獻出生命。對於未完成的願望，他們的效率很高：只要扼殺它們即可。在廣場一端的現代音樂廳有很好的音樂會，在歌劇院里有相當好的演出，你可以告訴自己，你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不管它的心臟如何冷酷，它確曾鼓舞了某種道德和美學的嚴肅性。

時間的冰河作用緩慢地創造了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當然，有柏林牆，你可以在電視屏幕上看到西德的圖片。但是到80年代末，如果你還沒有離開，你已經把你的孿生兄弟和姐妹的記憶從你的腦海中驅趕出去了。

一種必要的巨型架構——帝國式地劃分歐洲——使這種遺忘相當容易。德國的分裂看上去將會永遠持續。事實上，在牆的兩邊有兩代人成長起來，他們真的擔憂，如果被許可統一，他們的民族將會如何。一個統一德國的夢想不只是被拋棄了，它還受到雙方所追求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正式譴責。

所以，當帝國必需的偉大架構開始在他們的頭頂顫抖、搖晃，當萊比錫的人們佔領街頭，他們從未有一刻會想到，他們將最終打倒一個國家，並且帶來一個民族的統一。他們從未想到，如果他們全都一起擠靠被鎖上的門，它也許會突然打開，讓他們滾入一個陌生的新世界。

1989年之後，卡爾·馬克思廣場恢復了1914年之前的舊名——奧古斯都廣場。梅賽德斯—賓士冷藍色的霓虹燈光環飄浮在對面的保險大廈上。甚至有些方案想炸毀這個大樓，按照老照片和平面圖紙，用石頭一塊一塊重砌已消失的巴洛克式教堂。但某種不懷好意的幽靈繼續使這些方案受到輕視。老萊比錫的其他每個地方都被扔到建築商的手裡，而卡爾·馬克思廣場仍然頑固地保持不變。在改造這個荒漠的任務面前，歷史記憶彷彿退縮了。在通往大學建築的入口處，一群熱烈工人的浮雕中間，卡爾·馬克思亂蓬蓬猶如牛頭一般的巨大青銅頭像繼續俯視著廣場。某種程度上他仍是這個風掠之地的天才領袖。當遊行者們用歌唱和橫幅佔領這裡的時候，他收縮了自己的權威。現在這裡又變成了荒漠，好像他的靈魂又收回了這個地方。

卡巴萊

「它是偉大的。它是一場革命。有一個月的時間，革命是掌握在萊比錫人的手裡。然後它結束了。而現在，製造革命的人民不擁有任何權力。但他們仍舊在那兒：商店售貨員、圖書館員、教授。他們仍舊想要我所信仰的東西，」博恩克先生停頓了一下，看上去有點尷尬，厚實的手擦了擦前額，又往下捋了捋下垂的鬍子，「談到你信仰的東西，現在有點令人悲哀。但我說的是一個為了人民的德意志。」

從卡爾·馬克思廣場出發，沿著一條狹窄的鵝卵石街道，在一個卡巴萊地下室里的酒吧，我找到了岡瑟·博恩克（Gunther B?hnke），他在酒吧後部的一個圓桌喝啤酒。博恩克先生是「學院派」（Academixer）卡巴萊的明星，他跟我講「冷戰」時代東歐地區有板有眼、精確的英語，那種還沒有受過本土接觸影響的英語，那是完全從磁帶里學的語言。白天，他在一家出版公司翻譯兒童書籍。晚上，他是一位卡巴萊藝術家。過去，卡巴萊藝術家是威權國家持有執照的小丑。在15米深的地下，在小小的舞台上、褪色的灰絲絨幕布之前，卡巴萊是竊竊私語的地方，是不可說的東西可以說出來的地方。過去，劇院的票會提前10年賣光。一個卡巴萊藝術家可以把他自己分到的票當成錢用：有多少座位，從屠夫手裡就可以換多少香腸。現在，票價太貴，當地人承受不起，座位都是被成群的西德人佔據，他們來到這裡，為那些嘲笑他們自己的笑話發出不自然的笑聲。博恩克先生賦予「東德佬」（Ossi）以人性和諷刺性。他個子矮小，禿頭，穿一件不合身的花呢夾克，系一條超大的東方式領帶（East-bloc tie）。他的肚子凸起，將襯衫紐扣綳得緊緊的，憂鬱的臉上交織著順從和精明。

