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目標並不在於發現我們是誰，而是拒絕我們是誰
前段時間收集的問題，挑了一些回答了，大家新年快樂~
1、從某種程度上講，一個人的語言能力是不是對一個人的思想有很大的決定性作用。比如有些人，他並不具備表達困惑或者反思現實的語言能力，於是也就沒有什麼思想。這個不是因為看了1984才問你的。只是我覺得很多東西歸根結底就是語言問題，跟人解釋一些東西、傳達一些情緒，對方沒有共同的語言經驗和基礎，他就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16年那部叫《降臨》的電影，外星人來到地球了，給人類發出信號。人類沒明白什麼意思，也不知道是要入侵還是友好訪問，就派語言學家去破譯外星人的語言。語言學家學會外星人的語言以後就有了預知「未來」的能力。
我把「未來」兩個字打上引號，當你看到聽到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你腦海中的思想浮現出什麼？是不是宇宙飛船、機器人之類的東西。因為我們在語言中，未來，未來到的，這樣一個表述時間的名詞標識出的是我們不知道的，將來可能會發生的，人類將要前往的時空。
然而這一切是建立在我們的語言文字是線性的基礎上，我們把經歷過的叫過去，正在經歷的叫現在，未曾經歷的叫未來。可是如果一種語言里不存在這樣一種時間的區分呢？
《降臨》的電影建立在語言學裡一個叫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基礎上，簡單點說就是語言決定論，語言決定了我們的思想和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不過這個假說在語言學中屬於比較偏門的，信奉的人不多，更多是被用在文藝作品中增加戲劇性，像你在問題里提到的《1984》里的新話，通過控制語言，減少語言的模糊性和語言所能表達的內涵，從而達到控制思想的目的。
當然語言本身對於思維還是有塑造作用，比如我不太喜歡用「人民」「反動」這樣一些辭彙，這些詞還是屬於一個革命語境，「人民」、「反動」這樣的詞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有了人民必然需要「敵人」。有了「反動」必然就存在一個不可被質疑的權威，從而具有某種道義上的天然正義性和合法性。
可以把「人民」和「公民」這兩個詞並舉，揣摩一下這兩個詞各自指向了什麼，又分別是從什麼視角來看待國家與個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當年「公民韓寒」這個稱號為什麼成了禁忌，僅僅是因為韓寒那些嬉笑怒罵的文章嗎？這裡就不便展開了。
回到你的問題，以索緒爾為代表結構語言學理論認為，語言絕不是字詞句和語法的結合，它還是一個社會描繪世界時約定俗稱的符號系統。但是社會並不是一個均質的狀態，它在階層、受教育程度、地域等作用下形成更小的場域.
這樣一個場域未必有高低之分，但是每一個場域都在大的符號系統下具有小的只屬於這個群體的符號系統。兩個隸屬於完全不同的符號系統的人對話，即使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但是由於所指的缺席，你們聽到的彼此口中講出的都是無意義的能指。
2、然後我還想問，你們這種知識分子怎麼把自己語言範疇裡面的東西告知給普羅大眾呢？還是說這些東西理所當然地屬於少數人？
說起「知識分子」，去年和朋友聊天的時候，正指點江山著呢，一時口快自稱了一下「知識分子」。朋友馬上嗤之以鼻，呵，你這個本科生，也好意思自稱知識分子。當時非常不好意思，立刻就下定了必須讀拿到博士學歷的決心，最近甚至有些膨脹想拿兩個博士學位。
其實讀了博士也未必就是知識分子。用福柯的話說，「知識是權力的一種剩餘」。布爾迪厄在《區分》一書中提出，造成社會區隔的主要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大家知道在現在念書遠遠不是你自己聰不聰明、認不認真的問題，它背後是家庭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競爭。
曾看過一篇論文，家裡出過博士的家庭，後代再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要遠遠高於沒有出過博士的家庭。所以我有時候說，我這種祖上連大學生都沒有的普通家庭出身，能讀書讀成這個樣子，已經不容易了。
