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一九七一

難忘的一九七一

七十年代留在記憶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樣一樣，記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後，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頭。七十年代的變化很大、很多，而在記憶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兒。

01

七十年代開頭，我們都還在村裡，專心過插隊的生活，是插隊的平靜期。我們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我們這個知青組，開始只有11名男生報名（我們是男校），上級卻又派來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對11女，這讓我心裡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沒想過「男女關係」的事，這回男女一對一的插隊組合，讓我頓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裡過了一兩年，一切都已經適應。在大形勢上，文革「正常」進展，在小形勢上，還沒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還沒有什麼結果。那時候知青們要面對「在農村紮根一輩子」的問題，但對於這種基本做不到的口號，大家心裡有底，不可能在農村紮根一輩子，但嘴上都不明說。反正革命把我們帶到農村，到時候革命也會把我們帶出農村。什麼時候是「到時候」？不知道。同學之間，因為都還沒有「前途」，大家很平等，關係很和諧。（後來，各自有了前途，關係就不那麼和諧了。）

沒想「紮根一輩子」的證據之一是看書。在村裡看書是志向，還是寄託，還是學校帶來的習慣，都有，總之，因為看書，便和農民生活划出一條界線來。書，自己帶來一些，年年回京，也會再帶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陳小田到他家，他父親是高幹「走資派」，書被鎖在一間屋裡。我身體靈活，從三樓跨過涼台越窗翻進去，再從裡面打開屋門，放大家進屋。我們挑出一些書，帶回村裡。幾年後他父親被「解放」，為表示感謝，好像請我們喝了五糧液。

剛進村時，還沒有電燈，天黑之後，是在油燈下看書。油燈沒有罩，照耀範圍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這樣看書，倒是不會分心，不過一不留神，頭往前探得太多，會被油燈燒焦頭髮，味道與燎豬毛一樣。後來學歷史，想像當年司馬遷看書，也該是這個樣子。

村裡做鞭炮，叫卷炮，老鄉常從城裡收購廢紙，用膠車（橡膠輪胎馬車）拉進村。有幾回，拉回來的都是整車整車完好的書籍，都是直接從鄰近城鎮圖書館裡收購的「廢紙」。我們非常眼饞、著急，但老鄉說要拿紙張來換，一斤換一斤。我們使勁搜羅，也換不了幾斤，眼看好端端的書被一頁頁撕開，不管是歌德還是海涅，都被捲成「二踢腳」（雙響的鞭炮），崩個粉碎。

在村裡看書很雜，但多是文學或社科方面的。我記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唐朝部分，忽覺這種史家的宏觀視野甚合我的胃口，而興趣點也從歷史敘事翻躍到歷史評論的層面，關於社會大勢、政治方略、人世變故，范老頗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間可以說是我的歷史學啟蒙。當時絕沒有料到，後來陰差陽錯，我竟真的跟史學沒完沒了了。

說到看書，我們這群插隊同學中，劉北成是很能看書的一個，最能交換讀書心得。他比我們低一年級，一同來插隊，在鄰村。北成看書範圍廣，有天下事無所不想知，無所不想問的架勢。後來回到北京，他住在一個衚衕雜院，屋門口外的門框上還貼著「閑談不超過五分鐘」的條幅。

「文革」初期看書，本有些緊張，因為總與「革命」有關聯。「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書本理論上證明自己或辯護自己。當然，理論真理都在馬恩列斯毛的書中。不過，我也見我們中學（北京四中）某些幹部子弟，在讀西方其他「主義」的政治理論書籍。當時的直覺是，那是一種特權，但也隱約感到，那裡有政治上更真實的東西。就像某些幹部子弟背後對那幅「對聯」的議論，「現在講對聯是策略，誰真以為那是黨的階級路線，誰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無誠實可言。」1966年底，同學們中已有這樣的感慨。但當時業餘鑽研理論的那些人，多誠實得像個獃子。當時，對鑽研理論、好引述革命經典的人，大家稱其為「克思」，是順著劉少奇的一句話來的，即小有馬克思的模樣。他們滿口的詞句，半生的理論，雖有人誇獎，但並不被真當回事。直到遇羅克的《出身論》發表，人們才感到他們的力量，欽佩他們關照社會的肝膽。