在舞台上，他的固定套路是關於一個貧窮、呆傻的東德人尋找工作，一個西德的人事主管面試他。東德佬隨口說他從未入過黨，認為這是對方想要的，卻只聽到西德佬回復：「你有什麼毛病嗎？你的積極性在哪裡？」他所有的笑話都像這樣，辛酸地反映一種本不應存在的分歧：一個人民，一個語言，一個民族，然而經歷了45年的不同的國度之後，幾乎無法認識彼此。

「他們都是好人，」萊比錫最古老餐館的西德新店主在晚餐結束、卡巴萊開始之前對我說，「好人。只不過他們不知道怎麼工作。我跟你發誓。我必須一切從頭開始。教他們準時現身，正確地處理客人的賬單，讓他們的手不要伸進湯里。我不是在做飯店生意，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他談到他的德國同胞時帶有的那種深情的傲慢，與英國殖民管理者在談及坦噶尼喀人（Tanganyikans）時慣於使用的語氣如出一轍。

統一不是失散的雙胞胎在郊區草坪上惴惴不安的重逢，而是一種殖民佔領。當你在萊比錫醒來，聽到的聲音是老建築的內臟——機床、石膏、釘子、窗框、木板——被扔進長長的、帶迴響的塑料斜槽，滾進建築商的廢料桶的聲音。建築物的正面被保留下來——必須能把貝納通的牌子釘在上面——但城市的內臟已經被去除了。

博恩克先生認為，當一個社會體制崩潰時，我們只能預計到，那些主要是體制受害者的人們會為體制的失敗而受到譴責。世界就是這樣，事實上拖垮了政權的人們，現在被當作愛發牢騷的乞丐給打發走，是被那些曾經坐在電視機前面為他們的公民勇氣鼓掌的西德人打發了。

正如德國作家彼得·施耐德所說，柏林牆是面鏡子。西德人問道：鏡子，牆上的鏡子，誰是所有人里最公正的？鏡子一成不變地回答：是你。45年的時間，一個民族分裂成兩個國家，雙方都必須塑造對方的負面形象。為什麼只因牆倒了，這種行為就應該結束呢？為什麼只因每個人現在生活在同一個國家，這種行為就應該結束呢？

但是，在這個鏡子的遊戲中，有什麼東西已經發生了改變。革命之前，在西德，負面形象是民主德國這個國家自身和其令人憎惡的制度。現在負面形象是民族，是人民自身：他們的抱怨和消極。現在那個國家已經消失，人民自身——那個民族——為國家的曾經存在受到責備。

說來奇怪，這種責備經常來自東德一方。前東德人通過表達自己對從前的兄弟姐妹的憎惡而在西德混得好的情況，並不少見。因此前民主德國小說家莫妮卡·馬龍（Monica Maron）說：「我最不喜歡我的前東德同胞公民的地方是，他們認為這個世界虧欠他們，尤其是虧欠他們尊嚴。他們似乎忘了，直到三年前，他們還沒有真正摸到那種尊嚴。」東德精神病學家漢斯·約阿希姆·馬茨（Hans Joachim Maatz）寫了一本書，告訴西德公眾，45年的極權主義製造了一種東德的人格結構，特徵為「情感被壓抑、無安全感、潛在進攻性」。他接著說：

在那個社會中，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保持自己、有自己意見、作為個體被理解和接受——毫無保障……在這個體制中能夠安全生存的，只有那些調整和犧牲他們的自發活力、他們的誠實、他們的批判能力，過一種遲鈍但是相對遠離危險的順從生活的人。

像所有陳腐的心理學形式一樣，這對某些人是正確的。那麼，那些不安的、神經質的、順從的個體——像博恩克先生那樣的人——是如何找到拖垮整個政權的勇氣呢？東德的負面形象當然迎合了西德人的自戀情結，但它使統一的歷史變得難以理解。

博恩克先生對於1989年以來國家命運的悲喜劇淡然處之：「牆倒了以後，我們的人民去西德，他們帶回來難以置信的故事。在那裡，你可以在1月買到新鮮的萵苣和西紅柿。你能想像嗎？現在這裡也有超市了，我們也能做到了。只是我們買不起，而且房租已經漲了五倍。」

