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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之爭——觀《軍師聯盟》後有感

近期,《軍師聯盟》作為大熱的作品受到了觀眾們的廣泛好評,這部以三國司馬懿一生為主線的劇集一經放映,便長期霸佔各大門戶網站熱搜榜以及新聞熱門推送的前幾位。

《軍師聯盟》一劇的大熱,不僅為我國歷史類劇集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同時,劇集中的種種博弈也為人所津津樂道。然而,雖然早已有諸多文章針對《軍師聯盟》劇中的諸多細節進行了細緻描寫,卻少有文章針對《軍師聯盟》劇集中「精英們」的相互博弈進行過細緻研究,更少有文章對於這一博弈現象對於歷史發展的相關作用進行過系統分析,基於此,本文便從「精英」這一群體入手,從他們之間博弈的角度出發,對於本劇進行解析。

在解析本劇當中精英博弈之前,我們首先應當明晰這樣的概念——何為精英?在我國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當中曾提到「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這裡的精英指的是精華,即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而現在意義上的「精英」一詞最早出現在17世紀的法國,意指「精選出來的少數」或「優秀人物」。現代精英理論的引領者拉克曼進一步指出——所謂「一類精英」,是指「一個統治者集團,佔據了獨特的組織機構,有能力從非精英的社會群體手中剝削資源」。

但無論古今中外對於「精英」一詞如何界定,該詞均具有——匯聚優秀資源,展現或奪取完美的內在含義。用這一概念對於《軍師聯盟》當中權臣鬥爭,皇子奪嫡進行分析,實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來這部劇集本身便聚焦於統治階級之間為了權力與利益而相互爭鬥,正則同西方對於權力精英的主要定義有所契合;再者,在一系列鬥爭當中,精英與精英之間力量此消彼長,最終在腥風血雨中脫穎而出的均是久經歷練,趨近精粹,對於歷史產生極大影響的人物,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這類人物也屬於人類歷史上的珍寶,因而同我國相關定義也並不衝突。基於此,使用精英一詞,運用精英理論對於《軍師聯盟》當中的相關爭鬥進行分析,均是貼切合理的。

馬克思曾經針對國家精英有過如下的論斷「封建國家的職位由貴族統治階級來充任,為其階級利益服務」然而,馬克思更多的站在了階級鬥爭的角度,即封建貴族同下層人民之間的矛盾之間進行分析,卻缺乏對於精英之間多元化矛盾的具體認知與分析,而實際上,精英之間即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與分歧也是十分明顯的,那麼統治階級之間為何會具有眾多矛盾呢?結合《軍師聯盟》當中的諸多細節,我們可以將這些矛盾主要劃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精英之間掠取利益的衝突

「精英」與精英之間會因為自身利益偏差進行相互爭鬥。如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所言「某一類精英攫取利益的能力取決於眾多精英之間關係的結構以及階級之間的生產關係......每一類精英各自的利益歸根到底還是基於他們和生產階級的關係。」而在古代中國,精英利益更多的體現在了精英對於土地與人口的掌控能力上,「民以食為天」,掌控了土地便能掌控糧食的生產,也就能夠增強自身的人口活力與人口體量,而這又會為自己在下一波的精英鬥爭當中積累雄厚的物質實力。在《軍師聯盟》當中,這一點便很好的體現了出來——當曹丕繼任魏王之時,以曹真曹洪為首的曹氏宗親極力勸說曹丕稱帝,其實質則更多地是為了稱王封侯,擴充自己的領地與人口,進而提升自身的競爭力,為自身的實力提升擴充基礎。而當司馬懿提出屯田令時,曹氏宗親群起而攻之,其中不僅摻雜了與司馬懿的個人恩怨,而更深層的是對於司馬懿實施屯田令的恐懼與憤怒——由於屯田令所屯之田均位於魏國及其肥沃的土壤之上,這便相當程度上搶佔了氏族精英們的物質利益;而更為重要的是,屯田採用的並非普遍採用的民屯,而是由中央直接選派官員,帶領大軍進行的軍屯,這一行徑直接使得氏族豪強佔據土地之力的企圖徹底破滅。而另一方面,由於選派的官員均是出自司馬懿門下,在這種新政的實施期間,司馬懿的自身利益必會得到進一步加強。正是在這種利益的此消彼長中,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曹氏同司馬氏長達數十年的爭鬥。

