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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一滴見品質,一生一世現精神——金寨籍將軍張賢約的家風故事

作者簡介:胡遵遠,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六安市黨史教育宣講團成員、政協委員、作協會員,金寨縣黨史縣誌檔案局黨組書記、局長,金寨縣紅軍歷史研究會和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金寨縣政協委員、常委、社會法制和文史委員會主任。先後被相關部門授予「全省文化體制改革工作先進個人」「全省廣播電影電視系統先進個人」「全市服務工業發展先進個人」「六安市優秀政協委員」「六安市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等光榮稱號。

張賢約,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人,開國中將。在紅四方面軍南下途中的綏崇丹懋、天蘆名雅等戰役、抗戰時期的百團大戰、解放戰爭時期的延安保衛戰、沙家店、宜川等戰役中,一路向前、所向披靡,是一位作戰勇猛、戰功赫赫的虎將。不僅如此,張賢約在「治家」方面也是「一把好手」,長期從後勤管理工作。

以情感人 撥亂反正

1952年8月,張賢約接任西北軍區後勤部部長職務。軍區後勤部自1950年成立以來,經過兩年的建設,各方面的工作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但是由於處於初創時期,西北軍區進軍邊疆、剿匪、生產、穩定社會等各方面的任務十分繁重,後勤建設沒有走上正常軌道。加上進城後一些幹部的艱苦奮鬥觀念開始淡漠,貪圖享受的風氣逐步抬頭,嚴重地影響了後勤工作的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對提高後勤人員的思想覺悟,抵制和糾正不良傾向,保持和發揚勤儉節約、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等優良傳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運動初期,打擊面過大,方式方法上也有些過火和簡單生硬,從而傷害了一些幹部,影響了同志關係。因此,張賢約到任時,不少業務工作尚未恢復正常,人員思想也比較動蕩,瀰漫著猜忌、觀望、戒備等消極情緒。他雖然集部長、政委於一身,大權在握,但心裡很清楚,跳光桿舞是不行的,要把工作搞上去,必須群策群力,把後勤部人員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副部長夏耀堂在運動中被搞得焦頭爛額,傷透了心,住院療養時,用一隻小提箱裝上自己的全部家當,打算就此調走,再不踏進後勤部的大門。張賢約得知夏耀堂自紅軍時代就干司務長,是個「老後勤」,對業務十分熟悉,人也非常簡樸正派,但卻在運動中受了傷害,就主動到醫院去看望他,懇切地希望他受得起委屈,留下來繼續干。但夏耀堂去意已決,不為所動。張賢約就三天兩頭往醫院跑,不但帶去一些挂面、白糖、茶葉之類的食品,一見面就東拉西扯地和夏耀堂談些後勤方面的事情。夏耀堂終於頂不住了,同愛人溫振傑商量:「新來的張部長是個實在人,別讓他再為難了,咱們回去吧!」於是兩口子提著那隻破舊的小皮箱,又回到了後勤部的院子。

「三反」運動結束後,各業務部門都缺人手,要求調進幹部,但是,卻有一批幹部繼續被掛在一邊。張賢約感到奇怪:為什麼自己的幹部壓在那裡不用?為什麼捨近求遠?細了解才知道,雖然這些人的情況都已搞清,但由於裡面夾雜著一些人事關係方面的矛盾,所以未被完全解脫,這些幹部也是一肚子意見。張賢約認為事情不能久拖不決,把幹部扔在一邊就是對人家的不負責任。他決定把後勤部的幹部用起來,不管是來自哪個山頭,也不管運動中曾被打成什麼「老虎」,只要問題搞清楚了,就要量才使用。這些幹部很快重新任了職,怨氣消了,工作更加積極主動了。張賢約對幹部一視同仁、一碗水端平、惟才是舉的公道正派作風,贏得了上下各級的充分信任,一度存在的相互猜疑、思想渙散的狀況很快得到扭轉,後勤部機關出現了團結穩定、積極向上的新氣象。

張賢約在戰爭中養成了良好的戰鬥作風。這時,他最看不慣的,是後勤部門容易出現的那種松垮稀拉作風。為此,他下大力進行了專項教育整頓。他規定了嚴格的工作、學習、休息制度,要求上至部首長,下至每一個幹部,都必須按時上下班,準時到會,嚴格執行請銷假程序。

訂規明矩 嚴肅紀律

西北的氣候惡劣、土地貧瘠,部隊的供給保障條件較差,生活一直比較艱苦。建國後進了城,不少幹部的思想鬆了弦,不願再過艱苦的生活,覺得該改善改善了。加上供應工作中存在粗放管理和大大咧咧的游擊作風,因此,鋪張浪費、大手大腳的現象一度比較嚴重。部機關小灶食堂負責接待來往的軍隊和地方領導人,餐廳的櫃櫥里,隨時擺放著茅台酒、龍井茶、中華煙等高檔消費品,不但就餐時隨意享用,客人走的時候往往還要送一些,時間一長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三反」運動一來,這筆賬成了問題,負責批錢的前任部長黎化南為此吃了不少苦頭,具體辦理的人員也一度被當成「老虎」。張賢約以此為鑒,多次教育大家要認真汲取經驗教訓,勤儉辦事,厲行節約,嚴格執行接待制度,堵塞管理漏洞。生活一貫簡樸的張賢約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他從自己就餐的小灶入手,規定了明確的伙食標準,取消了飯菜以外的一切特殊供應。即使是接待他多年的老戰友、新疆二十二兵團副政委饒正錫這樣重要的客人吃飯,也不過加了兩個炒菜。他的煙癮很大,但都是自己掏錢買煙,會客室里的罐裝香煙,除了會客之外,他從來不去抽。平時他和家人依然像在新疆一樣分灶吃飯,他吃小灶,妻子楊益華吃中灶,孩子們吃大灶。