在農村讀書，沒那麼緊張，對於知識青年來說，到了農村，其實是處於城鄉兩不管的狀況。城市的緊張在農村不存在，城裡的出身問題，在農村對不上號，也沒有人認真追究，在老鄉看來，城裡人同屬於一個階級。從縣裡到村裡，沒有人認為知青真的是「新農民」。在城鄉制度均管不著的情形下，知青是暫時輕鬆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隊看作紮根，不把苦累當作苦命，知青的日子並不難過，甚至還有苦中樂。當然，插隊的生活是多面的，這只是一個側面。

在農村，我們除了看書，也要看農村，看農民，還想過要「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但在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敗的。

說到認識農村，需要說一說觀念的問題。觀念，這個東西太厲害了。我們從小接受知識，也接受觀念，兩者比起來，觀念更能捉住人的頭腦。長大以後走過的彎路，觀念起的作用最大。觀念之惑，遮蔽了對真實生活的認知。觀念之苦，常常大於物質之苦。五十年代那陣子，腦子裡還有「科學」、「建設」這樣的觀念，從六十年代開始，「階級」、「革命」這樣的觀念在腦子裡越漲越大，把其他觀念擠開，地位獨尊，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它們是凌駕一切、遮蔽一切的時代觀念，誰都得在這些觀念下吃飯穿衣睡覺。總之，它們給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結束，人們漸漸從這些觀念里逃出來，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隊的時候，我（以及許多同學）還沒有逃出那些觀念，我們是帶著滿腦子的在城裡獲得的關於農村的一套觀念下的鄉。正因為觀念的控制，看農村、看農民比看書難，回想起來，一直到離開農村，我還是沒有把農村看明白。

不過，那幾年，在部分知青中流傳過張木生的一篇東西，是那個插隊時代少有的具有歷史價值的東西。具體的詞句記不清了，張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識青年想在農村「大有作為」，沒那麼容易。更讓人咋舌的是，他說農業生產要發展，就得用承包的辦法。張木生那麼早便看明這一點，我後來是相當佩服，但當時只是達到「或許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滿腦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對城裡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對於社會主義農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懷疑。

農村的事，公、私兩戒，道德（後面有整人政治撐腰）界線將大家攔在一邊。集體就是公，單幹就是私，很簡單，許多人就這樣簡單地看待農村的事情。可我們眼見社員在田裡幹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頭相當熱鬧，男女青年耍貧嘴，大開葷玩笑，還不時出現「勞動歌聲」。其實農忙時，勞動歌聲並不是好東西。反正「動彈」一天就掙10分（女的8分），老鄉幹活還沒有知青賣力。我們也每日見到，為自家幹活時，他們一個個生龍活虎，可以像螞蟻一樣背負如山的柴禾。張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戶紙，把人們推到事實前面。但是腦子裡捉人的觀念不讓我們馬上承認眼前的事實。那時候的道理是：觀念是主流、本質，事實是支流、表面現象。可以用觀念否認事實，壓倒事實，卻不可以用事實否定觀念。人們被觀念壓住、嚇住，不敢承認事實。

知識青年中，像張木生這樣獨立思考農業發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為問題已經解決，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農民各個像愚公，七溝八梁就擺平了，農業就發展了。所謂農業發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這種事，在觀念設計上好說，在事實中並不成立。當時的所謂「道路」，只是些不現實的空洞口號。

書生善於和觀念打交道，不善於和事實打交道。農村的事實，和我們腦子裡裝來的觀念，很不一樣。我們初進村，看到四處張貼毛主席語錄，有一家門口土牆上貼著一條語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我們看了很感動，以為這戶農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後來知道，村裡人沒有誰在意這些語錄的內容，上面要貼就貼，要多貼就多貼。一次在地里，一個小青年（幸虧成分是貧農）從兜里掏出語錄，說：「光念這個，能種好地嗎？」

農業學大寨

我們最初確實做過「教育農民」的事情。晚上幫著辦學習班，念憶苦思甜的稿子。這個稿子本來是給城裡人念的（是忽悠城裡人的），不知何人所編。主人公是個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沒碰到地主也倒霉，一個倒霉接著一個倒霉。後來把老鄉念煩了，都說「灰說，灰說」（灰說，就是瞎說）。我們自己也頓時泄了勁，從此不再做此類從城裡搬來的傻事。木生說的對，在農村，越想作為，可能越糟糕。在當時的「路線」下，許多事對農村的發展，並無意義。