精英之間認知偏差

很多時候,精英與精英之間也會因為認知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競爭與矛盾,對於認知領域,我國尹繼武教授曾提出——有時候「我們往往認為對手的行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策劃而成的。」結合上述的基於物質利益的分析,我們不難想到《軍師聯盟》當中的司馬懿同曹真,亦或是司馬懿與曹爽為何會勢同水火——司馬懿頒布新政,即使是出於救國救民的公心,但其即使稍稍觸犯曹氏利益,曹氏宗親也會以以往的判斷認為司馬懿是別有用心;即使司馬懿殫精竭慮地同諸葛亮鬥智斗勇,後方曹叡曹真曹爽等人均會認為司馬懿裹挾大軍,懷有不臣之心。另一方面,從司馬家本身來看,目睹了曹氏一族對於司馬氏數十年的打壓,司馬家族對於曹氏的認知也會由於「對於某一特定的信息和刺激形成了特定的認知結構」而產生了「曹家亡我司馬之心不死」的思維定勢,在日後曹氏宗親形成任何一項決議之時,司馬一族均會將其「納入到我們的思維結構之中」即用已形成的思維定勢去度量曹氏一族。長此以往,精英之間的衝突便愈演愈烈,精英之間也產生了根深蒂固的矛盾與競爭。

除此之外,也正如尹繼武分析的那樣——「包括人在內的生物,首要的安全需要就是生存」,即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性命之憂也會迫使精英相互之間進行競爭,儘管這種競爭可能並非出於本心。在《軍師聯盟》中,楊修與司馬懿之爭便是類似如此——楊修以輔佐曹植匡扶天下為己任,司馬懿以輔助曹丕平定海內為天命,兩者從根本動機上均是促進國家統一,但是,由於殘酷的宮廷鬥爭,二子相爭,任何一方敗卻,作為臣子的均會受到牽連,在這樣的逼迫下,楊修與司馬懿之間展開了長達數年的鬥智斗勇,兩大精英集團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然而,楊修與司馬懿個人究竟具有多大的矛盾呢?在楊修落敗將死之時,他與前來探監的司馬懿的對話耐人尋味——二人對於對方全無半點私人恩怨,而是由於陣營不同而相互對立,死前甚至同司馬懿以「知己」相稱,並邀以共飲踐行酒,這一系列舉動既使觀眾潸然淚下,也體現出了精英鬥爭的一大本質,即有時候為生存權而被迫進行鬥爭。

精英之間文化的差異

當我們回顧歷史時都會意識到——金錢、軍事力量和官職之間並不總能自如轉變。在某個場域所獲得的權力往往在其他場域無法使用。領袖的專制在某一領域被承認,而在其他領域並不一定行得通。然而,對於這些轉換的理解與把握,每個精英群體必會是立足於自己所屬的組織系統,從而得出獨特的思維方式與運轉手段,而當這些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等精神層面的東西相對穩定並逐漸在群體之中傳遞下去,則會在不同的精英系統中產生不同的文化。這類具有相對穩定性的,並影響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的文化,貫穿於《軍師聯盟》這部劇集當中,而劇中精英與精英之間的鬥爭,也無時無刻不受到著不同文化的影響。例如,曹操與以董承為代表的漢室老臣的爭鬥,實際上便是文化與文化所影響的價值觀與價值選擇的矛盾——以曹操為代表的新興精英,經歷過天下衰亡後的戰亂流離,人心叵測。長期的戎馬生涯造就了曹操的敢打敢拼的性格,也造就了曹氏尚武重法的性格與文化,而這種文化的熏陶與引領下,以曹操為首的曹氏一族深知集權對於統一天下的重要性,因而他力圖改變漢廷之中權力分散於天子與天子背後的世家大族這一現狀;與此同時,以董承為首的汗室老臣,則從「以天子為尊」等漢室400餘年傳統儒家觀念出發,對於曹操的諸多冒犯天子的行為多有不滿,企圖改變曹操所謂「挾天子」的局面,正是在這兩種不同境遇造就的不同文化的指引下,兩者必然發生劇烈衝突,而文化所具有的長久性,影響的深遠性又促使這種爭鬥不斷深入,隨著雙方精英的鬥爭愈演愈烈下,諸如董貴人慘死,董承自盡等慘劇的最終發生也就不足為奇。

