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們「相互看不見」

最新 02-24

社會學家稱澳大利亞為「民族的拼盤」，來自120個國家的移民前往此地謀生和發展。這讓我頗為好奇，一個沒多少文化底蘊的年輕國度，憑什麼吸引成千上萬的「冒險家」遠渡重洋而來？把視線轉移到我們周邊，那些在東方文化熏陶下長大的國人，又是如何在這塊南半球的大陸上開始新生活的？

文|吳呈傑

圖|吳呈傑

請做好準備，澳大利亞並不會給人帶來太多驚喜。

當你逃難般地飛離北京的冬天，換好短褲戴上墨鏡打算迎接南半球的熱浪時，或許會對眼前的景象感到一絲失落：茂盛的綠植、和煦的海風、整潔的街景、二十來度的天氣，就……和想像中的沒多少區別。

這裡是悉尼。你能從這個澳大利亞經濟、文化、政治中心看到不少城市的影子：建築似倫敦，港口像香港，CBD如紐約，海灘像從巴塞羅那空運而來。假設把那「礙眼」的悉尼歌劇院移開，單配上海港大橋和沿岸一排排遲暮的高樓，甚至能讓人讀出些伊斯坦布爾的味道。

悉尼海岸線的遲暮高樓

一百年前，D·H·勞倫斯在《袋鼠》中就曾描述過這種感覺（只不過他還要更刻薄些）。一個在歐洲時認定「一切都完了，沒戲了，走到頭了」的成名作家想在這個年輕的國度開始新生活，不久後就沮喪地發現，悉尼這地方像倫敦，但畢竟不是真的倫敦，「就像用人造黃油代替真黃油一樣」。

這種廉價感並沒有阻擋澳大利亞成為全球最大的移民國家之一。社會學家稱澳大利亞為「民族的拼盤」，來自120個國家的移民前往此地謀生和發展。這讓我頗為好奇，一個沒多少文化底蘊的年輕國度，憑什麼吸引成千上萬的「冒險家」遠渡重洋而來？把視線轉移到我們周邊，那些在東方文化熏陶下長大的國人，又是如何在這塊南半球的大陸上開始新生活的？

澳大利亞有不少維多利亞式建築和教堂

第一步當然是要拿到永久居留權。永久居留是一種權利，你並不需要加入澳大利亞國籍，但可以和當地公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和當政者的理念高度捆綁，時緊時松，因而也誕生了不少匪夷所思的移民故事。比如一度流行的「家暴移民」——女性先找一個當地男人結婚，不愛也沒關係，只要在婚後擇一良機，把自己鼻青臉腫地打一頓，再跑去警局哭訴：看，我被這個男人家暴了！於是，臨時的配偶簽證順順利利地升級成永久居留的綠卡。

在悉尼大學和墨爾本大學，我們見到了不少下定決心要紮根下來的華人留學生，為了拿到這一紙綠卡（事實上，那也是一張貼在原護照上的簽證），他們需要不斷刷新個人評分，遭遇的困境也大抵相似：選擇哪個更易於移民的專業、雅思如何考到4個8、怎麼才能拿到僱主擔保……接下來，就是排隊等待，等待，再等待。

一名學生給我們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你可以想像一個水池，潛在的移民者們前仆後繼地跳進去，評分更高者更容易冒出頭，但你依然無法得知，下一個被打撈出來的好運氣會降臨在誰頭上。

我們見到了這樣一位幸運兒。搭乘火車抵達距離墨爾本市區18公里的Blackburn，訪談對象Jack到車站來接我們。Jack來自湖南，三十歲上下，這是他來澳洲的第八個年頭。Jack就在住處附近的銀行上班，朝九晚五，周六額外工作半天，生活穩定而規律。像當地絕大多數事業小成的年輕人一樣，他貸款購置了一套帶花園的獨棟別墅（「450萬人民幣在國內也買不到更好的房子」，他補充）。為了減輕還貸壓力，他將別墅分別出租給了四位房客，都是亞裔面孔。

在澳大利亞，生活品質的提升是顯而易見的。你擁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別墅，每天都盈餘大量用於消遣的時間，不必為了糟糕的空氣和來路不明的食物憂心忡忡，這很像是我們每個人在疲憊時幻想過的理想生活。只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是，在三十歲的時候得到這一切，會不會讓人生顯得太輕而易舉了些？