農村裡頭，無人沒有階級標籤，比城裡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標籤做的，比如一開大會，就叫四類分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幹部先對他們訓上幾句報紙話，然後開會。可是，一到節骨眼上，到了關鍵的活兒，就不按標籤辦了。村裡有兩個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耬（用耬播種），種子入土深淺至關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讓他干。蓋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堅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個夜裡下暴雨，地里溝渠告急，大隊書記在喇叭里嘶聲大喊：「四類分子，知識青年！知識青年，四類分子！趕快到大隊部來！」出不出去，我們本來猶豫，他這樣一喊，「竟然把我們和四類分子放一塊，真不象話！」便接著睡覺。（改革初期，官方報紙發表消息，說一個地主奮不顧身搶救集體財產。）

許多老貧農的品質當然好，樸實憨厚，我們按照理論，將其視為典範。但他們的價值不在生產，而在革命、在道德。偶爾在一位老農家裡看到「四舊」的東西。他家有個小木箱，裡面裝著簡陋的線裝書，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來說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圖畫。這句話我一直記著。

插隊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們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經聊了幾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與老鄉比較起來，老鄉分量重，知青分量輕。知青其實是個膚淺的群體，在他們身上做不出什麼大文章。許多知青只會為自己訴苦，卻不知為農民訴苦，自己受苦是冤枉，農民受苦是該著。

當然，知青中也有對農村的事真有領悟的人（像張木生那樣的）。這樣的人或能將農村基層生活轉化為一種思想資源，認識中國社會。1986年，在美國，與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訪黃仁宇，在一家小飯館吃飯。黃仁宇說，他當過基層排長，所以懂得了中國人的事情。黃仁宇有底層意識，會從下往上看社會。現在的一些都市學者，一登場就是上層，總是從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擔心有觀念與事實對不上號的問題。社會問題的確有些只是上層的事，但也有許多問題是上下相通的事，還有些只是下層的事。我們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層的事（或觀念）不難，但要知道底層的詳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沒有下層的學問是「無土栽培」。我有個體會，在農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檁結構，回過頭再看北京故宮，才知道故宮建築不得了，它與百姓房屋的結構本質一樣，而尺度用料則高不可攀。

多年後我認識了張木生，問起當年的事，他說「那是李曉風（後改名李零）在後面鼓動的。」李零則說自己當時膽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開講！」張木生後來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組」的重要骨幹，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這個組。1984年，我們曾一起去過山西做過農村改革調研，因為拿著中央的介紹信，一路上到處受照顧，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個喜歡理科的學生，基本不懂社會人文的事情。從文革開始，不得不關注社會、政治、革命這一套。腦子裡逐漸裝進一批觀念，而自從有了這些觀念，糊塗、壓力也就來了，少年時代無憂無慮的時光便一去不返。

不過，在我的身邊，一直有些人，由於家世、經歷、知識、智力、膽識不同，沒有深受那些觀念控制，人格堅強，很有獨立認識。在整個七十年代，我從這些人身上受益頗多。

北京四中

北京四中校園裡，有幾排平房，最北邊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稱「教研組小院」。南邊的兩排是學生宿舍，供家遠的同學住校。這些宿舍都稱作「齋」，用數字編號。其中的六齋是個我常去的地方，由於機緣相湊，六齋里聚集了一幫「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熱鬧。除了我們高二年級的，還有幾個高一的同學，如趙振開（後來成為詩人，筆名北島）、曹一凡等。痞子，是那個時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徵是不要規矩。規矩，在那個時代意味著什麼，不用多說。當時，做痞子並不容易，不夠聰明，不夠膽大，都做不成。六齋的痞子都是聰明人。許多人都有外號，多帶一個「狗」字，表示是「壞傢伙」。姓什麼，就叫「狗什麼」，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趙振開本應叫「狗趙」，因他已先有「開牙」一號（借他名字最後的一個「開」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當時，「好孩子」們都在被迫學習虛偽。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張育海、牟志京、李寶臣等，他們膽子大，才分高，說話一針見血，嘻笑怒罵，暢快得很。「文革」中，他們辦過《中學文革報》、《只把春來報》等。《中學文革報》首發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名氣很大。《只把春來報》由張育海、李寶臣、楊百朋等人創辦，文章也相當大膽犀利。張育海為遇羅克助陣，寫有《論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來報》上，社會上索要的人很多。