在張賢約的帶動下,後勤部機關上下形成了公私分明、艱苦樸素的良好風氣。一天,副部長夏耀堂正在辦公,七八歲的兒子夏毅放學後來到他的辦公室,看到辦公桌上的筆筒里插滿鉛筆,不禁掏出來拿著玩。夏耀堂讓他放回原處,他提出要用一支寫作業,夏耀堂不答應,他就鬧起來。夏耀堂無奈,只好掏出錢,叫通信員領著兒子上街另買了一支。

以身作則 鑄造家風

張賢約的夫人楊益華既是一位革命者軍人,又是一位賢妻良母。她一直跟隨張賢約轉戰大西北,曾擔任過機關的指導員、政治協理員等職務,雖沒有直接在前線拼殺,卻也為作戰勝利做了許多輔助、保障性工作,跟隨著丈夫過著居無定所的艱難生活。到了大西北,惡劣的自然條件,使得楊益華的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1955年軍隊實行制度改革,楊益華與大多數女軍人一起被安排複員退伍。楊益華因當時體弱多病,同時考慮到張賢約的工作繁忙,生活上需要有人照料,四個子女都還幼小,便沒有再要求組織上另行分配工作,挑起了料理全家生活的重擔。張賢約雖然是軍隊高級幹部,工資不低,但家裡人口多,又要經常接濟親友,靠他一個人的工資,生活並不寬餘。楊益華就精打細算、勤儉持家,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

張賢約和夫人特別重視孩子們思想品行的培養和教育。家中有保姆,但孩子們的衣服必須自己洗,弟弟洗不好,姐姐幫助洗;家中有炊事員,但飯後孩子們必須自己洗碗筷;孩子們進城只能乘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從不許坐公家配的小汽車。久而久之,孩子們也就養成了習慣,不敢再作「非分」之想,在吃穿住行、言談舉止各個方面,都與工農子女一般無二,從沒有流露過高於子女的「優越感」。

張賢約和楊益華自我約束很嚴,一向公私分明、廉潔奉公。他們每次搬家,只要屬於公家配置的東西,大到沙發、地毯,小到窗帘、煙灰缸,總是全部留下,一件不少。在他們潛移默化的熏陶下,孩子們從小養成了勤勞儉樸、正直無私的思想品格。大女兒張陽陽上中學時,品學兼優,年年被評為優秀生。1962年總政組織人員對駐京部隊高級幹部在校子女的思想表現進行調查,張陽陽被列為表現突出者之一。時任總政副主任的徐立清得知後,專門給老戰友張賢約打來電話,欣慰地說:咱們的孩子有出息!

張賢約的正直與無私,使得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從未沾過他的光。「文革」中後期,張賢約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分管總後院校,1970年軍醫大學學員分配時,張賢約一位紅軍時期的老上級給他打電話,希望能將張賢約的女兒和他自己的女兒一起分到北京。沒想到,張賢約絲毫不看情面,固執地堅持「先服從分配,以後有什麼困難再說」。於是,大女兒張陽陽被分配到條件最艱苦的西藏軍區,一直在那裡工作了五年。張賢約是總後負責院校招生的最高首長,他也曾幫助一些受過迫害或有實際困難的老幹部解決了子女上大學的問題,但對自己的子女卻毫不通融,堅持讓他們憑自己的努力去爭取。結果,除大女兒「文革」前就以優異成績考上軍醫大學外,其餘一女二子在當時不正常的政治社會環境下,沒有一個能上大學。對此,孩子們一直引為憾事,但是,他們清楚地記得:當時尚未恢復高考,上大學要靠推薦,而推薦往往要靠拉關係、走後門,沒有人替你說話,你學習再好也沒用,而自己又是不愛找關係、走後門的人,父親倒是最「硬」的後台,卻又不肯出面「打招呼」,連送來的人情都拒絕。既然如此,自己上不了大學也就不奇怪了。不過,他們遺憾歸遺憾,但對父親的正直與清廉不能不肅然起敬。

張賢約在總後工作期間,先後配過五任秘書。他們兢兢業業地工作,但無一人「近水樓台先得月」,與一般工作崗位相比,誰的職務也不曾得以破格或提前晉陞,有的甚至在確定職務時比同資歷的人還低了一級。許多年後,幾位秘書談起在張賢約身邊工作的日子,都感到十分幸運、無怨無悔。「跟著老首長工作,學到了許多做人的道理,這比什麼都寶貴。」擔任張賢約最後一任秘書的孫兆昊代表大家這樣說。

作者(收集整理者):胡遵遠 李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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