凡事當然都是有代價的。天花板無處不在，你可以成為一名勤勤懇懇的銀行職員，卻很難上升到管理層——理由通常是難以服眾的「語言障礙」。「移民澳大利亞，你要首先明白，自己這輩子不可能賺大錢了。」Jack說，「同樣，你也要學會忍受這裡的無聊。」

好在，「無聊」對Jack來說不是一件壞事。我們抵達墨爾本時正值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整座城市匯聚成了一片藍色海洋，隨處可見這場盛宴藍色的「AO」標誌，但這一切對Jack來說「沒太多關係」。身為一個養貓的資深宅男，他一年進城的次數不超過三次，抗拒無休止的吵鬧派對，娛樂活動主要是和華人朋友們一起，在家吃火鍋或是出門唱KTV（也是華人開的）。

說著，他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火鍋底料，邀請我們一塊吃火鍋。於是，在這場採訪的最後，我們一邊撈著在紅湯里翻滾的上好羊肉，一邊通過網路電視欣賞了國內的一檔熱播綜藝。

Jack家養的貓

Jack的寡淡生活並不意味著，在澳華人沒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成功先例。他們也有自己的「澳洲夢」，帕西·楊的勵志故事就在當地華人中廣為流傳。這位澳大利亞光興百貨公司的奠基人1865年出生在廣東中山的一個村莊，20歲時通過同村人的關係來到澳大利亞。在度過了長達十年顛沛流離的打工生涯後，楊一步步成為光興的主要股東和管理者。發跡後的楊並未忘記遠在大洋彼岸的族人，他利用移民法的漏洞讓親戚們陸續來到澳洲，並在當地繁衍生息。

我們在墨爾本也見到了一位當代的「帕西·楊」。這位周女士從中文學校的小學老師做起，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專註移民服務的集團的CEO。判斷移民成功與否的標準是能否幫助更多人移民——就像留學歸來任教新東方一樣，這形成了一個運轉良好的閉環，卻總讓人感到丟失了一些最開始的意義。

在這個由她組織的晚宴上，還有一位致力於「茶道與移民橫向交叉」的茶館館長，一位年輕的投資公司女高管（同時也是一名「移二代」），一位在留學和移民領域赫赫有名的「大師」。顯然，這些嘉賓們都處在澳大利亞華人社會的金字塔頂端。他們孜孜不倦地向我們展示掌握的巨額財富，相互提攜的社交網路，以及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對中華文化的堅持」。

直到聽說我們此行的參訪主題——「華人移民的生存悲歡」時，他們才露出同樣困惑而吃驚的表情，接著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們：「我們的移民經驗里全是『歡』，恐怕說不出什麼『悲』的東西。」

「『悲』的東西」，他們建議我們去這個國家的歷史更深處尋找。澳大利亞的誕生就是這樣一個悲劇。《致命的海灘：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一書向我們揭示了十八世紀的真相：1788年1月18日，當第一批英國人（包括736名囚犯）在澳大利亞的植物灣登陸時，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來創建一個國家，僅僅視之為一次懲罰性的放逐。八天後的1月26日，他們在傑克遜港建立起第一個英國殖民區，這一天也頗為諷刺地成為了澳大利亞的國慶日。

儘管澳大利亞人每每被嘲笑為是流浪犯的後代，他們並未對同樣擁有苦難歷史的華人移民產生多少同情。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發現金礦，吸引了廣東省數以萬計的貧窮百姓前來務工。如同典型的中國人形象，他們樸素、勤奮、節儉且熱愛和平，但歐洲白人還是被中國人的出現和成功嚇壞了。1857年，一份地方報紙這樣寫道：「先不考慮中國人帶給金礦區的麻風病——他們走到哪裡就把這種可怕的病帶到哪裡——就單單從他們心智低下，身體瘦弱，生活習俗半野蠻化的角度來看，我就反對讓他們進入澳洲……」

不過，正如英國社會學家湯因比所說的：「文明誕生的環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環境，而不是一個非常安逸的環境。」在他看來，人類是在迎接自然、社會的挑戰，迎接心理不安的挑戰中，創造了文化。按照湯因比的理論，也正是在當地人的排擠和歧視下，華人移民激起了民族意識，創造出了一種充滿生命力的移民文化。