這裡，我要多說一點張育海。張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們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純潔、熱情、才氣、英勇，這幾個詞兒可以一齊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學習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躍，會小提琴，博覽群書。他不滿足一般上課的內容，多次單獨向張子鍔老師（四中特級教師）請教大學物理。他課上發言，常令全班同學驚讚。張育海有正義感，待人真誠。文革中，張育海很活躍，或嚴肅著文，或嬉笑諷刺，大夥聽他講話每覺得十分痛快。一次開大會，為校長楊濱的問題辯護，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裝上台，如此戲劇性，令「對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長安街有一幅巨型繪畫，是重疊排列的馬恩列斯毛頭像，育海選好位置，把自己腦袋擺在這一排頭像的最後，照了一張相。照片洗出來，只見馬恩列斯毛後多了一個「張」，這個「張」的頭雖然也是昂著，但面相頗頑皮。

張育海後來選擇投身於「解放全人類的革命戰爭」，做「援緬革命的志願者」，參加緬共東北軍。他主動要求當機槍手，卻不幸在一次大戰中英勇犧牲。育海的犧牲是同學們無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緬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選擇。他的選擇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作為、太渴望機會。1969年夏，育海自緬甸叢林中來過兩封信（先後給劉捷、何大明），文辭激昂沉重，在同學中流傳。當時我們正在村裡，讀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張育海信中的話：

（從雲南出發）「精采離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絢麗多彩的景色一樣，紛至沓來，不及多寫，就已輾轉於緬甸的深山叢莽之中了。」

「想當初我們撫掌暢談天下大事，讀兵書，觀形勢，現在我回想起來，還是恍如昨日，記憶憂新！」

「也許象千古以來無數英傑悲嘆的那樣，有心投筆，無路請纓，雖欲乘長風破萬里浪而不得。關鍵在於『機會』！」

「至於走我這條路，我是這樣考慮的：的確，我這條路是迷人的。馬克思說過：『讓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屍體吧！那些首先朝氣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們的命運是值得羨慕的……』。」

「儘管只經歷了短短的一段戰爭生活，但我已深深體會到和平生活的寶貴，體會到你們的幸福。簡單說吧，軍人生活是和我們以前的學生時代極端相反的生活，這裡沒有『不』字。……你即使冒著極大危險，克服極大困難達到了目的，也只是贏來更大的危險和困難。」

「戰爭一開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而個人的價值，個人的意志，除戰爭的指揮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學範疇』或是在兵力計算上有意義。」

「也許有人想，壯烈犧牲，流芳後世，死也值得。……實際上，大多數犧牲並不一定很壯烈，……死，也許不一定永遠被人懷念，默默地躺在異國冰冷的泥土之中，而親人還不知道。……古詩中，『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啰，『一將功成萬骨枯』啰，凄慘悲戚處即在於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寫後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於大戰中犧牲。育海的犧牲是由於他衝鋒時前進得太快、太遠，脫離了戰友的支援。育海總是這樣，沖得太遠！對於張育海的死，我們很不甘心，我們總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該有怎樣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歲月里，張育海的傑出性、激進性，更顯襯了那段歷史的沉悶。在那樣的歲月里，我逐漸形成一種習慣，天下出了什麼事，大報上出了什麼社論，真真假假，我必要聽聽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學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們的見解。這個習慣越來越深，以至對於組織，無論是什麼組織，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線我不會破，但內心只認同具有獨立人格、有才氣、有膽識的體制外的菁英們。

據我觀察，老三屆的人，其實多與體制有距離，這是他們的經驗習慣。他們長大成熟的時候正值打倒體制的運動高潮。單位算什麼！當權派算什麼！官府是一個審視的對象，不是服從投靠的對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會「問題」的大本營。老三屆中，相當一批人已經不習慣在毫無威望的體制內做事，以為跟著體制走，是浪費時間。人在體制內掙飯錢，心卻是遊離的。若是碰到一個平庸的領導，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關係。這種狀況，損失了許多機會，在現實利益上，大家也很吃虧。但說實話，他們在那個特殊時代的社會價值、歷史價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農村插隊，加強了知青們體制外生活的習性。不過，儘管如此，在插隊初期知青們並非沒有一種對前程的認真期待。我當時的感覺是，成千上萬知青湧向農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場社會運動，而只要是社會運動，按當時的理解，總會有一個像樣的歷史成果。儘管張木生已經否定了出現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地期待著。這個成果可能是什麼，我無從推知，但我相信，它應當是從知青與農村的結合中延伸出來，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會隨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對農村插隊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會激蕩的新潮所淹沒，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02