他聳聳肩，笑了：「當我們10月在萊比錫的雨中遊行時，我們想要的只是多一點民主，多一點尊重。沒人想要統 一。」

統一了。

也沒人想要卡巴萊消亡，但現在，博恩克先生說，你可以在德國電視上看到一切。那兒的諷刺更為尖銳，時效更為迅速。現在誰還想看卡巴萊呢？博恩克先生曾將他的演出帶到西德，但效果並不好。太本地化，太薩克森化，太鄉土了。他並不想回到舊時代，但環顧酒吧——他度過一生中最好時光的地方——煙熏過的黑色牆壁，看到從前演出的海報，看到桌子上方的吊燈（老斯塔西過去經常在那兒藏麥克風：「鮑里斯，你聽得到嗎？我的聲音夠大嗎？」），很顯然，藏有異議文化的玻璃罐——讓他從前的生活產生意義，讓他從前可以用卡巴萊票子從屠夫那兒換香腸——所有這一切也被「統一」掉了。

20世紀80年代，事情通常發生在「學院派」。現在，到了90年代，場所轉到了U-2，這是附近一座灰色石板辦公樓地下室里的迪斯科舞廳。它的音樂來自慕尼黑，啤酒來自慕尼黑，迪斯科DJ來自慕尼黑，彈子機和乾冰也是來自慕尼黑。那個地方天花板很低，牆壁隨著聲音震動，節奏透過腳底傳上來，你發現自己陷入一種麻木狀態。女孩子們在大喇叭上面跳獨舞：甩動、搖擺、推伸、甩動、搖擺、推伸，她們閉著眼睛，在聲音的洞穴中獨自舞動。男孩子徘徊在彈球機之間，從一個電子遊戲逛到另一個電子遊戲，眼睛瞅著女孩子們。世界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迪斯科舞廳，但這個低矮的地下室過去是秘密警察的審訊室。每個人都知道此事，它不是十分秘密的事。吧台後的女孩子們會講給你聽，甚至指給你看，牆上有原來的囚犯畫的壁畫。三年前，這個組合難以抗拒：斯塔西的虐待狂魅力遇上慕尼黑迪斯科舞廳的色情狂魅力。引入U-2是以一筆代價打開了兩個被禁閉的世界。但被禁的魅力已經完全消失，現在這裡就是一個迪斯科舞廳，跟其他的地方沒什麼兩樣。酒吧的女孩在我的耳邊喊：「一切都很酷。」節拍震撼地板，頻閃燈將她乾淨白皙的臉龐變成了一張蝴蝶面具，舞動著，飄浮在空中。

在整個民主德國，斯塔西擁有50萬情報人員。從前，放置在像這樣的建築里的檔案紙張數以億計：咖啡館裡的竊竊私語的批評，公共汽車上的道聽途說，斷章取義的同事言論——這是一個索引細緻、收錄全社會的惡意和抱怨的圖書館。但單個人能怎麼樣呢？如果他們不提供惡毒的流言蜚語，會讓自己身陷囹圄。告密的圈子變得如此寬泛，以至於任何人能夠重新找回公民的勇氣都是個奇蹟。但確實有些人做到了。那些沒有做到的人，現在總是用他們的手做著令人厭倦、自我辯護的同樣手勢：「那是我的世界。那是我知道的一切。」

什麼能讓人真正明白一個審訊中心變成迪斯科舞廳的事實呢？這兒是不是應該搞個紀念館或者博物館取而代之？音樂的聲音如此喧鬧，折磨著你已到中年的內心，充塞著內心每一個空虛的地方：

感覺節拍加速

那是激情之聲

你可覺得，它瀰漫空中？

放空思緒，加入我們

哦，哦，激情，哦，哦，激情

你可覺得，它無處不在？

「與過去妥協」並不意味著對過去的嚴肅的解決，不是通過一種清晰的、有意識的行動來打破魔咒。毋寧說，它希望翻過這一頁，並且，如果可能，從記憶中將其清 除。

——T. 阿多諾（T. Adorno），《與過去妥協意味著什麼？》（1959）

問問你自己，那吧台里正調製雞尾酒的女孩，或那頭髮鋥亮、穿著貝納通「世界之色彩」T恤的男孩，他們是否應當了解人們曾經在這裡被毆打、被審訊的事實呢？擺出一副莊嚴的臉色嗎？難道與強烈地渴望忘記所有過去相比，莊嚴是更為真實的「與過去妥協」？我不能問酒吧里坐我旁邊的小兩口這樣的問題，他們的臉在頻閃燈下猶如一對舞動的唱盤。怎麼能期望他們了解我說的東西呢？昂納克對他們而言已經是久遠的歷史。當他的政權倒台時，這男孩和女孩13歲，也許更年輕。「那不是我的問題，」我會聽到他們說，「那不是我的過去。」