悉尼市中心的公園

帶領孩子玩耍的多是白人家庭

要想直觀地握住這點生命力的閃光，顯然要去唐人街。早在十九世紀，悉尼和墨爾本形成了華人聚集的唐人街，進出口商行、水果店、傢具製造廠、洗衣鋪、食品雜貨鋪、蔬菜水果店、餐飲店、鴉片煙館和賭場應有盡有。中國廚子、僱工、食物、語言和其他的文化符號，讓這些生活在澳大利亞的華人與自己的故土和過去建立起剪不斷的聯繫。

在1997年出版的《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中，作者將悉尼和墨爾本的唐人街比作為一個「小香港」：「店主和顧客用廣東話討價還價，身穿唐裝的女招待在餐館裡穿梭來去。」隨著90年代以來大陸移民的湧入，在2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來到唐人街時，已經很少能尋覓到香港社會的影子。唐裝不再流行，大部分菜單都是簡體字和英文雙語，即便是在港式茶餐廳，服務員們也都操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檢驗這家餐廳的老闆來自哪裡，都不用聽口音，嘗嘗味道就行了：奶茶夠台式，川菜是實打實的辣，海南雞飯是正宗的南洋風味，走進一家蘇杭名小吃，咬開小籠包迸濺出的汁液讓我一秒回到故鄉。

在唐人街，我會嚴重質疑那些華人被排擠的新聞的真實性。要說中華文化在何種意義上被這個移民社會廣泛接受，最先提起的一定是中國食物。上世紀50年代，著名大廚瑪格麗特·富爾頓把中餐介紹給了澳大利亞的家庭主婦，很快，唐人街的中餐餐具需求翻了三倍。在此之前，種族主義者依舊認為黃色人種移民的「侵入」污染了澳大利亞的高等白色人種的文化。直到1973年，為各色人種提供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的多元文化政策才在澳大利亞正式執行。

中餐並未成為一陣稍縱即逝的風潮，時代滾滾向前，澳大利亞人民對它的熱愛有增無減。我們驚異於在唐人街看到的近一半的非亞裔面孔，看著他們熟練地穿梭於中餐廳，熟練地點餐，熟練地用筷子夾菜——甚至，在一些熱門的「網紅店」里，你能看到滿滿當當的一屋子「外國人」，還有幾位在門口百無聊賴地等位。此情此景，和中國旅行團包場歐美著名景點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澳大利亞人對中餐的追捧使得唐人街註定無法成為一個純粹的華人社區。現今的唐人街更像是一條高度商業化的美食街，不只是華人，還聚集了泰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韓國人以及日本人，甚至還有很多白人商店夾雜其中。澳大利亞新聞網曾報道，悉尼的唐人街現在有大量的房產發展項目，很多建築即將被夷平，給新的廣場和社區升級讓位。

在口述史中，一名叫做貝西的華人老奶奶回憶20世紀上半葉的唐人街，和數十年後相比，那個過去的時空有著難得的親和氣氛。「在那時候，人們之間親密誠實，相互之間無所不談，沒有心機和秘密。」她說，「我們店裡時常放著幾把椅子，人們在那坐著談天說地，現在這樣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唐人街即將成為過去式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越來越少的新移民和二代移民願意留下來了。到澳大利亞念書花費高昂，留學生們大都來自富裕家庭，二代移民在接受大學教育後也多成為各領域的專業人士，他們更傾向居住到白人聚集的富人區。

墨爾本唐人街

那麼，那些年紀漸長、英語不太靈光、沒有什麼一技之長的老年人們，他們在哪裡，他們怎麼辦？

在悉尼市郊的懇思區，我們見到了這樣一群老年人。懇思是一個傳統華人區，華人人數位列悉尼第二。除了在鎮中心矗立著的一塊二戰紀念碑外，這裡和國內任何一個普通小鎮別無二致，主街上的商店都掛滿了中文招牌：旅行社、醫療診所、公司註冊、足浴修腳、景德鎮瓷器……