文革大串聯培養了我們出門遠行的愛好和能力，從1966年起，幾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隊，還是這樣。1971年9月，我的計劃是：隻身一人取道包頭南下穿越鄂爾多斯去延安。我先從土左旗坐火車到包頭，到包頭後，不料趕上連天大雨，長途汽車停運，害得我在包頭車站的木頭長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飯錢。第四天開車了，汽車在包頭南邊跨過黃河浮橋，進入鄂爾多斯。車行不久，駛近庫布齊沙漠，那是我頭一次親眼見到無邊沙漠，景色太壯觀了！

庫布齊沙漠

這班車到東勝算是終點，要再買第二天到榆林的車票，晚上還得在東勝吃飯過夜。晚飯實在嘴饞，便狠心買了盤過油肉（知青見肉哪個不狠）。正吃著，來了個要飯的胖小子，10歲出頭，一身齷齪，站在我桌前（準確說是站在過油肉前）。他站了一會兒，便開始抓撓頭髮，只見這小子的頭皮紛紛落下，直入我的過油肉里。這招太損了，也太靈了，我沒法再吃，於是起身，他坐下了。在東勝過夜怎麼辦？已經沒錢住旅館，我跟旅館門房的老頭商量，想在門房的長凳上湊合一宿，他答應了（現在輪到我要飯）。

第二天買票上車，天黑後到了陝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麵條，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個旅館，又跟門房的老頭商量。這個老頭卻不那麼慈悲，說了半天也沒用，他把我趕出來，咣當一聲關上了大鐵門。半夜10點多鐘，空曠的榆林街頭，古老的青石板泛著月光，到哪兒過夜呢？我想到了安辦（「安辦」是「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的簡稱，那時每個縣都有安辦，是專門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辦的大門，一個年輕的幹部被我敲出來，我跟他講了我的困難：因為遇雨耽擱，身上的錢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幫助我證明了身份，他很熱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覺的炕上。第二天，他帶我到縣民政科領了三塊錢「社會救濟款」，又帶我到「三干會」（大隊、公社、縣三級幹部大會）上吃了頓飽飯（用的飯碗像小盆，燴菜的大鍋口徑一米五），最後幫我買了長途車票。我終於到了延安。

這次孤身旅行，前後六、七天，彷彿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漸簡化、凈化為一個要飯的，什麼「革命」、「大有作為」、「唐朝歷史」都沒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見到老同學，再溫「志向」一類的豪言壯語，身份才回歸過來。多年以後，我「解讀」這次陌路孤行，它彷彿是我隨後的一場精神變化的凈心準備。

我在延安造訪老同學，結識新朋友，當然，也要照例參觀。我一口氣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個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裡拿足錢，遂輾轉回到北京。

京城裡傳說飛走，消息驚人：「有群幹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廳）吃飯，不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而為總理乾杯，還說咱們喝桂花酒，總理喜歡喝桂花酒！」「林彪投蘇修，飛機掉下來，機毀人亡！」林彪出事，影響很大，那個指揮人生的「革命」，頓時退色。政治上層尚能堅守秩序，而社會下層，人心再難控制。別的不用說，在個人層面，大家開始意識到，人生要自己來管了。