知識分子壟斷著對於真理和知識的解釋講演的權力，你想獲得「知識分子」稱號至少擁有博士學歷，博士學歷又大多出自經濟和文化資本佔據優勢的階層，那麼我們尊重的知識到底是誰的知識，我們侍奉的真理又是誰的真理呢？
簡而言之，知識話語體系依靠禁止、分類、納入或排除、方法規則及使用者的限制等方式從而造成了一種權力掌控的效果。我們小時候都學過，知識就是力量，現在看這句話意蘊深長，power也有權力的意思。
你在問題里說，知識話語天然屬於知識分子嗎？我只能說，它曾經是，現在一部分仍是，但我希望未來不是。我國很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和預備役知識分子對於「知識分子」身份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五月風暴以前，也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水平。
或者換句話說，他們仍舊懷念並且試圖光復曾經屬於知識分子的榮耀與驕傲。五月風暴以前，知識分子享受著世俗貴族的身份，他們擔當著向大眾解釋歷史進程的重任，為社會變革提供理論指導。
五月風暴的標誌著這種先知知識分子的終結，在學生和工人的聯盟下，發動了一場日常生活政治的全面革命。同性戀、婦女、囚犯、移民等等邊緣群體的權益被重提，知識分子不再是領導者和指揮員。
有些寫東西的，字裡行間非常傲慢，大部分名校出身，一邊刻意地毫無必要地使用學術大詞搞得文章非常晦澀難讀，以掩蓋其思想上的無力，一種加十個驚嘆號都扶不起的無力。閱讀量上不去還可以批判大眾愚昧無知。當然我相信他們心裡是享受這種沒有人看的感覺，沒有人看證明他們是精英的，如果人人都看懂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性又向何處尋呢？
這裡我當然不是說文章就應該求粗淺，不使用一些學術名詞。學術名詞自然有它的用處，它們往往精確、簡潔、有力，所以我在寫文章時並不刻意迴避學術話語。我也相信知識話語作為一個符號系統同樣是可以習得的，但它不應該被我們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弄成一個封閉的系統，變成小圈子裡自我高潮的黑話。
我一直覺得良好的寫作首先要尊重讀者的智商，尊重讀者的智商既不是說把一些粗淺的道理包裝在編造的無聊低級故事裡，也不是刻意把文章寫的佶屈聱牙，尊重讀者的智商是在儘可能通順流暢的基礎上，相信讀者有他的自主性，相信不是每句話都要逐字逐句地解釋，寫東西只是交出一大串鑰匙，至於讀者自己想開哪扇門，這種難以預料的可能性，正是閱讀和寫作的樂趣所在。
知識分子的任務，應該是通過使權力面對永恆的道德真理而使權力遭受羞辱，而不是壟斷知識權力來羞辱大眾。
3、學理科的人，他們對文科領域一些東西指指點點，以為很懂的樣子，我會覺得很無語。但文科的人也不懂理科。有些科目和人、和社會是比較緊密聯繫的，是不是這種科目，它必須要求每個人都有基本的常識？
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看到奧卡姆剃刀在微博上的奧言奧語，學文的智商低、文科完全可以自學、只批評不建設、沒有生產力。想當年我也是中考保送到理科實驗班了，後來上了幾天數理化，覺得太無聊了，自己把桌子搬到文科實驗班去了。（你看我多聰明，沒有搬到文科普通班）
學了這麼多年文科，已經習慣了中國社會對於文科的非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經過十年文革壓抑後曾出現了一個人文學科井噴式的高潮，好像人人都在談哲學、寫詩歌、收拾歷史遺產，那年頭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也能賣出去十萬本。作為一個學文的人，我有時候會覺得那是個好時候，但這個好時候是用十年的荒涼換來的。這麼些年，我已經習慣周圍人對於文科的看法，甚至自己也會拿來自嘲。關於以奧卡姆剃刀的言論為代表的偏見，連反駁都顯得多餘。
當人們說起人文社科，如果腦子裡浮現的是高曉松是于丹是羅振宇，是酒酣後飯桌上的中南海秘聞，那麼他們已經這麼可憐了，就別要求他們更多了。
有一套書叫《牛津通識讀本》，裡面既有哈貝馬斯也有量子理論，既有克爾凱郭爾也有數學。但是因為強制的文理分科造成了我們的這種缺失。中國的文科生和理科生其實都挺悲哀的，理科生自以為自己懂了文科，其實沒懂。文科生知道自己不懂理科，而且永遠不會再有機會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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