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比較—漢與羅馬

羅馬帝國已經消失一千五百餘年，東羅馬帝國（的消失）也已有五百餘年。我們站在今人的角度除驚羨其輝煌和慨嘆其湮滅之外，當然，更重要的是與同時期的東方中國做出比較並很好的理解當下世界。

第一，對外戰略不同。漢初的「白登之圍」及其所帶來的適時的戰略轉變並未出現在羅馬帝國身上（直至帝國在最終行將崩潰之時方轉變戰略，聯合西哥特人共抗匈奴人侵犯，也是將要沉沒的夕陽，難復輝煌）。首先因為歷經多年的社會動蕩使得漢初民生凋敝，國力羸弱不堪。其次，高祖率領大軍遠徵實在是孤注一擲之舉，成即興也，敗即亡也（因行賄而得以抽身保存有生力量不能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戰敗），以為可以挾國立兵強之餘威而畢其功於一役。只能說，戰略上並無過謬之處，戰術上確實是疏漏百出（以主力尋求決戰而孤軍深入而致使墮入敵人之陷阱，不可謂知戰之事也）。而兩相比較此時的羅馬帝國便可知道，它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並未因軍事力量的消耗導致自身國力驟然衰減，而仍可以征戰四方，開疆拓土無數，帝國權勢如日中天，整個西方乃至中亞、西亞竟無可以制之者。究其原因，大概在於羅馬的經濟來源於不斷的掠奪與貿易（當時仍是半奴隸制經濟，因此不必過於擔心如中國式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發生，而通過戰爭去掠奪與佔有實在是稀鬆平常的國際間行為準則），不像中國的農耕經濟，戰爭要擇取時間（除了戰機還有農時）以免影響農時而造成物資供應短缺。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也。如果這一邏輯可以行得通，那麼兩者在各自立國初期的權勢對比可以一目了然，其相應的對外戰略也自然迥然有別。

第二，戰略結局不同。由以上可知，羅馬帝國因其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物資來源，使得擴張與征伐戰爭得以持續進行。在這樣一種重點在於眼前利益的動力驅使之下，帝國不自覺地就墮入了一個為戰爭而戰爭的輪迴之中，自然地，帝國的對手也相應的墮入了這個無限循環的惡的怪圈之中——即使在後來諸位君主在位時也實行過休戰策略，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因為不僅自身內部鬥爭的形勢不允許一直採取戰略退縮政策，而且已經被形勢所逼迫的外部蠻族勢力也不會坐視羅馬帝國的再次強大而使己方處於戰略下風。在經過數百年的戰略矛盾的不斷加深、固化和在戰略形勢的演變之下，隨著力量對比發生了相應的甚至是根本的逆轉，戰略態勢隨之而變，戰略對抗愈加激烈和殘酷，戰略結局也可想見。中國式的「成王敗寇」（後來多民族間以漢人化為主要發展脈絡的妥協融合成為中華地域內發展的歷史之大趨勢，最終演變為統一性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竟被搬照到了西方世界而更其猛烈，豈不奇哉！西方世界自羅馬帝國以後至此分裂，由成百上千的封建領主和諸侯各自為政，演繹了一場長達數百年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歷史和圍繞歐洲霸權而展開了激烈甚至慘烈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羅馬的偉大雖然不再見於歷史，羅馬的疆域雖然分崩離析，羅馬的文化雖然只保存於厚厚史書之中，但因羅馬帝國之毀滅而導致的歐洲諸多新型民族國家的出現使得羅馬的偉大與輝煌以另一種形式而存在於世，羅馬的文明與戰略結局，無不給後世歐洲及歐洲各國的對外戰略留下寶貴的傳統依據和經驗教訓。比如說，後世歐洲尤其是近現代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以後，其對外戰略就呈現出強烈的進取性和明智的妥協性——這種看似矛盾實則具有明顯的戰略一致性的戰略思想也許是後人總結前人智慧的結晶。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霸權不能久長，路易十四的大陸霸權也是命途多舛，拿破崙將星隕落實屬必然，希特勒的孤注一擲猶如玩火自焚，卻把整個世界拖入大混戰之中。歷史的錯誤總是驚人的相似，歷史的教訓也總是如出一轍。對外戰略之演變，影響一個國家，影響一個共同體甚至影響著全世界，其意義之重大，不可不察。

Engol--專註鄭州英語口語高級訓練

Office Address（公司位置-凱德廣場C）:R120，F19，Block C，CapitaLand Square，Zhongzhou Avenu 1188

Great Expectation Depends on Our Own Great Ambition！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