回到村裡，想到實實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開始談論離開農村做什麼專業的問題，專業才是新的人生支點。看看我身邊的同學，王大理自學無線電專業，最沒有問題，他已在縣裡小有貢獻。（後來他到美國，救過一個電器公司的命。）蔣效愚天生有組織辦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會群眾工作（就是當官），事無巨細，都盡心儘力。村裡讓他當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分管最麻煩的民政。他白天照樣幹活，晚上給上門來的媳婦大娘斷家務事，在我們窗戶外面，聽大小娘們嘮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見抱怨。（他現在受命組織奧運會工作，任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與黃銳聊，他想起幼時喜歡畫畫，便很快從老鄉那兒找來木頭做了畫架，不久後我見到他的寫生，水平讓我大吃一驚，不想他原有這份才氣。（後來他與趙振開結識，辦《今天》，辦「星星畫展」，是意志極為執著的人。）晉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晉美的兒子），他在插隊時似乎無事可做，但我們知道，他早晚會吃西藏的飯。他原先填出身是農奴主，父親入黨後改為革命幹部。晉美有修養，冬天喝醉酒，作詩，出口成句。（晉美後來念了民族學研究生，但現在美國……有人說，他若不出國，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長。）黃銳的哥哥黃鈞學習好，當年在班上考試，下來與他對題，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樣，一定是你錯了。黃鈞有學習能力，到哪兒都不怕。（黃鈞後來在中國科學院從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無所長，不知向哪裡走，不知該吃什麼飯，但畢竟年輕，精神空，熱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趙振開家溜達。振開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衚衕的一個大院，這個院曾是明朝太監大航海家鄭和的宅子，當然此時已面目全非，幾座新式大樓蓋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機構、單位占居，一個院一類職業（或權力），一類氛圍。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電影的，看電影等於看鄰居。而三不老大院，長者皆客氣，越客氣，越讓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發現，振開家是個城裡文化青年的據點。這些人沒有插隊，留在城裡，延續都市生活。振開分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工作，他告訴我們，「天天讀」時，他看英文語錄，別人明知道他在學英文，但沒轍。他對插隊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過我們村，與荒灘上的羊群合過影。

那個年齡段大家都愛唱歌。在村裡，我們常常於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蔣效愚嗓門洪亮，聲音可傳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裡振開家原來也是個唱歌的地方。振開自己是小亮嗓，號不大，雖然亮，但緊得很。我們出場蔣效愚、趙永明（曾為四中歌星），到振開家，聲震四壁。後來振開約來城裡的康健，康健嗓子極其響亮甜美，一張口，房頂快掀了。夜晚離開振開家，在三不老衚衕里告別，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聲在空巷中回蕩。服了，聽了康健之後，知道什麼是天分。康健後來進中央樂團，獨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個冬日去振開家，沒有別人，只有他自己。他說「這有幾首詩，你看看」，遂把幾頁白紙輕輕放在乾淨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詩的模樣，在標題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頁白紙抄一首，簡簡單單，整整齊齊。但一讀詩句，甚是傻眼，詞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與振開聊過詩，他曾讚賞「賀派」，就是賀敬之的詩。賀敬之的詩，我們都曾喜歡，坐火車去內蒙古插隊的路上，我們就念過《西去列車的窗口》。但振開現在拿出的詩，雖還是方塊字，但文辭情感意境都扭變了個模樣。我對這些詩，當場無態可表，振開也沒有說是誰寫的（但我料定是他寫的）。

想不起來是否把詩頁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詩句是伴著我回家了。回到家裡，腦子仍泡在那些詩句里。雖然我還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義，但我明確意識到，自己正在面對一個十分嚴肅的挑戰，它不在這些詩歌的含義，而在這類詩歌的產生本身。我感覺振開他們這幫城裡同學跑進了（或曰開闢出了）另一個世界，他們更自由，更奮爭，更痞……，不，已經不是痞，是一種更深刻的東西。那是文化思維的高度，也是個人的高度，高得有點怪，怎麼上去的？

某一個興奮夜晚，我仿照那種風格，體驗著對「另一個世界」的感受，也寫了一首。其中有一種句型，一個字加一個破折號，完全是抄襲振開的詩句。振開說：「你――好，百――花――山」。我說：「你――好－－大－－海」。

轉日與院里大蘿蔔（正名羅放華）徹夜交流，大蘿蔔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得感慨萬分。我先是念振開的詩，我念一句，大蘿蔔頌揚一句。我又讓他聽我的詩，他也是句句賞析。我十分得意，心裡開始把自己與振開算作一夥。我這輩子沒這麼當場被人誇獎過，當然也有些心虛，我畢竟是剛剛學來的。不過幾天後，我把這幾句詩，仿照振開的做法，在白紙上工整抄寫，拿給振開看了。得了振開的誇獎，我才說出這是我寫的。振開問我他給我看的那些詩如何，我說好，他說是他寫的。從此以後，我誤以為自己能寫詩。