駐地在此的華人社區服務機構「華人服務社」確認了我們的猜想，在懇思生活，英文並不能派上什麼用武之地。因此，他們在此處為華裔長者建立了專門的高齡頤養院，優越的住宿條件堪比國內的高幹病房，陽台、獨立衛浴、中式庭院一應俱全，活動室里擺放著自動麻將桌，一日三餐兩周不重樣，電梯和走廊也都為老年人的便利做了改良設計。當然，入住有個前提是，你有經濟條件繳納一年數十萬人民幣的費用。

高齡頤養院一角

豐衣足食的物質生活並不一定能填補他們內心的虛空。華人服務社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些老人不少是在退休後被子女從國內帶來澳洲。那時美其名曰享受「天倫之樂」，實則是讓身體尚且健康的父母照顧孫兒及買菜做家務；當孫兒長大成人或老人疾病纏身時，父母成為了多餘的人，便以西方「自我養老」的觀念為借口，把他們送入養老院。

澳大利亞電視劇《羅家》揭露了華人移民家庭面臨的重重難題。東方價值觀濃厚的父母和從小在西方長大的孩子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彼此都感受到了東西方文化碰撞的困惑。作為典型的中式「自我犧牲型」父母，夫妻倆為供養一家七口貢獻了自己的全部人生。這並未換來孩子們的理解，家裡沉默寡言的老二難以忍受和母親越來越窒息的相處，選擇離家出走；當父母第一次聽說女兒找了一個白人男朋友時，也氣得幾乎昏了過去。

在第一季的結尾，這個移民家庭的內部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就像在現實生活中，代際衝突也始終是這個移民社會一道隱秘的傷痕。

在那場由成功人士組成的歡迎晚宴臨近尾聲的時候，周女士終於提及了一點她生活中的「小小煩惱」：自己的兒子成了「香蕉人」，從小隻願意說英文，即使後來強制他上了中文補習班，也極少用中文和父母交流。當她介紹站在牆角的一位年輕的長髮男子是自己的兒子時，我真切地理解周女士的「煩惱」——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這位著白色襯衣、全程來回穿梭斟酒的男子是名日裔調酒師。

墨爾本布萊頓海灘

各家有各家的憂愁，令人心悸的一點是，人們似乎都沉溺在自己的憂愁，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相互看不見」是我對澳大利亞社會最深刻的感受。就像我們在討論中國發展的生機勃勃時，隱含的假設是「看不見」GDP排行榜以外的山區和農村，同樣地，我也總是懷疑，大部分人都把這個國家的10%當作了全部的真相。在悉尼和墨爾本這兩座南半球最大的城市，我們被這樣的論調擋得嚴嚴實實：「澳大利亞沒啥貧富差距」「就算是沿街乞討的流浪漢，收入也不會差到哪裡去」「藍領工資甚至比白領還高」。

唯一一回，算是鑿開一點縫隙露出微光的，是一名悉尼大學學生分享自己騎車環澳旅行的經歷。這名學生曾疑惑為何從未在城市間尋覓到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身影（畢竟，在官方數據中，原住民的犯罪人口佔了全國犯罪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他穿越澳大利亞廣袤而貧瘠的中西部，路過一個又一個不通網的村莊，看到日照下檢查羊毛、收麥子、趕牛群的重複勞作，終於恍然大悟：那些「隱形」的原住民，原來他們在這裡！

在來到澳大利亞之前，我滿以為這裡的華人社會能給我留下某種整齊劃一的印象。至少，湯因比所說的在挫折中生長起來的向心力還在。而當我見過了高談闊論的「澳洲夢」締造者、被子女遺棄的孤寡老人、在三十歲開始養老生活的宅男、削尖了腦袋想加入這個國家的留學生之後，不得不承認，這兒和中國的社會階層並沒有多少區別。

人人都樂於承認自己的「政治冷感」，並將其視為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優異品質。很不幸地，我卻嗅到了一絲維護個人利益的理性算計的味道。「中國式移民」和忠誠、歸屬感、文化認同這些語彙沒多少關係，更提不上要為即將擁抱的新社會貢獻些什麼、付出哪些行動。人們沒法互相看見，人們也沒法理解彼此。

回國的飛機起飛後，我問同行的一位原計劃移民的朋友，在考察了這十天後，是否會改變原來的打算。

「不，我還是會移民的。」她堅定地點點頭。

是啊，我們也沒法理解彼此。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是覺得他們吵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