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離騷》中屈原的生死觀
在中國文學史上，屈原可以算得上是直面死亡、言及死亡最多的一位詩人。其中，在其長篇政治抒情詩《離騷》中就有七次：「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佤兮」、「伏清白以死直兮」、「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阽余身而危死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屈原以最徹底、最積極的態度對待理想、對待信仰、對待他人生中的一切，即便是對死亡。其生死觀的基礎是情感和堅持，是「對社會政治和人生理想的雙重固持」，即積極的生命態度與準備好了的死亡選擇，看似矛盾實則形成高度統一的觀念、心理，它們構成了屈原生死觀的特殊性與永恆性。
首先，《離騷》反覆表現出屈原隨時準備終結自己生命與對時間流逝的緊迫感的矛盾。 一般來說，一個準備要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對時間的流逝是不太在意、不太關心的。屈原卻相反，他對時間有著超乎常人的緊迫感，有著特別的個人時間體驗：「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通常認為，《離騷》作於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後，此時他對楚懷王仍寄以希望，對楚王室的幻想仍然沒有最後的破滅和絕望。暫的政治失勢使屈原更加珍惜時間，不是為了自己享受生活、享受生命，而是要「及前王之踵武」、「謇吾法夫前修」，是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是「恐皇輿之敗績」，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而擔憂。 其次，《離騷》反覆表現出屈原隨時準備終結自己生命與「老冉冉其將至兮，恐名之不立」的焦急感的矛盾。 「恐名之不立」，即擔心自己的美名不能早一點確立。這種生命觀是積極的，屈原並不在意於個人的功名利祿，也不在意於個人作用的社會承認，而是全身心關注民族、國家的興衰成敗。至於「名」，可以稱得上是屈原個人的審美追求和信仰，他希望自己達到一種審美的最高境界。他以「麗服」、「精玉」暗喻對美的追求，以蘭草、芰荷象徵人格的高潔，甚至連他的政治理想也以「美政」來命名，而屈原對時光的極度珍惜是以對理想、對至美的追求為終極條件的，在死亡與這種追求之間，他寧可選擇死亡，也不會放棄追求。 最後，表現出屈原隨時準備終結自己生命與熱愛生活、熱愛故土和民族的矛盾。
一般而言，一個對生活極度灰心、悲觀厭世的人才會自殺。而屈原卻恰恰相反，準備走向死亡卻絲毫未影響他對生活的熱愛，對美好事物的執著追求。屈原對民族、對人民、對故土的熱愛之情，在其詩作中也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他為民生的艱難而痛苦，「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也為人民的痛苦忍耐，「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九章抽思》）；甚至為民眾的苦難敢於責罵上蒼，「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離騷》中，在屈原看來，生命的本義在於本性的保持，人要為自己的理想（包括人格、政治、社會三種理想）生存，而人的一生又是極其短暫的，為此他才有強烈的時間緊迫感；假如人不能按自己的理想生存，那不如不生存，這樣活下去並沒有意義。因此，正是對生命、對民族的熱愛，對美的至愛，屈原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汩羅自沉；也正是汩羅自沉，更顯示出屈原對生命、對民族、對國家、對美政的激情和追求。 屈原生活在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時代，同時代的儒家、道家理論中也有對生命、對生死的闡釋和宣揚，並對中國人的生死觀有著強有力而深遠的影響。在此，我們可以將屈原和儒、道兩家一起做個簡略的對比。 道家的生死觀集中表現在《莊子》一書之中，「莊周夢蝶」與「妻死，莊子鼓盆而歌」兩個故事生動、形象、典型地代表了道家的生死觀：生與死都是虛無一體的，此生即彼死、此死即彼生。將夢與醒、生與死強加確定、區分，只能是受外物之羈絆、束縛，而頓生計較之心，此無異於對生命之殘害。因此，像樣的對時間的緊迫感、焦急感，在道家看來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莊子就是要用這種極端反常的判斷打破人們對時間的固有概念，從而進入一種「天人合人」的無時間境界。 儒家生死觀與道家生死觀大多是相對的。儒家注重生，對死則取迴避態度。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但儒家並不是怕死，「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始終俱善，人道畢矣」（《荀子禮論》）。儒家也認識到人之生死為自然變化之常理，主張對死亡泰然處之；然而因為認識到死亡的必須性，才能注重在世時建功立業。儒家最為顯著的是進退觀，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當個人利益與道義不能兩全的時候，儒家堅決主張捨生取義：「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也」（《孟子告子上》）。 綜上，屈原的生死觀是不以理性判斷為主，而是個人情感的力量佔主導，它出於自己對理想的追求、對生命的珍惜、對國家、對民族、對信仰的赤誠，是「對社會政治和人生理想的雙重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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