《今天》第1期

幾年以後，振開辦《今天》，我也寫了兩首，先給剛來北京在劉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於客氣，誇了我兩句，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是學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歷史繫念考古），她大吃一驚，說考古怎麼能和這些詩統一在一個人身上。我後來把這些詩拿給振開，想給《今天》投稿。振開看了一會兒，嚴肅地說，「想法不錯，技巧差一些。」振開的這瓢涼水頃刻間把我的詩興澆滅，我後來便不再寫詩了。不過，對這幫詩人，我照樣敬重，敬重的不僅是詩，還有這幫人的活法、這幫人的一股勁頭。

1971年的冬天，雖然整人政治還壓在上面，但社會內里已經湧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開等人的詩句，顯示了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議，不再是原發的牢騷，不再是「被窩裡的怪臉」，而是人類情感的一種成熟美學形態：詩歌。作詩是中國人的傳統，情感激蕩的時代，總有詩歌出來，成為時代的注釋和記憶。很快，振開的詩在同學中傳看，劉捷曾感慨：「這樣的詩，若世道沒有大變化，很難得勢。」的確，詩與世道的衝突顯而易見，而較量就是這樣開始的。詩歌的嚴肅性與人的嚴肅性是一致的，我漸漸發現，表面文質彬彬的振開，竟是一個不畏強權風險、勇擔責任的人，這是原來在四中六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現也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仍在繼續。

2007年，在香港見到振開，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詩中的兩句。嗨，這麼多年大風大浪，他已經成為北島，還能記住我的幾句東西，在作詩這樁事業上，我也算滿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裡被震動的還有一種東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種精神涌動。我們院的劉羽家，原來也是個文化青年窩，我飯前便後隨意去那裡坐著，尤其看到門前自行車多的時候。在劉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繪畫、音樂、文學各路人馬，有時一屋子人，煤爐子再加抽煙，烏煙瘴氣。他們談的都是藝術，手拿洋書、畫冊，放的都是洋音樂。洋氣，現在算不了什麼，但在那個年代，是一種喚醒真靈魂的強大力量。其中飽滿的人性讚頌，誰不嚮往？

「繼續革命」讓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這種軟刀子的折磨下，人們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無尚價值。後來發生的一切變化，其實都是從人性的突破開始，而所有做出奮爭、啟蒙貢獻的人，無不具有人格的獨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覺醒的人性面前，越來越黯淡。這是我記憶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題。

我的「發小」鄰居劉羽，在許多方面未必強悍，但他的價值觀、他的善解人意、他對文化人的強烈興趣（有些人對文化感興趣，有些人對文化人感興趣）、他的熱心，令他成為那個特殊的年代裡不能沒有的、無法忘記的朋友。北島、徐曉都寫過回憶劉羽的文章。劉羽1965年中學畢業，沒上成大學，在北京無線電三廠當機修工。雖然當工人，但心裡崇尚的完全是知識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襖，戴最小的像章，家裡有古琴，有《十三經註疏》，有高檔音響，常備咖啡，他的紅磚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調。

劉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態的典型人物，他騎著一輛倒輪閘自行車，在北京四城穿梭，織成一個網路，聯結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聶紺駑與劉羽在山西共過牢獄（所謂政治犯），關係不一般。劉羽結婚，老聶（劉羽總是這樣稱呼聶紺駑）親手寫了長幅對聯。劉羽淺嘗古琴，乃是緣自與古琴大師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們開劉羽的玩笑，說叫他彈成了「一鍋粥」。劉羽年輕的朋友當然更多，他是溝通的專家。

芒克（左）與北島

我的中學同學，劉羽認識不少。因為劉羽，振開結識了芒克（外號猴子，取英語諧音）等人，後來辦《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幾個人常到劉羽家來，我在那兒會過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剛等。除了這些詩人，美術、音樂、攝影、文學等各色真假豪傑，也常來劉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對其中一些人來說，操弄藝術也許是假，但人文追求絕對是真，就像我寫詩一樣。劉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卻為魚龍巢穴。2003年，這裡要拆掉舊院蓋新樓，我特意到劉羽小屋前留了個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時的聚會是一種享受，與現在的「派對」完全不同。聚會的夜晚無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劉羽家。早晨，從劉羽家端臉盆出來洗臉的，不定是誰。我後來學地理，懂得地方場所的重要，講事業、講歷史，不說地方，都是虛的。