精英在長期鬥爭當中,各方勢力不斷變化,並在一定情況下發生本質的改變,而這類改變,結合《軍師聯盟》中主要有如下的表現形式:

精英勢力的此消彼長

精英與精英之間的競爭,在某一階段當中可能會出現勢均力敵的鬥爭形勢,但從歷史發展的整體態勢當中,我們會發現——精英之間的鬥爭形勢會逐漸向著某一方逐步傾斜,同時另一方的實力逐步削弱。這種實力的逐步變化,便能夠促使精英階層的整體保持相對流動,這種精英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也恰恰構成了《軍師聯盟》一劇內鬥爭的這一條主線——在《軍師聯盟》一劇中,我們僅以司馬懿的視角,便能夠看到諸多精英之間的鬥爭脈絡——從司馬懿同楊修二人為了各自主公絞盡腦汁的你死我活,到司馬懿同六出祁山的諸葛亮之間的龍爭虎鬥,再到司馬懿與曹氏宗親數十年的恩恩怨怨,這一切的鬥爭均在其中蘊含了諸多實力的變化,也正是在這種不斷地鬥爭當中,司馬懿逐漸擺脫了敵對精英的鉗制與威脅,不斷壯大,甚至在政壇後期足以挑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並將自己超脫於這些鬥爭之外,使自己屹立於當時代的權力頂峰。可以說司馬懿整個的鬥爭主線,實際上就是一條司馬家如何在眾多精英當中收取實力,並不斷壯大自身的發展線,而劇末的司馬懿挺立而亡,實則為這條線開啟了一個新的起點,這在下文便會詳細提及。

除此之外,精英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除去受到精英陣營之間的鬥爭影響外,一些細微的人物或環節的變化,往往也會對於整個精英力量產生巨大的衝擊。以劇中丁儀這一人物的塑造來看,丁儀先是企圖傾向於曹丕與司馬懿這一陣營,但由於楊修從中的離間挑撥,加上丁儀本人的心術不善,使其迅速投身於曹植與楊修陣營,這一轉變實際上對後面的諸多事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丁儀參與並逼迫崔琰做假證,使得一定時期內曹丕陣營的實力大大削弱,使得精英之間的鬥爭優勢朝向曹植陣營傾斜;隨後,在曹操去世,新王曹丕尚未繼位之時,又使用手段促使曹彰擁兵自重,反抗曹丕陣營的實力提升,相比司馬懿與曹氏宗親而言,這一人物的刻畫僅有數場,可以說是一個單純的歷史配角,然而,這一配角不僅在所做之事的作用上並不細微,而且次次使得陣營的鬥爭不斷變化,甚至多次幾乎使得精英鬥爭的結果發生逆轉。實際上,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數這類幾近逆轉或逆轉了局勢的人物與事情,僅三國時期,馬謖失街亭,致使諸葛亮北伐的成果受到極大的損失;關羽不願將女兒下嫁給孫權的兒子,致使孫劉兩家聯盟產生裂隙,並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孫劉後來的決裂......更不用說《軍師聯盟》演繹的故事之後的西晉滅亡,就是起於當時王愷石崇比富以及基於此延伸至整個社會的奢靡,消極腐敗行徑,正是這樣的行徑才給予了其餘司馬諸侯暗地招兵買馬擴充實力的機會,並最終招致八王之亂這樣的歷史大轉折。