民族會戰的記憶

它像一個巨大的、用煙熏成黑色的花崗岩搭成的條頓式（Teutonic）火葬堆，切割粗糙的石頭向天空兀立，它們似乎要把某個強健武士的身軀奉獻給火焰，只是在這個紀念碑的最高處、應該放棺木的平台上，什麼都沒有，沒有身軀要奉獻給天空，只可以從這兒縱覽城市的全景，城市則圍繞它而發展成長。它如此巨大，超過歐洲所有其他戰爭紀念物：一座怒目而視的威廉家族石堆，孑然獨立，像家族裡最執拗的成員站在萊比錫郊外的一個公園裡。就其惡劣的好戰趣味，以及僵硬、粗野的紀念碑樣式而言，它完全是一種尷尬。雨水如絲，落在它厚重的表面，它似乎在嘲笑：來吧，試試將我焚毀，你會失敗的。我太大了，我在這裡太久了，我比你們都要長命。

德國從1871年統一後不久，開始紀念1813年的民族會戰，當時，100萬來自俄羅斯、奧地利、英國、法國、德國和波蘭的士兵激戰一天，決定了歐洲的命運。拿破崙在那一天最終戰敗，標誌著他的帝國開始沒落。那是第一次，來自德意志各公國的人們站在一起作為德意志人而戰鬥，即使部分德意志人也站在拿破崙一方作戰，這個戰場仍被宣稱為德意志民族的誕生地之一。這個紀念碑正是為此而建，1913年會戰100周年紀念典禮上，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為它的落成揭幕。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檢閱台旗幟飄揚，帝國羽飾猶如叢林，胸甲閃閃發亮，緊繃的綁腿掖在長筒騎兵靴里，刀劍在腰間叮噹作響，冷酷的帝國面龐，腳跟咔嚓併攏致敬，戴頭盔的人們互相輕輕點頭致意——這些牽線木偶們明白自己處於榮耀的頂峰，那在他們頭頂矗立的巨大石堆所象徵的榮耀。

裝飾紀念碑的雕塑家選擇向威廉家族獻媚，將他們刻畫成條頓武士。在紀念碑底座的雕塑飾帶上，有這樣一個大師形象，是畫成德意志武士的聖米迦勒，頭盔環繞面頰，眼睛凝望德意志早已確定的偉大未來。環繞他周圍扭動著自然世界的象徵：獅子、老虎、龍，全都聽從他的意志，還有一條長長的斑點蛇，嘶嘶著、微笑著。這些動物充滿了矛盾：它們是內心的惡魔，還是邪惡的力量？似乎都有，因為他的目光既猶疑又果決，既痛苦不堪又堅定不移。在聖米迦勒的左邊，有一對擠眉弄眼的死神頭顱，像斜眼的猴子一樣在嘲笑他莊嚴的目光。

20世紀30年代有一幅著名的海報，元首裝扮成一個日耳曼武士，穿著閃亮的胸甲，佩劍，戴頭盔，跨騎在馬上，高高舉起一面血紅的旗幟。我一直認為希特勒和戈培爾（Goebbels）在運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人物和形象中，顯示了某種創造性。事實上，我還一直認為，這種藝術的創造性——施佩爾呈現在他的紀念性建築物中，里芬斯塔爾呈現在她的影片里——有助於解釋納粹在人們心中激發的極端狂熱。除了敬畏和恐懼，還有身處全新呈現方式的戰慄。

但作為政治藝術家，他們的創造比我曾認為的少。納粹吸引力的全部色情用品都已經在這兒了，在萊比錫的這個紀念碑：同樣的頭盔、同樣的蛇、同樣的條頓式激情、同樣滑稽的男性陽剛崇拜，同樣對本性充滿色情的迷惑：它是創造生命的力量，還是淫蕩的怨恨？全都在這兒了。希特勒不是政治藝術家，只是一個熟練的低俗品位鑒賞家。