劉羽有一種本事，與你談話，很能對你的心思，尤其對你特別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覺得劉羽是知己。劉羽體諒你的艱難，知道你的需要，為你的成就喝彩，誰不需要這樣的朋友。後來，劉羽也成了振開、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劉羽關心過的人很多，但關心他的人卻很少。也許，我們最終意識到了這一點，2004年冬天，劉羽因肺癌去世，我們給他開了一個像樣的告別會，我作告別會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長大的「孩子」，來的還有曹一凡、邵飛、徐金波、徐曉、趙振先等好友。後來得知，振開遠在美國，也為劉羽點燃蠟燭。劉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靈此刻能有所寬慰。

1971年底，我在振開、劉羽那裡感到北京城裡的一股來頭，於是奮筆給村裡插隊同學寫信，說城裡大變，城裡同學在前進，我們在農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們插隊的人甩在腦後，我們曾以為，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經轉移到農村了。現在看來，不是這麼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從振開那兒知道了「灰皮書」，即內部政治讀物。這些書封面是灰顏色，許多是對「社會主義陣營」政治形態的揭示，是一批「解凍」文獻。看這些書，可以不睡覺，心跳不已。黃永玉比喻說，「文革」時人們被壓，無處發泄，只好「到被窩裡做幾個怪臉」。讀灰皮書，開始也是被窩活動。一方面，要有幾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須連夜讀完，後面有人排隊等著呢。還有一類「黃皮書」，是文學類的內部讀物。這些書，與大家更是心氣相通，讀時，更睡不著覺。這些書是體制內「漏」出來的，而一漏出來，就在社會上「流毒甚廣」了。

想不起是什麼契機，我們在71年那個冬天還把注意力轉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學教授們。比較一圈下來，只覺得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經的知識，有端正的人格。陳捷父母都是西南聯大的，通過他們的關係，我們拜訪了一些教授。

哲學家鄭昕是我們拜訪的頭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園，屋內氣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學。當時談的什麼話全忘了，但記得他號稱中國的康德，作學術報告，聽眾要限制級別。

童詩白、鄭敏夫婦，一個是清華電機系教授，一個是北師大外語系教師，早年雙雙留美。我們去他們家次數較多，順著陳捷的口吻，稱他們為童伯伯、鄭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與陳捷、振開等人到他們家聽李生生（音）彈鋼琴。生生是小女生，父親是清華數學系的老師，她彈的曲子是「黃河」。生生嬌小的身形，合著壯麗的琴聲，情景令人難忘。生生彈過琴，童伯伯又坐在旁邊的小板凳上拉了一會兒小提琴。時間晚了，鄭阿姨端上紅豆粥。不錯，用現在的話說，那一回玩得是相當的「小資」。

我自己後來與鄭阿姨見面較多，很談得來。毫無疑問，鄭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說的東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說的，儘是新鮮想法。早聽說她四十年代寫過詩，但正式知道他們叫「九葉詩人」，是在北島等人帶動的當代詩歌運動興起以後。在新詩潮中，彙集四十年代優秀詩作的《九葉集》出版（1981年），鄭阿姨送了我一本。鄭阿姨的女兒童慰，也是詩人。用振開當時的話說，童慰是很純的女生。

我們那時拜訪教授，與其說是對知識的追求，不如說是對知識人的好奇與崇敬。當「火紅」退色的時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舊」知識分子，卻漸漸顯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裡的一番活動，讓我心潮大變。農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裡的新局面已經展開（雖然整人政治還在）。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轉向城市新文化，這個變化，往深里說，往大了說，是農村（農民）引領中國歷史的時代的徹底結束。我當然只是跟著感覺走，憑的不是社會理性，而是對人性的識別。我後來明白，自己教書也好，做研究也好，社會關注也好，其實都屬於人文這一翼。

感謝鄧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個名額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是工農兵學員。我們這批學生，在後來「批鄧」時，被稱作「回潮學生」。進了大學，仍然是兩重生活，一套官府體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體制心在外。我們與老師接觸，也有兩套方式，一套為體制內的形式，另一套是體制外的真情。關於這種特殊友情，在我們考古專業，可以看張承志對俞偉超老師的回憶。還是那句話，體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體制每成為「高壓鍋」、「×家店」，而體制外則永遠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這才是開始，七十年代的驚天大事還有許多。我們每一個從七十年代過來的人，想必都會拿出厚厚的一摞回憶。回憶是單純的懷舊嗎？對個人來說，就是，但對於一個群體來說，可能有更多一些的東西。有人說過：「回憶和期待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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