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楷模

原標題：西南聯大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楷模

西南聯大從1937年平津淪陷後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至抗戰勝利後複員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前後共計八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躍在各個學科領域（1955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部委員中出身於西南聯大的有118人，占學部委員總數473人的24.9％。參閱周發勤等：《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貢獻》）。

西南聯大不僅培養了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而且也培養了何炳棣、鄒讜、王浩等人文科學家，還養育了像殷海光這樣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西南聯大的存在對於分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活動有重要的意義。

正如一位西南聯大學生所言：「西南聯大便具備了雙重意義。一個是表面的意義，那當然就如其名稱所揭，是一個『學校』，是一座研究學問、傳授知識的最高學府；但在另外卻還有一重不為人們所見的隱潛意義，那就是一個醞釀輿論，領導思想的中心。

西南聯大

這一面雖然潛隱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卻是西南聯大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意義』。若棄此不顧，只談上課講學，那實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聯大。」（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見《當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第13頁，台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

西南聯大的設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政府決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南聯大設立的動議直接來源於胡適等人，1943年1月2日蔣夢麟致胡適的一封信中說：「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聯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 七?七事變前夕，蔣介石邀請了許多國內知名人土在廬山舉行國是談話會，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應邀參加，同時還邀請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陳岱孫、浦薛鳳、庄前鼎等。

事變後，北方各校紛紛去電告急，要求幾位校長返校應變。當時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學者、教授李書華、陸志韋、查良釗、羅隆基、梅貽寶、鄭天挺等21名教授聯名致電廬山談話會，要求守土抗戰。 7月17日梅貽琦電告清華教務長潘光旦「今早重要會議，當局表示堅決，並已有布置。」（同上）在這樣的情況下，三校遷往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此事經三位校長回南京和教育部進一步磋商後決定實施。

8月14日，教育部密電梅貽琦、顧毓琇：「政府擬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特組織籌委員會，敦聘先生為委員……」（同上）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貽琦一封公函說：「奉部長密諭，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委員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

梅貽琦接信後，立即赴長沙進行籌備工作。

長沙臨時大學即為西南聯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漢告急。

後經蔣夢麟親自請示蔣介石，才決定將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省會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轉知：奉行政院命令，並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7月1日正式啟用關防。

西南聯大在昆明前後約八年時間。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

當時，國人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高度評價，認為這是「寬容精神」的結晶。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歷史時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現出的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精神，實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西南聯大的成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筆精神財富，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對聯大精神，聯大風格進行深入研究，以發揚中國知識分子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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