沒有不媚俗的民族主義藝術，沒有不扮演真摯情感的愛國主義創造。為什麼？也許一切非個人化的藝術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真誠，而民族主義藝術從定義上就不可能是個人化的。也可能，民族主義藝術不可能創新。它固著於可資利用的傳統，或者，如果未能做到這一點，則固著於媚俗，在這裡是條頓騎士的日耳曼黑森林。

希特勒對日耳曼歷史的拿來主義，只限於利用19世紀中期一種龐雜、狂熱的偽善情緒。因此，如阿多諾提出的，原裝貨和抄襲貨都意味著一種連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民族主義形式。這個紀念碑的峭拔巨大是一種懷疑的自白，希特勒的模仿也是。為了讓人信服，兩者都必須威嚇。

這種對媚俗圖騰過於誇大的模仿並沒有跟著希特勒一起終結。身著領巾和皮短褲的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曾手持火炬向紀念碑進軍，並以向德意志帝國（Reich）致敬的儀式作為結束。在圖片中，你可以看到火炬在觀賞湖面上閃閃發光，煙霧升騰在火紅的天空。民主德國堅持它已經和法西斯及資本主義的類似過往徹底決裂。然而自由德國青年團（Free German Youth）的領巾和短褲敘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而被稱為「青年奉獻」的青年成年禮——許多聲音高呼對新國家的忠誠——甚至複製了舊有的瓦格納火炬儀式，天空中火紅的煙霧怪誕地映照在觀賞池中。

「但你還期望其他什麼呢？」赫爾穆特·博爾納（Helmut B?rner）說，他把眼鏡往鼻樑上推了推，做了個表明自己既絕望又生氣的手勢。「這是我們的世界。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博爾納先生是紀念碑隔壁博物館的館長。他會覺得民主德國複製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巾奇怪嗎？他說不，是我搞錯了：「我那個時代，在先鋒隊的時候，我戴的是藍色的領巾。我父親那個時候是黑色的領巾。」

我說：「但是它們還是同樣的領巾。」

「啊。」博爾納先生說著，從我身邊溜到玻璃櫃後面，那裡面有法國胸甲騎兵的制服、一些大炮用的霰彈、老式的火槍和一面鼓。「這是舊瓶裝新酒。舊瓶子還很完美。我的父母沒有將它們丟掉，他們只是把白酒換成了紅酒，」他就此想了一會兒，「是的，也許就是那樣。」

「但是新酒不會被舊瓶污染 嗎？」

他透過厚厚的鏡片眯眼看著，捻著自己紅色的短髭，退回到博物館更遠處的另一個玻璃櫃後面。然後他問我，是否曾經離開自己的家庭，嘗試開始一個新的家庭生活。我說沒有。「那麼，如果你那樣做了，你不會把舊的扔掉。你嘗試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一種不同的生活，在各個方面都比已經失敗的舊婚姻強。」

他指向一個玻璃櫃里的一幅小水彩畫。它描繪了一群萊比錫婦女在戰鬥結束後幫助把傷員抬上馬車的情形。「他們是法國人還是薩克森人，或是普魯士人、瑞典人、奧地利人或俄羅斯人，完全不重要。她們一視同仁地照看他們，」他平靜地說，「當然，你不能拿今天他們能得到的那種看護來比較。他們成千上萬地死亡，死於傷寒、神經和傷口感染，已經開始做截肢手術，那麼可怕，我們無法想像。」

如果是在1813年度過他的餘生，博爾納先生會更快樂些。那樣會更簡單，我會同情他。誰想要解釋一個黨員如何應對自己的世界的崩潰？

「我比共和國大一個月，」他用自己那種平靜、沉思、間接的方式說，「我生於1949年9月，所以我在這個時期、在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長大。那是我的世界。」當局讓他探查遙遠過去的安全性，並認為只有他的展覽強調了俄羅斯和德國軍隊在萊比錫鑄就的歷史友誼。這很容易做到，因為他們曾站在同一邊戰鬥。有一些蘇式制服的展覽把這一友誼呈現於現在，但制服佔據了太多的空間，他在1988年得到許可，把它們處理掉了。他沒有任何理由假裝自己不是黨的一員。他仍舊希望歷史能仁慈地評判民主德國，它比在他自己周圍正在形成的社會更為平等。而且民主德國生存在和平中。民主德國沒有軍隊參與過戰鬥。我問，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沒有嗎，1968年？沒有，沒有，他堅持說，也許有後勤支持，但從未有作戰部隊。