精英階層的不斷擴大

精英之間為取得自身實力的不斷壯大,一方面運用多種手段蠶食對方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則會通過「暫時放鬆剝削其他階級,開放政治機會,向下或向外尋找盟友」在《軍師聯盟》這部劇集當中,司馬懿與陳群所推行的「新政」也就是我們歷史上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便是這種形式的精英鬥爭最好體現,這種選官方式將選官的方法由以前世家大族所掌控的「察舉制」一舉轉變為由各州郡選遞人才,再由中央統一考察的「九品官人法」——這種既將曹氏與夏侯氏的選官途徑加以限制,同時,由於選官用官的權力主要掌控在尚書台手中,即當時的尚書令司馬懿手中,這也為司馬懿培植自己的勢力,塑造「新軍」奠定了基礎,實際上,通過這種無論出身的人才的選拔,司馬懿既將諸如「鍾會」等一批有才華的世家大族籠絡在身邊,也提拔了「鄧艾」等寒門士族,極大地壯大了自己的精英團體,使得自己在同曹氏的較量當中日漸佔據上風,並為自己未來獨掌軍國大權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礎。

而與司馬懿相對的,曹氏宗親也洞悉新政的利害關係,因而一方面,以曹真為首的曹氏宗親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打壓新政,另一方面,則在自己宗族之中挑選數百人入仕,企圖通過這種方式將自己的勢力進一步鞏固並拓展,同時打壓司馬家的團體勢力,以圖掌握朝堂大權。

然而,不論是司馬氏還是曹氏,其最終在客觀上均促進了朝堂之上下層士族的進入,通過新政或是舉薦,原先並未接觸權力的青年成功的進入仕途,並進入到精英團體之中,這實際上客觀的促進了精英階層的流動,也逐漸促進了精英階層的總體實力不斷地擴大。

精英目標的逐漸變化

在精英通過各種方式擴充實力,並在權力鬥爭中此消彼長之中,精英群體的目標與方向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例如,當舊有一代精英的鬥爭矛盾主要聚焦於權力的鬥爭之時,在老一代精英鬥爭當中勝出的群體可能便會超出自己現有的權力與階級界限,並在新一代的群體當中擴展更大的權力。

以曹氏與司馬氏為例,曹氏一族在東漢末年由曹操一手帶出,並在曹操等老一代精英鬥爭中實現了由司空到丞相,由丞相到魏王的幾大權力轉變,而在曹操所奠定的基礎之上,曹丕在精英鬥爭中進一步獲取權力,並成功超越了自己原先階級界限,使自己的家族由漢室臣子轉變為魏國皇族,實現了階級層次的轉變;無獨有偶,司馬懿之父司馬朗在漢室當中只屬於較為重要的官員,但絕未上升至絕對核心層面,但是從司馬懿開始,從協助曹操到輔佐曹芳,一步一步逐漸在鬥爭中修訂著自己的目標,如果說曹操時期司馬懿還只是被迫入仕,那在曹丕與曹叡時期則是抱著治國平天下的的名臣的目標而去努力的,然而,隨著曹爽被誅,曹氏一族的敗落,朝中制衡司馬氏的重大精英力量已經蕩然無存,巨大的權力誘惑使得司馬懿性情逐漸發生變化,由於距離帝位只有半步之遙,因而他晚年常在稱帝與稱臣之間搖擺不定,但終未再向前邁進一步。但其司馬氏後代則進一步在精英鬥爭中掃平其他勢力,並最終在一代一代地傳承下,走向了稱帝,建立了晉朝,最終還是實現了自身階級與地位的極大轉變。可以說,曹氏與司馬氏很好的詮釋了精英階層的發展趨勢,即不同階層的鬥爭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權力的集中,而權力的集中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改變精英階級的根本構造,即實現統治階級的根本洗牌,在本劇中便體現為王朝的更迭。

通觀整部劇集,《軍師聯盟》在細節與宏觀的把控上張弛有度——對於精英階層當中的描述,既有神態表情舉止等細節刻畫,也有戰爭,時代等宏觀描寫,將那個權力大分散大聚合的時代描繪的生動形象,同時,時而嚴肅緊張,時而風趣幽默,在情節的切換上流暢自然,為近年來少有的老少皆宜,雅俗共賞的古裝大局,值得我們反覆觀看,細細品味。(程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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