他希望歷史能冷靜地評判民主德國。但他知道歷史不會做出裁判。根本不會有清算。要發生的已經開始，民主德國政權的每一縷蹤跡都被掃進了廢物桶，所以10年後新的一代將很少相信它曾經存在過。

我自己在想，應該有一個民主德國的紀念館，擺滿特拉比和沃特伯格汽車、從建築物的山牆上拆下來的鎚子和鐮刀、體育英雄的圖片、埃里希·昂納克的呢帽、一些斯塔西的檔案、隱形麥克風、重修的審訊室、一座原始大小的度假狩獵小屋。博爾納先生笑了。他說，博物館永遠是成功者的存檔、勝利者的聖殿。但是應當有關於錯誤的博物館，我說，尤其是對於摧毀生命的錯誤。問題是，他說，誰會想參觀這樣一個博物館呢？

博爾納先生知道，這種對民主德國的抹殺，正是德國式的。每隔50年，這個民族的過去就被重新書寫，那些生活在其他狀態下的生命突然被剝奪了他們所有的感覺。這伴隨著博爾納先生的父親，納粹時期的一個學校教師，也將伴隨博爾納先生自己。他說，只有人類如此，因為人們想要壓制過去。「在私人生活中可能也是這樣，什麼事情錯了，你非常失望，你想將它關閉，在下面畫一道線，再也不想提到它。」確實非常人類化，但人們想知道，各民族是否允許它們自身像個人那樣遺忘。

當對黨員的清洗——像他這樣的黨員——波及他在博物館角落裡滿是灰塵的辦公室時，博爾納先生被迫辭去工作。在新形勢下，他覺得自己會活得更好，像他一直以來做的那樣，通過只信任「某人最親密圈子裡的一些人，人們可以依靠這個圈子，在這裡人們會感到快樂」。東德人不停地哀嘆與資本主義一同到來的生活的私有化（「這些天每個人都在為他們的前門買鎖」）。事實是，它只會增強在社會主義之下已經存在的生活私有化。

博爾納先生也知道，相比發生在他父親身上的遭遇，在他身上將要發生的事情會溫和許多。1945年，成千上萬名納粹分子受到蘇聯戰時軍事法庭審判和槍斃。他自己的父親在一個蘇聯集中營待了四年，認為自己足夠幸運，得以活命。1989年革命以來，對過去的清洗沒有犧牲一條性命。這很了不起，博爾納先生說。我們德國人並不總是重複錯誤。

令他最困惑的是，為什麼他曾讓自己相信，為自己考慮的風險遠遠超過實際的風險？這是他最為後悔的。「我當然可以更勇敢些，因為我們當然會害怕，會有恐懼，今天的結果證明這種恐懼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給自己施加某種形式的自我審查，那是不必要的。」當他談到這裡時，映照在玻璃展櫃——那裡面有制服、火槍、救護馬車、鼓和小水彩畫——上的臉龐突然顯得悲痛和困惑，彷彿他無意中發現了當局將他輕易握於股掌的秘密，太晚了。

他帶我走出博物館，我們站在斜對面民族會戰紀念碑的陰影下面。我問他，紀念碑是否並不代表某種德意志理念。他笑了：「在民主德國，我們不談論德意志。」德意志是被禁止的話題。身份認同是與國家、與社會主義、與對偉大蘇維埃母國的友愛聯繫在一起的，但與德國、人民、世代相傳的記憶無關，這些是反動資本主義的謊言，以沉思的條頓人的聖米迦勒為代表。

然後博爾納先生微笑起來，開了個小小的玩笑。他說：「我很高興民主德國沒有建造自己的民族會戰紀念物，從未嘗試用石頭建立它的德意志理念。」

「為什麼沒有呢？」

「你能想像一下如果有，它會是什麼樣子嗎？」他說，突然進入一種自由思想的明亮光芒中，「它應當是一個混凝土地堡，」他再次大笑，「是的，一個混凝土地堡，那是民主德國留在身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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